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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留学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结束旧的留学制度,重点是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服务,实质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另一方面是开始新的留学制度和一部分兄弟友好国家交换留学生。据教育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有5000多人,其中在美国的有3500人左右、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1]新中国政府创造一切便利条件,积极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和文化交流需要,欢迎友好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部分留学生在苏联学习。这些留苏学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子女;另一部分是1948年8月,当时中共东北局选送了21名高级干部和烈士子女赴苏联留学。新中国成立前,这些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费用都由苏联政府支付,每人每月500卢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给每人每月增加了150卢布补贴,1952年以后他们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全部由中国政府负担。[2]有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他们肩负着学成归来、建设祖国的光荣使命。1955~1956年,除个别人因病提前回国外,这批留苏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祖国。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有些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一、新中国留学教育的缘起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明确表示了希望派遣考察团或者留学生赴苏学习的强烈愿望,苏联方面原则上表示同意。随着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国内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留学生派遣的方针、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中央原本考虑率先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是和东欧国家率先交换了留学生。1950年1月,波兰代办毕罗奇在致中国外交部的公函中明确向新中国表达了双方交换留学生的想法,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向中方提出交换留学生的正式文件。[3]其实在1950年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捷克斯洛伐克(以下简称捷克)代表谈及派遣留学生学习事宜,并约定由捷克政府提出详细方案。1950年4月,捷克驻华大使魏科普约见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了捷克政府的具体方案,并以备忘录形式确认。备忘录中提到:“在1950年秋季开始的一学年度内,要派100名中国学生前来捷克,50名就学于布拉格,50名就学于贝尔诺。捷克教育部供给中国学生50名奖学金无须互惠,另50名则由中国政府供给奖学金,每年每名奖学金500美元,此外捷克教育部建议设立研究中捷两国历史及语文之交换留学生奖学金各10名。”[2](p.76) 1950年5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在送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的请示报告中,汇报了东欧诸国先后向新中国表达要互派留学生的情况及相应的考虑。报告称:“关于派遣留学生,现正接洽者计有三批:(一)派往苏联的,前经少奇指示,准备派二百名。当即经过文教委与政府各部门接洽,各部门皆已开出要派的人数和所学的项目,拟会同外交部与苏方接洽,再作具体决定。(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互相交换十名留学生(学语言、历史),并愿给我国五十名奖学金,同时要求我国派五十名公费生。我们考虑如果接受五十名奖学金,则也须同时另派五十名公费生,或者也回报给捷克以五十名奖学金,方为得体。(三)波兰向我国提出互相交换十名 (学语言、历史),此事急需决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据此提出了两个方案:“1.今年派遣留学生以派往苏联为主。如果依照此原则办理,则除与苏方接洽派二百名留学生外,对捷、波只各交换十名,学习捷、波语言文字历史。拟由外交部保送十名,教育部保送六名,新闻总署保送二名,出版总署保送二名。2.除与波、捷两国交换二十名外,另向捷派八十名留学生,其中四十名由捷政府提供奖学金,四十名由我国给公费,学习重工业。同时向苏联派留学生二百名。”[4] 经过综合考虑,刘少奇于5月15日对报告批示:“与波捷两国交换留学生各十名立即可办。派苏联留学生在补贴问题未解决前暂时不办。” [4](p.174)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都圈阅了这份报告。中国和东欧交换留学生意味着新中国留学教育的正式开启。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同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所以互派留学生没有现成章程条例可循。当时周恩来指派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冯乃超、外交部的伍修权、教育部的黄新民三人具体负责选派赴东欧留学工作。外交部在与教育部门会商后,分别照会波、捷、罗、匈四国大使馆,随即展开具体协商。以波兰为例,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7月4日向波兰驻华大使递交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署的关于互派留学生的照会。波兰大使布尔金于7月15日复函周恩来,表示波兰政府同意。信中说:“根据波兰与友好国家现行惯例,交换留学生是建立在互惠原则上的,友好国家政府派往波兰的学生,波兰方面免费供宿,并提供奖学金1.8万兹罗提,高等学校免付学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往波兰的学生,将享受和波兰政府订有文化协定的友好国家学生所享受的同样权利和待遇。”[5] 1950年8月3日,中国与罗马尼亚在北京签订外交备忘录,达成了互派留学生的初步协议,备忘录中规定:“中国将派赴罗马尼亚五个留学生,学习罗马尼亚语言、历史和政治,留学生大都是当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懂英文,学习期限三年,计划当年八月中旬出发,路费由中国政府自理。同时希望罗马尼亚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基本条件和中方留罗学生对等,学习期限增加一年以入清华大学特设语文班学习汉语。中方提供罗马尼亚来华留学生学习期间全部学费、书籍、住宿、饭费、医药费,发给中国衣服,及有组织的旅游费。第一年特设西菜餐厅,此外发给每人每月零用钱相当于二百斤小米……”[6] 与此同时,为了接待东欧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东欧来华留学生工作组”,成员包括教育部的黄新民、李韬;外交部的吴青、苏丹;团中央的钱大卫;全国学联的谢邦定;清华大学的李广田、盛澄华。工作组由教育部每月召开定期会议一次。[7]教育部主要负责东欧来华留学教育的领导、督促、检查和外联工作,清华大学具体承担东欧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同时,工作组对东欧来华留学生的接待、食宿、参观访问和医疗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和安排。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当年派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换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留学生管理的指令性条例规定。暂行管理办法规定留学生管理工作由教育部会同外交部商定原则,由所在国中国大使馆执行;留学生接受所在国中国大使馆的领导,教育部和留学生的联络通过外交部和大使馆;留学生每学期结束两周内将学习成绩和生活情况做出总结,并制定下学期学习计划要点。同时暂行管理办法制定了留学生守则:第一,建立小组会议制度,定期进行对学习、生活、思想的检讨,发扬团结互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并向大使馆汇报学习情况;第二,在有必要参加政治性活动,发表文章或者演讲时,事前必须获得大使馆的批准;第三,须遵守所在国的法令,学校规章,尊重所在国的风俗习惯,不得随便打听有关国家机密的问题;第四,生活应保持朴素耐劳的作风,费用不得超过所在国政府发给的津贴;第五,在假日的活动,如参加文化、娱乐、旅行、运动等,应尽可能集体参加。[8] 二、新中国赴东欧留学生的选拔和国外学习生活 1950年7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制定了当年交换留学生计划,交换留学生国家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朝鲜。除捷克、波兰各交换十人外,其余四国各交换五人,共40人。每个国家有五人学习语文历史,另外五人赴捷克学习兵工,五人赴波兰学习煤矿。留学生主要是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另外燃料工业部和重工业部各选送五人。[2](p.76)对于选拔留学生,全国妇联和相关职能部门都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提出派遣名单中不能全部是男生,经过协调,最后派遣到每个国家的留学生都调整为四男一女。燃料工业部则对于自己部门推荐的留学生学习专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按照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在当年计划分配给外交部的毕业大学生中进行了选拔。经过考试,最后确定了25人。这25名留学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 经周恩来同意后,这些留学生于9月初被派遣出国,分别进入波兰华沙大学、捷克查理士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学习语文、历史和地理。 第二批留学生共10人,从中央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干部中选拔培训后,于1950年年底赴波兰、捷克学习机械和煤炭工程。[1] 在两批总计35名留学生中,男生29人,女生6人,平均年龄为23岁。成员中有13人为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在读生,其余都是大学毕业。留学生中以北大、清华学生为主,共计21人,占全部留学生的60%,其余14人“来自燕大、北师大、南开、天津北洋、复旦、同济、上海交大、华北革大等院校”。 [9]这些留学生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了解东欧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人文地理。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留学生的派遣工作,留学生集中在北京进行了一个月的学习培训,先后听外交部伍修权讲述了苏联和东欧形势、中央调查部讲解了保密知识,并邀请外交部的阎宝航介绍了涉外礼仪和西餐吃法。此外,中央政府为留学生统一置办了服装。据首批留学生骆亦粟和杨学新回忆,当时国家为男同学每人做了一件呢大衣、一套黑呢中山装、两套布中山装;女同学是西服上衣、长裤,还发了点钱以供购买皮鞋、内衣之用。[10]临行前,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分别接见了留学生,马叙伦还设宴为留学生饯行。1950年9月6日,留学生从北京出发的时候,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以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都到场送行。新中国首批赴东欧的25名留学生统一乘坐火车先抵达莫斯科,在参观了列宁墓后分赴各国。 东欧各国政府对首批中国留学生非常重视。首批赴罗马尼亚留学生李锡龄等刚进入“罗马尼亚的边境城市雅西,就看到了由迎接国外高级贵宾用的柴油机车牵引的两节专列已等候在车站。从这里开始,他们就乘坐高级专列前往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也随专列来雅西迎接中国留学生”。[5] 首批留波学生骆亦粟回忆:“我们乘坐的火车9月23日到达波苏边境时,我国驻波兰使馆的同志、波兰外交部官员和‘波兰青年联盟’(相当中国的青年团)的代表在那里等候我们,把我们护送到华沙。在车站有波兰政府官员及青年组织负责人迎接,这些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11] 从生活待遇和标准看,东欧国家对中国留学生都比较优待。东欧五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都免除住宿费,同时还提供不同额度的奖学金。如波兰政府提供奖学金每人每月1.8万兹罗提(约45美元),币改后为540兹罗提(约125美元),捷克奖学金每人每月3000克朗(约60美元),匈牙利政府提供奖学金每人每月1045佛林(约96美元)。[12]住宿条件也极为优越,一般为两人一间,中外学生各一人,外方学生经过严格挑选,一般都是执政党党员。罗马尼亚政府除提供奖学金外,还免费为中国留学生制作厚大衣、棉西服、棉皮鞋、毛衣等。每逢寒暑假,罗方还派人陪同中国留学生到罗马尼亚的山区或黑海边度假。根据东欧各国大使馆的综合反馈,东欧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待遇相当于大学助教或各部委职员的待遇。 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学习问题,中国教育部及驻五国的大使馆相继与东欧五国政府商定,由所在国的教育部门调派懂英语的语文教师,第一年单独给中国学生开课,主要学习对方语言;第二年增加历史课;第三年,有的国家为中国留学生开设了地理课、文学史课等。李锡龄回忆,他们“被安排在以著名微生物学专家巴洪命名的最高学府巴洪大学学习,这所大学后来改名为布加勒斯特大学”。巴洪大学为在语文系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专门开设了一个班,给五位中国留学生上小课。选派的教师,都是罗马尼亚国内高级语言学专家、大学知名教授和有经验的讲师,例如在罗马尼亚非常有名的语言学者比克教授等”。[5]骆亦粟回忆:“在波兰,波高教部把我们5人的学习管理挂靠在华沙大学东方语系,生活照顾则挂靠在离我们住处较近的高等外事学校。高教部在华沙大学遴选了一位能用英文讲课的波语教师为我们5人单独开课,每天到我们住地教课,有些像我国过去的私塾。我们是通过第三国文字——英文学习波兰语文的。