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最好的运气

就是遇见了你

刚好你也爱我

我也爱着你

在这个尴尬年纪

我不再是一个人

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

此生最大的欢喜

就是等到了你

是你带我走出

那片沼泽地

从我们交换信物

深情相望那刻起

我的余生就是你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和你坐在摇椅里

感受那夕阳的温柔

听微风轻轻地吹

听河水慢慢地流

再聊聊从前日子

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那时都已白了头

还想听你叫我丫头

轻轻牵着你的手

静静靠在你胸口

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

此生最大的欢喜

就是等到了你

是你带我走出

那片沼泽地

从我们交换信物

深情相望那刻起

我的余生就是你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和你坐在摇椅里

感受那夕阳的温柔

听微风轻轻地吹

听河水慢慢地流

再聊聊从前日子

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那时都已白了头

还想听你叫我丫头

轻轻牵着你的手

静静靠在你胸口

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那时都已白了头

还想听你叫我丫头

轻轻牵着你的手

静静靠在你胸口

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

温从水从昷，昷，送食于囚，适度增加。本意为：适度增加水温，暖水。引申为：适中的温度。古昷、温同。

良从富从亡，亡为隐藏、看不到。本意为：隐藏着的家室充盈，才能充分之意。若“发虑宪求善良”，求的不是我们现在概念的“善良”之人，而是有治国之才与执事之能的善人与良人。

恭《尔雅》：恭，敬也。按：先秦时期恭、敬就是现今礼节、礼貌的概念。恭受礼所节制，以现今的概念就是礼也得按规定而行，不足不恭，恭过则谄。

俭从人从佥。佥为两边、两面。本意为：前后一致。凡从佥的字皆有佥之两面之意。若剑即为两面一致的刀；捡即为以手提起使其两面可见；检即为查木之内外等。

让从言从襄。襄为埋种扣合使二为一，增实于其内也。因此谥法云：辟地有德曰襄。本意为：相责以推贤。《说文》：相责，让也。《国语·晋语》让，推贤也。

温良恭俭让：处事得当、才能卓著、遵纪守礼、表里如一、学识丰富于国有利。

民逐利，以利驱之，君亦人也，闻政以利国而求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Quelle:www.chinakongzi.org)

莫说青山多障碍

风也急风也劲

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

莫说水中多变幻

水也清水也静

柔情似水爱共永

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

万水千山总是情

聚散也有天注定

不怨天不怨命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莫说青山多障碍

风也急风也劲

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

莫说水中多变幻

水也清水也静

柔情似水爱共永

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

万水千山总是情

聚散也有天注定

不怨天不怨命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起源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兴盛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后来的苏州弹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入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为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标新。这一时期流派纷呈，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艺术流派

苏州评弹大致可分三大流派 ，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演唱形式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两人的双档，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 ”。

曲调特点

弹词一般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传承意义

苏州弹词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稽的传统长篇有65部，新编历史题材172部，还有一些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记录了大量的演出本，并作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周玉泉的《玉蜻蜓》和《中篇弹词选》。有关历史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出版了《苏州弹词旧闻钞》《评弹艺人谈艺录》。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Weinbrand ist ein Gattungsbegriff für Spirituosen aus einem Weindestillat. Als Handelsbezeichnung ist der Begriff „Weinbrand“ EU-rechtlich definiert und insbesondere vom Branntwein und anderen Spirituosen abgegrenzt.[1] Destillate aus Wein gehören zu den ältesten Spirituosen der Welt. Vermutlich wurden bereits seit 1000 n. Chr. im Gebiet der heutigen Türkei hochprozentige alkoholische Getränke aus Wein gebrannt.[2] In Europa verbreiteten sich Weindestillate im Hochmittelalter und wurden zunächst vor allem zu medizinischen Zwecken genutzt.[3] Über das mittelniederdeutsche brandewīn entstand der englische Begriff brandy wine. Dieser zu „Brandy“ verkürzte Name wird in viel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wie England, Italien und Spanien benutzt, im Deutschen beispielsweise oft in Cocktailrezepten.[4] Die einschlägige EU-Verordnung setzt heute Brandy und Weinbrand gleich.

