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伊玖磨与《烟斗随笔》

〔日〕团纪彦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际重版《烟斗随笔》中文版。

父亲深爱中国，自1966年访问中国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亲的《烟斗随笔》翻译本首先在中国问世，倍感欣慰；而这次由在中国出版业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再版《烟斗随笔》，并新增20篇随笔译文，尤感心悦。借此机会，我将先前两版撰写的中文版序合二为一与中国读者分享。

（一）

《烟斗随笔》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朝日画报》上连载了36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时间，父亲都会习惯性地在自家书斋、八丈岛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着父亲的创作活动，他不是在创作音乐，就是在执笔《烟斗随笔》，这样说也不过分。随笔这一文学领域，即像镜子一样透视出日常看到的种种事象，在这个过程中承载信息，并追求镜子作为自己眼睛的实质。对于作者来说，《烟斗随笔》这个随笔集恰恰是无数镜子的层积，它们透视出一个个“现在”的时间。

文学的世界与音乐一样，也是将精神活动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体中的工作，而两者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它们被接受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着共性。我认为，与其说父亲脚踩音乐和文学的两只船，不如说它们同属于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亲在访问苏州期间病逝。记得2000年秋，长年发表父亲文章的《朝日画报》决定停刊。“还是我活得长”，父亲当时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伤又得意。许多人都劝过他，也有在报刊上继续连载的建议，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画报》不写”，都一一回绝了。也许父亲从这时就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诵自己喜欢的“大寺香袅袅，升空化雨云”这首平安时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终结与《烟斗随笔》的封笔联系在一起了吗？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依山而建。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很别致，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内部却是洋式风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蒲苇、加那利椰树。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时常传来的钢琴声；父亲从附近海岸钓来的黑鲷鱼，和玄关挂的鱼篓、捞网、长筒靴等渔具；从沙滩捡来的贝壳、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贝化石的情景等等。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50多年岁月的磨砺，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个时期父亲和母亲从东京老家只带了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也许是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在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

总之，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夕鹤”、交响曲“丝绸之路”等。记忆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创作，一直以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欢钓鱼的人。

不久，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上音乐课时，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

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我认为都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了。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与同学又不合群，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嬉戏。

今天不难想象，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对孤独的人，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儿玩，下海或者上山，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烟斗随笔》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我和母亲时而也出现在父亲笔下，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我没那么说啊”。当然大意是对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抗议”。而父亲每次都面带“顽童”常见的笑，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本来说好在《朝日画报》一年半载的连载，也持续了整整36年，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

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烟斗随笔》执笔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我想，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心灵之声”吧。

到了父亲晚年，“心灵之声”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并日臻强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朝鲜渊源甚深。“团”姓在日本极为少见。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祖先的故里在博多，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朝鲜近在咫尺。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亚米利加号”被送到美国。抵达波士顿后，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枪杀，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父亲在7岁时，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了，促使他伴随家境衰微萌生走音乐之路的志向。

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的关系，母亲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国。母亲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激进派”罪名除名。没落遗属的父亲，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

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与其扞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这样的境遇，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不受西方音乐和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

67次访华，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

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但每个周末从东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无数次地谈到历史,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晚年的父亲常说“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我认为，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

日文中，武士一词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日本武士拥有被称为“武士道精神”的独特的“理念”和“思想”，类似于西方的“骑士精神“。武士道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名，忠，勇，义，礼，诚，克，仁。这八个字是有顺序的，重要性从前向后递减。这是武士道精神与中国儒家的根本性不同，儒家讲求的则是仁，义，礼，诚，克，名，忠，勇。古代的日本社会和与中国一样，也分等级如士农工商四等级。虽然这四个字完全相同，但是我们的这个士，是士大夫的士，是读书人。而日本的士，是武士的士。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由这些读书的士大夫们缔造的。那么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是有武士阶层缔造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