华沙大学东方语系主任是波兰著名的汉学家雅布翁斯基,他为我们找了两名年轻的助教辅导我们学习。第二年,华沙大学又选派了一名教师到宿舍为我们讲授波兰历史;第三年,地理系为我们单独开设了波兰地理课,由两位女教师任教。这些老师教我们都很认真负责,是我们的恩师益友,我一直保存着同他们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至今不忘。”[11](pp.7~8) 中国驻东欧各国大使馆也非常关注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新中国首任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几次参加留学生党团员小组的生活会,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和思想动态,同时对留学生的生活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李锡龄在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大使馆安排他在恢复期间就住到大使馆,由使馆给他做更合口味的饭菜。郭隽卿患了感冒,病得比较厉害。大使馆则安排郭隽卿在大使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病号饭。到了第三年,大使馆有意识地让留学生参加一些外事工作,给他们创造实习锻炼的机会。每当国内有代表团来罗马尼亚访问,使馆就把留学生招来,让他们参加接待、翻译等工作。在较多的口译实践中,留学生罗马尼亚语的听说能力得到很快提高。[5] 由于中国政府以及东欧各国政府的关怀,加之留学生的认真、刻苦学习,赴东欧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大部分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据驻波兰大使馆反馈,中国留波学生在留学半年后,已经能够记住2/3~4/5学过的词汇;基本解决了文法问题,特别是在阅读方面克服了文法困难。[13]驻匈牙利大使馆反馈,经过一年的学习,中国留匈学生阅读报纸和一般的政治论文可以不用字典,大约看懂70%。一般政治性的演讲可以听懂60%,并能进行一般的谈话。[14]除了日常学习外,中国留学生还积极参加东欧各国的节庆活动和政治性活动以及一些外事活动,充分展现了中国留学生的风采。1953年夏,新中国首批派赴东欧五国的留学生(赴匈牙利留学生延长一年)完成了紧张的学习后纷纷返回祖国。 三、东欧来华留学教育 在东欧留学生来华之前,外国在华留学生共计372人,分别来自苏联、美国、英国等15个国家,其中来自苏联的留学生309人,约占全部留学生的83%。这些留学生分布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21所高校,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留学生294人,约占全部留学生的79%。所学专业包括文、法、理、工、医、音乐、家政等七大类别。[15]从1950年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东欧五国也相继选拔留学生来华留学。 1950年9月,在周恩来的特别关怀下,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负责东欧留学生来华语言培训工作,并明确了资金预算和具体要求。[16]随后,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学习班级——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学单位。为了规范专修班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完成国家交给的重要任务,专修班制定了《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和《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两年教学计划(草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施行。暂行规程规定:专修班的宗旨是“为培养东欧交换留学生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并使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入班条件要求学生“须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并以通晓俄文或英文为宜”;学习年限“暂定两年。第一年以基本语文训练为主,辅以时事学习;第二年继续语文学习,并增加文化科目”。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专修班的教学任务是:“1.培养外籍学生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包括听、说、读、写。2.使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第一年的教学目标是以打稳语文基础为中心工作,使学生能掌握1500字左右的常用字汇及一定数量的常用词,能以相当正确与流利的文字表情达意。第二年的教学目标是巩固并提高已有的语文能力。系统与扼要地介绍中国文化,使学生对我国情况获得初步的认识。”[17] 当时这个班级的管理者和教师阵容十分强大,由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兼任班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曾在美国拥有教授外国人汉语经验、担任过赵元任助手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专修班还通过考试招聘了部分教员。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来说,这是高校第一次成规模地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 1950年12月,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三国的14名留学生,到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学习。1951年1月和9月,又有19名来自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留学生加入该专修班。当时对如何开展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都处在摸索之中。 早在1950年7月,负责专修班教学准备工作的邓懿就对东欧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提出了几点设想:第一,每周上课时间3小时,教师系统介绍中国语言特色、发音方法及讲解课文,配合课本进度解释文法,此外还包括汉字构造写法、标点符号和字典用法。第二,学员在助教领导下,每天至少2小时通过练习巩固上课学习成果。聘请的助教要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国语纯正且能用英文表达,同时对语言有兴趣,对这项工作有热情。第三,专门设置习字班学习汉字。第四,把课文和补充材料灌录唱片以加强播音练习,同时学员自己录制自己的声音,以便于检查纠正。第五,自编自印教材和辅助材料,课本要兼顾语言特色及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由浅入深。[18]即使是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邓懿,对于东欧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也缺乏经验。当时的汉语教材是邓懿等利用赵元任在美国使用的《国语入门》临时改编的,汉字标音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法。 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东欧来华留学生的后勤服务和生活保障。当时清华大学为东欧来华留学生提供了最好的食宿条件,住宿是两人一间,伙食标准从原定的每人每月250斤小米增加到500斤,中西餐配合。除此以外,每人还有2500斤小米的制装费,每人每月200斤小米的零用钱。整体来看,一个留学生相当于中国一个讲师或教授的待遇。[12]同时规定,东欧来华留学生在学习期间疾病休养治疗费用全部由中国政府负担,并指定协和医院和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东欧留学生重大疾病治疗医院。[19]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人才的缺乏是新中国建设的最大瓶颈。当时中国和东欧国家刚刚建交,互派留学生一方面可以加深双方的了解和沟通,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留学教育的经验,为将来大规模派遣留苏学生以及大规模接收外国来华留学生打下了基础。 首批在东欧学习的留学生回国后,一部分留在外交部系统从事外事工作,有五位留学生担任了驻外大使,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到大学从事教育工作。首批留学保加利亚的杨燕杰,后来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荣获保加利亚颁发的“基里尔和麦托迪”勋章,后来又荣获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国家一级“马达尔骑士”勋章。首批留学匈牙利的贾淑敏在1990年获得匈牙利共和国文化奖章。与此同时,首批东欧来华留学生也为中国东欧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罗马尼亚首批来华留学生罗明就曾任罗马尼亚第11任驻华大使,在推动两国关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通过和东欧交换留学生,一方面为1951年开启的大规模派遣留苏学生积累了经验,特别是在国内各职能机构之间的管理权限分工,留学生的选拔、培训和国外学习生活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探索,为大规模接收外国来华留学生,开启新中国对外汉语培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时间荏苒,光阴如梭。1950年中国和东欧五国首批交换留学生吹响了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号角,拉开了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大幕,在新中国留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参引文献] 《留学生概况》,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35.0003。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外交部函(与波兰交换留学生事)》,教育部档案馆:98-1950-C-103.0007。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 ~ 175页。 王凡:《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在东欧求学的日子》,《党史博览》2011年第3期。 《外交部函(致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关于交换留学生问题的备忘录)》,教育部档案馆:98-1950-C-103.0009。 《关于加强对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协议》,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41.0004。 《关于“一九五零年派出交换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请转发中国驻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五国大使馆执行给外交部的函(附:暂行办法)》,教育部档案馆:98-1950-Y-70.0003。 《一九五零年赴东南欧留学生名单》,教育部档案馆:98-1950-C-104.0003。 骆亦粟:《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1949~1989)》,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陈平陵:《在第二故乡的日子——留捷同学的回忆》,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骆亦粟:《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1949~1989)》,第8页。 《关于起草对东欧留华学生管理办法的建议与目前留学生工作综合报告》,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41.0001。 《关于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留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总结(驻波兰大使馆)》,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38.0012。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对留学生管理工作报告(驻匈牙利大使馆)》,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38.0005。 《外籍学生小统计表》,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42.0009。 《关于积极筹备捷克、波兰等五国交换留学生语言训练工作给清华大学的通知》,教育部档案馆:98-1950-Y-69.0006。 程裕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关于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的几点意见》,教育部档案馆:98-1950-C-106.0013。 《关于每月可编列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休养治疗费”预算600万元给清华大学的函》,教育部档案馆:98-1951-C-141.0005。 |
(Quelle:作者:李鹏 唐静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萨马兰奇。
2001年7月13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北京。那一刻,长城内外热血沸腾,成为几代中国人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萨马兰奇与中国的交往与情谊,远不止于此。早在1978年,他就以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首次访华。此后30年,他29次到访中国,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为许海峰颁发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协助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他是中国人口中的“萨翁”,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见证了新中国体育的一步步崛起。

