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的大型工业工具。它是最基础、最上游的领域,贯穿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简单地说,EDA就是芯片设计师的画笔和画板,就像操作文档要用Word,制作图片要用Photoshop一样,它能高效设计、控制及管理数十亿电路元件在一颗芯片里协同工作。
EDA算法密集,融合了图形学、计算数学、微电子学、拓扑逻辑学、材料学及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算法技术,必须经过长时间技术积累和持续大规模研发投入,才能满足新工艺的应用需求。
EDA作为芯片设计最上游、最高端的产业,同时也是国内芯片产业链最为薄弱的环节。EDA软件发展的产业生态基础正是代工厂的支持和芯片设计公司的培育。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制造和设计格局下,使得中国的EDA企业正在追求快速增长,来满足巨大的国内需求。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电化学海水分解是大规模制备绿氢的一种合理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方法和路径。但是实际电催化海水电解制氢存在持久性不符合需求的巨大挑战,这是因为电解过程的副反应、以及海水的复杂成分导致电极容易腐蚀导致。
人们发现,通过使用聚阳离子包裹的反式修饰改性催化剂能够避免氯离子的腐蚀,以及发展了具有较好电催化选择性的催化剂。但是电催化分解海水仍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通过海水预先脱盐处理能够避免副反应以及电极腐蚀问题,但是这种过程需要使用大量能源,在经济性上并不合理。而且脱盐模块的体积巨大,导致脱盐电解体系的尺寸难以进行方便的部署。
有鉴于此,南京工业大学邵宗平(Zongping Shao)、深圳大学谢和平(Heping Xie)等报道提出了能够克服副反应和电极腐蚀性问题的一种直接海水电解制氢方法。在验证性的电催化分解海水体系进行实际电催化制氢,能够在电流密度为250 mA cm-2 的情况进行3200 h持续的稳定工作。
本文要点
(1)
将基于自发驱动相变机理进行原位海水纯化的结构与电解纯水结合,通过使用疏水性多孔聚四氟乙烯(PTFE)防水透气膜构建气体透过电极界面,使用浓KOH作为自润湿电解液,构建了可直接进行电解腐蚀性海水的电解槽。这种设计的特点是,膜结构能够让水蒸汽进行扩散传输,同时阻碍海水和杂质离子的扩散传输。在电催化反应过程中,海水和电解质之间不同的水分子蒸汽压能够驱动海水蒸发生成水蒸气,随后水蒸气跨膜扩散到浓KOH电解质,随后重新液化。这种相变传输策略从海水中提取了纯水,对离子的阻碍效率达到100 %。
(2)
这种电催化体系具有高效、尺寸可调、能够大规模化的优势,与纯水电解体系类似,同时操作成本没有明显增加。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电催化制绿氢体系的结构和机理有助于实现一步完成污水处理、资源回收、制氢。
Electrochemical s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using renewable energy as input is a highly desirable and sustainable method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of green hydrogen1,2,3,4,5,6,7; however, its practical viability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by insufficient durability because of the electrode side reactions and corrosion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omplex components of seawater. Although catalyst engineering using polyanion coatings to suppress corrosion by chloride ions or creating highly selective electrocatalysts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ited with modest success, it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8,9,10,11,12,13,14. Indirect seawater splitting by using a pre-desalination process can avoid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15,16,17,18,19,20,21, but it requires additional energy input, making it economically less attractive. In addition, the independent bulky desalination system makes seawater electrolysis systems less flexible in terms of size. Here we propose a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method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that radically addresses the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 A demonstration system was stably operated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250 milliamperes per square centimetre for over 3,200 hours und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without failure. This strategy realizes efficient, size-flexible and scalable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in a way similar to freshwater splitting without a notable increase in operation cost, and has high potenti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mportantly, this configuration and mechanism promises further applications in simultaneous water-based effluent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and hydrogen generation in one step.
