“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
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
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
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
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
。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
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
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
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
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
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
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
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
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
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
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
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
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
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
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
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
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
。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
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
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
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
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喻世明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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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藏医学(藏文:བོད་སྨན་,威利:bod sman),简称为藏医,是一种流传在西藏自治区的传统医学,以诊脉和尿液分析等方式诊断,利用行为和饮食调节,以及天然材料(草药和矿物等)组成的药物以及疗法(藏式针灸、艾灸等)治疗疾病。藏医属于西藏民族的民族医学,它以印度佛教文献(例如阿毘达磨和密续)和传统医学阿育吠陀为基础,至今仍然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拉达克、西伯利亚和蒙古发展。
据《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西藏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三种疗法,即放血疗法、火疗法、涂摩疗法来治病。同时,还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治疗外伤等等原始简单的办法。公元四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棋嘎齐和碧拉孜入藏,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公元六世纪以来,从内地传来了医学和天文历算;七世纪,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四百零四种病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以及四种医学论著如《门介钦莫》(即《医学大全》)等。八世纪,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来了许多医药人员和医学论著,并把其中一些著作译成了藏文,如《索玛拉扎》(即《月王药珍》)等等。赤松德赞时期,藏医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九大著名医学家,即玉妥·云登贡布、碧棋列贡、吾巴曲桑、齐齐谢布、米娘绒吉、昌提杰桑、聂巴曲桑、冬门塔杰和塔西塔布。其中玉妥·云登贡布最为有名。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ᡥᠣᡨᠣᠨ,转写:mukden hoton),又称奉天城[1],是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东京城迁都至沈阳。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中卫,并将其更名为盛京[2],即“天眷盛京”之意[1]。清廷入关后改首都为北京城,盛京城则作为陪都奉天府所在。1907年,奉天省成立,奉天城即又称奉天省城。民国初年,奉天市范围扩展,原奉天城通称为奉天老城。满洲国时期,奉天老城与商埠地、满铁附属地连成一体[1]。现盛京城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与大东区中心区一带。