1978年4月,汤铭新(右二)陪同萨马兰奇(右四)及其夫人(右五)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

参加旱冰球比赛前的萨马兰奇
“不可思议的事情”
汤铭新是国内最早结识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的人之一。提起这段往事,今年85岁的他喜欢用两个字形容——缘分。
那是1978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拉美处处长的汤铭新,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一周后,有位国际要客访华,国家体委(今国家体育总局)邀请他去担任翻译。
汤铭新是“见过大世面”的西班牙语翻译。自1960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也曾陪同中国各种代表团遍访拉美地区。由于当时国内西班牙语翻译短缺,他也时不时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工作。
到国家体委报到后,汤铭新才知道,这次要接待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特意强调,“目前是斗争的关键时刻。”
所谓“斗争”是指新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权威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内争取合法席位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保守势力的把持下,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经过多次交涉无效后,中国不得不于1958年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陆续退出十几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从此,中国离开国际体育组织长达二十年之久。
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管体育工作。他对国家体委领导人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于是,1975年,中国主动申请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前提是——驱逐台湾。但国际奥委会部分委员不接受这一条件,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主张体育是体育,政治问题留待政府解决。体育界关心的是,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比赛。
僵局持续了几年。“萨马兰奇就是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来”,汤铭新意识到,此访关系重大,身上的担子不轻。为了做好接待,他开始“恶补”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知识,整整一周时间都泡在国家体委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查阅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
1978年4月21日,萨马兰奇偕夫人碧蔚丝,飞抵北京。这是时年58岁的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千篇一律的服饰,让他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对中国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回忆说,“那时的中国,只有三种颜色。”
萨马兰奇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熨烫得一丝不苟。他身材不高,气度不凡,与前来迎接的路金栋、何振梁等简单寒暄后,就开宗明义地说,这次访华目的是全面了解中国的情况,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如果有游山玩水的安排,可以由夫人碧蔚丝代表他去。
“一心扑在工作上”是汤铭新对萨马兰奇的第一印象。当时他并不知道,萨翁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常年以办公室为家,每天工作13个小时,出差下了飞机就工作、办完事就走,向来雷厉风行。
到北京饭店下榻后,萨马兰奇直接跟路金栋、何振梁等到国家体委去开会。会谈一开始,他直奔主题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却不属于奥林匹克大家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理应在其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
“他说话铿锵有力,显然是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汤铭新明显感觉到萨马兰奇的亲切友好。翻译过程中,有一些专业体育术语他拿不准,萨马兰奇安慰说:“汤,你的西班牙语讲得已经很好了,再好的翻译也会遇到困难,这不是问题。”
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何振梁给萨马兰奇介绍了台湾的历史,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的期望和条件。
萨马兰奇听后,眉头紧锁。他认为,“驱逐台湾”的解决方案,存在失败风险。“国际奥委会有85位委员,虽然只有8位委员来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显然不会同意驱逐台湾。其他委员是否都同他们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场,就更不好说了。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表决结果没有把握。”
何振梁试着问萨马兰奇:“我们有二十年没有和国际奥委会打过交道了,怎样才能对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有利?”
前前后后经过9轮会谈讨论,萨马兰奇提出一个方案:“可以要求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其会籍。”
但当时在座的路金栋和何振梁等,对这一方案不置可否。汤铭新记得,他们只是礼节性地说了一句,“相信国际奥委会会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萨马兰奇怅然若失。他私下问汤铭新,“汤,您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我相信在整个会谈中,您不会漏译或误译。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似乎不急于回到国际奥委会来?”
汤铭新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把问题转告何振梁。何振梁一听,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他就利用一切机会,委婉地给萨马兰奇做工作,真诚感谢他对中国做出的努力。这样,萨马兰奇才对中方的立场有了一些理解,气氛逐渐变得融洽。”汤铭新回忆说。
会谈进展顺利,因此在何振梁等人的陪同下,萨马兰奇参观了国家体委的干部培训中心、北京工人体育场。“还在天坛公园看了放风筝、打太极”,汤铭新说,“萨马兰奇对中国各式各样古老且独特的运动项目倍感新奇,他称赞中国人很热爱运动,真应该在奥运会上一展身手!”
一周时间转瞬即逝。访华结束时,萨马兰奇心中油然升起依依惜别之意。在首都国际机场贵宾厅,他握着何振梁的双手说:“现在,我更加清楚中国被排除在外的历史真相,一定尽快促成中国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7年11月,萨马兰奇观摩中国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在下榻的宾馆进行晨练。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他长年坚持体育锻炼,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携带简单的运动器具,每天雷打不动地运动45分钟。
奥林匹克模式
其实,在萨马兰奇来中国之前,1977年9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迈克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已先期受邀访华。
基拉宁是爱尔兰人,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文学。1937年,作为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他来到中国上海和南京,采访过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情况。因此,多年以来,他对中国怀有深切同情。从197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要解决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那次访华过程中,基拉宁诚恳地表示,欢迎中国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但言行谨慎的他强调:“既然问题是经过多年历史形成的,要改变只能采取渐进办法,不能采取激进办法来解决,需要几年时间做大量工作。”
基拉宁认为“驱逐台湾”是激进的,提出让台湾体育组织改名的办法,并建议海峡两岸体育界相互谈一谈。然而,“当时我们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纳我驱蒋’上,所以双方只是各抒己见。”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干部的张清曾回忆说。
萨马兰奇访华的时候,国家体委的工作思路已发生微妙变化。再加上,萨马兰奇年轻时担任过多年议员,后来也组织过政党,当过西班牙驻苏联、蒙古大使,在政治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和过人的胆略。
回到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后,他开始积极斡旋。他向欧洲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方面劝说委员们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推进台湾的体育组织改名。一些委员的立场有所转变。
1979年,突破的契机终于来到。
这一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宣布结束同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的对峙状况。
于是,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很快调整策略,向中央上报了新的方案: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体育组织可以通过改名、改旗和徽、改歌的方式,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留在国际奥委会内。
邓小平在这一方案的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这个大大的圈,给中国体育界指明了方向,也给基拉宁、萨马兰奇等为中国主持正义的国际友人,提供了更多运作空间。
1979年10月25日,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称为中国奥委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歌;台湾体育组织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有别于以往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并须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批准。这就是后来广为认知的“奥林匹克模式”。
“奥林匹克模式”最终由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通过,新中国名正言顺地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算起,中国为这一天斗争了28年,期盼了28年。
但台湾方面不接受。来自台湾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向洛桑地方法院控告国际奥委会违反章程。这是自国际奥委会1894年成立以来,头一次出现委员向法院起诉自己组织的情况。洛桑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台湾的上诉。
台方不服,要求重新审议,同时又安排一名台湾运动员在美国发起诉讼。这一连串的做法,激怒了一贯平静的萨马兰奇。他奉劝徐亨不要幻想,“国际奥委会绝对不能容许委员起诉自己的组织,同时也绝对不会改变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要起诉国际奥委会,等待你的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个组织。”
台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最终于1981年接受了《名古屋决议》。刚刚就任主席的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签订协议,双方在旗帜和图案上面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保证在今后所有的国际比赛中无条件遵守。
为了进一步解决台湾问题,萨马兰奇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推选一名新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他的力荐下,1981年,何振梁顺利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把自己的一枚奥林匹克五环金质别针,别在何振梁的衣襟上,祝贺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后来,何振梁又担任了国际奥委会执委、副主席,十年内连续“三级跳”,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第一人。在何振梁看来,这份荣幸,不仅是因为彼此在工作中合作愉快,更是因为萨马兰奇对中国的重视和了解。
国际奥委会前市场总监麦克尔·佩恩也曾说:“萨马兰奇与其他国际体育领袖相比,非常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总在试图开辟新的疆界,获取新的突破。因此,在他当选主席后不久,就把战略的眼光投向了中国,这个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和最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尽管她当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萨马兰奇亲自为夺金的许海峰颁奖。
“患难之交”
萨马兰奇的高瞻远瞩是与生俱来的。
他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经营纺织业的富裕家庭。父亲佛朗西斯科,曾希望儿子成年后能继承家族产业,踏实经商,一再劝告萨马兰奇:一不要参与政治,二不要涉足银行业。
但踌躇满志的萨马兰奇,一句也没听。他从小酷爱拳击和足球,高中毕业后,当过轻量级业余拳击手,是皇家马德里、巴萨足球俱乐部会员。22岁那一年,他组建了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并自任守门员、领队和教练。1951年,他率领球队参加了旱冰球世界锦标赛,拿到西班牙内战以来的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从此名声大噪。
年富力强的萨马兰奇,很快走上仕途。1954年,他进入巴塞罗那市政府工作,主管体育,并成为西班牙国家奥委会成员。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以体育为阶梯,一步步进入世界体育的最高组织。
父亲去世十年后,时年37岁的萨马兰奇卖掉了在家族产业中的所有股份,同合伙人一起创立了马德里银行,成为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巴塞罗那高级商业研究院毕业的他在金融界如鱼得水,银行的利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把积累的大量财富,投资了多处产业,并用来发展体育事业。
1966年,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兼顾西班牙本国工作的同时,他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献给了国际奥委会。60岁生日的前一天,他终于实现多年以来的梦想——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任何成功都来之不易,他称自己是“汗水浸透了运动衫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但不幸的是,彼时的国际奥委会已今非昔比。
经济上,国际奥委会的储备资金只剩20万美元,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亏空超10亿加元,让很多国家对奥运会望而却步。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城市,只有美国洛杉矶一个,而且不提供财政支持。
政治上,奥运会陷入抵制风波。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28个非洲国家因种族隔离制度而拒绝出席。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加拿大等62个国家,为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抵制了这届奥运会。
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时日不多了,萨马兰奇坐上的是“即将崩溃的城堡里最脆弱的一把交椅”。不少媒体预言:“奥运会将在21世纪彻底消失!”
意志坚定的萨马兰奇没有退却。他打破奥运会只限业余运动员参加的传统,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大胆进行商业化经营,一方面出售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另一方面向大公司出售奥运会的标志以争取赞助。
如何消弭抵制?深谙外交之道的萨马兰奇相信,奥运会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改善关系比严格制裁更能防止将来的抵制行为。”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上任后,他就宣布:在任期间要访遍每个成员国和地区。从此,他满世界奔波,任期内乘坐航班2700多次,行程达4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14圈。
1982年3月底,萨马兰奇第二次来到中国。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大地上骀荡。首都北京不再像四年前一样单调,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
萨马兰奇已经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朋友了。这次的欢迎晚宴上,不断有人给他敬酒。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据说开了“戒”,连饮几杯茅台酒。随行他多年的秘书见状,惊呼:“少见,实在少见。”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接触。萨马兰奇对邓小平说,国际奥委会有150个成员国和地区,中国是他上任20个月以来,访问的第50个国家。
年近八旬的邓小平听后,称赞萨马兰奇精力充沛,并诙谐地说:“我是跑不动了啊!”萨马兰奇摇摇头说:“不,全世界都知道您身体健康,工作繁忙。”两人谈笑风生。
接着,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问邓小平,中美关系会不会影响中国参加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邓小平回答道:“中美关系处在微妙的时刻,如果搞不好,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那不是一件好事,但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会有大影响,除非美国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接待。只要不出现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参加没有问题。”
患难见真情。中国深明大义的态度,让身处逆境的萨马兰奇倍感欣慰。后来,他一直把与中国的情谊,视为“患难之交”。“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
告别北京前夕,萨马兰奇对中国体育界的朋友说,1978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的愿望已经实现。接下来,他还有一个新的愿望。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和何振梁作为颁奖嘉宾,正准备为中国男子体操队颁奖。刘平摄