参考文献
Xie, H., Zhao, Z., Liu, T. et al. A membrane-based seawater electrolyser for hydrogen generation. Nature (2022)
DOI: 10.1038/s41586-022-0537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379-5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
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
下雨了我为你撑伞
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世也译作“佛陀”,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所以,所谓《浮屠经》 ,实际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包括其家族背景、出生年代以及生平事迹。并较为详细的记载了释迦牟尼特殊的体态特征,即“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此外经中还讲了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形象,就这样栩栩如生的被刻画出来。这些信息,对于中国认知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宗教,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信息。
首先,作为我国最早的翻译佛经,从前文笺疏可以看出,其译文有明显的向我国传统思想靠拢的迹象。这对于我们研究佛教初传的状况,进而研究中印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有重要价值。
其次,佛教流传中华之初,中国人站在传统的黄老思想的立场上去理解它,接受它。这种倾向的产生,追根溯源,其滥觞大约就是这部《浮屠经》,就在这部经所宣传的若干与黄老相通的教义上。正因为把佛教等同于黄老,才出现“老子化胡”的传说,成为此后佛道争斗的一大公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屠经》又是我们研究佛道关系史时不可忽视的资料。
再者,由于《浮屠经》其后亡佚,一般人对它不甚了了,但由汉明帝感梦之说推想。《浮屠经》翻译为汉文的时间,很有可能更早于《佛说四十二章经》。由此,我们当重视对《浮屠经》的研究。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与汉人一词类似,汉服中的“汉”字的词义外延亦存在着由汉朝扩大为整个民族指称的过程。如《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 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 ;而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礼仪制度 。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 。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 ,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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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溶"于一体的药酒,不仅配制方便、药性稳定、安全有效,而且因为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半极性有机溶剂,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都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疗效。
中医理论认为患病日久必将导致正气亏虚、脉络瘀阻。因此各种慢性虚损疾病,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气血不畅、经脉滞涩的问题。药酒中主要具有补血益气、滋阴温阳的滋补强身之品,同时酒本身又有辛散温通的功效。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ᡥᠣᡨᠣᠨ,转写:mukden hoton),又称奉天城[1],是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东京城迁都至沈阳。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中卫,并将其更名为盛京[2],即“天眷盛京”之意[1]。清廷入关后改首都为北京城,盛京城则作为陪都奉天府所在。1907年,奉天省成立,奉天城即又称奉天省城。民国初年,奉天市范围扩展,原奉天城通称为奉天老城。满洲国时期,奉天老城与商埠地、满铁附属地连成一体[1]。现盛京城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与大东区中心区一带。
作为老沈阳城的城门,这里曾是沈阳内城的门户,是清朝官员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沈阳本地土著都知道沈阳有很多地名都带“门”,例如什么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事实上,原来这里确实都有门,但是如今这些门都看不到了。他们原来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在清朝,盛京城曾建有八座城门,形成“八道屏障”,守护着这座古城。然而现在沈阳城内已经很难看到老城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以前都有着怎样的用途。
八门的形成
沈阳最初开始建城墙,是在明洪武21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主要用于抵御北部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军事攻击。
当时的沈阳城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
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因此有很多人曾误以为沈阳八个城门的改造是他下令的。其实他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照明朝时发生太大变化。
真正把盛京城规格建起来的人,是皇太极。
按照历朝历代京城中各城门相对称的规律,皇太极改四门为八门。
分别为:内治门(小东门)、抚近门(大东门)、天佑门(小南门)、德盛门(大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
八个城门相对交汇成两街两路,将沈阳故宫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井”字的城市结构。
改建后的城门,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
后金崇尚八旗制,所以“井”字街路划分出的9块区域,除正中为皇宫外,周围八个区域分给八旗,每旗各据其一。
现在的沈阳,除了大西门、大东门等,你一定还听过有大西边门、大东边门,这些“边门”也是依据八个城门修建的。皇太极当初是将沈阳作为皇都来修建,所以出于社稷考虑,要修建“八门八关”,便有了后来的几个大边门。
小西关是历代清朝皇帝来盛京的必经之路,铁制关门上立有“陪都重镇”的匾额,门椽上有二龙戏珠图案,民间称之为龙门。1942年,这个铁制的龙门被日本鬼子弄去造武器了。
八门的历史和用途
清时期的沈阳八门,命名十分有寓意:“怀远抚近,内治外攘”是当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治国国策;“天佑地载,德胜福胜”意为天地眷佑,国运绵长。
八门分别具有不同的用途,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故事。
怀远门(如今位于中街)
怀远门,是现在城内被复建的两座城门之一。在八座城门中,只有怀远门的两扇城门之上各有三个小眼。按照八卦推断,正是代表死门。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怀远门外是处斩囚犯的法场,凡处死的犯人必经这里,所以怀远门也被称为“鬼门”。
