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文中,武士一词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日本武士拥有被称为“武士道精神”的独特的“理念”和“思想”,类似于西方的“骑士精神“。武士道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名,忠,勇,义,礼,诚,克,仁。这八个字是有顺序的,重要性从前向后递减。这是武士道精神与中国儒家的根本性不同,儒家讲求的则是仁,义,礼,诚,克,名,忠,勇。古代的日本社会和与中国一样,也分等级如士农工商四等级。虽然这四个字完全相同,但是我们的这个士,是士大夫的士,是读书人。而日本的士,是武士的士。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由这些读书的士大夫们缔造的。那么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是有武士阶层缔造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
作为枭雄的崛起之处,名古屋可以被视为武士精神的发源地,因为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武士都是在这里称雄的,他们就是名满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日本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应该就会听过这三人的名字。战国时代的日本兵荒马乱、诸侯争雄,武士文化也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成形。在那个时候,人们对武士精神的理解还是以个人实力为基准,武士阶层也习惯于以下克上,反叛领主,那时他们信仰的是一种强者哲学。为了达到对武士的控制,丰臣秀吉首先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跟农民的分离,并使前者成为贵族,逐渐将这个阶层转化为国家的基石。后来,当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武士道的改造。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幕府的利益,德川家为武者制定了不少新的哲学。例如,从日本的神道教中,武士学到了要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禅宗中,他们领悟到了平静、沉着与不畏死亡的哲学;随后,儒家的伦常秩序也被引入到武士气质的内核之中,至此,武士道被改造为一种视死如归的效忠精神。
说到日本武士,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中国的武侠,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精神内核,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个人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的差异。中国侠客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行侠状义,锄强扶弱,而且中国的侠客多是厌倦世间繁文缛节的,更不用说要受制于人为主子效命了。他们向往的是自由。当然团队行侠也有的,但实不多见,通常是作为配角出场,那些力挽狂澜和扭转乾坤决定最终局势的往往只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少了这个人,武林,甚至是天下就极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而日本武士则截然相反,日本的武士通常都结成团体,各为其主或者是为集团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喜欢团队作战,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最后的成功,往往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武士道精神带给日本的好处就是国家民族的团队意识强,近百年里,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意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日本在二战重创后,可以实现奇迹般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武士道的团队精神。
总之,无论是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还是注重团队精神是武士文化,都是利弊共存的,有人说在运动比赛中,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优于日本,但是集体项目的话就要落后于日本,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片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团队精神确实是很强的。真心希望两国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到共同进步。(Quelle:https://we-xpats.com/zh-cn/guide/as/jp/ 略有删节)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日文:侍/さむらい Samurai;也有稍微古老的说法武士,日文:武士/ぶし Bushi)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日文:切腹/せっぷく Seppuku,或腹切り Harakiri)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所受的惩罚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不随之而亡的人。
1869年,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废除幕府时的身份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封建俸禄,武士阶层解体。1871年制定户籍法为废除等级制着手简化阶层成分,宫廷贵族和大名被指定为华族,武士被指定为士族或卒族,其余者划为平民。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占据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职。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武士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天皇制、日本神道、武士道三位一体,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7]。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近现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 义 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 勇 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 仁 武士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 礼 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 诚 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 名 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 忠 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 克 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道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幕府颁布针对大名的《武家诸法度》和针对嫡系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的《诸士法度》中明文规定:"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或"励忠孝,正礼法"。日本最著名的礼法流派是小笠原派。其创始人小笠原清务说:“所有礼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陶冶精神。心静即能打消凶恶暴汉动粗念头,指的就是这等的心意磨炼。”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据禅苑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六波罗殿御家训》。