作为老沈阳城的城门,这里曾是沈阳内城的门户,是清朝官员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沈阳本地土著都知道沈阳有很多地名都带“门”,例如什么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事实上,原来这里确实都有门,但是如今这些门都看不到了。他们原来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在清朝,盛京城曾建有八座城门,形成“八道屏障”,守护着这座古城。然而现在沈阳城内已经很难看到老城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以前都有着怎样的用途。
八门的形成
沈阳最初开始建城墙,是在明洪武21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主要用于抵御北部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军事攻击。
当时的沈阳城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
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因此有很多人曾误以为沈阳八个城门的改造是他下令的。其实他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照明朝时发生太大变化。
真正把盛京城规格建起来的人,是皇太极。
按照历朝历代京城中各城门相对称的规律,皇太极改四门为八门。
分别为:内治门(小东门)、抚近门(大东门)、天佑门(小南门)、德盛门(大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
八个城门相对交汇成两街两路,将沈阳故宫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井”字的城市结构。
改建后的城门,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
后金崇尚八旗制,所以“井”字街路划分出的9块区域,除正中为皇宫外,周围八个区域分给八旗,每旗各据其一。
现在的沈阳,除了大西门、大东门等,你一定还听过有大西边门、大东边门,这些“边门”也是依据八个城门修建的。皇太极当初是将沈阳作为皇都来修建,所以出于社稷考虑,要修建“八门八关”,便有了后来的几个大边门。
小西关是历代清朝皇帝来盛京的必经之路,铁制关门上立有“陪都重镇”的匾额,门椽上有二龙戏珠图案,民间称之为龙门。1942年,这个铁制的龙门被日本鬼子弄去造武器了。
八门的历史和用途
清时期的沈阳八门,命名十分有寓意:“怀远抚近,内治外攘”是当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治国国策;“天佑地载,德胜福胜”意为天地眷佑,国运绵长。
八门分别具有不同的用途,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故事。
怀远门(如今位于中街)
怀远门,是现在城内被复建的两座城门之一。在八座城门中,只有怀远门的两扇城门之上各有三个小眼。按照八卦推断,正是代表死门。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怀远门外是处斩囚犯的法场,凡处死的犯人必经这里,所以怀远门也被称为“鬼门”。
抚近门(大东门——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82号)
抚近门是另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当年其他少数民族来沈阳拜谒皇太极,都走抚近门,因此抚近门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
抚近门位于古城的正东,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一条街,东起抚近门,西至怀远门。原名新正街,建于清光绪31年。
当时因临近州衙,一般为诉讼、报告的人歇息侯信的地方,因此,这条街全是旅店、饭馆和茶楼。抚近门外有一个“三陵衙门”,是用来负责清皇室祖陵的安全和管理事务的。
内治门(小东门——位于四平路(今中街路)东端)
内治门和外攘门相通的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古时的内治门附近也发挥着集市作用。
1829年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这里是水果市,内治门里还有鱼行。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
(如今小东门的大概位置)
外攘门(小西门——里面就是如今的中街)
外攘门是当年奉天的主城门,也是清代以来留下影像最多的城门。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攻占沈阳的见证之地。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就是在沈阳外攘门上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的。
(四平街中街旧貌)
天佑门(小南门——位于现正阳街南段)和地载门(小北门——位于现正阳街北段)
天佑门是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占一杀出重围的地方。他曾在起义战斗中,将盛京刑部、奉天府和承德县三级监狱囚犯放尽,并火烧刑、礼部和县署衙门。
▲地载门
地载门又叫小北门。天佑门和地载门连接的是正阳街。正阳街是沈阳最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
你所知道的沈阳老字号美食,都在这条街上。
德盛门(大南门)和福胜门(大北门)
德盛门,以女儿墙的故事留名于世。相传皇太极得知女扮男装替父出工修葺城墙的扈姓女子的孝行,深受感动,特准许德盛城墙的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处可以矮一砖建设,得名女儿墙。
后来在清末义和团起义时,"红灯会"义民为泄仇恨,将矮一砖的“女儿墙”加到和别处同样的高度。
福胜门就是现在所称的大北门。与地载门之间的某个位置,曾坐落一个宫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的“汗王宫”。
八门外的第九个门
盛京八门各具历史,也各有故事。但是小主的主题说了沈阳“老九门”,既然是八门,又何来九门之说?
有资料记载,沈阳城的护城守官,被称为“九门提督”,所以说古时沈阳还是有第九个门的。
前面说过,明朝的时候沈阳开始建城墙,有四个城门。嘉靖22年,沈城扩建,将北侧的“安定门”改为“镇边门”。后来在与后金长达数年的征战中,沈阳明城墙除了这个北门,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毁坏。
这个北门,因为损坏小,又离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很近,所以皇太极修城墙时,没有拆除而保留了下来。
