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是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歌曲,该曲是同名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由薛柱国作词,秦咏诚作曲,刘秉义原唱的歌曲,创作于1964年,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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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人生理想的步骤和模式。这种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起码的行为准则。

温从水从昷,昷,送食于囚,适度增加。本意为:适度增加水温,暖水。引申为:适中的温度。古昷、温同。

良从富从亡,亡为隐藏、看不到。本意为:隐藏着的家室充盈,才能充分之意。若“发虑宪求善良”,求的不是我们现在概念的“善良”之人,而是有治国之才与执事之能的善人与良人。

恭《尔雅》:恭,敬也。按:先秦时期恭、敬就是现今礼节、礼貌的概念。恭受礼所节制,以现今的概念就是礼也得按规定而行,不足不恭,恭过则谄。

俭从人从佥。佥为两边、两面。本意为:前后一致。凡从佥的字皆有佥之两面之意。若剑即为两面一致的刀;捡即为以手提起使其两面可见;检即为查木之内外等。

让从言从襄。襄为埋种扣合使二为一,增实于其内也。因此谥法云:辟地有德曰襄。本意为:相责以推贤。《说文》:相责,让也。《国语·晋语》让,推贤也。

温良恭俭让:处事得当、才能卓著、遵纪守礼、表里如一、学识丰富于国有利。

民逐利,以利驱之,君亦人也,闻政以利国而求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Quelle:www.chinakongzi.org)

《故乡情》是收录在专辑《一人一首成名曲》的一首单曲,由于景填词,付林谱曲,程琳演唱。

 

《海韵》,徐志摩词,赵元任曲。写于1927年,初刊于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新诗歌集》。《海韵》是赵元任歌曲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首。另有1974年电影《海韵》的主题曲《海韵》,该曲由庄奴作词,左宏元作曲,邓丽君演唱。最早收录于1974年的电影原声带专辑《海韵 记得你记得我》之中。随着电影的上映,此曲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港台、东南亚地区广泛流行。

 

歌曲《在雨中》,由刘家昌、尤雅演唱,作词刘家昌 作曲刘家昌,收录于1984年发行的专辑《刘家昌全新歌集》中。

 

《情歌》是陈没填词,伍冠谚谱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情歌,收录在梁静茹第十张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他流泪》中。

 

《人生的道场》是由聂小慧作词、作曲,魏佳艺演唱的歌曲。

 

《阿美!阿美!》是一首劉文正原唱歌曲,曾炳文填詞譜曲,發行於1980年。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成龙、苏慧伦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苏慧伦1991年7月26日发行的专辑《甜蜜心事》中。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卷一(1840——1852)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貎,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卷二(1853——1866)

1853年1月(咸丰三年),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心急如焚的咸丰帝,情急之下诏令曾国藩办理团练,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1854年(咸丰四年)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1865年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

卷三(1867——1872)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0年(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忠君”与“贵民”两种观念又一次将他夹在了中间。对天津教案的处置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这也成为其一生憾事。两年后,曾国藩去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胡宝善演唱的歌曲,由胡宝善和王传流作词,胡宝善作曲,创作于1973年。

 

《成都》是赵雷演唱的歌曲,由赵雷创作词曲,收录于赵雷201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无法长大》及2017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成都》。

《相亲相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主题曲,由孙楠、陈慧琳、古卓文、张惠妹共同演唱,于2009年10月16日单曲发行。 2011年,该曲获得“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十大金曲奖 。

 

 

《听心》是由郭高见作词,陈伟作曲,杭娇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歌曲收录在杭娇201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听心》中。

