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棋子的先行，对弈双方在十九乘十九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2]落子完毕后，不能悔棋。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所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

围棋规则简洁而优雅，但玩法却千变万化，欲精通其内涵需要大量的练习与钻研。国际象棋大师伊曼纽·拉斯克称赞说：“若宇宙中另存其他智能生命形式，其几乎必会围棋。”[3]与此同时，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运动之一。推测起源时间为大约公元前23世纪。传说尧的儿子丹朱顽劣，尧发明围棋以教育丹朱，陶冶其性情。[7] 目前围棋的最早可靠记载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8]，战国时期的弈秋是见于史籍的第一位棋手，最早的围棋文物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9]。汉朝时棋盘为17路，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路棋盘，传入朝鲜半岛[10]，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准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之一。

中国古代对围棋尚有“弈”、“碁”、“手谈”、“坐隐”、“烂柯”、“方圆”、“黑白”、“乌鹭”、“大棋”、“木野狐”等雅称，下围棋又称对弈、博弈、奕棋。弈局指棋局，弈枰、弈楸、楸枰、河洛指棋盘，奕具泛指棋盘、棋子等棋具，弈谱、弈选、吴图指棋谱；观弈指看棋；弈林指围棋圈。其中“碁”为棋之异体字，在古籍中专指围棋，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棋谱目录，均作碁。

古代围棋并未发现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极其简单，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中略有所述。中国古代唐宋使用数路法，日本比目法即由此改变来，所不同者，唐宋规则要扣除眼位，而日本规则不扣除眼位。明朝以后，改为子空合并计算，不需保留死子，扣除眼位的过程以还棋头实现，所以明清时期的围棋规则被称为数子法。当代中国围棋规则承继明清规则，仍称为数子法。不过，此数子法非彼数子法：从南北朝的《敦煌棋经》到唐、宋、元、明、清，中国古棋一脉相承，为纯粹的数“子”法；而民国以来的中国数子法实为“子空皆地”的规则。

围棋最迟在唐朝初期传到了西藏，相传松赞干布的大臣琼波·邦色是一位围棋高手。后来围棋由藏族人改为西藏围棋。[11]

唐朝出现了棋待诏官职。著名棋手王积薪作“围棋十诀”大多在现代围棋中依旧适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四人分曹围棋”即四人围棋的记载。明朝王世贞写了一篇《弈问》[12]，回答围棋的种种疑问。

清朝初年，中国古代围棋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大批著名棋手涌现，留下大量名局棋谱，如黄龙士与徐星友的“血泪篇”，施襄夏与范西屏的“当湖十局”。同时，围棋理论的研究亦达到一个高峰，代表作有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等。另外，《官子谱》等围棋高级技巧专书也在此时期集结完成，可谓是棋之黄金盛世。但随后，中国围棋渐渐衰微，至20世纪上半叶竞技水准完全无法与日本围棋相抗，规则也根据日本围棋规则作出了本质的调整。

围棋在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13]，很快就流行于宫廷和贵族之中。战国末期，权臣丰臣秀吉设立碁所。[14]德川幕府时代，出现了在天皇或征夷大将军面前对弈的“御城棋”，日本围棋逐渐兴盛，出现了本因坊、安井、井上、林等围棋世家。其中坊门尤其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道策、丈和、秀和、秀策、秀甫、秀荣等杰出棋手。日本围棋由于废除了中国古代围棋的座子制（中国古代围棋是放四个座子，就是两黑两白放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布局），布局理论得以极大发展。

同时由于日本棋手对唐代围棋数路法的胜负判定规则（以围地多少还是活子多少为目的——或者是否以其它目的行棋，还可继续考证）产生了直观上的的误解，从而产生对唐宋数路法扣除眼位和公气、明清数子法终局还棋头（其本质是子多为胜、眼位不计的胜负计算方法）的疑惑，将其废除，从而产生了与中国古棋大为不同的地多为胜的日式围棋，并演变为现代围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垂花门是中国古代建筑院落内部的门，因其檐柱不落地，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垂柱，其下有一垂珠，通常彩绘为花瓣的形式，故称为垂花门。