沈阳是在1958年发现了这个“第九门”。当时有一个学校因维修缺砖,到城根挖,却挖出了一个刻有“镇边门”的门额。经考古人员考证,在大北门和小北门之间的城墙旧址发现了一座用砖石堵封起来的城门,这就是“九门”。
这里还有一件比较好玩儿的事,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寝宫离“九门”这么近?有专家说称因为“逃跑方便”。他们家的后院直通九门,很轻易就能回到发祥地抚顺新宾。
沈阳“九门”的发现,不仅对沈阳的城市历史有意义,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
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
下雨了我为你撑伞
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XX。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1
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2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3
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4
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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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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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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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中药学是中药学科的统称。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药材饮片、中成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学科。
为中国基于弘扬本国医学传统理论的立场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汉民族医学理论)为主而将中国历代本草学记载的生药应用知识重整后近代所赋予的称谓。根据中国高校所授学科内容可见其以内容以药材饮片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生药应用知识的范围为主。
近代中药学研究由于受到中国医学应用(汉民族医学)与历代本草内容记载范围的制约,因此“中药学”的研究皆局限在汉方医学里所使用生药的研究范畴,但由于近年来“中药学”的研究方法采用了现代生药学的研究技术,因此国际上多数药学出身的学者皆将“中药学”视为生药学的研究分支。
麻黄 | 桂枝 | 紫苏 | 生姜 | 香薷 | 荆芥 | 防风 | 羌活 | 白芷 | 细辛 |
藁本 | 苍耳子 | 辛夷 | 葱白 | 鹅不食草 | 胡荽 | 柽柳 |
薄荷 | 牛蒡子 | 蝉蜕 | 桑叶 | 菊花 | 蔓荆子 | 柴胡 | 升麻 | 葛根 | 淡豆豉 |
浮萍 | 木贼 |
石膏 | 寒水石 | 知母 | 芦根 | 天花粉 | 竹叶 | 淡竹叶 | 鸭跖草 | 栀子 | 夏枯草 |
决明子 | 谷精草 | 密蒙花 | 青葙子 |
黄芩 | 黄连 | 黄柏 | 龙胆 | 秦皮 | 苦参 | 白鲜皮 | 苦豆子 | 三棵针 | 马尾连 |
金银花 | 连翘 | 穿心莲 | 大青叶 | 板蓝根 | 青黛 | 贯众 | 蒲公英 | 紫花地丁 | 野菊花 |
重楼 | 拳参 | 漏芦 | 土茯苓 | 鱼腥草 | 金荞麦 | 大血藤 | 败酱草 | 射干 | 山豆根 |
马勃 | 青果 | 锦灯笼 | 金果榄 | 木蝴蝶 | 白头翁 | 马齿苋 | 鸦胆子 | 地锦草 | 委陵菜 |
翻白草 | 半边莲 | 白花蛇舌草 | 山慈菇 | 熊胆 | 千里光 | 白蔹 | 四季青 | 绿豆 |
生地黄 | 玄参 | 牡丹皮 | 赤芍 | 紫草 | 水牛角 |
青蒿 | 白薇 | 地骨皮 | 银柴胡 | 胡黄连 |
大黄 | 芒硝 | 番泻叶 | 芦荟 |
火麻仁 | 郁李仁 | 松子仁 |
甘遂 | 京大戟 | 芫花 | 商陆 | 牵牛子 | 巴豆 | 千金子 |
袪风湿药
独活 | 威灵仙 | 川乌 | 蕲蛇 | 乌梢蛇 | 木瓜 | 蚕沙 | 伸筋草 | 寻骨风 | 松节 |
海风藤 | 青风藤 | 丁公藤 | 昆明山海棠 | 雪上一枝蒿 | 路路通 |
秦艽 | 防己 | 桑枝 | 豨莶草 | 臭梧桐 | 海桐皮 | 络石藤 | 雷公藤 | 老鹳草 | 穿山龙 |
丝瓜络 |
五加皮 | 桑寄生 | 狗脊 | 千年健 | 雪莲花 | 鹿衔草 | 石楠叶 |
化湿药
藿香 | 佩兰 | 苍术 | 厚朴 | 砂仁 | 豆蔻 | 草豆蔻 | 草果 |
利水渗湿药
茯苓 | 薏苡仁 | 猪苓 | 泽泻 | 冬瓜皮 | 玉米须 | 葫芦 | 香加皮 | 枳椇子 | 泽漆 |
蝼蛄 | 荠菜 |
车前子 | 滑石 | 木通 | 通草 | 瞿麦 | 萹蓄 | 地肤子 | 海金沙 | 石韦 | 冬葵子 |
灯心草 | 萆薢 |
茵陈 | 金钱草 | 虎杖 | 地耳草 | 垂盆草 | 鸡骨草 | 珍珠草 |
温里药
附子 | 干姜 | 肉桂 | 吴茱萸 | 小茴香 | 丁香 | 高良姜 | 胡椒 | 花椒 | 荜茇 |
荜澄茄 |
理气药
陈皮 | 青皮 | 枳实 | 木香 | 沉香 | 檀香 | 川楝子 | 乌药 | 青木香 | 荔枝核 |
香附 | 佛手 | 香橼 | 玫瑰花 | 绿萼梅 | 娑罗子 | 薤白 | 天仙藤 | 大腹皮 | 甘松 |
九香虫 | 刀豆 | 柿蒂 |
消食药
山楂 | 神曲 | 麦芽 | 稻芽 | 莱菔子 | 鸡内金 | 鸡矢藤 | 隔山消 | 阿魏 |
驱虫药
使君子 | 苦楝皮 | 槟榔 | 南瓜子 | 鹤草芽 | 雷丸 | 鹤虱 | 榧子 | 芜荑 |
止血药
小蓟 | 大蓟 | 地榆 | 槐花 | 侧柏叶 | 白茅根 | 苎麻根 | 羊蹄 |
三七 | 茜草 | 蒲黄 | 花蕊石 | 降香 |
白及 | 仙鹤草 | 紫珠 | 棕榈炭 | 血余炭 | 藕节 | 檵木 |
艾叶 | 炮姜 | 灶心土 |
活血化瘀药
川芎 | 延胡索 | 郁金 | 姜黄 | 乳香 | 没药 | 五灵脂 | 夏天无 | 枫香脂 |
丹参 | 红花 | 桃仁 | 益母草 | 泽兰 | 牛膝 | 鸡血藤 | 王不留行 | 月季花 | 凌霄花 |
土鳖虫 | 马钱子 | 自然铜 | 苏木 | 骨碎补 | 血竭 | 儿茶 | 刘寄奴 |