抚近门(大东门——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82号)
抚近门是另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当年其他少数民族来沈阳拜谒皇太极,都走抚近门,因此抚近门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
抚近门位于古城的正东,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一条街,东起抚近门,西至怀远门。原名新正街,建于清光绪31年。
当时因临近州衙,一般为诉讼、报告的人歇息侯信的地方,因此,这条街全是旅店、饭馆和茶楼。抚近门外有一个“三陵衙门”,是用来负责清皇室祖陵的安全和管理事务的。
内治门(小东门——位于四平路(今中街路)东端)
内治门和外攘门相通的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古时的内治门附近也发挥着集市作用。
1829年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这里是水果市,内治门里还有鱼行。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
(如今小东门的大概位置)
外攘门(小西门——里面就是如今的中街)
外攘门是当年奉天的主城门,也是清代以来留下影像最多的城门。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攻占沈阳的见证之地。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就是在沈阳外攘门上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的。
(四平街中街旧貌)
天佑门(小南门——位于现正阳街南段)和地载门(小北门——位于现正阳街北段)
天佑门是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占一杀出重围的地方。他曾在起义战斗中,将盛京刑部、奉天府和承德县三级监狱囚犯放尽,并火烧刑、礼部和县署衙门。
▲地载门
地载门又叫小北门。天佑门和地载门连接的是正阳街。正阳街是沈阳最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
你所知道的沈阳老字号美食,都在这条街上。
德盛门(大南门)和福胜门(大北门)
德盛门,以女儿墙的故事留名于世。相传皇太极得知女扮男装替父出工修葺城墙的扈姓女子的孝行,深受感动,特准许德盛城墙的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处可以矮一砖建设,得名女儿墙。
后来在清末义和团起义时,"红灯会"义民为泄仇恨,将矮一砖的“女儿墙”加到和别处同样的高度。
福胜门就是现在所称的大北门。与地载门之间的某个位置,曾坐落一个宫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的“汗王宫”。
八门外的第九个门
盛京八门各具历史,也各有故事。但是小主的主题说了沈阳“老九门”,既然是八门,又何来九门之说?
有资料记载,沈阳城的护城守官,被称为“九门提督”,所以说古时沈阳还是有第九个门的。
前面说过,明朝的时候沈阳开始建城墙,有四个城门。嘉靖22年,沈城扩建,将北侧的“安定门”改为“镇边门”。后来在与后金长达数年的征战中,沈阳明城墙除了这个北门,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毁坏。
这个北门,因为损坏小,又离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很近,所以皇太极修城墙时,没有拆除而保留了下来。
沈阳是在1958年发现了这个“第九门”。当时有一个学校因维修缺砖,到城根挖,却挖出了一个刻有“镇边门”的门额。经考古人员考证,在大北门和小北门之间的城墙旧址发现了一座用砖石堵封起来的城门,这就是“九门”。
这里还有一件比较好玩儿的事,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寝宫离“九门”这么近?有专家说称因为“逃跑方便”。他们家的后院直通九门,很轻易就能回到发祥地抚顺新宾。
沈阳“九门”的发现,不仅对沈阳的城市历史有意义,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
礼名 |
动作 |
适用范围 |
礼义 |
拱手礼 |
胸前拱手,后收,前推 |
日常礼仪 |
恭敬,接受,礼让 |
揖 礼 |
曲臂,抱手,躬身 |
常规礼仪 |
恭敬,给予,接受 |
一拜礼 |
展臂,拢手,躬身30度 |
初相见,敬长 |
恭敬,接受,给予 |
两拜礼 |
展臂,拢手,躬身45度,两次 |
常规大礼 |
恭敬,接受,报答 |
三拜礼 |
高揖至额,躬身90度,三躬 |
敬天地祖师国 |
恭敬,接受,报答 |
叩首礼 |
踞坐至地,拜,叩首 |
特定大礼 |
恭敬,接受,报答 |
执手礼 |
双手出,长下幼上,长执幼 |
行于长幼之间 |
父慈子孝,师道生尊 |
交手礼 |
双手交叉胸前,推出,平示 |
代孔夫子还礼 |
推让,给予,示之 |
鞠躬礼 |
垂手,躬身,可深可浅 |
通行礼仪 |
谦恭,接受,礼让 |
附手礼 |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
行大礼前站姿 |
诚意正心 |
拱手礼
在胸前拢手,由前向后收,呈拱手形。向前推,不躬身。
视距离远近,可高,不能低于胸。
日常相见礼,送别礼。
揖礼
在胸前抱手,轻于抱拳,重于拱手。略躬身或不躬身。
用于日常行礼,敬长上,同学朋友互敬。
一拜礼(拜礼)
展臂,至胸前合,拢手。男左手前,女右手前。躬身(30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初相见,敬长上,行家礼。只行一个。
常规大礼。
两拜礼(再拜礼)
展臂,至面部前,拢手。躬身(45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向长上行大礼。一般行一个,叫“拜”。最多行两个,叫“再拜”。
三拜礼(再拜额手礼)
立定,挺身,庄重。
“双手附心。”双手附在胸腹之间,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叠并,两肘与手成直线。双手表示“与天地合其德”。天德大刚健,大恒久,大信用,大起始。地德大承载,大包容,大丰富,大付出。两德兼备而各有显。显德可以因时因境而变化。
“高揖。”双手向前上方推出,推至额头前方,两臂伸直。
“行礼(拜)。”头、颈、手臂皆不动,腰部下躬,深躬(90度)。
“兴。”起身,双手升至额前。
“再行礼(再拜)。”
“兴。”
“额手。”双手贴向额头,再推出。
“三行礼(三拜)。”
“兴。”
“礼成。”双手复位,至胸腹间。
用于敬天地祖先先师,特定场合敬父母,行人生大礼。
用于集体行大礼。
大礼站着行要行三个,叫“再拜额手”,相当于古代的“再拜稽首”。
叩首礼
古人因为席地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叫“踞”、“正坐”,行这个大礼很方便。
古人行的最大礼是“再拜叩首礼”。先踞坐下去,挺直身,臀部不要离开小腿,也就是不要跪起来。先行拜礼,行两个。拜礼的动作是,双手在额前揖起,下落,手拜至前面地面,身子随手臂前倾。行第三个礼时,两手下行,分开,手心向上。躬身,手背贴在侧前方地面上,额头叩至地面。第三个礼仪动作也可以双手不分开,额头叩至手心。这三个礼仪动作表示越来越敬。今人可以再拜叩首,也可以只行一个叩首礼。站着行就是“再拜额手礼”和“额手礼”。三,表示多,再多也还是三。
只用于特定大礼,如敬天敬地敬祖先,特定场合敬先师,特定场合敬亲生父母辈祖辈,结婚那一天夫妻对拜。不可以随便行。随便行是亵渎礼仪,亵渎对方。
执手礼
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长辈可以坐着,执晚辈之手。
家庭礼仪。结婚时夫妻礼仪。
交手礼
仅用于生向孔夫子行拜师礼时,师代孔夫子还礼。孔子像上,孔夫子用的是这个还礼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叠并,推出,平示。
师不能随便还这个礼。
鞠躬礼
垂手,躬身。鞠躬幅度可大可小,越下越敬。
颔首、躬身,长者用于还礼。
附手礼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行大礼前站姿,升国旗站姿。表示诚意正心。
握手、挥手、摆手、招手、拥抱、起身、鼓掌、点头、躬身、应答、微笑、示请、示让,也是礼仪,属于“仪”、“貌”的范畴。
以上礼仪动作看似复杂,而平常只用朋友间平等对等的拱手礼和敬长的一拜礼。对方怎么行,自己怎么还,很简单。
