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南方的阳光 照着北方的风

可能时光被吹走 从此无影无踪

可能故事只剩下 一个难忘的人

可能在昨夜梦里 依然笑得纯真

可能北京的后海 许多漂泊的魂

可能成都小酒馆 有群孤独的人

可能枕边有微笑 才能暖你清晨

可能夜空有流星 才能照你前行

可能西安城墙上 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大理 才算爱得认真

可能谁说要陪你 牵手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流出泪 某天在某时辰

可能桂林有渔船 为你迷茫点灯

可能在呼伦草原 牛羊流成风景

可能再也找不到 愿意相信的人

可能穿越了彷徨 脚步才能坚定

可能武当山道上 有人虔诚攀登

可能周庄小巷里 忽然忘掉年轮

可能要多年以后 才能看清曾经

可能在当时身边 有双温柔眼晴

可能西安城墙上 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大理 才算爱得认真

可能谁说要陪你 牵手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流出泪

可能终于有一天 刚好遇见爱情

可能永远在路上 有人奋斗前行

可能一切的可能 相信才有可能

可能拥有过梦想 才能叫做青春

   德国历史古城波恩(Bonn)，位于莱茵河中游两岸，北距科隆市21公里，扼莱茵河上游山地和下游平原的咽喉，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上为战略要地。 　　波恩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曾在这里设立兵营，因此，“波恩”意为“兵营”。13世纪至18世纪，作为科隆选 帝侯国（即有权选举帝王的侯国）的首府长达500年之久。曾经一度被法国占领，于1815年并入普鲁士。1949年9月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 1990年10月德国实现统一后，于1991年6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做出决定，在4至10年内将议会和政府由波恩逐步迁往柏林。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波恩这座城市几经风霜，市内的一些古老建筑，曾经多次毁于战火，每次都被重新修建。波恩市政厅是一座巴罗克式建筑，建于700年 以前，墙上浮雕金光闪耀，楼面古朴大方，曾经两次遭到战争严重破坏，每次战后都及时进行修复。波恩是欧洲一座著名的文化城市，建于1786年的波恩大学， 是欧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校舍主楼是普鲁士时期的宫殿式建筑，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齐全，马克思和著名诗人海涅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座落在市中心的大 教堂，建于1050年左右，顶端为96米高的方形塔，被视为波恩的象征。座落在哥德斯山顶的哥德斯堡，是欧洲著名的古建筑。波恩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许多古老建筑在重新修缮后被辟为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从而得到充分利用。音乐家贝多芬于1770年诞生于波恩市中心的一幢房子里，并在这幢房子里生活了 22年，1889年将他的故居辟为博物馆，馆内陈列着贝多芬当年的手稿、文献及乐器等。著名的亚历山大·科林博物馆里收藏的于1856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尼 安德特河附近的洞穴里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头盖骨，被鉴定为是生存于一二十万年以前、介于猿人和新人之间的古人，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极高 的考古价值。 　　进入波恩市，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城市异常清新、宁静，没有那些大城市常有的嘈杂和车多人拥的现象。漫步市区，到处都可以见到郁郁葱葱的树木、绚丽缤纷 的花草。波恩市人口30多万，全市拥有大小公园、街心公园达1200多个，占地面积490多万平方米。市区周围是大片森林，覆盖面积达4000多万平方 米，从飞机上俯视，全城被一片绿色的海洋所包围。这些园地、森林占全市总面积的1/3以上，平均每个市民占有公园绿地17平方米，森林140平方米。波恩 是欧洲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冬季芳草不衰，春季姹紫嫣红，被誉为“绿色的城市”。 　　波恩市最大的莱茵滨草公园，位于莱茵河畔、阿登纳大桥旁，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几乎相当于波恩老城繁华闹市区的面积。公园中心是一个人造湖泊，碧 绿的湖水映着蔚蓝的天空，湖岸四周是大片草坪。绿色草坪上，井然有序地点缀着色彩艳丽的郁金香花圃和高高耸立的飞檐亭阁，沥青路面小道纵横交错。公园内有 一个小花园，木头房屋，石头尖塔，雕刻木门，简易竹篱，样样精巧别致，加上清清的泉水从乱石中顺势流下，水声潺潺，呈现一派东方园林情调。 　　波恩市区延伸在莱茵河谷地段，莱茵河东西两侧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区被大面积森林所覆盖，同住宅区相连的地方也是遍植树木和草坪，整个市区的空气显得特别 清新。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多的幽静环境，林区铺设有曲径小路，人们可以在这里悠闲地散步和休息。莱茵河西岸有一条长达20多公里的林荫小道，这一带是波恩最 长的步行区。步行区依山临水，风光秀丽，每逢节假日，游人穿流不息。人们除了步行休息外，还可以随时从附近的渡口处登上游艇，饱览莱茵河两岸秀丽的景色。 　　在波恩居民住宅区，家家房前屋后都种树木花草，阳台和窗户上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带有屋顶花园的住宅建筑群，这些建筑物造型美 观、工艺考究，再加上四季不谢的名贵花木，形成一座座空中花园。

