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北京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

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我们在这儿欢笑 我们在这儿哭泣

我们在这儿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儿祈祷 我们在这儿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从8向换向阀到12种工作模式的自动控制，Model Y实现硬件结构集成创新并配以硬件软化，以及产生的引领效应，可能加速热泵空调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文末附特斯拉Model Y热泵空调拆解视频。

1、Model Y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

2、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原理框图

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原理框图。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Model Y机舱有电动压缩机，液冷冷凝器，AC-Chiller，膨胀水壶，HVAC总成进风口，冷却模块等。

3、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分为行驶状态及远程控制状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3.1 行驶状态的控制框图

3.2 远程控制状态的控制框图

4、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不同模式的介绍

4.1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模式选择

相比于现在已经应用热泵系统的车型，特斯拉在热泵与整车的集成上做得更进一步。特斯拉热泵集成应用的策略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说明，在满足乘员舱乘客舒适性需求的前提下，来采用COP较高的模式运行，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续航里程。即根据环境温度与电池温度的关系，从COP的划分，来规划热泵系统参与加热的程度，以及启动不同级别的加热模式。

4.2 各模式运行框图及应用场景介绍

（1） 乘员舱制热

场景一

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从电池系统204吸取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场景二

热泵系统202通过吸收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同时不对电池循环系统204造成不利的影响。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a，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循环中冷却液的热量，从而循环中冷却液温度不断降低，冷却液流过散热器236时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

b，通过控制阀系统208实现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循环是：AC-Chiller与散热器串联；另一个循环是：电池循环系统202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这时电池系统可以自然利用电机等部件产生的热量来进行预热，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场景三

通过热泵和APTC同时给乘员舱进行加热。热泵加热时COP>1，APTC加热COP=1，此时为混合加热模式， COP＞1；

a，乘员舱的热源来自热泵系统和APTC，这种MODE2较MODE1可以为乘员舱提供更多热量，适用于：场景电池系统循环回路204温度太低，无法满足乘员舱舒适加热需求；场景电池系统106通过电池循环系统204吸取更少的热量而更快地加热乘员舱；场景：当乘员舱有分区需求时，这种模式就有必要的，通过12VAPTC232可以提供左右分区需要的热量。

b，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c，MODE11-FIG26A描述的原理框图与F13一样，此模式可以支持除霜操作，以消除乘员舱蒸发器218上的结霜。蒸发器表面可以允许部分结霜，但不能明显影响空气流通。压缩机和鼓风机处于低效率状态，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热量并减少化霜的时间。

场景四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和同时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五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通过12VAPTC加热乘员舱，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电池系统循环系统的冷却液温度较低，通过AC-Chiller吸热是不可行的，只是通过压缩机做功来快速给乘员舱加热，此时COP=1;

b，保持最佳的内外循环比例和最低的舒适性需求；如果全部内循环，容易乘客憋闷及起雾的风险。

场景七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通过散热器吸收空气中热量来加热乘员舱。

（2） 乘员舱和电池同时有制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有多余的加热功率可用（循环状态满足防止起雾及换气功能，乘员舱舒适性可以满足的前提），这种场景可以通过液冷冷凝器来给电池系统106进行加热，主要是为了充电效率或提高电池放电电流等。

b，三通阀230来控制冷媒分配流量，优先保证乘员舱舒适性，多余的热量提供给液冷冷凝器来加热电池。冷暖循环风门位置及压缩机决定了总的消耗功率；

（3） 仅电池有制热

场景一

目的是压缩机机作为加热器快速加热电池。应用场景：当车速优先或者在较冷的环境中充电时，这个模式会比较有用。

场景二

这种模式应用在远程状态，一般应用在行驶前或行驶后的场景。此模式的目的是，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来加热电池系统106。

