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图片:dpa
当地时间8月24日,德国首条运行氢能客运列车的铁路线路在北部下萨克森州正式启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一条区域线路,长约100公里,运行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设计、在德国组装的14辆氢能载客列车“Coradia iLint”。
In Niedersachsen ist das weltweit erste Netz mit Wasserstoffzügen im Passagierbetrieb am 24. August gestartet. Auf der 100 Kilometer langen regionalen Strecke fahren nun 14 mit Wasserstoff betriebene Regionalzüge vom Typ „Coradia iLint“ von Alstom.
这些列车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从环境空气中收集氧气,在燃料电池中将这两种气体转化为水,产生电能。行驶时只产生蒸汽和冷凝水。此前这条线路主要运行柴油列车。
Der Zug wird mit Wasserstoff-Brennstoffzellen betrieben. Sauerstoff in der Luft wird gesammelt. Diese Brennstoffzelle wandelt Wasserstoff und Sauerstoff in Wasser um, wobei Strom entsteht. Als Abgase entstehen lediglich Wasserdampf und Kondenswasser. Früher fuhren auf dieser Strecke hauptsächlich Dieselzüge.
图片:Alstom
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这种列车的续航能力为10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1公斤氢气可替代约4.5升的柴油,能明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Der Zug hat eine Reichweite von jeweils 1.000 Kilometern. Die Spitzengeschwindigkeit wird von Alstom mit 140 km/h angegeben. Ein Kilogramm Wasserstoff ersetzt ungefähr 4,5 Liter Dieselkraftstoff, was die Umweltauswirkungen erheblich verringern kann.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表示:“这个项目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它是下萨克森州制造成功转型的一个优秀范例。作为一个可再生能源大州,我们在实现交通领域气候中和的道路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Stephan Weil betont: „Dieses Projekt hat weltweit Vorbildcharakter, es ist ein hervorragendes Beispie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Transformation Made in Niedersachsen. Als Land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setzen wir damit einen Meilenstein auf dem Weg zur Klimaneutralität im Verkehrssektor.“
Quelle:
http://www.news.cn/world/2022-08/25/c_1128947335.htm
https://h2.live/news/2520/
https://www.cleanthinking.de/alstom-h2-statt-diesel-verkehrswende-wasserstoffzug-coradia-ilint/
https://www.lok-report.de/news/deutschland/aus-den-laendern/item/35156-niedersachsen-weltpremiere-erstes-netz-mit-14-wasserstoffzuegen-in-betrieb.html
german.people.com.cn, die etwas andere China-Seite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千万双手舞动,色彩飞扬弥漫了我的眼
看那焰火灿烂,投入欢庆胜利的表演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人武侠小说泰斗
陈日君: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洋务运动的需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2 盛宣怀的银行梦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3 艰难的创办之路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4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XX。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
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
下雨了我为你撑伞
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一生一世一醉半浮生
风尘往事花色尽飘零
一草一木一叶忆追寻
啊春去春来依旧随风行
一词一曲一歌抚心灵
荡气回肠从此无人听
一日一夜一梦守痴情
啊魂牵梦萦只愿梦不醒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一生一世一醉半浮生
风尘往事花色尽飘零
一草一木一叶忆追寻
啊春去春来依旧随风行
一词一曲一歌抚心灵
荡气回肠从此无人听
一日一夜一梦守痴情
啊魂牵梦萦只愿梦不醒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从8向换向阀到12种工作模式的自动控制,Model Y实现硬件结构集成创新并配以硬件软化,以及产生的引领效应,可能加速热泵空调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文末附特斯拉Model Y热泵空调拆解视频。
1、Model Y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
2、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原理框图
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原理框图。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Model Y机舱有电动压缩机,液冷冷凝器,AC-Chiller,膨胀水壶,HVAC总成进风口,冷却模块等。
3、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分为行驶状态及远程控制状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3.1 行驶状态的控制框图
3.2 远程控制状态的控制框图
4、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不同模式的介绍
4.1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模式选择