礼的规则是有来有往,双向对等、有序有位。对方行礼,必须还礼。无论地位多高,辈份多长,都要还礼,否则就是失礼和无礼。应答、点头、躬身,都是还礼。
给天地祖先先师行礼,天地祖先先师不还礼。因为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施礼”,我们只是在还礼,报答。
礼仪动作根据礼仪的两个基本价值规则和礼义而生而定。以上只是基本规范。礼仪动作可以有变化。各地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礼仪动作也有差异。有基本定式,又有不同,才能区别,才能适宜。日本、韩国、其它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保留有儒教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的支脉。按自己的传统行礼,这样就有别有位了,适宜了。中国大陆地区,礼仪被君权弄到极端,如今业已中断,要回到周礼的本原,结合西方文化的成果,制定礼仪,接通古今中外。各地实行起来还可以有差别。
新礼继承古礼,礼仪动作拉开人的距离,使互敬。同时发展变化,顺应人心,拉近人的距离,增加“执手”礼,使互爱。通两得中合宜。
礼仪动作一改卑下之相,乾德刚毅正大,坤德典雅尊贵。行礼人乾坤合德。
总结
礼的内在规则:施报双向,平等对等,有序有位。
礼的功用是: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礼生之敬,可移于工作、学习、待人,敬业、敬事、敬人、受敬,人是一流人。人失去了礼仪、仪式,也就没有了敬,凡事皆不敬,成了二流三流人。祖先的礼仪动作,先使人生敬。握手只能生情,不能生敬。
升人品,提国格,非礼不能。
礼以直道为中,兼行重道,兼行恕道。
施(始)的规则:卑己尊人,行敬让之道。
报的规则:以直道相报,来而有往,投桃报李。可以重报,投我木桃,报以琼瑶。不可以反报,不可以轻报,不可以不报。
知礼者知理,有礼者有理,合礼就是合理。
礼自心生,礼由己发。
“克己”与“由己”相结合。“复礼”与“为仁”相结合。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 未冷却热情 将心倾 把手牵 理想终需要拼 你与我会挽手打气 哪会怕冷清 歌声中 广州队 越秀山中的霸气 赶快将你的手 举向天际一起摇动 赶快掀起千次不断的 人浪里 我哋要欢呼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 未冷却热情 将心倾 把手牵 理想终需要拼 你与我会挽手打气 哪会怕冷清 歌声中 广州队 越秀山中的霸气 赶快将你的手 举向天际一起摇动 赶快掀起千次不断的 人浪里 我哋要欢呼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作者:李景端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 物馆等自然处处引人入胜,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 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 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 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 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 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 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 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 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博过速”症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 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 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 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练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 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 培养高尚品德;(3)磨练奋 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 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 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 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 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栅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 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 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决不会向他求情, 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马约翰(1882年—1966年10月31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运动员、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并长期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和全国选手总教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职务。他一生积极倡导、热情指导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并广受尊敬。著有《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1
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2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3
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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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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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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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
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
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
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
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
。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
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
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
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
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
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