（4） 电池制冷模式

应用场景：如环境温度43℃左右，电池有强制冷需求；

（5） 乘员舱制冷模式；

（6）乘员舱及电池系统同时制冷模式；

4.3 八通阀系统

Model Y应用了集成式的八通阀，上面的不同使用场景通过控制阀系统208来实现不同的冷却液循环回路，便于能量回收利用，提高效率；

场景一：当通过预处理或其他工况电池系统106的温度高于循环中其他部件（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并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二：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三：乘员舱与电池同时有制热请求时，并且电池急需加热以满足快速充电或动力需求时，可以通过控制阀系统208，使电池循环系统204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通过电机堵转加热的方式给电池快速加热；而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水箱散热器中的热量（水箱散热器从环境空气中吸收热量），如下图和。

转自空调试验室，版权属于原作者，供学习交流。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
东风吹开了元宵夜的火树银花，花灯灿烂，就像千树花开。从天而降的礼花，犹如星雨。豪华的马车在飘香的街道行过。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注释
青玉案（qīng yù wǎn）：词牌名。调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阕各五仄韵，上去通押。
元夕：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元宵节，此夜称元夕或元夜。
花千树：花灯之多如千树开花。
星如雨：指焰火纷纷，乱落如雨。星，指焰火。形容满天的烟花。
宝马雕车：豪华的马车。
“凤箫”句：指笙、箫等乐器演奏。凤箫：箫的美称。
玉壶：比喻明月。亦可解释为指灯。
鱼龙舞：指舞动鱼形、龙形的彩灯，如鱼龙闹海一样。
蛾儿：古代妇女于元宵节前后插戴在头上的剪彩而成的应时饰物。
雪柳：原意为一种植物，此处指古代妇女于元宵节插戴的饰物。
黄金缕：头饰上的金丝绦。
盈盈：声音轻盈悦耳，亦指仪态娇美的样子。
暗香：本指花香，此指女性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他：泛指第三人称，古时就包括“她”。
千百度：千百遍。
蓦然：突然，猛然。
阑珊：暗淡；零落。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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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宋氏家族唯一的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我们今天要谈的人物，名字叫宋查理，你会问，谁是宋查理？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教名查尔斯·琼斯·宋（英语：Charles Jones Soong），昵称查理·宋（英语：Charlie Soong，或遵循东方序称宋查理），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长老、父亲、宋氏一家之长。他的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都在从民国到1949年中共建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的次子宋子良比较少被注意到，第三个儿子叫宋子安，两个人都去了美国，娶的老婆都是有银行背景的，宋子良娶了出生于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席曼英，宋子安娶了旧金山银行家庭背景的胡其瑛。

为什么要讨论宋查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变动中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每一步路你走对了，人生完全不同，你走错了，就是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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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当时宋氏家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不会有人注意到宋氏家族，而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殖民的攻击。所谓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位于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小渔庄，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客家人。

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有风的时候，船夫们就沿着海边的道路，把一艘艘的货船拖往上游，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在地理上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上海这块地方。

在那个时刻，由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开放港埠的要求，英国开始用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到中国来。

当时的鸦片主要产自印度东地区，一些鸦片商先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收购，再以10倍的价格卖给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华人。透过这些华人，卖给海南岛走私的人，在海口转售到中国大陆内地。

旧上海南京路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开放港埠，但是鸦片还是卖到了中国内地，其实这就是秘密。

当时香港，还没有被英国殖民，有很多的香港人以及一些随着郑和下西洋移居到马来西亚或是某些东南亚地方的华人，他们跟东印度公司合作，透过自己的关系，把鸦片卖到中国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买办，鸦片是进不了中国的。

另外一个可以进中国的方式是美国。美国不是清朝官员查的主要对象，还有清朝的腐败，清朝某些官员也参与到违禁的贸易里，他们主要进口的港口也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广州。

透过这两个港口，美国人秘密运输英国的鸦片，甚至跟英国的船员说，你就挂我的美国旗，分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个中国村民，英国领事馆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发现原来鸦片都是他们运进来的，于是开始彻查，接着有了林则徐烧鸦片，有了鸦片战争，英国对华宣战。