作为枭雄的崛起之处，名古屋可以被视为武士精神的发源地，因为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武士都是在这里称雄的，他们就是名满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日本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应该就会听过这三人的名字。战国时代的日本兵荒马乱、诸侯争雄，武士文化也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成形。在那个时候，人们对武士精神的理解还是以个人实力为基准，武士阶层也习惯于以下克上，反叛领主，那时他们信仰的是一种强者哲学。为了达到对武士的控制，丰臣秀吉首先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跟农民的分离，并使前者成为贵族，逐渐将这个阶层转化为国家的基石。后来，当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武士道的改造。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幕府的利益，德川家为武者制定了不少新的哲学。例如，从日本的神道教中，武士学到了要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禅宗中，他们领悟到了平静、沉着与不畏死亡的哲学；随后，儒家的伦常秩序也被引入到武士气质的内核之中，至此，武士道被改造为一种视死如归的效忠精神。

说到日本武士，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中国的武侠，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精神内核，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个人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的差异。中国侠客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行侠状义，锄强扶弱，而且中国的侠客多是厌倦世间繁文缛节的，更不用说要受制于人为主子效命了。他们向往的是自由。当然团队行侠也有的，但实不多见，通常是作为配角出场，那些力挽狂澜和扭转乾坤决定最终局势的往往只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少了这个人，武林，甚至是天下就极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而日本武士则截然相反，日本的武士通常都结成团体，各为其主或者是为集团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喜欢团队作战，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最后的成功，往往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武士道精神带给日本的好处就是国家民族的团队意识强，近百年里，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意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日本在二战重创后，可以实现奇迹般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武士道的团队精神。

总之，无论是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还是注重团队精神是武士文化，都是利弊共存的，有人说在运动比赛中，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优于日本，但是集体项目的话就要落后于日本，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片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团队精神确实是很强的。真心希望两国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到共同进步。(Quelle:https://we-xpats.com/zh-cn/guide/as/jp/ 略有删节)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日文：侍／さむらい ^Samurai；也有稍微古老的说法武士，日文：武士／ぶし ^Bushi）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日文：切腹／せっぷく ^Seppuku，或腹切り ^Harakiri）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所受的惩罚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不随之而亡的人。

1869年，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废除幕府时的身份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封建俸禄，武士阶层解体。1871年制定户籍法为废除等级制着手简化阶层成分，宫廷贵族和大名被指定为华族，武士被指定为士族或卒族，其余者划为平民。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占据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职。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武士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天皇制、日本神道、武士道三位一体，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7]。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近现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 义 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 勇 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 仁 武士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 礼 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 诚 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 名 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 忠 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 克 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道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幕府颁布针对大名的《武家诸法度》和针对嫡系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的《诸士法度》中明文规定："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或"励忠孝，正礼法"。日本最著名的礼法流派是小笠原派。其创始人小笠原清务说：“所有礼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陶冶精神。心静即能打消凶恶暴汉动粗念头，指的就是这等的心意磨炼。”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据禅苑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六波罗殿御家训》。

明治维新以后，以小笠原流为代表的武家礼法对国民普及作法教育。^[8]昭和13年（1938），日本文部省成立“作法教授要项调查委员会”，当时礼法的最高权威、《日常礼法心得》的作者、贵族院议员、侯爵德川义亲任调查委员长。不久文部省颁布《昭和国民礼法要项》，在学校贯彻实施，标志武士道礼法成为日本全体国民修身教育的一部分。日本国民礼法对姿态、最敬礼、参拜礼、敬礼、问候、言语、起居、递交、包结、服装、皇室礼法、家庭生活礼法、社会生活礼法进行了规定，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礼仪的概括，至今仍为典范。昭和42年（1967年）3月29日，文部省发出声明，指所有高等学校都能于正规体育课程中教授弓道。

在武士道的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道、弓道、柔道、相扑、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音律、服饰、饮食、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音乐和文学的修养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华道、茶道、将棋、邦乐、香道、书道、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遵守武士道的武士腰间经常佩戴武士刀，以象征勇武。