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
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
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
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
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
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
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
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
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
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
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
。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
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
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
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
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在美国买了一架飞机,如何才能把它“领回家”呢?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任性的,想要从国外进口一架飞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飞机从制造的许可到起飞的过程都是需要通过各种的“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英文名称:type certificate),定义:在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符合相应适航标准中的适用要求和适航当局规定的专用条件或具有适航当局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其持续适航文件已获得批准,在运行中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特性时,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性证件。
简单来讲,型号合格证是民航局给飞机颁发的一个相当于研制的许可证,是对飞机设计方案的批准。
生产许可证(英文名称:production certificate),定义:在适航当局审查了申请人的质量控制资料、组织机构和生产设施后,认为申请人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合格的质量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产品均能符合型号合格证的设计要求,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其生产能力的证件。生产许可证就是当地的适航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厂的一个证书,允许你进行生产。
型号认可证(英文名称: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简称:VTC。定义:对于进口的民用航空产品,在中国适航当局按其规定审查后,确认该产品满足中国的有关适航要求,由中国适航当局对该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证件。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飞机想要出口到中国来,中国民航局同样要对这个型号合格证进行认证,通过中国民航认可后飞机销售到中国来。这就叫做型号认可证。
适航证(英文名称: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定义: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是针对每一架飞机的。比如南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87之后,再引进第二架波音787的时候同样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证。
航空器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是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飞机制造商的新机型要在全球市场上投放,除了要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的适航证外,还需要获得进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证明。
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设计、生产及维修民用航空器及其发动机、螺旋桨和民用航空器上设备,须向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书、生产许可证书及维修许可证书。航空器需有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方可飞行。如果没有获得该证明,则飞机将无法投入运营。取得中国正式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可以申请适航证。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
适航检查
适航监察员对申请适航证的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应在航空器制造、组装或改装现场进行。检查按照《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航空器各种合格性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民用申请注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以上文本均指现行有效版本,除非下文有具体说明。
最新适航证法规
·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CCAR-183)
· 国内民用航空器适航审查收费办法(试行)
· 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
·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 螺旋桨适航标准
·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 航空器产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 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处罚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 民用航空器运行适航管理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第三次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大陆台商春节返乡项目)包机作业程序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两岸春节客运包机作业程序
· 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的通知
· 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近洋航区适任证书考试发证补充办法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民航局关于民用飞机管理的暂行规定
