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在美国买了一架飞机，如何才能把它“领回家”呢？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任性的，想要从国外进口一架飞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飞机从制造的许可到起飞的过程都是需要通过各种的“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英文名称：type certificate），定义：在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符合相应适航标准中的适用要求和适航当局规定的专用条件或具有适航当局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其持续适航文件已获得批准，在运行中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特性时，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性证件。

简单来讲，型号合格证是民航局给飞机颁发的一个相当于研制的许可证，是对飞机设计方案的批准。

生产许可证（英文名称：production certificate），定义：在适航当局审查了申请人的质量控制资料、组织机构和生产设施后，认为申请人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合格的质量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产品均能符合型号合格证的设计要求，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其生产能力的证件。生产许可证就是当地的适航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厂的一个证书，允许你进行生产。

型号认可证（英文名称：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简称：VTC。定义：对于进口的民用航空产品，在中国适航当局按其规定审查后，确认该产品满足中国的有关适航要求，由中国适航当局对该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证件。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飞机想要出口到中国来，中国民航局同样要对这个型号合格证进行认证，通过中国民航认可后飞机销售到中国来。这就叫做型号认可证。

适航证（英文名称：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定义：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是针对每一架飞机的。比如南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87之后，再引进第二架波音787的时候同样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证。

航空器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是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飞机制造商的新机型要在全球市场上投放，除了要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的适航证外，还需要获得进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证明。

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设计、生产及维修民用航空器及其发动机、螺旋桨和民用航空器上设备，须向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书、生产许可证书及维修许可证书。航空器需有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方可飞行。如果没有获得该证明，则飞机将无法投入运营。取得中国正式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可以申请适航证。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

适航检查

适航监察员对申请适航证的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应在航空器制造、组装或改装现场进行。检查按照《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航空器各种合格性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民用申请注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以上文本均指现行有效版本，除非下文有具体说明。

最新适航证法规

·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CCAR－183）

· 国内民用航空器适航审查收费办法（试行）

· 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

·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 螺旋桨适航标准

· 外国民用航空器运行和适航检查规定

·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 航空器产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 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处罚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 民用航空器运行适航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第三次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大陆台商春节返乡项目）包机作业程序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两岸春节客运包机作业程序

· 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的通知

· 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近洋航区适任证书考试发证补充办法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民航局关于民用飞机管理的暂行规定

·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 民航局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直升机近海飞行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 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

· 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的意见

·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

·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等各国适航规定

指导文件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

审批权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国产全新航空器的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由航空器制造人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办理。

受理部门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电话：020-86130011；传真：020-8630419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163号；邮编：510405

需要的资料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2条，适航证申请资格及申请资料如下：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满足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适航指令清单；

8.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在进行航空器适航检查过程中，适航证申请人还应按《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提供技术资料供局方检查。

办理程序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适航证办理程序如下：

（1）审核申请资料，如果申请人及申请项目符合规章和程序，项目予以受理，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审查组。不予受理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组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3条执行适航检查，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检查单见《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通过适航检查确认有关航空器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

（3）审查组做出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的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报告。

（4）在收到审查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后，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按适用）。不予颁发证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理期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办理期限如下：

（1）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意见。

（2）根据审查组审查报告，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的决定。

变更或延续

（1）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

出现《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一）或（二）款规定的情况时，应申请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申请人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三）款提交申请资料。

局方按本表格“办理程序”进行办理。

（2）适航证有效期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9条规定，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3）适航证的转让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1条规定，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4）适航证的更改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2条规定，对适航证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撤销和注销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十二章罚则，如违反CCAR-21-R3有关规定，按适用性对证件持有人予以警告（第21.345条）、罚款（第21.347条）、暂扣证件（第21.349条）、吊销证件（第21.351条）或者停止生产、运行和经营（第21.353条）的处理。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7条具体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适航证将被暂扣或吊销。

备注

进口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应向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文件记录审批

确认申请人提交的《适航证申请书》[AAC-018]填写准确无误；

确认航空器（含所安装发动机、螺旋桨）已通过型号认可审查，型号审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已得到解决，型号认可证及其数据单、生产许可证现行有效；

审核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和记录，确认航空器满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

确认航空器完成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

审查制造人按规定对航空器进行试飞的有关报告；

确认持续适航性文件的完整有效；

颁发证件

所申请的航空器经适航监察员检查，在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即可在现场签发《民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AAC-023]。2010年9月16日，民航中南局代表首次到中航工业特飞所，现场颁发A2C飞机适航证。