莪术 | 三棱 | 水蛭 | 虻虫 | 斑蝥 | 穿山甲 |
化痰止咳平喘药
半夏 | 天南星 | 禹白附 | 白芥子 | 皂荚 | 旋覆花 | 白前 | 猫爪草 |
川贝母 | 浙贝母 | 瓜蒌 | 竹茹 | 竹沥 | 天竺黄 | 前胡 |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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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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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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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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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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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图片:dpa
当地时间8月24日,德国首条运行氢能客运列车的铁路线路在北部下萨克森州正式启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一条区域线路,长约100公里,运行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设计、在德国组装的14辆氢能载客列车“Coradia iLint”。
In Niedersachsen ist das weltweit erste Netz mit Wasserstoffzügen im Passagierbetrieb am 24. August gestartet. Auf der 100 Kilometer langen regionalen Strecke fahren nun 14 mit Wasserstoff betriebene Regionalzüge vom Typ „Coradia iLint“ von Alstom.
这些列车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从环境空气中收集氧气,在燃料电池中将这两种气体转化为水,产生电能。行驶时只产生蒸汽和冷凝水。此前这条线路主要运行柴油列车。
Der Zug wird mit Wasserstoff-Brennstoffzellen betrieben. Sauerstoff in der Luft wird gesammelt. Diese Brennstoffzelle wandelt Wasserstoff und Sauerstoff in Wasser um, wobei Strom entsteht. Als Abgase entstehen lediglich Wasserdampf und Kondenswasser. Früher fuhren auf dieser Strecke hauptsächlich Dieselzüge.
图片:Alstom
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这种列车的续航能力为10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1公斤氢气可替代约4.5升的柴油,能明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Der Zug hat eine Reichweite von jeweils 1.000 Kilometern. Die Spitzengeschwindigkeit wird von Alstom mit 140 km/h angegeben. Ein Kilogramm Wasserstoff ersetzt ungefähr 4,5 Liter Dieselkraftstoff, was die Umweltauswirkungen erheblich verringern kann.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表示:“这个项目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它是下萨克森州制造成功转型的一个优秀范例。作为一个可再生能源大州,我们在实现交通领域气候中和的道路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Stephan Weil betont: „Dieses Projekt hat weltweit Vorbildcharakter, es ist ein hervorragendes Beispie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Transformation Made in Niedersachsen. Als Land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setzen wir damit einen Meilenstein auf dem Weg zur Klimaneutralität im Verkehrssektor.“
Quelle:
http://www.news.cn/world/2022-08/25/c_1128947335.htm
https://h2.live/news/2520/
https://www.cleanthinking.de/alstom-h2-statt-diesel-verkehrswende-wasserstoffzug-coradia-ilint/
https://www.lok-report.de/news/deutschland/aus-den-laendern/item/35156-niedersachsen-weltpremiere-erstes-netz-mit-14-wasserstoffzuegen-in-betrieb.html
german.people.com.cn, die etwas andere China-Seite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千万双手舞动,色彩飞扬弥漫了我的眼
看那焰火灿烂,投入欢庆胜利的表演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