闭上眼我想看见你

屏住了所有的呼吸

我怕你走错了轨迹

做了心跳的标记

在梦里总有个秘密

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忍不住探索了心底

为何你摸索了离去

就算我说我爱你

就算我说我想你

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

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

我想再靠近一点

我想再走近一点

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

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

闭上眼我想看见你

屏住了所有的呼吸

我怕你走错了轨迹

做了心跳的标记

在梦里总有个秘密

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忍不住探索了心底

为何你摸索了离去

就算我说我爱你

就算我说我想你

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

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

我想再靠近一点

我想再走近一点

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

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

就算我说我爱你

就算我说我想你

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

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

我想再靠近一点

我想再走近一点

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

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

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

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

那英演唱《春暖花开》是由梁芒填词,洪兵作曲的一首主旋律歌曲。

《可能》是由宁缺作词作曲,程响演唱的歌曲

可能南方的阳光 照着北方的风

可能时光被吹走 从此无影无踪

可能故事只剩下 一个难忘的人

可能在昨夜梦里 依然笑得纯真

可能北京的后海 许多漂泊的魂

可能成都小酒馆 有群孤独的人

可能枕边有微笑 才能暖你清晨

可能夜空有流星 才能照你前行

可能西安城墙上 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大理 才算爱得认真

可能谁说要陪你 牵手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流出泪 某天在某时辰

可能桂林有渔船 为你迷茫点灯

可能在呼伦草原 牛羊流成风景

可能再也找不到 愿意相信的人

可能穿越了彷徨 脚步才能坚定

可能武当山道上 有人虔诚攀登

可能周庄小巷里 忽然忘掉年轮

可能要多年以后 才能看清曾经

可能在当时身边 有双温柔眼晴

可能西安城墙上 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大理 才算爱得认真

可能谁说要陪你 牵手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流出泪

可能终于有一天 刚好遇见爱情

可能永远在路上 有人奋斗前行

可能一切的可能 相信才有可能

可能拥有过梦想 才能叫做青春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奈良时代和平

遣唐使为7至9世纪时日本派遣往唐朝的官方使节,成为华夏文化在日本传播达到极盛时期的载体。 

遣唐使延续了过往日本遣隋使前往中国担任使节。首任遣唐使是公元630年的犬上御田锹。此后日本陆续都有使节派遣往唐朝达十多回合,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遣唐使的派遣目的,除了与唐朝表示友好、以及把先进的唐朝制度及文化吸收输入以外,亦包括搜集朝鲜半岛东亚地区的情报。 遣唐使的派遣不一定只有一位使节前往。而当有多于一人参与之时,会区分“大使”及“副使”,有时还有位于大使上的押使。而随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亦包括有留学生僧人。每次出海,都有400-500人乘坐4艘船渡海。遣唐使船一行人在出发前,都会带同船舳先到大坂住吉住吉大社,祈求住吉大神保祐海上安全。之后,整船人从住吉津开始出发,经住吉细江前往大坂湾,再去到难波津。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福冈那津,再前往玄界滩。过去日本与朝鲜半岛友好之时,会在朝鲜半岛北岸登陆,然后经陆路进入唐朝。但自从日本与新罗交恶之后,改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国。由于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在大海航行的遣唐一行经常遇到海难。

The Japanese missions to Imperial China were diplomatic embassies which were intermittently sent to the Chinese court. Any distinction amongst diplomatic envoys sent from the Imperial Japanese court or from any of the Japanese shogunates was lost or rendered moot when the ambassador was receiv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Extant records document missions to China between the years of 607 and 839 (a mission planned for 894 was cancell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Imperial missions included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tic kuge and Buddhist priests. These missions led to the impor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advances in th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hese diplomatic encounters produced the beginnings of a range of Schools of Buddhism in Japan, including Zen.

From the sinocentric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Court in Chang'an, the several embassies sent from Kyoto were construed as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 bu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shared this view.[1]

China seems to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in opening relations with Japan. Sui Emperor Yangdi dispatched a message in 605 which read:

The sovereign of Sui respectfully inquires about the sovereign of Wa.[2]

The court of Empress Suiko responded by sponsoring a mission led by Ono no Imoko in 607. A message carried by that mission,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Prince Shōtoku, contains the earliest known written instance in which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s referred to by a term meaning "land of the rising sun."[3] The salutation read, in part:

From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hi izuru tokoro) to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of the setting sun."[4]

The Imperial embassies to the Sui dynasty (遣隋使 Kenzui-shi)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sent to study government and technology.