徐悲鸿大师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他一生在国内交友甚广，与外国友人也有很多交往并留下文字记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有关他与日本人的交往的文字记述则很少。 笔者在本文中介绍徐悲鸿与四位日本艺术家的交往，并着重介绍徐悲鸿与中村不折的交往，这一交往对徐悲鸿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影响。他在晚年与尾崎清次的通信体现了大师对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殷切期盼。有关徐悲鸿与矢崎千代二、赤松俊子的交往记述，系笔者首次在中国发表。 作者 （日）松谷省三 编译 刘幸宇 (神户学院大学)

1917年初， 徐悲鸿准备去欧洲法国学习西画，但由于欧洲战事正酣，航路被切断，他不得不断念。由于他通过康有为对日本有所了解，并得到明智大学総管姫覚弥的资助，便带着康有为写给中村不折的推荐信，踏上了游学日本之路。
　　徐悲鸿东渡日本时期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笔者多年来根据各种史料做出如下推断：徐悲鸿携蒋碧微于1917年5月14日乘坐博爱丸客轮离开上海赴长崎，上岸后乘坐火车来到东京。当时，东京建有中国留学生会馆，住在神田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二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神田界隈租住了一间带包饭的约10平米的房间。稍微安顿下来之后，徐悲鸿带着康有为写给书画家、碑帖收藏家中村不折的推荐信，来到位于根岸的中村不折住所。徐悲鸿与中村不折的结识是在1917年6月，其后二人多次来往，一直到1917年11月回国。
　　中村不折的性格喜好交友，只要有人介绍或推荐，来者不拒。他极为健谈，话音洪亮，而且喜欢列举资料来增加说服力。徐悲鸿与中村不折交谈内容广泛，包括绘画、书法、碑文等。
　　中村不折是日本著名西画家、书法家。1866年生于江户(现在的东京)，1943年辞世。他初时学习中国山水画，后来学习西画。1901年赴法国留学，拜罗兰斯（Ｊ.P．Laurens 1838～1921）为师学习西画。回国后加入太平洋画会，展现出卓越才能，任太平洋画学校校长，擅长历史画。此外，他潜心研究中国六朝书法，收藏了大量书法作品，创设了书法博物馆。
　　在此介绍一下中村不折的留学法国的经历，因为这一经历对徐悲鸿赴法国留学产生了影响。中村不折于1901年6月赴法国留学，在徐梁画院深造。当时，在欧洲的绘画学校中，极为重视素描指导课，此外，还开设有解剖学讲义、绘画史理论课等课程。而且，国立美术学校大门对外开放，即使不是正规学生，一般人希望听课的话也有机会入室旁听。中村不折在法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点从他的不凡的素描作品中可一目了然。中村不折于1905年4月回国。他于1906年在太平洋画会研究所从事绘画指导，陆续发表学术著作，包括《艺术解剖学》、康有为的译著《六朝书法论》以及欧洲、中国绘画史等。
　　中村不折向徐悲鸿讲述了金石碑刻、书法艺术的变迁。他讲述的绘画论等独特见解令年仅22岁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大开眼界。中村不折又拿出收藏的书画给徐悲鸿鉴赏。中村不折对中国绘画艺术造诣颇深，他在与小鹿青云共著的《中国绘画史》（1912年出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之母，不了解中国绘画就无从了解日本绘画……
　　时值1917年，尽管中村不折离开法国已十二年，但他留学法国后潜心钻研的成果，即学术著作则刚刚问世。二人见面时，徐悲鸿谈到欲赴法国留学，此时话题转为法国，中村不折于是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自己留学法国的经历。中村不折特别谈到徐梁画院，详细介绍了该校开设的素描、解剖学、历史画、绘画史等课程。徐悲鸿于1915年在为中华图书出版社制作的体育挂图中绘制了人体，他从这一创作中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中村不折的介绍更激发了他的留学热忱。
　　徐悲鸿在日本接触到许多日本的西画和日本画，了解了当时的日本画坛，赴欧洲学习西画的愿望更加强烈。同时，他在异国他乡痛感到自己肩负着以他山之石，赋予祖国绘画艺术以新的生命力这一历史重任。
　　关于徐悲鸿在同中村不折的交往中获得的教益，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学到了当时日本美术思潮中的写实、解剖学知识，领教了中村不折创作的历史与神话题材画。
　　二、聆听到中村不折在法国徐梁画院留学的经历。徐悲鸿结识中村不折两年后，即1919年赴法国留学，同年秋他在入国立美术学校之前，曾在徐梁画院学习。他之所以在为数众多的私立美术学校里首选徐梁画院，可以说中村不折的介绍起了重要作用。徐悲鸿在徐梁画院学习后进入国立美术学校深造而收获颇丰，这一点可从他的出类拔萃的素描作品中得到证明。
　　三、既是画家又是书法家的中村不折与康有为一样喜好搜集各国古典作品，他为后人收藏了大量美术书法作品，其书法博物馆至今尚存。 中村不折将许多收藏品拿出来供徐悲鸿鉴赏并一一说明，徐悲鸿鉴赏后受到启发。此后，他不惜囊中金钱，在所到之地利用一切机会搜集美术品，特别留心搜集散失在国内外的中国美术书法作品，以流传后世。关于这一点，浏览徐悲鸿纪念馆收藏品目录即可一目了然，可以说今日纪念馆内的大批藏画即源于此。
　　徐悲鸿游学日本，特别是在同中村不折的交往中受益匪浅。他于1917年11月从日本回国，1919年赴欧洲留学，他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振兴祖国文化艺术。回国后，他倾注满腔心血从事美术教育，从而博得人民敬爱。
　　关于上述内容，详请参阅笔者撰写的《徐悲鸿东渡日本的收获》一文，此文刊登在《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其网页摘要如下：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WGWT601.001.htm