垂花门的屋顶通常是卷棚式，或一殿一卷式，即门外为清水脊，门内为卷棚式。垂花门的门有两道，一道是在中柱位置上，白天开启，夜间关闭；另一道是在内檐柱位置上，平时关闭，起到隔绝内院视线的作用称为屏门，通常这道屏门是不打开的，日常进出都是绕过屏门两侧行走，只有当贵客来临的时候主人才会打开屏门迎客。垂花门进入内院是以垂花门两侧内檐柱与中柱之间空间进出，通常与抄手游廊相衔接。

在四合院中，垂花门是装饰富丽的建筑，其分出前后院，后院为女眷住所。俗话说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二门就是指垂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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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手游廊，又称超手游廊、抄手廊、抄手回廊，是回廊的一种，指左右环抱的走廊，因其如两手作抄手状，故名抄手游廊。 四合院的内宅常在垂花门两侧用抄手游廊连通厢房、正房，多为卷棚顶，柱间有坐等栏杆，可供人休息。抄手游廊和穿山游廊、檐廊一起构成四合院内宅的回廊。

影壁，也称照壁，古称萧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用于遮挡视线的墙壁。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 越南、琉球部分建筑也能看到影壁。屏风的作用与影壁相似，琉球语里直接把影壁称为屏风（屏風、ヒンプン）。

影壁可位于大门内，也可位于大门外，前者称为内影壁，后者称为外影壁。外影壁坐落在大门对面，与大门有小路、胡同、空地、广场或庭院相隔。

门当是中国传统建筑门口的相对而放置呈扁形的一对石墩或石鼓(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厉如雷霆，人们以为其能避鬼推崇)。包括抱鼓石和一般门枕石，在古代，不同等级的家室门当的等级也十分森严。大门两侧，放置门当。圆形为武官，象征战鼓；方形为文官，象征砚台。

大门的枕石俗称门礅，是摆放在四合院大门门楼两端的枕石。枕石的门内部分是承托大门的，门外部分往往雕以鸟兽花饰，又叫抱鼓石。抱鼓石也有方、圆两种造型。 门礅的雕刻颇为讲究，选材考究，工艺精湛，雕刻物栩栩如生。圆石鼓的两侧图案以转角莲最为常见，讲究的可以做成其它图案，如：麒麟卧松、犀牛望月、蝶入兰山，也有的做成五世同居（五个狮子）图案。圆鼓上面一般为兽形，上面有站狮、蹲狮或卧狮（俗称狮子狗），方鼓子也多雕饰。

楹联，又称楹对、楹对子，是对联的一种，位于楹柱上。有些是直接书写或雕刻于楹柱上，亦有些是在楹柱上挂上写有对联的牌。楹联与位于门上的门联不同。四合院宅门的门扇上往往设有楹联。楹联有直接雕刻在两扇街门上的，也有书写在纸张上贴在两扇大门上的。楹联的内容一般是反映宅院主人的追求或信仰。 旧时雕刻在街门上的楹联的书法是很讲究的，有不少楹联是名人书法，雕刻工艺精湛，堪称雕刻艺术品。

门钹是古时用来叩门的响器，又有装饰作用，一般用响铜制成，用铆钉固定在两扇宅门上，左右各1个。门钹有铜制和铁制的两种。 门钹上的叩门环有圆形、椭圆形和扁叶形的。王府宅门上的门钹是铜制的，上面雕有张着嘴吼叫形的狮子头，嘴下带有半圆形的叩门环儿；官宦、商贾的宅门均系铜制六角形或半球形鼓肚儿的门钹，叩门环儿多用扁叶形铜环儿；庶民百姓则是用铁制六角形门钹、扁叶叩门环。北京四合院中门钹被视为户主身份象征，明代王府至九品官员宅门所用门钹材质及样式有严格规制，兽面铺首仅限于高阶官邸。普通民宅多用铁制花卉卷云纹铺首，配环状或叶片形门坠，闽东门钹底盘装饰包含八卦、如意、祥云等吉祥符号。