The Imperial embassies to Tang dynasty (遣唐使 Kentō-shi) are the best known; 19 missions were completed. A 20th mission had been planned for 894 (Kanpyō 6, 8th month),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ambassadors. However, shortly before departure, the mission was halted by Emperor Uda because of reports of unsettled conditions in China.[5] The emperor's decision-maki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persuasive counsel of Sugawara no Michizane.[6]

遣唐使(けんとうし)とは、日本に派遣した使節である。日本側の史料では唐の皇帝と同等に交易・外交をしていたと記して対等な姿勢をとろうとしたが、唐の認識として朝貢国として扱い[1]旧唐書』や『新唐書』の記述では、「倭国が唐に派遣した朝貢使」とされる。中国では618年が滅びが建ったので、それまで派遣していた遣隋使に替えてこの名称となった。寛平6年(894年)に56年ぶりに再開が計画されたが、遣唐大使の菅原道真の建議により休止され、907年に唐が滅び、そのまま消滅する形となった[2]。遣唐使船には、多くの留学生が同行し往来して、政治家・官僚・僧にも多くの人材を供給した。留学生井真成の墓も中国で発見された。 

Les missions japonaises dans la Chine des Tang (遣 唐 使, Kentoshi) permettent d'examiner et d'évalue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e Japon au cours des VIIe, VIIIe et IXe siècles. La nature de ces contacts bilatéraux évolue progressivement de la reconnaissance politique et cérémonielle vers d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ce processus accompagne les liens commerciaux croissants qui se développent au fil du temps1.

Entre 607 et 838, le Japon envoie 19 missions en Chine. La connaissance est l'objectif principal de chaque expédition. Ainsi les prêtres étudient le bouddhisme chinois, les fonctionnaires les structu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les médecins la médecine chinoise et les peintres la peinture chinoise. Environ un tiers de ceux qui se sont embarqués en provenance du Japon ne survivent pas au voyage de retour vers le Japon2.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日本政府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为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对隋炀帝不敬,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悦。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

公元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同时,东亚诸国家中的四国——唐、高句丽、百济、新罗发生了骤变。经过几次国际战争,唐扩大了其统治区域,成为盛唐的一个标志;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分别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致使国家灭亡;新罗在战争中逐渐强大,以致最终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其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切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嬗变是分不开的。新罗紧紧地靠在了唐朝的一边,使得其与高句丽、百济相比在政治外交上占了上风。国与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密切联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外交使节的派遣。新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遣唐使也因此成为沟通新罗与唐朝的桥梁,其所担负的重任在七世纪时尤为凸显。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630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894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或洛阳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大唐。

第一次

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了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团,谋求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贞观五年十一月日本国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城。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药师惠日。 [19]唐太宗对此十分高兴,安排他们在长安参观学习了一年左右时间。公元632年,遣唐使团完成既定任务归国时,唐太宗特派高表仁作为唐朝的使节回访日本,一同随行的还有遣唐留学僧灵云、僧旻等人。 

第二次

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 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公元653年 癸丑 唐永徽四年,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日本国第二次遣唐使到达长安。随行来唐的学问僧有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惠照、忍、知聪、道昭、定惠、安达、道观、知弁、道福、义德、惠妙、智园、智宗、义通、妙位、法胜;学问生有巨势药、冰连老人、坂合部石积、高黄金等120人。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第二次遣唐使来华,抵达京师长安后,其中有一位留学僧叫道昭(629-700),他在长安遇到了玄奘法师,随后跟随玄奘学习佛法,道昭也成为佛教禅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 

第三次

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边麻吕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654年(白雉4年)高向玄理作为遣唐使再次来到中国,同年病故于都城长安。 

第四次

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该批遣唐使团由于船漂到南海尔加委岛,大使被人所杀,副使一行于闰十一月到洛阳觐见高宗皇帝。 