徐悲鸿与尾崎清次的书信往来

　　笔者从事研究多年，据查证徐悲鸿与日本艺术家曾有通信联系，共有4封信件，都是他于晚年写给版画家尾崎清次的。
　　1994年12月，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悲鸿艺术文集》，其中收录有徐悲鸿写给日本版画家尾崎清次的三封书信。这些书信在中国大陆系首次发表，台湾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艺术文集》中也无记载。这三封信是由版画家李平凡于1992年2月1日以《徐悲鸿与尾崎清次》为题在中国《光明日报》上发表，其后被收录在1994年版《徐悲鸿艺术文集》中的。
　　在此介绍一下日本版画家尾崎清次。尾崎清次于1893年出生在爱知县西尾市，毕业于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在京都帝国大学小儿保健所等儿童保健机构任职，1929年至1936年从事版画创作，出版有5卷《儿童玩具版画集》，曾为日中版画交流做出贡献。他于1979年辞世，享年87岁。
　　笔者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表明，日本人中与徐悲鸿有通信联系的仅有尾崎清次。笔者在神户见到1994年版《徐悲鸿艺术文集》中收录的三封信的原件,然而除这三封信以外,笔者发现在尾崎清次的遗物中尚有一封未曾公开的信，该信是徐悲鸿于辞世前一个月的8月10日签字发出的。
　　徐悲鸿与尾崎清次的书信往来是由居住在北京的版画家李平凡牵线促成的。李平凡于1953年4月18日致函尾崎清次，信的大致内容为徐悲鸿欲寻购一些日本的画集，拜托尾崎清次代购。徐悲鸿给尾崎清次的第一封手书写于1953年5月12日，并同时寄赠版画作品《奔马图》。第二封手书写于8月6日，第三封信则是在8月1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事务员打字后，徐悲鸿在病榻上签字发出的，并同时寄赠44件版画美术品。最后一封手书写于8月26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到四个月期间，徐悲鸿在病中给尾崎清次四次提笔写信，二次寄赠作品，而且当时没有直通航线，需绕道香港，从北京寄到日本约需二十多天，因而可以断定二人是在收到对方信件后，立即提笔回信。而且，二人的每封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中日两国艺术家诚挚交流的欢快气氛，由此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尾崎清次都非常珍视中日艺术交流。这些信件确为宝贵史料，现由居住在神户市的周志仁收藏。
　　笔者与刘幸宇于1997年7月18日，携带在神户发现的上述第三封信件的复印件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经廖静文馆长亲自过目，确系徐悲鸿亲笔签字。
　　关于上述4封信件内容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笔者撰写的《徐悲鸿生涯》一书，此书由日本近代文艺社于1998年出版，日文书名《徐悲鸿的肖像》。此外，有关论文的中文版还收录在新世纪首届徐悲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纪丰碑》，该论文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发行。