·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 民航局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直升机近海飞行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 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
· 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的意见
·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
·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等各国适航规定
指导文件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
审批权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国产全新航空器的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由航空器制造人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办理。
受理部门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电话:020-86130011;传真:020-8630419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163号;邮编:510405
需要的资料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2条,适航证申请资格及申请资料如下: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满足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适航指令清单;
8.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在进行航空器适航检查过程中,适航证申请人还应按《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提供技术资料供局方检查。
办理程序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适航证办理程序如下:
(1)审核申请资料,如果申请人及申请项目符合规章和程序,项目予以受理,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审查组。不予受理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组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3条执行适航检查,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检查单见《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通过适航检查确认有关航空器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
(3)审查组做出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的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报告。
(4)在收到审查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后,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按适用)。不予颁发证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理期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办理期限如下:
(1)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意见。
(2)根据审查组审查报告,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的决定。
变更或延续
(1)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
出现《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一)或(二)款规定的情况时,应申请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申请人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三)款提交申请资料。
局方按本表格“办理程序”进行办理。
(2)适航证有效期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9条规定,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3)适航证的转让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1条规定,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4)适航证的更改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2条规定,对适航证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撤销和注销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十二章罚则,如违反CCAR-21-R3有关规定,按适用性对证件持有人予以警告(第21.345条)、罚款(第21.347条)、暂扣证件(第21.349条)、吊销证件(第21.351条)或者停止生产、运行和经营(第21.353条)的处理。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7条具体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适航证将被暂扣或吊销。
备注
进口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应向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文件记录审批
确认申请人提交的《适航证申请书》[AAC-018]填写准确无误;
确认航空器(含所安装发动机、螺旋桨)已通过型号认可审查,型号审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已得到解决,型号认可证及其数据单、生产许可证现行有效;
审核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和记录,确认航空器满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
确认航空器完成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
审查制造人按规定对航空器进行试飞的有关报告;
确认持续适航性文件的完整有效;
颁发证件
所申请的航空器经适航监察员检查,在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即可在现场签发《民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AAC-023]。2010年9月16日,民航中南局代表首次到中航工业特飞所,现场颁发A2C飞机适航证。
当适航监察员认为有必要对标准适航证的有效期或航空器的使用进行限制时,应在向申请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在标准适航证“备注”栏内注明使用限制或有效期。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1.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1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