第二时期

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

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积 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唐高宗麟德二年) 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唐高宗便从长安来到洛阳筹备封禅之事。十月前往泰山,次年正月返回东都后接见了该批遣唐使 [5]。九月遣刘德高、郭务悰出使日本国。十二月日本国遣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护送唐使刘德高等返回长安。是为第五次遣唐使(送唐客使)。 

第七次

大使:河内鲸 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公元670年 庚午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日本国第七次遣唐大使河内鲸来到长安,贺平高丽。唐廷遣郭务悰率兵2000余人护送回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3]日本失败,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第三时期

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

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势邑治 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 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7批遣唐使,改由南岛起航,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的扬州、苏州或从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然后顺江南运河、通济渠经汴州至洛阳。 [4]当时武则天西巡长安,于大明宫麟德殿接见了该批使臣。703年十月随武则天返回神都。次年七月归国。 

第八次

来华时间:706年(中宗神龙二年,日本庆云二年)

《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庆云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唐中宗虽于神龙元年(705年)重新即位,但直到次年(706年)七月,中宗才离开洛阳前往西京长安,其间还曾游幸洛阳龙门。故706年二月于东都洛阳接见该批遣唐使团。 

第九次

押使:多治比县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马养 随行: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 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 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至东都,该批遣唐使于九月底抵达洛阳城,在紫微城应天门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天中:指洛阳,唐朝的东都。古代认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阳居北斗星下为地之正中,玄宗前期多居洛阳接见各国的朝拜。如唐·许浑《洛中游眺贻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由此进一步印证了该批遣唐使来洛阳朝见的史实。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国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等第九次遣唐使来到长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等,留学僧玄昉、理镜等,共557人。唐玄宗命通事舍人到鸿胪馆看望慰劳。 

第十次

大使:多治比广成 副使:中臣名代 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733年4月,第九次遣唐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 

第十一次

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吕 副使:吉备真备 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 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国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这次遗唐使于上年闰三月出发,分乘4船,每船各120余人。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判官大伴御笠、巨万大山、布势人主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藤原刷雄、膳大丘,留学僧行贺、戒明、得清、善议等。公元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元旦朝贺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见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授藤原特进,大伴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命秘书监兼卫尉少卿朝衡(阿倍仲麻吕华名)奉命迎接国宾。陪同游览、参观大明宫、府库、三教殿、图书、御苑。并为大使等画像以为纪念。 

第四时期

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二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 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公元778年 戊午 唐大历十三年正月,以小野石根为大使,大神末足为副使的日本国遣唐使到达长安。大使一行是上年六月出发的。 四月 二十二日,日使离开长安回国。唐使孙进兴等回访日本,同行。藤原河清在长安的遗女喜娘随同访日。留学生伊豫部家守,留学僧戒明、善议等也随同返国。 [19]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道益 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 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公元804年 甲申 唐贞元二十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抵长安。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灵仙、园基、金刚三昧、法道等随行同至。 [19]

第十四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达长安,赠送珍珠绢。请益僧义澄、留学生菅原梶成等同行。这次遣唐使团规模空前,人才济济。藤原常嗣是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之子,父子遣唐,史称异例。 [19]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黄巢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日本历代遣唐使表

序次

年代

使节

船数

人数

主要随行人员

备注

1

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二年)

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

       

2

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日本白雉四年)

吉士长丹、吉士驹

2

121

弁正、道昭

 

3

公元654年(唐永徽五年,日本白雉五年)

高向玄理、河边麻吕、药师惠日

2

     

4

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日本齐明五年)

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

2

     

5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日本天智四年)

守大石、坂合部石积

       

6

公元669年(唐总章二年,日本天智八年)

河内鲸

       

7

公元701年(唐大足元年,日本大宝元年)

粟田真人,坂合部大分、山上忆良任大通事

   

道慈

 

8

公元706年(唐神龙二年,日本庆云二年)

         

9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

多治比县守

4

557

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

 

10

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天平五年)

多治比广成、秦朝元判官

4

594

荣叡、普照

 

11

公元735年(唐开元二十三年) [13-14]

多治比广成,中臣名代 [15]

       