白兰地，从荷兰语 Brandewijn 而来，意思为“烧的酒”，16世纪时，荷兰为海上运输大国，法国是葡萄酒重要产地，荷兰船主将法国葡萄酒运往世界各地，但当时英国和法国开战，海上交通经常中断，葡萄酒贮藏占地费用大，于是荷兰商人想将葡萄酒蒸馏浓缩，可节省贮藏空间和运输费用，运到目的地后再兑水出售。但意想不到的是浓缩的酒更受欢迎，而且贮藏时间越长酒味越醇，从此，出现一种新酒，蒸馏葡萄酒—白兰地。

一升白兰地大约需要八升葡萄酒浓缩，蒸馏出的酒是近乎无色的，但在橡木桶中贮藏时，将橡木的色素溶入酒中，形成褐色。年代越久，颜色越深。由于有颜色的更受欢迎，目前酿酒厂都使用焦糖加色。

目前世界最好的白兰地产地是法国夏朗德省(Charente)的干邑(科尼亚克Cognac)周围地区和热尔省(Gers)的亚文邑(阿马尼亚克Armagnac)地区，这些地区传统生产白兰地，酒厂年代久远，因此有用以勾兑的老酒，价格也昂贵。世界著名的品牌如轩尼诗(Hennessy)、马爹利(Martell)、金御鹿(Hine)、人头马(Remy Martin)、路易老爹(Louis Royer)、百事吉(Bisquit)等都出自干邑地区。

一般俗称白兰地，是用葡萄酒加以蒸馏浓缩製成；但广义来说，只要是以果酒为基底，加以蒸馏製成的酒类，都可以称为白兰地，不过在名称前面加上相应的水果名称，如“苹果白兰地”、“樱桃白兰地”、“草莓白兰地”、“欧李白兰地”等。

Brandy is a liquor produced by distilling wine. Brandy generally contains 35–60% alcohol by volume (70–120 US proof) and is typically consumed as an after-dinner digestif. Some brandies are aged in wooden casks. Others are coloured with caramel colouring to imitate the effect of aging, and some are produce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both aging and colouring. Varieties of wine brandy can be found across the winemaking world. Among the most renowned are Cognac and Armagnac from southwestern France.[1][2]

In a broader sense, the term brandy also denotes liquors obtained from the distillation of pomace (yielding pomace brandy), or mash or wine of any other fruit (fruit brandy).[3][1] These products are also called eau de vie (which translates to "water of life").

徐悲鸿大师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他一生在国内交友甚广，与外国友人也有很多交往并留下文字记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有关他与日本人的交往的文字记述则很少。 笔者在本文中介绍徐悲鸿与四位日本艺术家的交往，并着重介绍徐悲鸿与中村不折的交往，这一交往对徐悲鸿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影响。他在晚年与尾崎清次的通信体现了大师对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殷切期盼。有关徐悲鸿与矢崎千代二、赤松俊子的交往记述，系笔者首次在中国发表。 作者 （日）松谷省三 编译 刘幸宇 (神户学院大学)