明治维新以后,以小笠原流为代表的武家礼法对国民普及作法教育。[8]昭和13年(1938),日本文部省成立“作法教授要项调查委员会”,当时礼法的最高权威、《日常礼法心得》的作者、贵族院议员、侯爵德川义亲任调查委员长。不久文部省颁布《昭和国民礼法要项》,在学校贯彻实施,标志武士道礼法成为日本全体国民修身教育的一部分。日本国民礼法对姿态、最敬礼、参拜礼、敬礼、问候、言语、起居、递交、包结、服装、皇室礼法、家庭生活礼法、社会生活礼法进行了规定,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礼仪的概括,至今仍为典范。昭和42年(1967年)3月29日,文部省发出声明,指所有高等学校都能于正规体育课程中教授弓道。
在武士道的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道、弓道、柔道、相扑、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音律、服饰、饮食、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音乐和文学的修养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华道、茶道、将棋、邦乐、香道、书道、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遵守武士道的武士腰间经常佩戴武士刀,以象征勇武。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曾师从20世纪3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是闯入西方古典乐坛少有的东方面孔,以激动的指挥方式闻名。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于中国沈阳,“非常不可思议,我出生在中国沈阳,有时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中国人。”他说。
Seiji Ozawa ©Michiharu Okubo
当然,中国民众对小泽征尔的亲切感,不仅源于他生于沈阳、长于北京所结下的缘分,还因为他对中国深厚的感情。
1976年至今,小泽征尔是来访中国次数最多、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指挥家。
斯人已逝,记忆永存。
1935年9月1日,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出生。小泽征尔的指挥风格简洁明快、热情洋溢,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是第一位活跃在欧美乐坛并获得广泛声誉的亚洲指挥家;他曾凭借指挥歌剧录音作品获得美国格莱美大奖;他与指挥家祖宾·梅塔和朱辉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
近几年,因为健康状况小泽征尔不得不居家休养,很久没有登台演出。但在古典乐和歌剧界,他的存在是一种传奇。
勇攀音乐巅峰
小泽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小泽的家庭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来到了中国。当时,他的父亲小泽开作是名牙科医生。“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全家便搬到了沈阳。1935年,小泽出生在中国沈阳。小泽出生第二年,他们便举家迁到了北京,一直居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们全家才回到日本东京。
小泽学音乐起步比较晚,并不是所谓“音乐精英”。5岁时,母亲送了他一个手风琴作为圣诞礼物,小泽才第一次接触音乐。而开始学钢琴,则是在他10岁的时候。1941年,小泽举家回到日本,定居在东京郊外的立川。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后来亲戚转让给他一架钢琴,哥哥们花了3天时间,用两轮推车将钢琴从横滨运到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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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学钢琴转为学指挥?儿时的小泽身体瘦弱,常常患病,所以脸上很少有笑容,为此,少年时期的小泽打了两年英式橄榄球。据他回忆:“我们踢得很较劲。有一次,把一位同学的耳朵都扯掉了,血流不止。于是我们就暂停比赛,一起在大雨中帮他找耳朵。到现在他的一只耳朵还比另一只小。哈哈哈……”而小泽自己也在球赛中折断过两根手指,所以断了做钢琴家的想法,专心学指挥。
1952年,小泽进入杰出音乐教育家和大提琴演奏家斋藤秀雄参与开办的桐朋学园音乐系。几年后,小泽以优异的成绩从桐朋学园毕业,这时,他已经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指挥家了。但是,拥有更高志向的小泽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希望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加深学习和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斋藤的指挥课上结识的指挥家兼作曲家山本直纯得知小泽的想法时,鼓励他说:“如果有一座音乐金字塔的话,我做的是拓展底座的工作,你去欧洲攀登顶点吧。”
行动力极强的小泽,二十多岁就乘上装载摩托车的货轮只身远赴法国学习音乐。当时,小泽一贫如洗,经常要为第二天的饭食发愁。他曾因为没钱回家而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精神抑郁,又持续发着低烧,医生给他开的药方是到诺曼底修道院呆上3个月。那里静得怕人,又冷得要命,让小泽终于认识到世俗世界的可爱和温暖,对生活和音乐又焕发起热情。1959年,小泽参加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一举夺冠,一夜之间成了当时欧洲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至此,小泽走上了自己的艺术腾飞之路。
活跃在世界舞台
1960年,经乐坛大师、比赛评委之一的查理·明希推荐,小泽参加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年夏天在美国麻省举办的坦格尔伍德乐展。以此为契机,1961年,小泽被选拔出任了伯恩斯坦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而且还在卡拉扬的弟子选拔赛中胜出。小泽有幸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指挥界两位最伟大的指挥家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熏陶。拥有这种经历的小泽,可谓是古典乐界的传奇。
但学成归国的小泽却遭到了日本交响乐团成员的抵制。经历过这段不愉快经历之后,小泽放弃日本,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从1973年开始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小泽跻身世界最优秀的指挥家行列。在波士顿近30年的指挥生涯中小泽创造了古典乐坛的奇迹,使乐团成为国际上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
出生在沈阳的小泽曾多次访问中国,有很强的中国情结。在母亲去世后,小泽选择将其一部分骨灰埋在北京胡同的院子里,那是他儿时的家。小泽曾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用中文说“新年好”向全世界问候;也曾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过音乐会;他创建的“小泽征尔音乐塾”曾在中国招生,将他们带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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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与辽宁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时,小泽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耐心。当时第一遍排练还没结束,小泽就决定对沈阳交响乐团成员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这绝不是大师级指挥家该做的事,小泽则说他想送给沈阳市人民一台满意的交响乐。每天训练6个钟头,疲劳过度的小泽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挥,后来干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挥。遇到因难以过关而生出放弃念头的小提琴手,他也没发火,只是一次次地请她再来一遍。当第一小提琴手过关时,小泽大口喘息接过毛巾笑着说:“你们都行,谁也没有理由泄气……”
获得过众多荣誉的小泽并不是天才,他的成功靠的是努力,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日本作曲家武满彻曾经在小泽寓所住过一段时间,目睹过大师的勤奋,他说:“每天清晨4点钟,小泽屋里就亮起灯,他开始读总谱。真没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Quelle: 易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