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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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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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报告称,一旦德国与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德国付出的代价将是英国脱欧时的六倍。
受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委托,伊弗经济研究所近日进行了一项情景分析,其结果显示,如果德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战,那么德国汽车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产业附加值将下降约8.5%,达83.06亿美元。此外,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企业也会遭到重创——其产业附加值将分别减少52.01亿和15.29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去年贸易总额约为2450亿欧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解放军连续多日在台岛周边演训,德国经济界人士担心台湾问题的激化会影响自身供应链。

Foto: Jan Woitas/dpa
报告共同作者弗拉赫认为:“去全球化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企业不应该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疏远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是应该同时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减少对个别市场的单一或过度依赖。”
报告还警告称,去全球化不仅会导致失业率上涨和经济增速放缓,最终还会危及德国的政治稳定。如果将生产全面转回国内,那么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将下降近10%。作为出口国,德国如果想调整经济模式,那么供应链本地化不是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负责人布罗萨特认为,德国必须坚持国际化的商业模式。
报告的贸易模型模拟了五种场景,其中包括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等。结果显示,尽管欧美贸易协议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西方与中国脱钩对德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无法完全抵消。
伊弗经济研究所称,与中国等国家经济脱钩将给德国带来巨大损失。研究所总裁克莱门斯认为,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广阔的销售市场,还要面临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价格上涨。仅仅欧盟与中国的脱钩就会降低德国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汽车制造商和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将尤为严重。倘若双方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至少下降0.81个百分点,足以抵消经济增长。此外,研究所强调这只是预计损失的下限。
Quelle: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weltwirtschaft/china-deutschland-wirtschaftskrieg-ifo-101.html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china-handelskrieg-mit-china-wuerde-sechsmal-teurer-als-brexit-a-fc668817-11fe-4098-a724-cc35088e1f12
https://finance.sina.cn/2022-08-08/detail-imizirav727642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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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Erhebung
Wirtschaftskrieg mit China wäre teuer
Stand: 08.08.2022 11:26 Uhr
Wie hohe Wellen schlägt die China-Taiwan-Krise? Und welche Folgen hat sie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Experten zufolge hätte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für Deutschland massive Auswirkungen.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würde für Deutschland fast sechsmal so hohe Kosten verursachen wie der Brexit. Das geht aus einer aktuellen Untersuchung des ifo-Instituts hervor. Der größte Verlierer wäre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eißt es in der heute 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im Auftrag der 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 (vbw). Hier würde es einen Wertschöpfungsverlust von rund 8,5 Prozent oder 8,306 Milliarden Dollar geben. Auch der Maschinenbau sowie Unternehmen, die Transportausrüstung herstellen, wären stark betroffen - mit einem Minus von 5,201 Milliarden beziehungsweise 1,529 Milliarden Dollar. Profitieren würden danach nur vergleichsweise kleine Bereiche wie die Textilindustrie.
Höhere Einfuhrzölle und andere Handelshemmnisse auf beiden Seiten würden laut den ifo-Berechnung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um 0,81 Prozent sinken lassen, also einen beträchtlichen Anteil des gesamten Wirtschaftswachstums kosten. Zudem betonen die ifo-Forscher, dass das nur die Untergrenzen der zu erwartenden Verluste seien.
"A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Deglobalisierung macht uns ärmer", sagte die Mitautorin der Studie, Lisandra Flach: "Unternehmen sollten sich nicht ohne Not von wichtigen Handelspartnern abwenden, sondern parallel auf Vorleistungen aus anderen Ländern setzen, um einseitige und kritische Abhängigkeiten von bestimmten Märkten und autoritären Regimes zu verringern." Im Falle einer umfassenden Rückverlagerung nach Deutschland würde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danach um fast zehn Prozent sinken. "Die Deglobalisierung könnte nicht nur zu erhöhter Arbeitslosigkeit und geringerem Wachstum führen, sondern letztlich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des Landes gefährden", heißt es weiter.
Wenn Deutschland als Exportnation sein Geschäftsmodell neu ausrichten wolle, sei die Nationalisierung von Lieferketten keine Lösung, die der Wirtschaft helfe, so das ifo-Institut. "Vielversprechender ist es,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und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Nationen wie den USA zu schließen", sagte Mitautor Florian Dorn: "Das sollte das Ziel de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sein." Fakt sei aber, "dass wir an unserem grundsätzliche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müssen", resümierte für die Auftraggeber vbw-Hauptgeschäftsführer Bertram Brossardt.
Deutschland muss sich unabhängiger mach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befürchtet ei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ihrem wichtigsten Handelspartner China und dem Inselstaat Taiwan. Die Volksrepublik hält, nach einem Besuch der US-Spitzenpolitikerin Nancy Pelosi, seit Donnerstag Militärübungen nahe der von ihr beanspruchten Insel ab. Daher werden Stimmen lauter, dass sich Deutschland von China nicht genauso abhängig machen dürfe wie von russischem Gas. China ist der mit Abstand wichtigste deutsche Handelspartner: 2021 wurd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aren im Wert von rund 245 Milliarden Euro ausgetauscht.