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的萨马兰奇纪念馆
“中国首枚金牌是我颁发的”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萨马兰奇主持的第一届夏季奥运会。
开幕前,苏联为了报复美国,组织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美国政府不能提供安全保证为借口,抵制这届奥运会。萨马兰奇为此十分痛心,“运动员永远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但中国兑现了承诺,毅然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全面登上洛杉矶奥运会的竞技台。这对萨马兰奇和洛杉矶组委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开幕式上,美国观众对中国代表团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萨马兰奇问身边的何振梁:“美国人的掌声,是不是发泄着对苏联抵制这届奥运会的不满?”
那一刻,何振梁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答道:“52年前,在这个城市,中国只有一个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历史竟会有如此奇妙的巧合。美国人可能把52年来的掌声,都集中到这一刻了。”
憋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运动员,早就想在奥运会上一显身手了。开赛首日,男子自选手枪射击比赛,许海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史上金牌零的纪录,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奏响在奥运赛场,萨马兰奇亲自把金光闪闪的奖牌,挂在许海峰的胸前。两年前许下的愿望顺利实现,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意味着欣慰,也意味着荣誉。他曾回忆说:“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中国获得的第一枚金牌是我颁发的。我借此感谢中国能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最终斩获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总数中排名第四。在世界体育中受尽窝囊气的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亿万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一个多月后,又迎来新的喜悦,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继1960年起中止国庆庆典活动后,二十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萨马兰奇和夫人受邀来中国参观庆典。
邓小平再次接见了萨马兰奇。两人握手叙旧,谈起刚结束不久的洛杉矶奥运会,邓小平充满感激地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
萨马兰奇深有体会。他说:“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成绩足以证明,中国在国际体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为中国人感到高兴和自豪。”
那一天,上万名官兵和各式武器装备,组成一个个方队,在雄壮的乐曲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游行队伍,以及各式各样的彩车、模型,意气风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后,萨马兰奇心情激动。“你们中国人的组织才能太了不起了!”他对何振梁感慨:“你们能组织这么大的群众游行,也完全有条件办一场出色的奥运会。”
事实上,中国要办奥运会,是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分管体育时就有的想法。洛杉矶奥运会时,作为“体育迷”,他从电视上看了比赛转播,几乎场场不落。他颇有感触地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我们要把体育搞起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知办一场国际性的体育盛会,是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绝好机会。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申办的条件。萨马兰奇曾回忆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并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邓亚萍夺冠,萨马兰奇为其颁奖时轻抚了她的脸颊。
“北京的申办是我的申办”
1990年盛夏,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考察北京亚运会的准备工作。他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兴致勃勃地环视宏伟的建筑群,高兴地说:“我看这些工程建设都挺好,办个奥运会也差不多了。”
接着,邓小平问:“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
这一句发问,超出了大家的预想。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应答。
两个多月后,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激情。当时电车公司110路的售票员任玉琢记得,每天在公交车上,大家都在讨论中国队取得的成绩。“那阵子,开车的高兴、卖票的高兴、坐车的也高兴。大家的心气儿就是不一样,都说亚运会办得——值!”
闭幕式上,亚运圣火缓缓熄灭之际,观众席上突然有人撑起一幅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1991年12月,中国正式向萨马兰奇提交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书。萨马兰奇明确表示支持北京,甚至私下对何振梁说,“北京的申办是我的申办”,“我可以为北京取得15票到16票”。
北京申奥期间,他多次来中国出席体育活动。当时热播的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因此多次提及萨马兰奇。“咱家今天气象万千呐,萨马兰奇又要来北京了?”“萨马兰奇刚走,又飞回来了?”
1993年5月9日,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这次随行的国际奥委会成员,有3名副主席、9名委员、2名名誉委员及其夫人,再加上秘书等工作人员,一共50多人,阵容空前。很显然,他想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向世界体育界表明:坚决支持北京申办奥运。因为4个月后,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就要揭晓。
然而,当时中国面对的实际困难,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联手攻击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北京不应该主办千禧年奥运会》的文章,称即使曼彻斯特失败,北京也不应该成功。美国国会甚至通过决议表示反对中国申奥。
1993年9月24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出来了。当萨马兰奇发表感谢五座申办城市的讲话时,由于第一个念出的是北京,当时在现场和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都欢声雷动。然而,这份快乐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人们才缓过神来,“错了,错了,是悉尼,不是北京”。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无数中国人掩面痛哭,悲痛万分。
始终支持中国的萨翁也遗憾不已。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委员应该在75岁退休,那一年他已经73岁,原则上不能寻求连任。如果北京申办2004年奥运会,他就有可能在卸任前亲自宣布中国北京的名字。因此,他鼓励中国再次申办。
但失败的伤痛一时难以释怀,北京没有申办2004年奥运会。而1997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一轮无记名投票,请求萨马兰奇再连任一届主席。他欣然应允,这样,才有机会弥补遗憾。
两年后,萨马兰奇收到中国提交的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申请。他兴奋异常,下定决心要在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全会上,帮助北京申办成功。
他一改以往的含蓄,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在离开这个组织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他认为,“让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本身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传播。”
何振梁生前对一段插曲念念不忘。据他回忆,投票前,萨马兰奇突然造访他,说他的中文发音不够准确,希望何振梁传真经。熟悉多国语言的何振梁,立即用西班牙文按“北京”的发音标明字母,并当场给他示范。萨马兰奇跟读几次,果然读得字正腔圆。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萨马兰奇用刚学不久的发音郑重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
顷刻间,在场的中国代表团,欢腾雀跃。神州大地,一片狂喜。数十万群众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挥舞着彩旗高呼:“北京赢啦!”“中国胜利啦!”历史的瞬间,变成了永恒的欢乐。
萨马兰奇的欣喜,毫不亚于中国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不禁感慨,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为了办好一届奥运会,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心血。
在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三天后,萨马兰奇卸下担任了21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中国人没有忘记他,始终感激他。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前,时年88岁的萨马兰奇再次来到北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和全国人民的敬重。
萨马兰奇亲眼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华彩乐章,他激动地说:“北京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在他看来,中国人把奥林匹克的展示提升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盛赞北京奥运会“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
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萨马兰奇大吃一惊。“北京简直是一个梦,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梦!”他曾回忆说,在世界各国,每当有人问他中国的情况时,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未来他们会过得更好!”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萨马兰奇在西班牙《先锋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深情讲述他与中国的深厚情谊。其中写道:“30年来我29次访问中国,我从中国收获了爱和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