1917年初， 徐悲鸿准备去欧洲法国学习西画，但由于欧洲战事正酣，航路被切断，他不得不断念。由于他通过康有为对日本有所了解，并得到明智大学総管姫覚弥的资助，便带着康有为写给中村不折的推荐信，踏上了游学日本之路。
　　徐悲鸿东渡日本时期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笔者多年来根据各种史料做出如下推断：徐悲鸿携蒋碧微于1917年5月14日乘坐博爱丸客轮离开上海赴长崎，上岸后乘坐火车来到东京。当时，东京建有中国留学生会馆，住在神田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二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神田界隈租住了一间带包饭的约10平米的房间。稍微安顿下来之后，徐悲鸿带着康有为写给书画家、碑帖收藏家中村不折的推荐信，来到位于根岸的中村不折住所。徐悲鸿与中村不折的结识是在1917年6月，其后二人多次来往，一直到1917年11月回国。
　　中村不折的性格喜好交友，只要有人介绍或推荐，来者不拒。他极为健谈，话音洪亮，而且喜欢列举资料来增加说服力。徐悲鸿与中村不折交谈内容广泛，包括绘画、书法、碑文等。
　　中村不折是日本著名西画家、书法家。1866年生于江户(现在的东京)，1943年辞世。他初时学习中国山水画，后来学习西画。1901年赴法国留学，拜罗兰斯（Ｊ.P．Laurens 1838～1921）为师学习西画。回国后加入太平洋画会，展现出卓越才能，任太平洋画学校校长，擅长历史画。此外，他潜心研究中国六朝书法，收藏了大量书法作品，创设了书法博物馆。
　　在此介绍一下中村不折的留学法国的经历，因为这一经历对徐悲鸿赴法国留学产生了影响。中村不折于1901年6月赴法国留学，在徐梁画院深造。当时，在欧洲的绘画学校中，极为重视素描指导课，此外，还开设有解剖学讲义、绘画史理论课等课程。而且，国立美术学校大门对外开放，即使不是正规学生，一般人希望听课的话也有机会入室旁听。中村不折在法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点从他的不凡的素描作品中可一目了然。中村不折于1905年4月回国。他于1906年在太平洋画会研究所从事绘画指导，陆续发表学术著作，包括《艺术解剖学》、康有为的译著《六朝书法论》以及欧洲、中国绘画史等。
　　中村不折向徐悲鸿讲述了金石碑刻、书法艺术的变迁。他讲述的绘画论等独特见解令年仅22岁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大开眼界。中村不折又拿出收藏的书画给徐悲鸿鉴赏。中村不折对中国绘画艺术造诣颇深，他在与小鹿青云共著的《中国绘画史》（1912年出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之母，不了解中国绘画就无从了解日本绘画……
　　时值1917年，尽管中村不折离开法国已十二年，但他留学法国后潜心钻研的成果，即学术著作则刚刚问世。二人见面时，徐悲鸿谈到欲赴法国留学，此时话题转为法国，中村不折于是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自己留学法国的经历。中村不折特别谈到徐梁画院，详细介绍了该校开设的素描、解剖学、历史画、绘画史等课程。徐悲鸿于1915年在为中华图书出版社制作的体育挂图中绘制了人体，他从这一创作中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中村不折的介绍更激发了他的留学热忱。
　　徐悲鸿在日本接触到许多日本的西画和日本画，了解了当时的日本画坛，赴欧洲学习西画的愿望更加强烈。同时，他在异国他乡痛感到自己肩负着以他山之石，赋予祖国绘画艺术以新的生命力这一历史重任。
　　关于徐悲鸿在同中村不折的交往中获得的教益，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学到了当时日本美术思潮中的写实、解剖学知识，领教了中村不折创作的历史与神话题材画。
　　二、聆听到中村不折在法国徐梁画院留学的经历。徐悲鸿结识中村不折两年后，即1919年赴法国留学，同年秋他在入国立美术学校之前，曾在徐梁画院学习。他之所以在为数众多的私立美术学校里首选徐梁画院，可以说中村不折的介绍起了重要作用。徐悲鸿在徐梁画院学习后进入国立美术学校深造而收获颇丰，这一点可从他的出类拔萃的素描作品中得到证明。
　　三、既是画家又是书法家的中村不折与康有为一样喜好搜集各国古典作品，他为后人收藏了大量美术书法作品，其书法博物馆至今尚存。 中村不折将许多收藏品拿出来供徐悲鸿鉴赏并一一说明，徐悲鸿鉴赏后受到启发。此后，他不惜囊中金钱，在所到之地利用一切机会搜集美术品，特别留心搜集散失在国内外的中国美术书法作品，以流传后世。关于这一点，浏览徐悲鸿纪念馆收藏品目录即可一目了然，可以说今日纪念馆内的大批藏画即源于此。
　　徐悲鸿游学日本，特别是在同中村不折的交往中受益匪浅。他于1917年11月从日本回国，1919年赴欧洲留学，他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振兴祖国文化艺术。回国后，他倾注满腔心血从事美术教育，从而博得人民敬爱。
　　关于上述内容，详请参阅笔者撰写的《徐悲鸿东渡日本的收获》一文，此文刊登在《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其网页摘要如下：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WGWT601.001.htm