相比于现在已经应用热泵系统的车型,特斯拉在热泵与整车的集成上做得更进一步。特斯拉热泵集成应用的策略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说明,在满足乘员舱乘客舒适性需求的前提下,来采用COP较高的模式运行,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续航里程。即根据环境温度与电池温度的关系,从COP的划分,来规划热泵系统参与加热的程度,以及启动不同级别的加热模式。
4.2 各模式运行框图及应用场景介绍
(1) 乘员舱制热
场景一
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从电池系统204吸取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场景二
热泵系统202通过吸收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同时不对电池循环系统204造成不利的影响。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a,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循环中冷却液的热量,从而循环中冷却液温度不断降低,冷却液流过散热器236时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
b,通过控制阀系统208实现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循环是:AC-Chiller与散热器串联;另一个循环是:电池循环系统202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这时电池系统可以自然利用电机等部件产生的热量来进行预热,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场景三
通过热泵和APTC同时给乘员舱进行加热。热泵加热时COP>1,APTC加热COP=1,此时为混合加热模式, COP>1;
a,乘员舱的热源来自热泵系统和APTC,这种MODE2较MODE1可以为乘员舱提供更多热量,适用于:场景电池系统循环回路204温度太低,无法满足乘员舱舒适加热需求;场景电池系统106通过电池循环系统204吸取更少的热量而更快地加热乘员舱;场景:当乘员舱有分区需求时,这种模式就有必要的,通过12VAPTC232可以提供左右分区需要的热量。
b,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c,MODE11-FIG26A描述的原理框图与F13一样,此模式可以支持除霜操作,以消除乘员舱蒸发器218上的结霜。蒸发器表面可以允许部分结霜,但不能明显影响空气流通。压缩机和鼓风机处于低效率状态,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热量并减少化霜的时间。
场景四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和同时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五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通过12VAPTC加热乘员舱,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电池系统循环系统的冷却液温度较低,通过AC-Chiller吸热是不可行的,只是通过压缩机做功来快速给乘员舱加热,此时COP=1;
b,保持最佳的内外循环比例和最低的舒适性需求;如果全部内循环,容易乘客憋闷及起雾的风险。
场景七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通过散热器吸收空气中热量来加热乘员舱。
(2) 乘员舱和电池同时有制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有多余的加热功率可用(循环状态满足防止起雾及换气功能,乘员舱舒适性可以满足的前提),这种场景可以通过液冷冷凝器来给电池系统106进行加热,主要是为了充电效率或提高电池放电电流等。
b,三通阀230来控制冷媒分配流量,优先保证乘员舱舒适性,多余的热量提供给液冷冷凝器来加热电池。冷暖循环风门位置及压缩机决定了总的消耗功率;
(3) 仅电池有制热
场景一
目的是压缩机机作为加热器快速加热电池。应用场景:当车速优先或者在较冷的环境中充电时,这个模式会比较有用。
场景二
这种模式应用在远程状态,一般应用在行驶前或行驶后的场景。此模式的目的是,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来加热电池系统106。
(4) 电池制冷模式
应用场景:如环境温度43℃左右,电池有强制冷需求;
(5) 乘员舱制冷模式;
(6)乘员舱及电池系统同时制冷模式;
4.3 八通阀系统
Model Y应用了集成式的八通阀,上面的不同使用场景通过控制阀系统208来实现不同的冷却液循环回路,便于能量回收利用,提高效率;
场景一:当通过预处理或其他工况电池系统106的温度高于循环中其他部件(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并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二: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三:乘员舱与电池同时有制热请求时,并且电池急需加热以满足快速充电或动力需求时,可以通过控制阀系统208,使电池循环系统204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通过电机堵转加热的方式给电池快速加热;而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水箱散热器中的热量(水箱散热器从环境空气中吸收热量),如下图和。
转自空调试验室,版权属于原作者,供学习交流。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溶"于一体的药酒,不仅配制方便、药性稳定、安全有效,而且因为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半极性有机溶剂,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都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疗效。
中医理论认为患病日久必将导致正气亏虚、脉络瘀阻。因此各种慢性虚损疾病,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气血不畅、经脉滞涩的问题。药酒中主要具有补血益气、滋阴温阳的滋补强身之品,同时酒本身又有辛散温通的功效。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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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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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
向着未来,噢
向着世界,去拼搏我们向往的荣誉
胜利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
北京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
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我们永远支持你
向着未来,向着世界
我们永远热爱你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电化学海水分解是大规模制备绿氢的一种合理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方法和路径。但是实际电催化海水电解制氢存在持久性不符合需求的巨大挑战,这是因为电解过程的副反应、以及海水的复杂成分导致电极容易腐蚀导致。