2001年,当萨马兰奇于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时,吴经国与何振梁在现场激动地拥抱。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萨马兰奇在中国收获的友谊,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与邓亚萍的忘年之交。
199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邓亚萍荣获女单冠军。看台上的萨翁走下赛场,亲自为这个球风泼辣的小个子姑娘颁奖。之后,萨马兰奇还邀请邓亚萍到瑞士洛桑做客。宴请时,他对邓亚萍说:“你是全世界第一个被我正式邀请来国际奥委会总部做客的运动员。”
中国运动员都称萨马兰奇是邓亚萍的“洋外公”。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邓亚萍再次夺冠。萨马兰奇除了上台颁奖之外,还给她一个特殊的“奖赏”——在全世界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轻抚了一下她的双颊。这一举动,后来成为体育史上的经典瞬间。
邓亚萍多次重大比赛,萨马兰奇都在现场助威,先后5次为夺冠后的邓亚萍颁奖。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的推荐下,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吴经国是萨马兰奇的另一位中国朋友。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他与萨马兰奇第一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小都喜欢运动,学的都是与体育无关的专业,对竞技体育运动都无限热爱,对奥林匹克收藏品无比痴迷。”吴经国说,诸多的共同之处,让两人私交甚笃,彼此的家庭也成为至交。
1988年,萨马兰奇亲自选拔吴经国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吴经国投身奥林匹克运动30余年,担任了国际奥委会执委、国际拳击总会主席,见证了萨马兰奇带领奥林匹克走向辉煌的历程。
2009年9月,萨马兰奇邀请吴经国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做客。在他的办公室,他给吴经国看了毕生的收藏品。整个地下室都是收藏柜,他打开柜子,里面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各样与奥运相关的纪念品。
接着,他转头对吴经国说,“有一天,等我走了以后,这些收藏品统统都送给你。你想建博物馆也好,把它们卖了也好,一切由你自己决定。”吴经国听后非常吃惊,连忙回应:“主席,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很多年啊。”
“我时间差不多了。”萨马兰奇顿了顿,语重心长地说,“人死后没有一样东西能带走。所以,在我走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吴经国心中五味杂陈。
2010年4月,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病逝。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私人用品及个人收藏,包括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礼物、各种勋章、奥运纪念品等共计16000余件,全部由其家人赠给吴经国。
“我带了10个人去巴塞罗那,把这些收藏品拍照留影后,一件件装在纸箱里,20多天一共装了361个纸箱。然后,我们把这些纸箱搬到一个60尺的集装箱里,通过海运运到中国,前后大概用了两个月时间。”吴经国回忆说。
如何处理这些珍贵的收藏品?在厦门和天津大港已经建了两座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吴经国,萌生再建一座萨马兰奇纪念馆的想法。
在吴经国看来,萨翁生前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并致力于推动两岸的体育交流,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好朋友”。建一座纪念馆,“不仅仅是为了感谢他对自己的知遇提携之恩,也让中国人对这位奥林匹克巨人有一个怀念及敬仰的地方。”
想法公开后,天津、苏州、重庆等城市,纷纷向吴经国抛来橄榄枝。天津是西方近代体育运动传入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百余年前,张伯苓老先生就从天津提出“奥运三问”,激励一代代中国健儿奋起直追。
除此之外,“我是天津姑爷,对天津有特殊的感情。”吴经国和夫人希望通过创建萨马兰奇纪念馆,推动家乡的发展。于是,在多个城市的竞逐之下,吴经国决定把萨马兰奇纪念馆选址天津静海团泊新城,“得到外交部、国家体育总局、天津市政府及静海区政府的很多支持。”
为了不负萨翁重托,曾在台湾东海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及利物浦大学学习建筑的吴经国,邀请丹麦HAO建筑师事务所和新加坡筑土国际共同参与设计。纪念馆主体建筑被设计成两个交合的圆形,“一是以8的形状,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二是以S的形状,代表萨马兰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吴经国还精心在纪念馆的湖中央设计了一处喷泉,可以喷出20多米高的水柱,换算成国际尺寸就是89英尺,代表萨马兰奇89年的辉煌人生。纪念馆前,由小石子砌成的一条水流喷泉,宛如一条潺潺的小溪,寓意“饮水思源”。
2013年4月21日,萨马兰奇去世三周年纪念日,这座全球唯一的萨马兰奇纪念馆正式开馆。游客步入其中,不仅能看到萨翁一生收藏的各种藏品,他的衣服、鞋子、袜子、手机和钱包,甚至还有他办公室的一桌一椅都一目了然。
“纪念馆还原了萨翁的日常生活状态。”吴经国举例说,“其中一件黑色手提箱,多年来伴随着他繁忙的公务差旅,上面贴着来自韩国、瑞士等各国的贴纸,中间是‘我爱奥林匹克’的红心贴纸,昭示他从不喊累的原因;他生前亲自设计的墓碑小样,上面从左至右分别是西班牙奥委会、巴塞罗那议会、西班牙国旗、巴塞罗那储蓄银行、西班牙侯爵爵位的标志,显示他传奇的一生。”
到今年4月,萨马兰奇纪念馆已开馆10周年。该馆副馆长张秀丽告诉记者,十年来,有近70万国内外观众来此缅怀这位奥林匹克巨人。纪念馆通过各类主题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讲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不解情缘,把奥林匹克文化传播给更多人。
萨马兰奇的儿子小萨马兰奇,仍在续写与中国的友好篇章。他与儿子萨马兰奇三世,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中国生活。2012年,他们在中国发起并成立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推动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促进中国与西班牙的长期友好发展。
比父亲更幸运的是,小萨马兰奇见证了北京——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的高光时刻。2018年,他出任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全程参与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他满怀自信地说,“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融入北京的血液里,成为这座城市的DNA。”
北京的DNA,也融入了小萨马兰奇的血液里。他已经数不清来过多少次,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就像是第二故乡”。他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何是父亲一生中最珍视的称号。这也是他正在努力的人生目标。
(Quelle:北京日报 | 记者 张小英)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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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1、遛儿早儿:早晨起来散步。例:早上出门见面时打招呼:“遛早儿去呀?”
2、歇着吧:(1)休息之意,例:您歇着吧,我来。(2)阻止之意。例:你歇着吧,别再给我鼓捣坏了。
3、抖机灵儿:显示自己,特指轻浮表现,含贬意。例:(1)你别在我这儿抖机灵了。例(2)“瞧,来了新领导,他又该抖机灵了。”
4、搓火儿:生气、憋气。例:“今儿这事儿,真让人搓火儿。”
5、逗闷子:开玩笑。例:“没事儿别在这儿逗闷子。”
6、抖 搂:“搂”读轻声,一般此词叠用。(1)摆弄、抖动之意。例:“那几件皮衣服在箱子里放了好长时间了,拿出来抖搂抖搂吧,见见风。” (2)说一说,亮出来之意。例:“一肚子委屈,全抖搂出来了”。“他那点儿事儿,给他抖搂抖搂。”
7、那主儿:“那”读音nei。指那个人,含贬意。例:“那主儿脾气可大呢,少招惹他。”
8、陏 陏:看看。例:“你那本书看完了,让咱也陏陏 ”。
9、满世界:到处。“界”轻读。例:“他一天到晚满世界瞎跑,不知他忙什么呢。”
10、套 瓷:拉近乎,搞好关系。例:“别跟我套瓷,没用。”
11、油 儿:滑头。含贬意。例:“嘿,他可油儿着呢,你可斗不过他。”
12、谁跟谁呀:表示关系特别好。例:“咱俩谁跟谁呀,不用这么客气。”
13、侃,侃爷:吹牛。能吹牛的人,能说的人。例:(1)“你去跟他聊聊,他可能侃呢。”(2)“那主儿整个一个侃爷,没几句真的。”
14、颠 儿:走跑。例:“吃饱了,颠儿吧!”
15、各 色:特别,与众不同,怪癖。含贬意,例:“那位可各色着呢,谁也不爱搭理他!”
16、骨碌儿:“骨”读gu。一节儿,一段的意思。例:“这杠子上添了一骨碌儿红颜色。”
17、大老爷儿们儿:大男人。例:“你一个大老爷儿们儿,怎么这么小气呀!”
18、抠门儿:小气,吝啬。例:“这人可抠门儿呢,跟他可借不出什么东西。”
19、老爷儿:太阳。例:“老爷儿下山了,天快黑了。”
20、末了儿:最后。例:“末了儿,还挨了一顿批评。”
21、念秧儿:求别人,但又不直说,而是在闲聊时总提及某事,给人暗示。例:“他那是跟你念秧儿呢,想让你帮帮他。”
22、半熟脸儿:有些面熟。
23、把得紧:控制的紧。 例:谁的钱都把得特紧。
24、棒 棰:外行。
25、不老少:表示多。 例:还真~。
26、打这儿 打今儿起:从此之后。 例:~他是他我是我
27、打 住:到此为止,别再说了。
28、倒气儿,闹气儿:喘气。 例:躺在那r~。
29、兜圈子:有话不直说,顾左右而言他,兜起圈子来。
30、cei(四声):摔碎。 例:饭碗~了。
31、该干嘛干嘛去:对比较讨厌的人,想说滚蛋,语气稍轻。
32、你们家人叫你呢:对比较讨厌的人,想说滚蛋,语气稍轻。
33、硌你脚了,耽误你脚落(lao)地了:别人无意踩着你而没有表示歉意, 讽刺的说法
34、见天儿,渐天儿:天天。
35、挎chi,喀chi:括的意思。例:用小勺~玻璃,让人钻心的难受
36、老:总,如同南方人说“好”代替“很”。 例:~干这个也有烦的时候。
37、说难听点儿,……:从坏的方面看此事,给个铺垫。
38、死旮旯儿:旮旯,角落。
39、死心眼儿:实心,老实。 例:~不是
40、挑眼了:挑理,怨别人办事不合规矩。
41、再说吧:指不了了之吧。
42、走 嘴:本来不想说,没留神说出来了。 例:说~了,赶紧转舵。
43、嘴皮子:说话的功夫。 例:磨~,费~,耍~,逗~
44、菜 了:了的加重词。 例:死~,完~是指死了,完了。
45、遛弯儿:散步。
46、后 儿(一声):用于吃到嘴里的时的味道。很的意思,有时也指过甜或过咸的腻。 例1:这糖~甜。 例2:吃这么多,你不怕~的慌?
47、倍 儿:特别、非常的意思。 例:那楼~高。
48、多新鲜呢:这事儿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49、撂挑子:扔下事情不管了。例:你又给我~。
50、下套儿:下圈套的意思。
51、玩幺蛾子:耍花招儿的意思,例:你少给我~。
52、搓:吃的意思。 露怯:丢脸的意思。 例:得,~了吗?
53、穿帮儿:露馅儿的意思。 例:这事,弄不好要~。
54、大概齐:差不多的意思。
55、得:行了,好了的意思。有时也做语气重词。 例1:这菜做~了。例2:得!你看这事儿怎么弄的。
56、涮:骗,耍的意思。 例:你小子,又~我。
57、逗闷子:寻开心。
58、跟:在,多用在“哪儿”“那儿”之前。 例:车~那儿呢。
59、歇:休息,完。 例:~了吧? 瞎,抓瞎,
60、没 戏:不行。 例:~了吧?
61、个 色:形容人的性格不好相处。
62、起 腻:男女之间亲热的样子。 例:你们俩甭在这儿~。
63、套 磁:套近乎。
64、哥们儿:亲近的称呼,有时代指“那个人”
65、甭:不用。
66、逗:可笑,有趣。 例:嘿,你这个人可真~。
67、成 心:存心,故意。
68、鞋倍儿:鞋子的意思。
69、找 抽:找打。
70、牛:非常厉害的意思,带有贬意。 例:你小子,别~。
71、门儿清:麻将术语演变而来,意为明白,清楚。 例:这事我可~。
72、忒:特别,非常
73、傻冒儿:傻,也代指傻子。 例1:你别~了。例2:某某某那个~。
74、事 儿:麻烦,罗嗦的意思。 例:嘿,你可真~。
75、味 儿:臭味道大。 例:真~。
76、大法了:厉害了。
77、能个儿:厉害,长本事。
78、嘛?:干什么,用在句前? 例:~呢?~去?
79、今儿,明儿,后儿,昨儿,前儿:指今天,明天,后天,昨天,前天 ,有时 也在 后面加一“个”字。
80、且:可得。 例:这事,你~等吧。
81、打奔儿:奔儿是吻的意思,打奔儿指结吻。
82、踮 儿:跑,有逃的意思。
83、处(三声):站在那里,呆在那里的意思。 例:你~那儿别动。
84、贫 嘴:油嘴滑舌。
85、回 头:有机会。 例:回头我帮你理理发。
86、蔫儿坏:表面上没什么,心里特别坏。
87、打住:到此为止,别再说了。
88、倒气r:dáo气r 喘气。
89、不老少:表示多。
90、打这r:从此。
91、半熟脸r:指见过或搭过话,但不熟。
92、棒棰:外行:这,人整个一棒棰。
93、兜圈子:有话不直说,顾左右而言他。
94、死心眼r:为人不圆滑。
95、见天r,渐天r:天天。
96、走嘴:本来不想说,没留神说出来了。
97、打小儿:从儿童时开始。
98、走眼了:没看准人或事。
99、打明儿:从明天开始。
100、打气儿:给车轮充气,比喻给人鼓劲儿。
101、打昨儿:从昨天开始。
102、打来回儿:往返。
103、打今儿:从今天开始。
104、打呼噜:发出鼾声。
105、打家儿来:从家里来。
106、打趣儿:开玩笑。
107、打饭:买饭。
108、打盹儿:瞌睡。
109、打杂儿:干辅助性、不重要的工作。
110、打分儿:评分。
111、打蔫儿:没精神。
112、打住:停止。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
1 |
97 |
21 |
|
2 |
78 |
18 |
|
3 |
61 |
27 |
|
4 |
55 |
26 |
|
5 |
158 |
55 |
|
6 |
214 |
69 |
|
7 |
153 |
38 |
|
8 |
144 |
38 |
|
9 |
168 |
27 |
|
10 |
125 |
34 |
|
11 |
81 |
22 |
|
12 |
106 |
42 |
|
13 |
65 |
18 |
|
14 |
70 |
28 |
|
15 |
117 |
24 |
|
16 |
120 |
24 |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上卷
序论
一 美学研究的对象;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二 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它的艰巨性和光明前途
第一部分 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
第一章 希腊文化概况和美学思想的萌芽
一 希腊文化的概况
二 毕达哥拉斯学派
三 赫拉克利特
四 德谟克利特
五 苏格拉底
六 结束语
第二章 柏拉图
一 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
二 文艺的社会功用
三 文艺才能的来源--灵感说
四 结束语
第三章 亚理斯多德
一 亚理斯多德--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人
二 摹仿的艺术对现实的关系
三 文艺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功用
四 亚理斯多德的美学观点的阶级性
五 结束语
第四章 亚力山大理亚和罗马时代:贺拉斯,朗吉弩斯和普洛丁
一 贺拉斯
二 朗吉弩斯
三 普洛丁
第五章 中世纪:奥古斯丁,托玛斯亚昆那和但丁
一 奴隶社会的解体与封建制度的奠定
二 基督教的传播和基督教会对欧洲的封建统治
三 中世纪文化的落后,教会对文艺的仇视
四 圣奥古斯丁和圣托玛斯的美学思想
1.圣奥古斯丁
2.圣托玛斯亚昆那
五 中世纪民间文艺对封建制度与教会统治的反抗
六 但丁的文艺思想
1.诗为寓言说
2.论俗语
第六章 文艺复兴时代:薄迦丘,达芬奇和卡斯特尔维屈罗等
一 文化历史背景
二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领导地位
三 意大利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
1.古典的批判与继承
2.文艺对现实的关系
3.对艺术技巧的追求
4.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的对象是人民大众
5.美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6.结束语
第二部分 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
第七章 法国新古典主义:笛卡儿和布瓦罗
第八章 英国经验主义:培根,霍布士,洛克,夏天兹博里,哈奇生,休漠和博克
第九章 法国启蒙运动:伏尔太,卢骚和狄德罗
第十章 德国启蒙运动:高特雪特,鲍姆嘉通,文克尔曼和莱辛
第十一章 意大利历史哲学派:维柯
下卷
第三部分 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甲 德国古典美学
第十二章 康德
第十三章 歌德
第十四章 席勒
第十五章 黑格尔
乙 其他流派
第十六章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美学(上)别林斯基
第十七章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美学(下)车尔尼雪夫斯基
第十八章 “审美的移情说”的主要代表:费肖尔,立普斯,谷鲁斯,浮龙·李和巴希
第十九章 克罗齐
丙 结束语
第二十章 关于四个关键性问题的历史小结
一 美的本质问题
二 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
三 典型人物性格
1 从古代到黑格尔的演变
2 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典型的五封信的笔记
四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附录:简要书目
作为海派艺术大家,吴昌硕与上海的缘份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首次踏足上海,1887年,一度迁居上海,直至1911年夏年近七旬时最终移家上海,弃名“俊卿”而以“昌硕”行世,当时上海万商云集、名仕辐辏,新旧、中外文化交替碰撞,大江南北的书画家荟萃于此,经济发展带动书画市场的蓬勃,形成“海派”的多样面目,吴昌硕也完成了从艺术大家向海派领袖的嬗变。
上海的南市、烂泥渡(今陆家嘴)、虹口、吴淞江船上、“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些地名见证了这位艺术大家在上海的艺术历程。