徐悲鸿与尾崎清次的书信往来

　　笔者从事研究多年，据查证徐悲鸿与日本艺术家曾有通信联系，共有4封信件，都是他于晚年写给版画家尾崎清次的。
　　1994年12月，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悲鸿艺术文集》，其中收录有徐悲鸿写给日本版画家尾崎清次的三封书信。这些书信在中国大陆系首次发表，台湾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艺术文集》中也无记载。这三封信是由版画家李平凡于1992年2月1日以《徐悲鸿与尾崎清次》为题在中国《光明日报》上发表，其后被收录在1994年版《徐悲鸿艺术文集》中的。
　　在此介绍一下日本版画家尾崎清次。尾崎清次于1893年出生在爱知县西尾市，毕业于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在京都帝国大学小儿保健所等儿童保健机构任职，1929年至1936年从事版画创作，出版有5卷《儿童玩具版画集》，曾为日中版画交流做出贡献。他于1979年辞世，享年87岁。
　　笔者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表明，日本人中与徐悲鸿有通信联系的仅有尾崎清次。笔者在神户见到1994年版《徐悲鸿艺术文集》中收录的三封信的原件,然而除这三封信以外,笔者发现在尾崎清次的遗物中尚有一封未曾公开的信，该信是徐悲鸿于辞世前一个月的8月10日签字发出的。
　　徐悲鸿与尾崎清次的书信往来是由居住在北京的版画家李平凡牵线促成的。李平凡于1953年4月18日致函尾崎清次，信的大致内容为徐悲鸿欲寻购一些日本的画集，拜托尾崎清次代购。徐悲鸿给尾崎清次的第一封手书写于1953年5月12日，并同时寄赠版画作品《奔马图》。第二封手书写于8月6日，第三封信则是在8月1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事务员打字后，徐悲鸿在病榻上签字发出的，并同时寄赠44件版画美术品。最后一封手书写于8月26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到四个月期间，徐悲鸿在病中给尾崎清次四次提笔写信，二次寄赠作品，而且当时没有直通航线，需绕道香港，从北京寄到日本约需二十多天，因而可以断定二人是在收到对方信件后，立即提笔回信。而且，二人的每封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中日两国艺术家诚挚交流的欢快气氛，由此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尾崎清次都非常珍视中日艺术交流。这些信件确为宝贵史料，现由居住在神户市的周志仁收藏。
　　笔者与刘幸宇于1997年7月18日，携带在神户发现的上述第三封信件的复印件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经廖静文馆长亲自过目，确系徐悲鸿亲笔签字。
　　关于上述4封信件内容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笔者撰写的《徐悲鸿生涯》一书，此书由日本近代文艺社于1998年出版，日文书名《徐悲鸿的肖像》。此外，有关论文的中文版还收录在新世纪首届徐悲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纪丰碑》，该论文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发行。

徐悲鸿对矢崎千代二的关照

　　1953年，徐悲鸿辞世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建立纪念馆。徐悲鸿生前在北京曾3次迁居，最后的住所是东便门内东受禄街16号。1954年，周恩来总理为故居纪念馆题写了“悲鸿故居”这一匾额。
　　在日本，有关这一最早的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字记载，是北川桃雄撰写的《古都北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于1969年9月发行)。书中简述了徐悲鸿的履历，还有有关他的晚年岁月以及故居纪念馆的记述。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就笔者所知，日本有关最早的徐悲鸿故居纪念馆内容的著述仅有这一册。
　　《古都北京》的著者北川桃雄在书中回忆，他于1956年8月末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访问了纪念馆。三十几岁的廖静文女士身穿黑色套装，领着年幼爱女出来迎接并带领参观。院子的草坪上立有徐悲鸿的青铜半身象和白色大理石记念碑。在会客室，廖静文端来热花茶，并拿出徐悲鸿在法国创作的人物与静物油画作品。
　　《古都北京》一书中有关徐悲鸿的记述如下：日本彩色粉笔画家矢崎千代二在北京旧病复发，在徐悲鸿的关照下得以及时住院治疗。后来矢崎千代二生活陷入困境，又得到徐悲鸿的举荐，成为美术学院的教授，然而由于病入膏肓，于1947年12月不幸客死他乡。
　　矢崎千代二于1872年生于神奈川县，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其后，他巡游欧美，回国后举办作品展览。1916年起再度出游，先旅居法国、印度，后赴南美各国和东南亚等地写生。他于1942年赴中国东北旅行，1943年起旅居北京，后来与徐悲鸿结识并交往。
　　矢崎千代二在北京辞世后，他的遗骨一直在北京存放。廖静文委托《古都北京》的作者北川桃雄，请他回日本后与遗属取得联系。北川桃雄回日本后，委托熟人与遗属取得了联系，矢崎千代二的遗骨最终得以平安回归日本故乡。
　　矢崎千代二在其撰写的《绘画之旅》（朝日新闻社 1926年4月发行）一书中谈到从欧洲到亚洲的写生旅行。画家石井柏亭在他的的著作序文中也谈及矢崎千代二患病久治不愈一事，矢崎千代二在北京与徐悲鸿的交往则是在1940年代。