如意门则是北京四合院最普遍使用的大门。如意门是在前檐柱之间砌墙，在墙中间留一个尺度适中的门洞，开辟为大门。如意门门口设有两个门簪，多刻有“如意”二字，这也是如意门名称的由来。它是在蛮子门的基础上，将大门开间正面全部用砖墙遮挡，只留出两扇大门，如意门门楣与两侧砖墙交汇处，常常做出如意形状的花饰，以寓意吉祥如意，所以叫如意门。如意门里一般住着地位不高但较为殷实富裕的士民阶层。不少如意门的两扇门板上书写红底黑字的楹联，有的上联曰：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曰：春满乾坤福满门。

蛮子门是北京四合院的一种屋宇式宅门，形制等级低于广亮大门、金柱大门，是一般商人富户常用的一种宅门形式。

蛮子门是将槛框、余塞、门扉等安装在前檐檐柱间的一种宅门，相传是为了避免贼人在门前停留，门扉外面不留容身的空间，蛮子门之名也因此而来。其木结构一般采取五檩硬山式，平面有四根柱，柱头置五架梁。宅门、山墙、墀头、戗檐处做砖雕装饰，门枕抱鼓石或圆或方并无定式，门框上有四颗门簪，没有雀替。

金柱大门跟广亮大门有些类似，也是具有一定品级的官宦之家才能使用的大门。但广亮大门的门扉设置在中柱，而金柱大门设置在中柱与前檐柱之间的金柱上。相对于广亮大门宽绰的门前空间，金柱大门的门前空间较少。

广亮大门又称广梁大门，属于屋宇式大门，多是由相当品级的官宦居住，大门的色彩、装饰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般不施华丽的彩画，仅做适当的点缀。广亮大门重要特点是房山有中柱，在中柱上有木制抱框，框内安朱漆大门;门前有半间房的空间，房梁全部暴露在外，因而称“广梁大门”。

广亮大门门扉位于中柱的位置，将门庑均分为二。四个门簪上挂匾，前檐柱上檐檩枋板下装有雀替，后檐柱上装有倒挂楣子。高级的宅门建筑可以露梁、露檩、露柱。有的广亮大门在山墙墀头两侧做两块反八字影壁(又称撇山影壁)，使大门前面形成一个小广场，更显出广亮大门的气派。

王府大门是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屋宇式宅门，是皇家宗室专属用门，位于住宅院的中轴线上，作为最高级别的四合院宅门当然不能像普通四合院那样开在东南角，最常见的两种规格为有五间三启门和三间一启门。五间三启门指的便是五间房的宽度，三扇门;北京后海北岸的清醇王府大门，便是五间三启门。在王府大门的两侧，一般还会有影壁。

包袱锦彩绘

在四合院建筑中，整体的颜色为青灰色，为了让建筑的色彩显得不那么单调，古人就在木结构上绘制了彩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彩绘。彩绘之中有种叫做苏式彩绘，其上可见各种包袱画，显著增加了四合院的美感。

包袱画是苏式彩画图案名称。在四合院建筑每间的水平构件的中间部位设计的半圆形图案称为包袱，是苏式彩画绘画的重点部位。包袱苏式彩画普遍运用烟云类纹饰作为包袱轮廓内容，包袱内绘各种图案，清早、中期以吉祥图案为主，晚期普遍以写实绘画为主，例如山水、人物故事、翎毛花卉等。

　　清晚期苏式彩画中多用于小式建筑的“一檩三件”上，也有用于大式建筑的额枋上。清中早期苏式彩画包袱称为“袱子”。在江南明清的民间建筑彩画中，尖端向上的称“系袱子”，尖端向下的称“搭袱子”。方形袱子称“直袱子”，直袱子上做系袱子或搭袱子的称“叠袱子”。包袱锦彩绘以包袱锦构图和写生题材为形式特征的，其采自江南苏杭一带民间建筑彩绘的传统做法。江浙自古盛产丝织，图案花锦丰富、多彩。宋《营造法式》画作多采用锦纹为饰，后世艳称：“宋锦” 纹。这种具有江南特色的苏式彩绘，简称苏绘或苏作。江南苏式包袱锦彩绘的内容多以各式锦纹图案及各类动物等吉祥图案和花草攒退图案为主要题材，和北方彩绘相比，其图案丰富多样，构图生动活泼，色彩淡雅宜人。使其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ＸＸ。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2011年、ユネスコが主催する世界記録遺産にも登録された。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¹.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¹​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