75岁的吴昌硕
上海海宁路始建于1902年,如今是上海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行至山西北路转弯,则是一片旧改后待开发的景象。居民动迁、弄口大门紧锁。冷清之中,有关吴昌硕诗书画印的介绍诉说着此地的过去。
早在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后,达官商贾和外侨商人在山西北路(原北山西路)附近买地建造大量石库门建筑用于居住。
1913年,吴昌硕在学生王一亭的介绍下迁居“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幢三间两厢的两层石库门建筑,约270平方米。吴昌硕的日常生活区域主要在二楼。画室在二楼中间,室内紧挨南窗放着一张大画案,画案前是一只下有踏板的高坐椅。二楼东厢房是吴昌硕的卧室兼书房,他将斋室定名为“去驻随缘室”。
西厢房二楼是吴东迈夫妇的居室。主楼底层及东厢房一楼均为客堂间,西厢房一楼曾是王个簃的居室。后厢房是裱画室,旁边是厨房。前面天井是砖地。大门上贴有“南华秋水,北苑春山”的对联,指向的是他精神和绘画上的偶像——庄子和董源。此后14年,吴昌硕一直生活、工作、创作于此,直至1927年与世长辞。

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故居,因处于旧改地块,无法进入。此为旧图,由此可以想见110年前,吴昌硕迁居此地的场景。
如今沿着山西北路由南向北行走,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就像时间一样流逝。重新粉刷的墙面上有着对吴昌硕个人的介绍以及画像,怀旧的文字与新铺陈的砖瓦形成对比,是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入住吉庆里,迎来艺术黄金期
1913年,吴昌硕70岁,在农历八月初一生日那天,他为自己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跋有“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予行年政七十,刻此纪年,癸丑八月朔。缶翁。”
“七十老翁何所求”道出了一种无欲无求的心态。

吴昌硕“七十老翁”印。
但正是在这一年,70岁的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次年9月,在王一亭的引荐和协助下,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在六三园剪淞楼(今位于西江湾路240号处)举办了“吴昌硕书法篆刻展览”,这场展览是吴昌硕的首次个展,也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展览之一。展览让吴昌硕声名大噪。此年上海书画协会成立,推举吴昌硕为会长,上海商务印书馆、西泠印社刊行了其花卉和印存。到了1915年,海上题襟馆又推举吴昌硕为名誉会长。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时代、地域的因缘际会,吴昌硕迎来了艺术的黄金期,也渐渐成为了“海派绘画盟主”。

