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卷一（1840——1852）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貎，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禀祖父母·请给族人以资助
•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禀父母·闻九弟习字长进
•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禀父母·教弟写字养神
•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禀祖父母·要叔父教训诸弟以管家事
•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禀父母·劝两弟学业宜精
•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禀祖父母·述与英国议和
•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
•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
•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诸弟·读书宜立志有恒
•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勉励自立课程
•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禀父母·述家和万事兴
•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诸弟·讲读经史方法
•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禀父母·教弟以和睦为第一
•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致诸弟·喜述大考升官
•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禀祖父母·报告荣升侍讲
•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禀父母·述盘查国库巨案
•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禀祖父母·报告考差信
•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六弟·述学诗习字之法
•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诸弟·劝述孝悌之道
•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禀父母·寄银还债济人
•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致诸弟·交友拜师宜专一
•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致诸弟·温经更增长见识
•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禀祖父母·先馈赠亲戚族人
•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致诸弟·述接济亲戚族人之故
•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致诸弟·勿为时文所误
•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禀父母·劝弟勿夜郎自大
•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禀祖父母·赠亲戚族人数目
•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致诸弟·劝弟谨记进德修业
•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禀父母·教弟注重看书
•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诸弟·必须立志猛进
•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
•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读书必须有恒心
•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致诸弟·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
•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致诸弟·家中务请略有积蓄
•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致诸弟·按月作文寄京
•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致诸弟·取款及托带银
•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致诸弟·必须亲近良友
•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致诸弟·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禀父母·万望匆入署说公事
•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禀父母·取借款须专人去
•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禀叔父·不辞劳苦料理朋友的丧事
•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禀叔父母·报告升翰林院侍读学士
•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禀父母·敬请祖父换蓝顶
•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禀父母·拟为六弟纳监
•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禀父母·报告两次兼职
•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致诸弟·交友须勤加来往
•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禀父母·请勿悬望得差
•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致诸弟·评文字之优劣
•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禀父母·附呈考差诗文
•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五日　禀父母·贺六弟成就功名
•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禀叔父母·请兑钱送人
•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致诸弟·切勿占人便宜
•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禀父母·不敢求非分之荣
•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禀父母·请四弟送归诰轴
•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禀父母·谨遵家命一心服官
•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致诸弟·述升内阁学士
•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禀父母·勿因家务过劳
•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无时不想回家省亲
•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致诸弟·告诫弟弟要清白做人
•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诸弟·述改建祖屋之意见
•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致诸弟·喜述补侍郎缺
•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禀父母·做事当不苟不懈
•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致诸弟·节俭置田以济贫民
•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致诸弟·述奉旨为较射大臣
• 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致诸弟·迎养父母叔父
• 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　致诸弟·具奏言兵饷事
• 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致诸弟·进谏言戒除骄矜
• 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　致诸弟·详述办理巨盗及公议粮饷事
•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致诸弟·劝宜力除牢骚
•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
•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　谕纪泽·携眷赶紧出京
• 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谕纪泽·家眷在京须一切谨慎

卷二（1853——1866）

1853年1月（咸丰三年），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心急如焚的咸丰帝，情急之下诏令曾国藩办理团练，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1854年（咸丰四年）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1865年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

