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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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人武侠小说泰斗
陈日君：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
东风吹开了元宵夜的火树银花，花灯灿烂，就像千树花开。从天而降的礼花，犹如星雨。豪华的马车在飘香的街道行过。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注释
青玉案（qīng yù wǎn）：词牌名。调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阕各五仄韵，上去通押。
元夕：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元宵节，此夜称元夕或元夜。
花千树：花灯之多如千树开花。
星如雨：指焰火纷纷，乱落如雨。星，指焰火。形容满天的烟花。
宝马雕车：豪华的马车。
“凤箫”句：指笙、箫等乐器演奏。凤箫：箫的美称。
玉壶：比喻明月。亦可解释为指灯。
鱼龙舞：指舞动鱼形、龙形的彩灯，如鱼龙闹海一样。
蛾儿：古代妇女于元宵节前后插戴在头上的剪彩而成的应时饰物。
雪柳：原意为一种植物，此处指古代妇女于元宵节插戴的饰物。
黄金缕：头饰上的金丝绦。
盈盈：声音轻盈悦耳，亦指仪态娇美的样子。
暗香：本指花香，此指女性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他：泛指第三人称，古时就包括“她”。
千百度：千百遍。
蓦然：突然，猛然。
阑珊：暗淡；零落。

拱手礼
在胸前拢手，由前向后收，呈拱手形。向前推，不躬身。
视距离远近，可高，不能低于胸。
日常相见礼，送别礼。
揖礼
在胸前抱手，轻于抱拳，重于拱手。略躬身或不躬身。
用于日常行礼，敬长上，同学朋友互敬。
一拜礼（拜礼）
展臂，至胸前合，拢手。男左手前，女右手前。躬身（30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初相见，敬长上，行家礼。只行一个。
常规大礼。
两拜礼（再拜礼）
展臂，至面部前，拢手。躬身（45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向长上行大礼。一般行一个，叫“拜”。最多行两个，叫“再拜”。
三拜礼（再拜额手礼）
立定，挺身，庄重。
“双手附心。”双手附在胸腹之间，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叠并，两肘与手成直线。双手表示“与天地合其德”。天德大刚健，大恒久，大信用，大起始。地德大承载，大包容，大丰富，大付出。两德兼备而各有显。显德可以因时因境而变化。
“高揖。”双手向前上方推出，推至额头前方，两臂伸直。
“行礼（拜）。”头、颈、手臂皆不动，腰部下躬，深躬（90度）。
“兴。”起身，双手升至额前。
“再行礼（再拜）。”
“兴。”
“额手。”双手贴向额头，再推出。
“三行礼（三拜）。”
“兴。”
“礼成。”双手复位，至胸腹间。
用于敬天地祖先先师，特定场合敬父母，行人生大礼。
用于集体行大礼。
大礼站着行要行三个，叫“再拜额手”，相当于古代的“再拜稽首”。
叩首礼
古人因为席地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叫“踞”、“正坐”，行这个大礼很方便。
古人行的最大礼是“再拜叩首礼”。先踞坐下去，挺直身，臀部不要离开小腿，也就是不要跪起来。先行拜礼，行两个。拜礼的动作是，双手在额前揖起，下落，手拜至前面地面，身子随手臂前倾。行第三个礼时，两手下行，分开，手心向上。躬身，手背贴在侧前方地面上，额头叩至地面。第三个礼仪动作也可以双手不分开，额头叩至手心。这三个礼仪动作表示越来越敬。今人可以再拜叩首，也可以只行一个叩首礼。站着行就是“再拜额手礼”和“额手礼”。三，表示多，再多也还是三。
只用于特定大礼，如敬天敬地敬祖先，特定场合敬先师，特定场合敬亲生父母辈祖辈，结婚那一天夫妻对拜。不可以随便行。随便行是亵渎礼仪，亵渎对方。
执手礼
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长辈可以坐着，执晚辈之手。
家庭礼仪。结婚时夫妻礼仪。
交手礼
仅用于生向孔夫子行拜师礼时，师代孔夫子还礼。孔子像上，孔夫子用的是这个还礼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叠并，推出，平示。
师不能随便还这个礼。
鞠躬礼
垂手，躬身。鞠躬幅度可大可小，越下越敬。
颔首、躬身，长者用于还礼。
附手礼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行大礼前站姿，升国旗站姿。表示诚意正心。
握手、挥手、摆手、招手、拥抱、起身、鼓掌、点头、躬身、应答、微笑、示请、示让，也是礼仪，属于“仪”、“貌”的范畴。
以上礼仪动作看似复杂，而平常只用朋友间平等对等的拱手礼和敬长的一拜礼。对方怎么行，自己怎么还，很简单。
礼的规则是有来有往，双向对等、有序有位。对方行礼，必须还礼。无论地位多高，辈份多长，都要还礼，否则就是失礼和无礼。应答、点头、躬身，都是还礼。
给天地祖先先师行礼，天地祖先先师不还礼。因为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施礼”，我们只是在还礼，报答。
礼仪动作根据礼仪的两个基本价值规则和礼义而生而定。以上只是基本规范。礼仪动作可以有变化。各地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礼仪动作也有差异。有基本定式，又有不同，才能区别，才能适宜。日本、韩国、其它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保留有儒教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的支脉。按自己的传统行礼，这样就有别有位了，适宜了。中国大陆地区，礼仪被君权弄到极端，如今业已中断，要回到周礼的本原，结合西方文化的成果，制定礼仪，接通古今中外。各地实行起来还可以有差别。
新礼继承古礼，礼仪动作拉开人的距离，使互敬。同时发展变化，顺应人心，拉近人的距离，增加“执手”礼，使互爱。通两得中合宜。
礼仪动作一改卑下之相，乾德刚毅正大，坤德典雅尊贵。行礼人乾坤合德。
总结
礼的内在规则：施报双向，平等对等，有序有位。
礼的功用是：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礼生之敬，可移于工作、学习、待人，敬业、敬事、敬人、受敬，人是一流人。人失去了礼仪、仪式，也就没有了敬，凡事皆不敬，成了二流三流人。祖先的礼仪动作，先使人生敬。握手只能生情，不能生敬。
升人品，提国格，非礼不能。
礼以直道为中，兼行重道，兼行恕道。
施（始）的规则：卑己尊人，行敬让之道。
报的规则：以直道相报，来而有往，投桃报李。可以重报，投我木桃，报以琼瑶。不可以反报，不可以轻报，不可以不报。
知礼者知理，有礼者有理，合礼就是合理。
礼自心生，礼由己发。
“克己”与“由己”相结合。“复礼”与“为仁”相结合。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韩医学（韓語：한의학），又称东医（韓語：동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为高丽医学[1]，是朝鲜半岛的传统医学，主要是在傳統中醫的體系上结合朝鲜本土医药發展起來[2][3][4]。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自治区域称为朝医。朝医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医学之一[註 2]。