吴昌硕、王一亭于六三园
这次吴昌硕迁居上海的时间为1911年夏,最初举家住在吴淞。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批末代士大夫“避乱沪上”,形成了近现代文化史上独特群体。此时,与吴昌硕交往较多的包括了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陈三立,以及他的画友高邕。其中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均为“同光体”诗人,吴昌硕的诗被认为属于广义“同光体”的范畴;康有为、沈增植与吴昌硕则是晚清书家的代表。他们大多黄冠道服,以卖字画为生。愚园、半淞园、徐园(双清别墅)、六三园等是吴昌硕等人的常去之地。
但是要说对吴昌硕迁居上海推动最大的人,当属其学生王一亭。
王一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政要,又是实业商人,还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和上海总商会主席。
他少年时曾在裱画店当学徒,得以与海派画家接触。奠定商界地位后,他热心公益实业。并参与赞助美术教育事业,他在1912年出任上海美专校董,并积极发起、参与、支持海上书画团体。
王一亭与吴昌硕是老乡,1895年于怡园画集结识。两人意趣相投、互相欣赏。晚年吴昌硕欲定居上海时,曾因担心上海生活成本高而犹豫,正是王一亭的力邀、加之经济上的资助,让吴昌硕无后顾之忧,吉庆里居所的房东便是王的姻亲。

吴昌硕与王一亭在西泠印社前合影
王一亭向吴昌硕学画,大约在1913年后。当时王一亭因支持讨袁被通缉,于是深居简出,学画事佛。此间开始师从长自己二十余岁的吴昌硕,两人也几乎形影不离。在海上题襟馆常能看到王一亭画,吴昌硕题诗;或吴昌硕画花卉、王一亭补人物的作品;甚至吴昌硕晚年的一些应酬之作,实为王一亭代笔。吴昌硕晚年在日本书画界影响巨大,也得益于王一亭的推荐。借由当时王一亭在日本财界、政界享有巨大威望,求吴昌硕作书作画的订单有如漫天飞雪。加之早在20世纪初,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来华拜吴昌硕为师;书法家、文豪长尾雨山辞官来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与吴昌硕结交。他们在日本具有绝对权威,对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传播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201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展出馆藏吴昌硕《墨梅图》,出自于青山杉雨的收藏。
随着吴昌硕的名声渐长,润例也随之增长。1913年,在初定润格十年后,吴昌硕在上海重定润例;三年后,吴昌硕再定润例;再三年后(1919年),76岁的又改定润例。但仅一年后,1920年元旦,吴昌硕再次修定润例。润例的的变化,不仅显示了供求关系的变化,更说明了吴昌硕艺术的认可度。

吴昌硕自用文房用具
提携后学,吉庆里走出多位书画大家
在吉庆里的日子,吴昌硕不仅与晚清士大夫作诗艺往来,同水野疏梅、白石三六郎等日本友人也多有交往,更与一些已有建树的画家,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比如,潘天寿1923年与吴昌硕结识后,画风也向其靠近。
当时潘天寿27岁,在上海美专任教。吴昌硕已近八十。“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多休息。先生和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潘天寿后来回忆说。
在《谈谈吴昌硕先生》一文中, 潘天寿还记录了1926年画了一幅自己颇为满意的山水,拿去给吴昌硕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天晚上,却做了一首长古,第二天的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时不同,可说诫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冒险速成。”
在这篇《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的最后,吴昌硕写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远,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耳独。”这似乎在劝诫年轻的潘天寿需要重视功力,变革之路不宜走太快。
晚年吴昌硕广收弟子,前后投其门下的学生有百余人。在王一亭之前,陈师曾在1910年师从吴昌硕学画,并将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画风”传播到北方。陈师曾推重的齐白石,将徐渭、八大、吴昌硕并列为自己艺术的榜样。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钱瘦铁均在1920年代中期拜吴昌硕为师。
吴昌硕晚年相伴最多的弟子无疑是王个簃。他在1923年吴昌硕八十寿辰上与其相识。此后,就一心想拜吴昌硕为师。29岁时(1925年),王个簃带着书画,抱一古琴,离开南通来到上海,向吴昌硕习艺问道。最初在沪,王个簃由于职业无着,所以生活极为艰苦。

吴昌硕故居所在弄堂口,百年之前,吴昌硕、王一亭、刘海粟、潘天寿、王个簃等经常出入此地。
了解到他的处境,吴昌硕聘请其作孙子吴长邺的家庭教师,并在吉庆里寓所的底楼腾出西厢房作为他的卧室。他在吴家能经常遇到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人。吴昌硕往往喜欢在夜籁人静时,和王个簃交谈,征询当天所画作品的意见,师生之间朝夕相处,得益遂多。“食金石力、养草木心” 便是吴昌硕赠予弟子王个簃的四言联,道出了书画和人生的大义。

吴昌硕,《隶书四言联》,1927,西泠印社藏
遗憾的是,师徒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春,蒋介石于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附近着火的建筑物火星飘到了吴昌硕寓所的天井。鉴于上海局势混乱,吴昌硕的朋友和学生劝他暂时去杭州小住。此后吴昌硕一家偕同王个簃离沪,住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的观乐楼(今辟为“吴昌硕纪念室”)。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至这年秋日山上的红枫沾霜时,才离开。但返沪不久后,吴昌硕就患中风去世了。
如今的山西北路上,虽然因为旧改,无法踏入吉庆里的弄堂。但沿路的宣传栏讲述了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时光,以及他探索走出的“印—书—诗—画”四艺融合之路。吴昌硕也曾说过,自己治印可居首,书法次之,画则在其后。王个簃则认为其“德性尤过于篆刻,是为五绝。”
变革的时代,漂泊的生活,难以考证的落脚处
吴昌硕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他去世的1927年,上海成为特别市;他出生的1844年,恰是上海开埠次年。
1872年,吴昌硕首次来上海时,上海正在成为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是年,在古董商人金杰的引荐下,吴昌硕在上海结识了高邕(1850-1921)。高邕虽小吴昌硕六岁,但成名较早,他官江苏,寓上海,是当时上海主流书画家。他主攻书法,独好李邕与《瘗鹤铭》。高邕与任伯年交好,与吴昌硕在金石古物和书画篆印方面多有交流。
也是在这一年,吴昌硕还去了苏州和杭州,虽最终选择在苏州落脚。但此年之后,吴昌硕多次来上海,渐与上海诸画人结交。
此时的上海,正经历着飞速的城市化进程。1874年在上海街头可以看到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1875年苏州河上有了桥梁、到了1876年有了天主教堂和铁路。上海也逐渐聚集了不少因故乡凋敝漂泊至此的江浙人士,他们在上海与故土之间往返游移,吴昌硕可以算其中之一。
吴昌硕在上海最初结识的是家乡嘉兴南湖的山水画家杨伯润(1837-1911),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1873年冬,曾与杨伯润在上海同住数月。赠别诗,讲述了他们在水边分手的情景。其中“筑耶城畔潮头落,渔子舟人共往还”所述筑耶城位于今闵行区南部。
吴昌硕也曾与“海上三熊”之一的张熊在上海南市合住在一间狭窄小屋,里面只摆了两张硬板床和一张画桌,就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但两人却每日读书作画、笑对人生。
虽然吴昌硕早期在上海的生活痕迹难以考证,但在一些手札中,找到了些许痕迹。
1883年,吴昌硕举家迁居苏州后,更为频繁的来上海。这年元月,40岁的吴昌硕因公赴天津。在上海候轮期间,经高邕介绍,初次拜望了慕名已久的任伯年。当吴昌硕向任伯年提出学画请求时,任伯年要他先画一张来看看。见其落笔非凡,笔墨劲挺浑厚,任伯年不禁拍案叫绝。
1883年春日,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第一幅画像《芜菁亭长小像》。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衫、席地而坐,双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气质温文尔雅,又若有所思。后来,任伯年为吴昌硕作了多件肖像,在摄影尚未进入生活的时代,这些画像反映出了吴昌硕的生活状态。比如,1886年初冬,吴昌硕“薄游沪上”,任伯年为其画《饥看天图》,以简单的笔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
首次迁居上海,体会“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
1887年初冬,吴昌硕首次合家迁居上海。他以“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与寓居苏州、以卖字为生的好友杨岘作别。在移居舟中正值吴昌硕妻子施酒四十寿庆,他写下了“芜园花鸟待归去,苦铁之苦终回”赠妻子。
这一年吴昌硕44岁,距他第一次来沪已隔15年。在苏州仕途不顺,加之看到海上书画市场日益繁荣,让他决心迁居上海。
然而,来沪前一年,他在上海的好友张熊、胡寿公去世。初到上海时,因无力租房,只能暂借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后因常到浦东作画,了解到江边一带的房租特别低廉,即在烂泥渡路租了二间简陋的农舍,并接来了正在生眼病的继母杨氏与其同住,正式开始了他在海上的鬻艺生涯。

今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中,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烂泥渡路原称是“赖义渡路”,是陆家嘴区域的一条弹格路,每到雨天就道路泥泞,被叫作“烂泥渡路”。当时的浦东一派农家气象。他在一首《浦东农家》的诗中写道:“守拙无此过,陶潜诧尔谁。”显出一派归田心境,那时浦东农家擅长嫁接培育,每到谷雨之后,芍药牡丹花开得姹紫嫣红。吴昌硕常去花圃观花,归家后即铺纸作画,落款均以“黄歇浦”题之。