• 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致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
•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致诸弟·勿使子侄骄奢淫佚
• 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诸弟·读书宜选一明师
•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诸弟·带归度岁之资
•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　致诸弟·述营中急需人才
• 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　致诸弟·调彭雪琴来江
• 咸丰五年九月三十日　致诸弟·喜闻九弟得优贡
•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致四弟·不宜露头角于外
•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谕纪泽·宜教家人勤劳持家
• 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侯父亲
•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门
• 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四弟·得两弟为帮手
•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致九弟·劝宜息心忍耐
• 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　致九弟·劝弟须保护身体
•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九弟·交人料理文案
•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九弟·做人须要有恒心
• 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致九弟·愧对江西绅士
• 咸丰八年正月十一日　致九弟·为政切不可疏懒
• 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顺便可以周济
•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致九弟·周济受害绅民
• 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　致九弟·患难与共勿有遗憾
•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愿共鉴诫二弊
•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致九弟·注意平和二字
• 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　致九弟·宜以求才为大事
• 咸丰八年四月十七日　致九弟·述捐银作祭费
•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　致九弟·劝捐银修祠堂
•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　致九弟·述弟为政优于带兵
• 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致九弟·归家料理祠堂
•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致四弟、季弟·在家里注重种蔬等事
• 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　致九弟·拟保举李次青
•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致诸弟·宜兄弟和睦又实行勤俭二字
•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诸弟·述家庭不可说利害话
•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述六弟妇治家贤慧而命最苦
• 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　致诸弟·述起屋造祠堂
•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致四弟·读书不可太疏忽
•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致九弟·宜平骄矜之气
•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四弟·早起乃健身之妙方
•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诀
• 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　致四弟·居乡要诀宜节俭
• 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　致九弟、季弟·述杨光宗不驯
•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致沅弟、季弟·嘱文辅卿二语
•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致沅弟、季弟·随时推荐出色的人
• 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　致九弟、季弟·以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亲
•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做后辈宜戒骄横之心
•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教子侄宜戒骄奢佚
•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须戒傲惰二字
•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侄做人要谦虚勤劳
•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用药须小心谨慎
•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去骄气惰习
•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牢记祖训八字
•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致季弟·述长江厘卡太多
• 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　致九弟、季弟·述筹办粤省厘金
•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述告办事好手不多
• 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　致九弟·述抽本省之厘税
• 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致九弟·宜多选好替手
•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致九弟、季弟·做人须清廉谨慎勤劳
•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致九弟、季弟·必须自立自强
• 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　致九弟、季弟·述有负朋友
•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见
•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药
•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致九弟、季弟·服药不可大多
•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劝弟须静养身体
• 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　致四弟·与官相见以谦谨为主
•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教弟必须爱惜物力
• 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　致九弟·述兄弟同获圣恩
• 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致四弟·惜福贵乎勤俭
• 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　致九弟·申请辞退一席
•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　致九弟·述让纪瑞承荫
•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致九弟·述纪梁宜承荫
•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军
• 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致九弟·述奏议乃为臣之事
• 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致九弟·不必再行辞谢
•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致九弟·处事修身宜明强
• 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
•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致九弟·战事宜自具奏
•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九弟·只问积劳不问成名
• 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致四弟·宜劝诸侄勤读书
• 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致九弟·万望毋恼毋怒
• 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致九弟·宜以自养自医为主
•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致九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勤俭为主
•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四弟、九弟·宜居家时苦学
•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讲求奏议不迟
•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致四弟、九弟·谆嘱瑞侄用功
•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致四弟、九弟·千里寄银礼轻义重
• 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致四弟·述养身有五事
•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致九弟·宜自修处求强
•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致四弟·送银子共患难者

卷三（1867——1872）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0年（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忠君”与“贵民”两种观念又一次将他夹在了中间。对天津教案的处置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这也成为其一生憾事。两年后，曾国藩去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致九弟·时刻悔悟大有进益
•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致九弟·必须逆来顺受
•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致四弟·宜以耕读为本
•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致四弟、九弟·述为不学有四要事

Dominio de Pingus is a Spanish winery located in Quintanilla de Onésimo in Valladolid province with vineyards in La Horra area of the Ribera del Duero region. The estate's flagship wine, Pingus, is considered a "cult wine", sold at extremely high prices while remaining very inaccessible,[1][2] and commands an average price of $811 per bottle.[3]

The winery also produces a second wine, Flor de Pingus, and a special cuvée, Ribera del Duero "Amelia". Recently, Dominio de Pingus has founded a joint project with local grape producers to make an old vine tempranillo called "PSI".