宋查理

但中国打败了，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对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买办崛起，代表中国近代史里最重要的繁华地点——上海。

这是宋家崛起之前的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要赚钱，都得跟老外有点关系，跟洋行有点关系。

1贰1

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跟你们听到的宋氏家族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查阅了很多书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美国传记作家，他参考了非常多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档案、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将这些档案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重新写了《宋氏家族》这本书籍。

关于要写宋氏家族，Seagrave说是“格外的困难”，他直指出来由于宋氏家族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宋美龄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她在美国华府的游说能力，包括时代杂志都可以几乎说是变成她的宣传工具。

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宋氏家族是很困难，宋家花很多钱去宣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人们真正了解宋查理这个人，所以这次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美龄，而是他的爸爸宋查理？因为他的爸爸的出身跟大家想的故事完全不同。

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姓宋。

关于宋查理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如果按照很多美国的国家档案，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些传说本身是想创造一个属于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就是，她的爸爸原来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透过自己非常刻苦的努力，他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船长charlie jones，船长可怜这个小孩，就收下了他，为了感恩他的恩人，所以就改名charlie song，宋查理。

这个了不起的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带着他乘着克尔法斯克号的船抵达了北卡州，就交给了一个监理会（教会）。

之后在教会的栽培之下，他去了现在的杜克大学，那时候叫三一学院。后来又把他送到了田纳西州，现在是乡村音乐的圣城。可是他到那个地方不是要去学乡村音乐，而是去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然后等待时机成熟，用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传播上帝的福音。

整个宋氏家族的故事在过去几乎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版本，他们来自于海南岛一个非常刻苦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上帝的各种祝福里头，他的爸爸聪明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学习，上帝的受洗。

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受到排挤，虽然他已经有了传教士的身份，但是外国人并不想给他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身份。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印《圣经》，他因此发了大财，然后他再利用这笔钱资助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而宋查理一生有6个子女，后来都成为在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可是这个故事几乎8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宋查理

首先他爸爸搭的那艘船叫克尔法斯克轮船，从来没有在Boston，也没有在北卡停留过，而宋查理的父母亲并不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压根不知道儿子去了美国，不知道他改了姓，因为他们的姓氏是韩，而不是宋……

当时的海南岛当地卖鸦片，也供种植鸦片，他家是在当时“走私者的天堂”的地方——文昌。当地的船就是一排一排地连在一起，船民们就以船为家，有些穷苦的人就长年在船上。

宋查理的父亲经营的行业很特别，是一个造船厂的老板，韩氏一族，也就是宋查理真正的家庭并不贫苦，他的父亲是当地相当富裕的商人，而且是一个靠走私秘密社会里的一位长老。

他从事的走私活动里有一些大远洋货船，而这些远洋的货船定期的从澳门出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河内，当时叫安南，再抵达苏门答腊，航程大概六天左右。他们的先祖据说更早之前来自于山西，在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从北方开始往南逃。

据考证，很多姓韩的人都是客家人，有人逃到了安徽，有的人更往南逃到了广东，逃到了海南岛。所以宋美龄是一个客家人，而她的本姓应该是姓韩。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最主要的是1881年，当时宋查理已经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宋查理有机会坐船，本来是搭他们家里的船，他们家有一个习惯，要让孩子见世面，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一个舅舅叔叔经常出船。

有一次这个船去到了美国，1881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他告诉父母亲说，“我已经离开了亚洲，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我还在苏门答腊，在印尼在这些地方徘徊。 ”

那个时候他文字不是很写得很清楚，中文底子不好，在这封信里，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住在中国东南方广州的一个县城，其实后来查了半天，广州根本没有这个县。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信的底部，他写他爸爸的名称，韩宏义，然后查理还会写自己的中文名称，他的本名叫做韩教准，但他基本上在是用英文拼下来。

所以我们确定他完全知道他姓韩。

为什么会变成姓宋，你可能很难理解真正的过程。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有宋查理在一艘美国船上的服务记录，查理的真实姓名是由于发音的问题被搞错了，他本来是姓韩，然后他就被写成姓松。