徐悲鸿与赤松俊子的照片

　　2005年9月，为纪念爱国主义画家徐悲鸿大师诞辰110周年，徐悲鸿纪念馆、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集《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画集序言由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亲自撰写。画集不仅收录了馆藏的徐悲鸿作品，还特别将近20年来流传于海内外的徐悲鸿多幅绘画作品也编入画集，如《珍妮画像》、《风尘三侠》等。
　　2007年夏，该画集主编廖静文馆长亲笔题词，惠赠笔者一部。笔者认为该画集系中国国内出版的美术画集中印制最为精美的一册，而且内容编排独具匠心，将大师活动经历与图片等按照年代编排，其中不乏珍贵史料。共收录画作280幅，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出版的徐悲鸿画集中收录最全、最具代表性的画册。
　　笔者仔细鉴赏了这一画集，作为一个日本读者，在此介绍一下画册中出现的一张有日本人的照片。关于这一照片的来龙去脉，笔者曾询问熟知大师生平的中国友人，但无人知晓。这一照片出现在画册第340页下端，是徐悲鸿和一位日本女子的照片。这位女子就是《原子弹轰炸图》画集的作者赤松俊子（结婚后改名为丸木俊）。笔者在日本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找到赤松俊子的著作《女画家的诞生》（朝日新闻社于1977年8月发行）。该书中谈到著者曾于1950年代初期，拟将画集《原子弹轰炸图》拿到中国展览一事。
　　赤松俊子是日本著名西画家，于1912年出生在北海道，2000年辞世。她从女子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于1938年赴莫斯科留学，后于1941年参加美术文化协会，同年与日本画家丸木位里结婚，改名为丸木俊。1941年至1946年多次在美术文化协会展览会参展。1945年8月，丸木位里的故乡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他们回到故乡广岛市参加救援活动，亲眼目睹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绝人寰的景象。1948年起，她与丈夫一起创作画集《原子弹轰炸图》。1950年起，丸木夫妇陆续发表《原子弹轰炸图》画集中的作品，并将此画集拿到各国巡回展出，因而于1952年荣获国际和平文化奖。1953年，在徐悲鸿的大力关照下，《原子弹轰炸图》在北京终于得以展出。
　　赤松俊子在书中写道：“我们来到北京，承蒙徐悲鸿先生的大力支持，终于得以顺利展出。当时在北京不能使用原子弹这一文字表述。展览会宣传画中用的词语是“荣获世界和平评议会奖的日本人遭灾图展览会”。（中略）后来，我们惊悉徐悲鸿先生辞世的噩耗，也许是由于先生为《原子弹轰炸图》能在北京展出而多方奔走，最终积劳成疾，我们感到内疚……”
　　基于上述文字记述，笔者终于了解到《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这一画集第340页照片的来历，即徐悲鸿曾大力帮助赤松俊子将画集《原子弹轰炸图》拿到中国展出，因而二人有机会合影留念。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但徐悲鸿与日本艺术家确实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可以说这也是由于日中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交流。
　　今后，笔者在日本将致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为将有关徐悲鸿研究学者的著作、论文流传给日本年轻人，笔者将整理并撰文，予以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其二，开展比较文化的研究，即对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1895年～1953年）与日本乐坛巨匠宫城道雄（1894年～1956年）这二位均为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开展研究。徐悲鸿引进西画表现手法以改良国画，宫城道雄则将西洋音阶和和声法引入日本音阶，开创了独特的日本音乐。尽管美术与音乐有所不同，但东方与西方艺术相结合这一艺术观是相同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最后，笔者对承蒙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邀请感到极为荣幸，借此机会谨向廖静文馆长、徐庆平院长与各位中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素蒙旅居日本的挚友刘幸宇先生的关照，谨在此一并致谢。

2013年7月 完稿于神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