父亲伊玖磨与《烟斗随笔》

〔日〕团纪彦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际重版《烟斗随笔》中文版。

父亲深爱中国，自1966年访问中国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亲的《烟斗随笔》翻译本首先在中国问世，倍感欣慰；而这次由在中国出版业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再版《烟斗随笔》，并新增20篇随笔译文，尤感心悦。借此机会，我将先前两版撰写的中文版序合二为一与中国读者分享。

（一）

《烟斗随笔》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朝日画报》上连载了36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时间，父亲都会习惯性地在自家书斋、八丈岛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着父亲的创作活动，他不是在创作音乐，就是在执笔《烟斗随笔》，这样说也不过分。随笔这一文学领域，即像镜子一样透视出日常看到的种种事象，在这个过程中承载信息，并追求镜子作为自己眼睛的实质。对于作者来说，《烟斗随笔》这个随笔集恰恰是无数镜子的层积，它们透视出一个个“现在”的时间。

文学的世界与音乐一样，也是将精神活动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体中的工作，而两者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它们被接受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着共性。我认为，与其说父亲脚踩音乐和文学的两只船，不如说它们同属于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亲在访问苏州期间病逝。记得2000年秋，长年发表父亲文章的《朝日画报》决定停刊。“还是我活得长”，父亲当时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伤又得意。许多人都劝过他，也有在报刊上继续连载的建议，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画报》不写”，都一一回绝了。也许父亲从这时就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诵自己喜欢的“大寺香袅袅，升空化雨云”这首平安时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终结与《烟斗随笔》的封笔联系在一起了吗？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依山而建。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很别致，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内部却是洋式风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蒲苇、加那利椰树。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时常传来的钢琴声；父亲从附近海岸钓来的黑鲷鱼，和玄关挂的鱼篓、捞网、长筒靴等渔具；从沙滩捡来的贝壳、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贝化石的情景等等。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50多年岁月的磨砺，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个时期父亲和母亲从东京老家只带了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也许是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在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

总之，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夕鹤”、交响曲“丝绸之路”等。记忆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创作，一直以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欢钓鱼的人。

不久，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上音乐课时，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

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我认为都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了。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与同学又不合群，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嬉戏。

今天不难想象，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对孤独的人，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儿玩，下海或者上山，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烟斗随笔》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我和母亲时而也出现在父亲笔下，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我没那么说啊”。当然大意是对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抗议”。而父亲每次都面带“顽童”常见的笑，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本来说好在《朝日画报》一年半载的连载，也持续了整整36年，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

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烟斗随笔》执笔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我想，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心灵之声”吧。

到了父亲晚年，“心灵之声”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并日臻强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朝鲜渊源甚深。“团”姓在日本极为少见。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祖先的故里在博多，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朝鲜近在咫尺。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亚米利加号”被送到美国。抵达波士顿后，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枪杀，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父亲在7岁时，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了，促使他伴随家境衰微萌生走音乐之路的志向。

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的关系，母亲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国。母亲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激进派”罪名除名。没落遗属的父亲，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

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与其扞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这样的境遇，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不受西方音乐和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

67次访华，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

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但每个周末从东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无数次地谈到历史,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晚年的父亲常说“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我认为，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