徐悲鸿对矢崎千代二的关照

　　1953年，徐悲鸿辞世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建立纪念馆。徐悲鸿生前在北京曾3次迁居，最后的住所是东便门内东受禄街16号。1954年，周恩来总理为故居纪念馆题写了“悲鸿故居”这一匾额。
　　在日本，有关这一最早的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字记载，是北川桃雄撰写的《古都北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于1969年9月发行)。书中简述了徐悲鸿的履历，还有有关他的晚年岁月以及故居纪念馆的记述。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就笔者所知，日本有关最早的徐悲鸿故居纪念馆内容的著述仅有这一册。
　　《古都北京》的著者北川桃雄在书中回忆，他于1956年8月末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访问了纪念馆。三十几岁的廖静文女士身穿黑色套装，领着年幼爱女出来迎接并带领参观。院子的草坪上立有徐悲鸿的青铜半身象和白色大理石记念碑。在会客室，廖静文端来热花茶，并拿出徐悲鸿在法国创作的人物与静物油画作品。
　　《古都北京》一书中有关徐悲鸿的记述如下：日本彩色粉笔画家矢崎千代二在北京旧病复发，在徐悲鸿的关照下得以及时住院治疗。后来矢崎千代二生活陷入困境，又得到徐悲鸿的举荐，成为美术学院的教授，然而由于病入膏肓，于1947年12月不幸客死他乡。
　　矢崎千代二于1872年生于神奈川县，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其后，他巡游欧美，回国后举办作品展览。1916年起再度出游，先旅居法国、印度，后赴南美各国和东南亚等地写生。他于1942年赴中国东北旅行，1943年起旅居北京，后来与徐悲鸿结识并交往。
　　矢崎千代二在北京辞世后，他的遗骨一直在北京存放。廖静文委托《古都北京》的作者北川桃雄，请他回日本后与遗属取得联系。北川桃雄回日本后，委托熟人与遗属取得了联系，矢崎千代二的遗骨最终得以平安回归日本故乡。
　　矢崎千代二在其撰写的《绘画之旅》（朝日新闻社 1926年4月发行）一书中谈到从欧洲到亚洲的写生旅行。画家石井柏亭在他的的著作序文中也谈及矢崎千代二患病久治不愈一事，矢崎千代二在北京与徐悲鸿的交往则是在1940年代。