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姓，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百家姓里，比较有一点地位的姓，他最崇拜的朝代就是宋代，而且跟松差别也不大，就变成了姓宋。

而他当时已经有英文名叫查理了，所以就叫宋查理，而宋美龄姓宋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是姓韩。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宋子文曾经写信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自己也说：

我今天想转赠你海南远扬舢板船模一具， 此次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是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以抵达印度。

所以宋子文其实也知道家里是从海南出身的，那个时候韩教准写信给他爸爸，写广州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离开家里的时候搞不清状况。

1叁1

当时的海南岛的舢板是一种很特别的三轨的帆船，非常适合海浪，他们说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在海洋里头破浪前行，这种船看起来远远像一个很大眼睛的公鸡，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就会离开海南，会有一年一度的传统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就会驾着船和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厦门，在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就随着风、随着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满载而归。

剧照资料图

宋家，准确说是韩家，他们真正在海上的状况，除了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之外，也进行海盗行为，所谓的贸易其实跟走私差不多。

当时，韩氏家族拥有强大的客家宗族的势力，从山西移居到海南，他们透过当地的帮会，某个程度间接操控了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而且发展海上贸易，同时透过联姻跟潮州帮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韩家定居海南岛之后的几百年之内，双方产生的依附关系，使得家族的商业扩展到东南亚一带。

这一家族当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才会那么小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见世面，因为这个是你将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小孩子坐船跟着大人出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

例如查理的哥哥被送到印度群岛的一个韩氏家族里头当学徒，查理也曾去那里一个亲戚那儿做雇工，查理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他当时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有开锡矿的，有开商铺的，有些人是从内陆地区往返海边的贸易贩卖各种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鸦片。

他看了别人怎么致富，而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像父亲他们一样走私一些小东西。他就不甘愿在那里只是做学徒，他觉得他爸爸对孩子的培育的心眼不够远大，他要有自己的梦想。

虽然他当时才12岁，但是他就已经非常有抱负了，这让他的人生截然不同。

当时，宋查理跟着一个远方舅舅出海，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从东南亚去了美国？是因为当时这个舅舅告诉他：当时有很多有抱负的人，都会自己出钱买船票跑到美国。

宋查理一听就觉得我不要跟我的父辈一样了，也不要跟我哥哥一样在这里做学徒，我要跟你去美国。

旧上海租界

美国那时候是大幅开铁路的时刻，铁路工头很喜欢雇用欧洲的移民，还有华工，这些华工不是被抓的，是自己去那里打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赚到的钱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赚到的钱多很多，而美国人也乐意用他们。

因为中国劳工第一个工作卖力，很少抱怨，而且他们的薪资相对很低，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候，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最高的时刻可以高达80%，工人可以坐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里头开凿路基，而且他们的薪水比白种人的劳工少了1/3，同时食宿要自理。

所以当时加州的州长就曾经这么描述，没有这些中国人，我们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宏大的国家的铁路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而查理去美国的这个决定，也从此改变了宋家的命运。

但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告诉各位，他不姓宋，他根本就姓韩。

(Quelle: 时事、世事、事实，凤凰网陈文茜)

在美国买了一架飞机，如何才能把它“领回家”呢？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任性的，想要从国外进口一架飞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飞机从制造的许可到起飞的过程都是需要通过各种的“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英文名称：type certificate），定义：在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符合相应适航标准中的适用要求和适航当局规定的专用条件或具有适航当局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其持续适航文件已获得批准，在运行中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特性时，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性证件。

简单来讲，型号合格证是民航局给飞机颁发的一个相当于研制的许可证，是对飞机设计方案的批准。

生产许可证（英文名称：production certificate），定义：在适航当局审查了申请人的质量控制资料、组织机构和生产设施后，认为申请人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合格的质量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产品均能符合型号合格证的设计要求，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其生产能力的证件。生产许可证就是当地的适航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厂的一个证书，允许你进行生产。