Die ifo-Forscher haben in ihrer Studie fünf Szenarien simuliert - unter anderem auch eine Entkopplung der westlichen Länder von China, kombiniert mit einem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Das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könnte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der Entkopplung des Westens von China auf die deutsche und US-Wirtschaft abfedern, sie aber nicht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Durch die erwarteten Gewinne in der Handelsbeziehung mit den USA würden die Kosten netto auf einem ähnlichen Niveau liegen wie die erwarteten Kosten des Brexit.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的大型工业工具。它是最基础、最上游的领域,贯穿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简单地说,EDA就是芯片设计师的画笔和画板,就像操作文档要用Word,制作图片要用Photoshop一样,它能高效设计、控制及管理数十亿电路元件在一颗芯片里协同工作。
EDA算法密集,融合了图形学、计算数学、微电子学、拓扑逻辑学、材料学及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算法技术,必须经过长时间技术积累和持续大规模研发投入,才能满足新工艺的应用需求。
EDA作为芯片设计最上游、最高端的产业,同时也是国内芯片产业链最为薄弱的环节。EDA软件发展的产业生态基础正是代工厂的支持和芯片设计公司的培育。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制造和设计格局下,使得中国的EDA企业正在追求快速增长,来满足巨大的国内需求。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千万双手舞动,色彩飞扬弥漫了我的眼
看那焰火灿烂,投入欢庆胜利的表演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1
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2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3
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4
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电化学海水分解是大规模制备绿氢的一种合理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方法和路径。但是实际电催化海水电解制氢存在持久性不符合需求的巨大挑战,这是因为电解过程的副反应、以及海水的复杂成分导致电极容易腐蚀导致。
人们发现,通过使用聚阳离子包裹的反式修饰改性催化剂能够避免氯离子的腐蚀,以及发展了具有较好电催化选择性的催化剂。但是电催化分解海水仍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通过海水预先脱盐处理能够避免副反应以及电极腐蚀问题,但是这种过程需要使用大量能源,在经济性上并不合理。而且脱盐模块的体积巨大,导致脱盐电解体系的尺寸难以进行方便的部署。
有鉴于此,南京工业大学邵宗平(Zongping Shao)、深圳大学谢和平(Heping Xie)等报道提出了能够克服副反应和电极腐蚀性问题的一种直接海水电解制氢方法。在验证性的电催化分解海水体系进行实际电催化制氢,能够在电流密度为250 mA cm-2 的情况进行3200 h持续的稳定工作。
本文要点
(1)
将基于自发驱动相变机理进行原位海水纯化的结构与电解纯水结合,通过使用疏水性多孔聚四氟乙烯(PTFE)防水透气膜构建气体透过电极界面,使用浓KOH作为自润湿电解液,构建了可直接进行电解腐蚀性海水的电解槽。这种设计的特点是,膜结构能够让水蒸汽进行扩散传输,同时阻碍海水和杂质离子的扩散传输。在电催化反应过程中,海水和电解质之间不同的水分子蒸汽压能够驱动海水蒸发生成水蒸气,随后水蒸气跨膜扩散到浓KOH电解质,随后重新液化。这种相变传输策略从海水中提取了纯水,对离子的阻碍效率达到100 %。
(2)
这种电催化体系具有高效、尺寸可调、能够大规模化的优势,与纯水电解体系类似,同时操作成本没有明显增加。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电催化制绿氢体系的结构和机理有助于实现一步完成污水处理、资源回收、制氢。
Electrochemical s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using renewable energy as input is a highly desirable and sustainable method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of green hydrogen1,2,3,4,5,6,7; however, its practical viability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by insufficient durability because of the electrode side reactions and corrosion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omplex components of seawater. Although catalyst engineering using polyanion coatings to suppress corrosion by chloride ions or creating highly selective electrocatalysts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ited with modest success, it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8,9,10,11,12,13,14. Indirect seawater splitting by using a pre-desalination process can avoid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15,16,17,18,19,20,21, but it requires additional energy input, making it economically less attractive. In addition, the independent bulky desalination system makes seawater electrolysis systems less flexible in terms of size. Here we propose a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method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that radically addresses the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 A demonstration system was stably operated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250 milliamperes per square centimetre for over 3,200 hours und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without failure. This strategy realizes efficient, size-flexible and scalable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in a way similar to freshwater splitting without a notable increase in operation cost, and has high potenti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mportantly, this configuration and mechanism promises further applications in simultaneous water-based effluent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and hydrogen generation in one step.
参考文献
Xie, H., Zhao, Z., Liu, T. et al. A membrane-based seawater electrolyser for hydrogen generation. Nature (2022)
DOI: 10.1038/s41586-022-0537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379-5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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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 未冷却热情 将心倾 把手牵 理想终需要拼 你与我会挽手打气 哪会怕冷清 歌声中 广州队 越秀山中的霸气 赶快将你的手 举向天际一起摇动 赶快掀起千次不断的 人浪里 我哋要欢呼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 未冷却热情 将心倾 把手牵 理想终需要拼 你与我会挽手打气 哪会怕冷清 歌声中 广州队 越秀山中的霸气 赶快将你的手 举向天际一起摇动 赶快掀起千次不断的 人浪里 我哋要欢呼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