12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天平胜宝四年)

藤原清河、吉备真备

4

220

藤原刷雄

 

13

公元759年(唐乾元二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

高元度

1

99

   

14

公元761年(唐上元二年,日本天平宝字五年)

仲石伴

4

   

未成行

15

公元762年(唐宝应元年,日本天平宝字六年)

中臣鹰主

2

   

未成行

16

公元777(唐大历十二年,日本宝龟八年)

小野石根

4

     

17

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日本宝龟十年)

布势清直

2

     

18

公元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日本延历二十三年)

藤原葛野麻吕

4

 

橘逸势、空海、最澄、灵仙

 

19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

藤原常嗣、小野篁

4

651

圆仁、常晓、圆载、圆行

 

20

公元894年(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

菅原道真

   

根据菅原道真建议,废止遣唐使,未成行。

 

废止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成员

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

 

 

云朵演唱 聂小慧作词作曲、卡个秋编曲的歌曲

《东方之珠》,罗大佑作曲的歌曲,题材是回归前的香港。有粤、国语两版,粤语版在1986年推出,由关正杰演唱、郑国江填词、杨云骠编曲,收录于专辑《启示》;国语版在1991年首次推出,由罗大佑演唱、填词,并与花比傲共同编曲,收录于专辑《皇后大道东》。

 

《你笑起来真好看》是由周兵作词,李凯稠作曲,李昕融、樊桐舟、李凯稠共同演唱的歌曲。

《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是隔壁老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

你听过最美的旋律

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

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我们在一起说过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

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

你听过最美的旋律

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

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我们在一起说过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

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

我们拼命的相拥不给孤独留余地

无力 是我们最后难免的结局

无力 是我们最后难免的结局

《粉红色的回忆》是韩宝仪1987年在中国大陆发行(1986年首版在新加坡风格唱片发行,专辑名称为《无聊的游戏》)的第一张个人独唱专辑,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广为传唱,是许多歌迷的最爱。

 

《明月千里寄相思》是由金流作词、作曲、编曲,吴莺音演唱的歌曲。发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该曲收录于吴莺音1997年12月30日发行的专辑《Denon Mastersonic》中,徐小凤、蔡琴等人都翻唱过该曲。

徐小凤演唱

吴莺音演唱

《苹果香》是狼戈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于2021年2月26日发行。 《苹果香》立足于创作者狼戈的亲身经历,是以伊犁为背景元素,写给天下游子的歌曲。该歌曲朴素,听不到高深的炫技,也看不到刻意的雕琢。歌中对故乡苹果园的描述,每一句都包含着对纯真情感、美好生活的深深向往。

 

《祝酒歌》是由韩伟填词,施光南谱曲,李光羲演唱的主旋律歌曲。

《一封家书》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李春波1994年由中唱广州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封家书》中。1995年,该曲获得1994第三届“金唱片”奖。

 

《离别开出花》是柯柯柯啊演唱的歌曲,柯柯柯啊,歌手,新生代音乐人。作词:李浩瑞 谱曲:李浩瑞

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

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

喔眼泪轻轻地擦

别管那多嘴乌鸦

咽下那些风沙

你才能慢慢长大

要错过几个她

用你最好的年华

这是青春的代价

当离别开出花

伸出新长的枝桠

像冬去春又来

等待心雪融化

你每次离开家

带着远方的牵挂

那城市的繁华

盖住了月牙

当离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回答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在你的身后

有个等你的家

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

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

喔眼泪轻轻地擦

别忘那童年梦话

散在远方的花

也随风慢慢长大

要错过几个她

用你最真的年华

这是青春的回答

当离别开出花

伸出新长的枝桠

像冬去春又来

等待心雪融化

你每次离开家

带着远方的牵挂

那城市的繁华

盖住了月牙

当离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回答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在你的身后

有个等你的家

当离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回答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在你的身后

有个等你的家 

 

《鬼迷心窍》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滚石唱片1992年2月1日发行的影视剧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中。

 

《再回首》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姜育恒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姜育恒发行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