型号认可证（英文名称：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简称：VTC。定义：对于进口的民用航空产品，在中国适航当局按其规定审查后，确认该产品满足中国的有关适航要求，由中国适航当局对该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证件。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飞机想要出口到中国来，中国民航局同样要对这个型号合格证进行认证，通过中国民航认可后飞机销售到中国来。这就叫做型号认可证。

适航证（英文名称：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定义：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是针对每一架飞机的。比如南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87之后，再引进第二架波音787的时候同样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证。

航空器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是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飞机制造商的新机型要在全球市场上投放，除了要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的适航证外，还需要获得进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证明。

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设计、生产及维修民用航空器及其发动机、螺旋桨和民用航空器上设备，须向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书、生产许可证书及维修许可证书。航空器需有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方可飞行。如果没有获得该证明，则飞机将无法投入运营。取得中国正式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可以申请适航证。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

适航检查

适航监察员对申请适航证的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应在航空器制造、组装或改装现场进行。检查按照《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航空器各种合格性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民用申请注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以上文本均指现行有效版本，除非下文有具体说明。

最新适航证法规

·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CCAR－183）

· 国内民用航空器适航审查收费办法（试行）

· 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

·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 螺旋桨适航标准

· 外国民用航空器运行和适航检查规定

·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 航空器产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 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处罚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 民用航空器运行适航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第三次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大陆台商春节返乡项目）包机作业程序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两岸春节客运包机作业程序

· 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的通知

· 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近洋航区适任证书考试发证补充办法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民航局关于民用飞机管理的暂行规定

·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 民航局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直升机近海飞行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 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

· 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的意见

·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

·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等各国适航规定

指导文件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

审批权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国产全新航空器的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由航空器制造人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办理。

受理部门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电话：020-86130011；传真：020-8630419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163号；邮编：510405

需要的资料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2条，适航证申请资格及申请资料如下：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满足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适航指令清单；

8.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在进行航空器适航检查过程中，适航证申请人还应按《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提供技术资料供局方检查。

办理程序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适航证办理程序如下：

（1）审核申请资料，如果申请人及申请项目符合规章和程序，项目予以受理，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审查组。不予受理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组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3条执行适航检查，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检查单见《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通过适航检查确认有关航空器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

（3）审查组做出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的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报告。

（4）在收到审查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后，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按适用）。不予颁发证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理期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办理期限如下：

（1）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意见。

（2）根据审查组审查报告，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的决定。

变更或延续

（1）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

出现《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一）或（二）款规定的情况时，应申请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申请人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三）款提交申请资料。

局方按本表格“办理程序”进行办理。

（2）适航证有效期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9条规定，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3）适航证的转让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1条规定，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4）适航证的更改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2条规定，对适航证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撤销和注销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十二章罚则，如违反CCAR-21-R3有关规定，按适用性对证件持有人予以警告（第21.345条）、罚款（第21.347条）、暂扣证件（第21.349条）、吊销证件（第21.351条）或者停止生产、运行和经营（第21.353条）的处理。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7条具体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适航证将被暂扣或吊销。

备注

进口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应向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文件记录审批

确认申请人提交的《适航证申请书》[AAC-018]填写准确无误；

确认航空器（含所安装发动机、螺旋桨）已通过型号认可审查，型号审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已得到解决，型号认可证及其数据单、生产许可证现行有效；

审核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和记录，确认航空器满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

确认航空器完成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

审查制造人按规定对航空器进行试飞的有关报告；

确认持续适航性文件的完整有效；

颁发证件

所申请的航空器经适航监察员检查，在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即可在现场签发《民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AAC-023]。2010年9月16日，民航中南局代表首次到中航工业特飞所，现场颁发A2C飞机适航证。

当适航监察员认为有必要对标准适航证的有效期或航空器的使用进行限制时，应在向申请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在标准适航证“备注”栏内注明使用限制或有效期。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