当适航监察员认为有必要对标准适航证的有效期或航空器的使用进行限制时，应在向申请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在标准适航证“备注”栏内注明使用限制或有效期。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报告称，一旦德国与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德国付出的代价将是英国脱欧时的六倍。

受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委托，伊弗经济研究所近日进行了一项情景分析，其结果显示，如果德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战，那么德国汽车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产业附加值将下降约8.5%，达83.06亿美元。此外，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企业也会遭到重创——其产业附加值将分别减少52.01亿和15.29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去年贸易总额约为2450亿欧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解放军连续多日在台岛周边演训，德国经济界人士担心台湾问题的激化会影响自身供应链。

Foto: Jan Woitas/dpa

报告共同作者弗拉赫认为：“去全球化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企业不应该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疏远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是应该同时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减少对个别市场的单一或过度依赖。”

报告还警告称，去全球化不仅会导致失业率上涨和经济增速放缓，最终还会危及德国的政治稳定。如果将生产全面转回国内，那么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将下降近10%。作为出口国，德国如果想调整经济模式，那么供应链本地化不是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负责人布罗萨特认为，德国必须坚持国际化的商业模式。

报告的贸易模型模拟了五种场景，其中包括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等。结果显示，尽管欧美贸易协议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西方与中国脱钩对德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无法完全抵消。

伊弗经济研究所称，与中国等国家经济脱钩将给德国带来巨大损失。研究所总裁克莱门斯认为，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广阔的销售市场，还要面临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价格上涨。仅仅欧盟与中国的脱钩就会降低德国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汽车制造商和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将尤为严重。倘若双方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至少下降0.81个百分点，足以抵消经济增长。此外，研究所强调这只是预计损失的下限。

Quelle：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weltwirtschaft/china-deutschland-wirtschaftskrieg-ifo-101.html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china-handelskrieg-mit-china-wuerde-sechsmal-teurer-als-brexit-a-fc668817-11fe-4098-a724-cc35088e1f12

https://finance.sina.cn/2022-08-08/detail-imizirav727642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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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Erhebung

Wirtschaftskrieg mit China wäre teuer

Stand: 08.08.2022 11:26 Uhr

Wie hohe Wellen schlägt die China-Taiwan-Krise? Und welche Folgen hat sie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Experten zufolge hätte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für Deutschland massive Auswirkungen.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würde für Deutschland fast sechsmal so hohe Kosten verursachen wie der Brexit. Das geht aus einer aktuellen Untersuchung des ifo-Instituts hervor. Der größte Verlierer wäre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eißt es in der heute 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im Auftrag der 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 (vbw). Hier würde es einen Wertschöpfungsverlust von rund 8,5 Prozent oder 8,306 Milliarden Dollar geben. Auch der Maschinenbau sowie Unternehmen, die Transportausrüstung herstellen, wären stark betroffen - mit einem Minus von 5,201 Milliarden beziehungsweise 1,529 Milliarden Dollar. Profitieren würden danach nur vergleichsweise kleine Bereiche wie die Textilindustrie.

Höhere Einfuhrzölle und andere Handelshemmnisse auf beiden Seiten würden laut den ifo-Berechnung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um 0,81 Prozent sinken lassen, also einen beträchtlichen Anteil des gesamten Wirtschaftswachstums kosten. Zudem betonen die ifo-Forscher, dass das nur die Untergrenzen der zu erwartenden Verluste seien.

"A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Deglobalisierung macht uns ärmer", sagte die Mitautorin der Studie, Lisandra Flach: "Unternehmen sollten sich nicht ohne Not von wichtigen Handelspartnern abwenden, sondern parallel auf Vorleistungen aus anderen Ländern setzen, um einseitige und kritische Abhängigkeiten von bestimmten Märkten und autoritären Regimes zu verringern." Im Falle einer umfassenden Rückverlagerung nach Deutschland würde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danach um fast zehn Prozent sinken. "Die Deglobalisierung könnte nicht nur zu erhöhter Arbeitslosigkeit und geringerem Wachstum führen, sondern letztlich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des Landes gefährden", heißt es weiter.