徐悲鸿与赤松俊子的照片

　　2005年9月，为纪念爱国主义画家徐悲鸿大师诞辰110周年，徐悲鸿纪念馆、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集《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画集序言由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亲自撰写。画集不仅收录了馆藏的徐悲鸿作品，还特别将近20年来流传于海内外的徐悲鸿多幅绘画作品也编入画集，如《珍妮画像》、《风尘三侠》等。
　　2007年夏，该画集主编廖静文馆长亲笔题词，惠赠笔者一部。笔者认为该画集系中国国内出版的美术画集中印制最为精美的一册，而且内容编排独具匠心，将大师活动经历与图片等按照年代编排，其中不乏珍贵史料。共收录画作280幅，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出版的徐悲鸿画集中收录最全、最具代表性的画册。
　　笔者仔细鉴赏了这一画集，作为一个日本读者，在此介绍一下画册中出现的一张有日本人的照片。关于这一照片的来龙去脉，笔者曾询问熟知大师生平的中国友人，但无人知晓。这一照片出现在画册第340页下端，是徐悲鸿和一位日本女子的照片。这位女子就是《原子弹轰炸图》画集的作者赤松俊子（结婚后改名为丸木俊）。笔者在日本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找到赤松俊子的著作《女画家的诞生》（朝日新闻社于1977年8月发行）。该书中谈到著者曾于1950年代初期，拟将画集《原子弹轰炸图》拿到中国展览一事。
　　赤松俊子是日本著名西画家，于1912年出生在北海道，2000年辞世。她从女子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于1938年赴莫斯科留学，后于1941年参加美术文化协会，同年与日本画家丸木位里结婚，改名为丸木俊。1941年至1946年多次在美术文化协会展览会参展。1945年8月，丸木位里的故乡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他们回到故乡广岛市参加救援活动，亲眼目睹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绝人寰的景象。1948年起，她与丈夫一起创作画集《原子弹轰炸图》。1950年起，丸木夫妇陆续发表《原子弹轰炸图》画集中的作品，并将此画集拿到各国巡回展出，因而于1952年荣获国际和平文化奖。1953年，在徐悲鸿的大力关照下，《原子弹轰炸图》在北京终于得以展出。
　　赤松俊子在书中写道：“我们来到北京，承蒙徐悲鸿先生的大力支持，终于得以顺利展出。当时在北京不能使用原子弹这一文字表述。展览会宣传画中用的词语是“荣获世界和平评议会奖的日本人遭灾图展览会”。（中略）后来，我们惊悉徐悲鸿先生辞世的噩耗，也许是由于先生为《原子弹轰炸图》能在北京展出而多方奔走，最终积劳成疾，我们感到内疚……”
　　基于上述文字记述，笔者终于了解到《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这一画集第340页照片的来历，即徐悲鸿曾大力帮助赤松俊子将画集《原子弹轰炸图》拿到中国展出，因而二人有机会合影留念。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但徐悲鸿与日本艺术家确实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可以说这也是由于日中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交流。
　　今后，笔者在日本将致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为将有关徐悲鸿研究学者的著作、论文流传给日本年轻人，笔者将整理并撰文，予以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其二，开展比较文化的研究，即对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1895年～1953年）与日本乐坛巨匠宫城道雄（1894年～1956年）这二位均为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开展研究。徐悲鸿引进西画表现手法以改良国画，宫城道雄则将西洋音阶和和声法引入日本音阶，开创了独特的日本音乐。尽管美术与音乐有所不同，但东方与西方艺术相结合这一艺术观是相同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最后，笔者对承蒙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邀请感到极为荣幸，借此机会谨向廖静文馆长、徐庆平院长与各位中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素蒙旅居日本的挚友刘幸宇先生的关照，谨在此一并致谢。

2013年7月 完稿于神户

温从水从昷，昷，送食于囚，适度增加。本意为：适度增加水温，暖水。引申为：适中的温度。古昷、温同。

良从富从亡，亡为隐藏、看不到。本意为：隐藏着的家室充盈，才能充分之意。若“发虑宪求善良”，求的不是我们现在概念的“善良”之人，而是有治国之才与执事之能的善人与良人。

恭《尔雅》：恭，敬也。按：先秦时期恭、敬就是现今礼节、礼貌的概念。恭受礼所节制，以现今的概念就是礼也得按规定而行，不足不恭，恭过则谄。

俭从人从佥。佥为两边、两面。本意为：前后一致。凡从佥的字皆有佥之两面之意。若剑即为两面一致的刀；捡即为以手提起使其两面可见；检即为查木之内外等。

让从言从襄。襄为埋种扣合使二为一，增实于其内也。因此谥法云：辟地有德曰襄。本意为：相责以推贤。《说文》：相责，让也。《国语·晋语》让，推贤也。

温良恭俭让：处事得当、才能卓著、遵纪守礼、表里如一、学识丰富于国有利。

民逐利，以利驱之，君亦人也，闻政以利国而求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Quelle:www.chinakongz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