Dominio de Pingus was established in 1995 by Danish oenologist Peter Sisseck, also manager of the Pesquera de Duero estate Hacienda Monasterio.[4] On the estate's winemaking philosophies, Sisseck has stated, "The vines in my plots are very old. They have never been fertilised nor treated with pesticides and all grow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en vaso system. They are perfect."[4]

About the first 1995 vintage of Pingus, Robert Parker declared,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exciting wines I have ever tasted".[5] With a very limited first vintage production, only 325 cases were made with prices initially set at US$200 per bottle, it became yet more scarce when in November 1997 the ship transporting a U.S. bound shipment of 75 cases disappeared somewhere off the Azores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6] The shipwreck resulted in a dramatic reaction in the US market, with prices soon rising to $495 per bottle.[5][6]

At the Ronda WineCreator conference of April 2008, Sisseck was angered by suggestions by Decanter editor Guy Woodward that some winemakers make wines to suit the palates of certain critics. In response he called Woodward's remarks arrogant for implying winemakers do not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adding, "I don't even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do this."[7]

In 2007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had approved plans to expand highway roads through the vineyards of Dominio de Pingus and other wineries, which was met with strong opposition by Sisseck who called it a "vengeful measure".[8]

Planted with very old vines of Tinto Fino, i.e. Tempranillo, the vineyards are 2.5 hectares (6.2 acres) in Barrosso with vines exceeding 65 years and 1.5 hectares (3.7 acres) in San Cristobal with vines older than 70 years, and the unusually low average yield of 12 hL per hectare. Since 2000, the viticulture has been biodynamic. Of the annual production of Pingus there is typically less than 500 cases, though in poor vintages no Pingus is made.

The production of the second wine Flor de Pingus, also 100% Tempranillo, is made with fruit from rented vineyards in the La Horra zone, with vines older than 35 years. Since the 2005 vintage, the viticulture has been biodynamic. The annual production is on average 4,000 cases.

Additionally there has been the single barrel cuvée, Ribera del Duero "Amelia", made from a vineyard parcel of 100+ year old vines with an average yield of 10 hL per hectare, with biodynamic viticulture since its initial 2003 vintage. The 2005 vintage had a production of 25 cases.

"PSI" is a joint project based on fruit produced by local grape growers from old tempranillo vines. The goal is to help grape producers and save old vines. Project was founded in 2006, first vintage was 2007. Grape growers are encouraged to employ biodynamic or organic vineyard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wine is made by Peter Sisseck and Pablo Rubio and sold under producer name Bodegas y Viñedos Alnardo. Vinification takes place in large concrete vats and aging in concrete and wooden tanks and oak barrels. Production of PSI 2009 was 9,600 cases, PSI 2010 was 16,600 cases.

起源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兴盛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后来的苏州弹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入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为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标新。这一时期流派纷呈，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艺术流派

苏州评弹大致可分三大流派 ，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演唱形式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两人的双档，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 ”。

曲调特点

弹词一般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传承意义

苏州弹词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稽的传统长篇有65部，新编历史题材172部，还有一些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记录了大量的演出本，并作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周玉泉的《玉蜻蜓》和《中篇弹词选》。有关历史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出版了《苏州弹词旧闻钞》《评弹艺人谈艺录》。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为什么 你当时对我好

又为什么 现在变得冷淡了

我知道 爱要走难阻挠

反正不是我的 我也不该要

你和我 曾经有共同爱好

谁的耳边 总有绝句在萦绕

我们俩 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

还笑那曹操贪慕着小乔

天灰了 雨坠了

视线要模糊了

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

爱走了 心走了

你说你要走了

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

红雨瓢泼泛起了回忆怎么潜

你美目如当年 流转我心间

渡口边最后一面洒下了句点

与你若只如初见 何须感伤离别

你和我 曾经有共同爱好

谁的耳边 总有绝句在萦绕

我们俩 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

还笑那曹操贪慕着小乔

天灰了 雨坠了

视线要模糊了

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

爱走了 心走了

你说你要走了

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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