Wenn Deutschland als Exportnation sein Geschäftsmodell neu ausrichten wolle, sei die Nationalisierung von Lieferketten keine Lösung, die der Wirtschaft helfe, so das ifo-Institut. "Vielversprechender ist es,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und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Nationen wie den USA zu schließen", sagte Mitautor Florian Dorn: "Das sollte das Ziel de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sein." Fakt sei aber, "dass wir an unserem grundsätzliche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müssen", resümierte für die Auftraggeber vbw-Hauptgeschäftsführer Bertram Brossardt.

Deutschland muss sich unabhängiger mach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befürchtet ei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ihrem wichtigsten Handelspartner China und dem Inselstaat Taiwan. Die Volksrepublik hält, nach einem Besuch der US-Spitzenpolitikerin Nancy Pelosi, seit Donnerstag Militärübungen nahe der von ihr beanspruchten Insel ab. Daher werden Stimmen lauter, dass sich Deutschland von China nicht genauso abhängig machen dürfe wie von russischem Gas. China ist der mit Abstand wichtigste deutsche Handelspartner: 2021 wurd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aren im Wert von rund 245 Milliarden Euro ausgetauscht.

Die ifo-Forscher haben in ihrer Studie fünf Szenarien simuliert - unter anderem auch eine Entkopplung der westlichen Länder von China, kombiniert mit einem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Das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könnte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der Entkopplung des Westens von China auf die deutsche und US-Wirtschaft abfedern, sie aber nicht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Durch die erwarteten Gewinne in der Handelsbeziehung mit den USA würden die Kosten netto auf einem ähnlichen Niveau liegen wie die erwarteten Kosten des Brexit.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

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

下雨了我为你撑伞

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图片：dpa

当地时间8月24日，德国首条运行氢能客运列车的铁路线路在北部下萨克森州正式启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一条区域线路，长约100公里，运行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设计、在德国组装的14辆氢能载客列车“Coradia iLint”。

In Niedersachsen ist das weltweit erste Netz mit Wasserstoffzügen im Passagierbetrieb am 24. August gestartet. Auf der 100 Kilometer langen regionalen Strecke fahren nun 14 mit Wasserstoff betriebene Regionalzüge vom Typ „Coradia iLint“ von Alstom. 

这些列车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从环境空气中收集氧气，在燃料电池中将这两种气体转化为水，产生电能。行驶时只产生蒸汽和冷凝水。此前这条线路主要运行柴油列车。

Der Zug wird mit Wasserstoff-Brennstoffzellen betrieben. Sauerstoff in der Luft wird gesammelt. Diese Brennstoffzelle wandelt Wasserstoff und Sauerstoff in Wasser um, wobei Strom entsteht. Als Abgase entstehen lediglich Wasserdampf und Kondenswasser. Früher fuhren auf dieser Strecke hauptsächlich Dieselzüge.

图片：Alstom

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这种列车的续航能力为10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1公斤氢气可替代约4.5升的柴油，能明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Der Zug hat eine Reichweite von jeweils 1.000 Kilometern. Die Spitzengeschwindigkeit wird von Alstom mit 140 km/h angegeben. Ein Kilogramm Wasserstoff ersetzt ungefähr 4,5 Liter Dieselkraftstoff, was die Umweltauswirkungen erheblich verringern kann.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表示：“这个项目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它是下萨克森州制造成功转型的一个优秀范例。作为一个可再生能源大州，我们在实现交通领域气候中和的道路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Stephan Weil betont: „Dieses Projekt hat weltweit Vorbildcharakter, es ist ein hervorragendes Beispie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Transformation Made in Niedersachsen. Als Land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setzen wir damit einen Meilenstein auf dem Weg zur Klimaneutralität im Verkehrssektor.“

Quelle：

http://www.news.cn/world/2022-08/25/c_1128947335.htm

https://h2.live/news/2520/

https://www.cleanthinking.de/alstom-h2-statt-diesel-verkehrswende-wasserstoffzug-coradia-ilint/

https://www.lok-report.de/news/deutschland/aus-den-laendern/item/35156-niedersachsen-weltpremiere-erstes-netz-mit-14-wasserstoffzuegen-in-betrieb.html

german.people.com.cn, die etwas andere China-Seite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作者：李景端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 物馆等自然处处引人入胜，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 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 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 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 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 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 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 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 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博过速”症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 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 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 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练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 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 培养高尚品德；（3）磨练奋 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 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 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 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 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栅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 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 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决不会向他求情， 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马约翰（1882年—1966年10月31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运动员、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并长期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和全国选手总教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职务。他一生积极倡导、热情指导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并广受尊敬。著有《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