人们发现,通过使用聚阳离子包裹的反式修饰改性催化剂能够避免氯离子的腐蚀,以及发展了具有较好电催化选择性的催化剂。但是电催化分解海水仍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通过海水预先脱盐处理能够避免副反应以及电极腐蚀问题,但是这种过程需要使用大量能源,在经济性上并不合理。而且脱盐模块的体积巨大,导致脱盐电解体系的尺寸难以进行方便的部署。
有鉴于此,南京工业大学邵宗平(Zongping Shao)、深圳大学谢和平(Heping Xie)等报道提出了能够克服副反应和电极腐蚀性问题的一种直接海水电解制氢方法。在验证性的电催化分解海水体系进行实际电催化制氢,能够在电流密度为250 mA cm-2 的情况进行3200 h持续的稳定工作。
本文要点
(1)
将基于自发驱动相变机理进行原位海水纯化的结构与电解纯水结合,通过使用疏水性多孔聚四氟乙烯(PTFE)防水透气膜构建气体透过电极界面,使用浓KOH作为自润湿电解液,构建了可直接进行电解腐蚀性海水的电解槽。这种设计的特点是,膜结构能够让水蒸汽进行扩散传输,同时阻碍海水和杂质离子的扩散传输。在电催化反应过程中,海水和电解质之间不同的水分子蒸汽压能够驱动海水蒸发生成水蒸气,随后水蒸气跨膜扩散到浓KOH电解质,随后重新液化。这种相变传输策略从海水中提取了纯水,对离子的阻碍效率达到100 %。
(2)
这种电催化体系具有高效、尺寸可调、能够大规模化的优势,与纯水电解体系类似,同时操作成本没有明显增加。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电催化制绿氢体系的结构和机理有助于实现一步完成污水处理、资源回收、制氢。
Electrochemical s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using renewable energy as input is a highly desirable and sustainable method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of green hydrogen1,2,3,4,5,6,7; however, its practical viability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by insufficient durability because of the electrode side reactions and corrosion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omplex components of seawater. Although catalyst engineering using polyanion coatings to suppress corrosion by chloride ions or creating highly selective electrocatalysts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ited with modest success, it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8,9,10,11,12,13,14. Indirect seawater splitting by using a pre-desalination process can avoid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15,16,17,18,19,20,21, but it requires additional energy input, making it economically less attractive. In addition, the independent bulky desalination system makes seawater electrolysis systems less flexible in terms of size. Here we propose a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method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that radically addresses the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 A demonstration system was stably operated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250 milliamperes per square centimetre for over 3,200 hours und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without failure. This strategy realizes efficient, size-flexible and scalable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in a way similar to freshwater splitting without a notable increase in operation cost, and has high potenti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mportantly, this configuration and mechanism promises further applications in simultaneous water-based effluent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and hydrogen generation in one step.
参考文献
Xie, H., Zhao, Z., Liu, T. et al. A membrane-based seawater electrolyser for hydrogen generation. Nature (2022)
DOI: 10.1038/s41586-022-0537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379-5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上海上港 上海上港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为你加油 上海上港
我们所在 就是主场
为你呐喊 上海上港
我们并肩 凝聚力量
当你疲惫 汗水流淌
我们的歌声传递能量
让心激昂 带着梦想
为了这个伟大的名字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上海上港 上海上港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
东风吹开了元宵夜的火树银花,花灯灿烂,就像千树花开。从天而降的礼花,犹如星雨。豪华的马车在飘香的街道行过。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注释
青玉案(qīng yù wǎn):词牌名。调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阕各五仄韵,上去通押。
元夕: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元宵节,此夜称元夕或元夜。
花千树:花灯之多如千树开花。
星如雨:指焰火纷纷,乱落如雨。星,指焰火。形容满天的烟花。
宝马雕车:豪华的马车。
“凤箫”句:指笙、箫等乐器演奏。凤箫:箫的美称。
玉壶:比喻明月。亦可解释为指灯。
鱼龙舞:指舞动鱼形、龙形的彩灯,如鱼龙闹海一样。
蛾儿:古代妇女于元宵节前后插戴在头上的剪彩而成的应时饰物。
雪柳:原意为一种植物,此处指古代妇女于元宵节插戴的饰物。
黄金缕:头饰上的金丝绦。
盈盈:声音轻盈悦耳,亦指仪态娇美的样子。
暗香:本指花香,此指女性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他:泛指第三人称,古时就包括“她”。
千百度:千百遍。
蓦然:突然,猛然。
阑珊:暗淡;零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