朝鲜半岛本土传统医学最初称为“乡药”[6]:5-6。朝鲜王朝中期，朝鲜医学家许浚将《黄帝内经》和金元四大家的中医理论与本国传统乡药統合开创“东医”[6]:95。朝鲜王朝末期，医学家李济馬创立以四象为纲的“四象医学”成为韩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韩医以“天、人、性、命”整体观和“四维之四象”结构为理论指导，在临床上施行辨象施治[2]。韩医与中医有许多共通之处，但韩医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融合了除中医以外的其它医学知识[2]。在临床方面，韩医非常注重针药并用的治法[7]，應診甚少使用脈診[8]。

1986年，韩国将日本式的“汉医”一词改称“韩医”。2006年，韩国为配合2013年东医名著《东医宝鉴》问世400周年的纪念活动申请将此书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后，《广州日报》在头版上援引民俗专家白庚胜的话以《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遗”》为题进行报道，引起舆论对韩医的关注和不满。韩国被指欲割断韩医与中医的源出关系，以突出其医学的本国化[9]。不过也有舆论表示《广州日报》的报道存在“常识性错误”，并支持包括韩医、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成为文化遗产[1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俄罗斯]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北京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

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我们在这儿欢笑 我们在这儿哭泣

我们在这儿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儿祈祷 我们在这儿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

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

下雨了我为你撑伞

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