吴昌硕,《浦东芍药花图》,这是现存已知唯一一幅落款有“浦东”的书画作品。
这也是吴昌硕最艰难的日子,当时住浦东高桥的钱慧安、以及任伯年、高邕、蒲华等海派书坛的朋友也给他不少照顾。但海上之交虽多,无奈吴昌硕此时在画坛名气有限,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在1887年初冬《吟诗图》的长跋中,写尽了寓黄歇浦时“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缺口瓦瓶,养经霜残菊,憔悴如病夫。窗外落叶杂雨声潇潇,倏响倏止。

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
但这期间,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等作品,能看到他除花鸟外,开始涉猎山水。但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到了1888年盛夏,吴昌硕被举为苏州小吏,任伯年去看望他。正巧赶上吴昌硕刚从县衙回来,一袭官服,满是疲惫。任伯年的《酸寒尉像》画下了吴昌硕拱手相迎的窘迫形象,也将其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身姿与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长子早夭,不久后女儿又出生,为了节省开支,1888年秋又迁回苏州作“酸寒尉”。

清 任伯年《酸寒尉像》 164.2×77.6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虽为小吏,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吴大澂请缨赴山海关,督师北上御日,51岁吴昌硕抛去田园生活,参佐戎幕。征战途中,饱览祖国壮丽河山,对以后艺术上的造就自有裨益。1900年,56岁的吴昌硕得同里丁葆元的保举,十一月受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他是本着儒家入世济世的愿望去当这个县令的。然而,吴昌硕仅当了一个月的安东县令便辞去了。

吴昌硕“一月安东令”印
60岁后,吴昌硕常在上海,客居清末著名实业家严信厚的小长芦馆。1909年,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王一亭、高邕等发起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设址于豫园九曲桥边得月楼上,书画善会收取会费,为会员代定润格、组织书画展销及推介书画家作品等。润金半归书画作者,半归书画善会存钱庄,凡遇有慈善赈灾之事,则开会公议赈济灾民。由此,吴昌硕从一位个人书画家,向更社会意义的艺术家转向。时值四月,春意渐浓,得月楼虽不对外开放,但楼前开满了吴昌硕画中常见的紫藤、石堆,门窗花纹如旧,在春日的笼罩下来往的游人仍会在路过时暂留片刻,用手机拍下这栋建筑。

4月的豫园九曲桥畔紫藤盛开,此地曾是“豫园书画善会”的活动地。

吴昌硕紫藤图
时过境迁,陆家嘴早已高楼林立,陆家嘴中心绿地的南侧一栋庭院式民居老建筑,被辟为“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讲述着陆家嘴与吴昌硕的联系。纪念馆大门两侧楹联是吴昌硕晚年所书的“奉爵称寿,雅歌吹笙”(出自《史晨碑》),用笔雄浑、饱满,虽为隶书,但也具有篆书的痕迹,这种隶、篆一体的风格既有着其独特的面目,同时也为这栋建筑增添一笔历史的色彩。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位于陆家嘴东路。
这座建筑建成于1917年,原为陈桂春住宅。陈桂春是烂泥渡人,以驳运起家,于地方公益事业尽力资助,曾建小学一所,年捐经费千余金。1920年,他与浦东乡贤王一亭等人发起创办了浦东医院(现东方医院)以解决浦东短医少药的困境。吴昌硕也曾到访陈桂春的府上,与王一亭、高邕等创作书画,义卖捐助,以缓解经费压力。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内景
从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既可以感受到这位海派艺术大家在初到上海的艰辛,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吴昌硕78岁照片
吴昌硕曾说“吾三十学诗,五十学画 。”他年轻时代离家赴湖杭苏沪等地寻师访友和谋生。在苏州得吴大澂、吴平斋、潘郑盦三大收藏家赏识,而遍览三家珍藏古代文物、金石书画等,受益匪浅;又遇名书画家交往,艺乃猛进。
他以丰富阅历和眼界,参与海上书画会、印社、诗社、同乡会,以社团和社交关系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以自己宽厚、豁达的处世态度赢得众人口碑,让自己的艺术本该归于平淡的晚年绽放,而且其艺术,影响及于海内外,余韵至今不息。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清光绪八年九月初二,浙江海盐县蒋学烺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蒋学烺天生右臂残缺、体弱多病,自幼被视为畸形儿而饱经父兄邻人歧视,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他为独子取名方震,如同当时多数父母一样对儿子寄予了扬名显亲的厚望。
时间无波无澜地消逝,光绪二十年,蒋学烺染病逝世,独留孀妻弱子勉力撑持。
这一年,清廷朝野上下也许并无余暇关注海盐县一个清苦家庭的悲声——此时黄海海面的炮声正震颤着整个东亚。在这场为后人所熟知的甲午战争中,清廷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不知刺痛了多少中国人的神经。
终身清寒的蒋学烺大概也未曾料到,名“方震”字“百里”的蒋家百里驹,将万里驱驰,为富国强兵穷尽毕生的精力。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笔名飞生,晚号澹宁,原籍浙江海宁硖石镇,出生于海盐县。蒋百里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一生学贯中西,以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的卓越成就闻名于世,素有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之称。而终其一生,蒋百里的军事学术研究与军事活动始终围绕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展开,那就是构建现代化国防,以实现富国强兵。
士官生中第一名
蒋百里年少敏悟,十七岁就考中了秀才,后蒙桐乡县令方雨亭资助,到杭州求是书院继续求学。在书院期间,监院陈仲恕先生对蒋百里青睐有加。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风起云涌,求是书院的年轻人也深受鼓舞,竞相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蒋百里也在其列。当时,各地官府对新式学堂监视严密,十分忌惮学生的激扬文字。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惜和保护,陈仲恕先生私下告诫蒋百里要“忌形诸笔墨”,免得无辜罹祸。
然而,青年的头角峥嵘是难以掩藏的。1900年8月,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武装反清,事泄后牺牲。蒋百里闻讯后作了一首悼唐的诗,书院便要将他除名。陈仲恕与思想开明的时任杭州知府林迪臣商议后,决意合力资送蒋百里出洋,到东京求学。

日本东京。1900年前后
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后,进入军事预备学校——东京成城学校,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甲午之役水师覆灭,又继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使无数青年感到三寸毛锥不能救国,投笔从戎、弃文习武之风于是大盛。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成为潮流,从陈其采、良弼到蔡锷、蒋百里,再到后来的阎锡山、蒋介石、周恩来,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日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留学期间,蒋百里是“清国留学生”中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
当时,浙江籍留日学生共计35人,蒋百里便倡议组织旅日留学生同乡会。1903年,同乡会发行刊物《浙江潮》,蒋百里除自任主编外,所有社规和编著方针皆出自他的手笔。随后,他以笔名“飞生”开始发表洋洋议论。蒋百里将《浙江潮》第一篇《社说》取名为《国魂篇》,连载三期才刊完全文。他高呼“民族之竞争日益烈,而中国则方入新旧之交,危乎危乎”,主张通过“察世界之大势、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察中国内部之大势”来重铸国魂。
《浙江潮》问世后,各省留学生纷纷效法,兴起办报办刊的风潮——湖北学生有《汉声》,湖南学生有《游学汇编》,江苏学生有《江苏》……
1904年10月,蒋百里作为中国留学生,正式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据蒋百里传记,1905年,蒋百里以优异成绩作为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又拿下了同届士官生的榜首。按规定,士官生榜首由明治天皇亲授指挥刀以示奖励。天皇赐刀一向被日本军人看作无上光荣,而此次竟由中国人获得,此说虽未证实,却可见蒋百里当时名声在外。
与湖南少年同游
陆军士官学校时期,蒋百里结识了一位湖南籍的朋友。
此人名叫蔡锷,字松坡。两人同年入士官学校,蒋百里习步兵科,蔡锷习骑兵科。他们年岁相同,家境都寒微,又都中过秀才,还又都弃文从武,可以说十分投缘。两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士官学校修业期间几乎形影不离。

蔡锷的指挥刀。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锷和蒋百里先后来到北京。蔡锷被袁世凯强留在京养病,改造北洋派计划成为空谈,蒋百里则因受北洋旧派军人排挤而辞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仅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挂闲职。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的喉疾越来越严重,有时已经到了无法发音的地步,蒋百里便陪其东渡日本求医。在蔡锷生命的最后时刻,蒋百里作为朋友陪同左右,并代蔡锷撰写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即罗佩金,代理四川督军)、戴省长(即戴戡,代理四川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蒋百里在蔡锷遗电后附加按语: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锷病故后,蒋百里整理了蔡锷的遗稿遗著。此前困居北京期间,两人曾共同深入研究蔡锷早年在西南草拟的《军事计划》文稿。蒋百里后来在其著作《军事常识》的序言中写道:
“己卯(1915)秋,蔡公松坡述余以西南政略之大旨,又商所谓《军事计划》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余于是乃得是书之纲领。”
1917年,蒋百里将《军事计划》遗稿润色出版,并在序言中表述了与蔡锷的深刻关系:
“蔡公病矣、死矣……乃言其理论,以答诸友,持此以临蔡公之葬而慰其灵。”

蔡锷致妻潘惠英家书。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丈夫许国,两位将军毕生都未曾背离青年时东渡扶桑许下的救国救民的承诺——蔡锷以生命捍卫共和,蒋百里穷其一生探索抵御外侮、巩固国防的强兵之路。
阴差阳错卷入西安事变
1935年秋,蒋百里奉派赴欧美各国考察“战时总动员法”,次年12月1日回抵上海。8日,蒋介石电召他赴西安面谈此次考察的结果。就这样,阴差阳错之下,蒋百里卷入了西安事变当中。
12月12日凌晨,晨光熹微。远处稀疏的枪声传来,少顷,枪声自远而近、由疏而密。蒋百里立刻判断,这并非附近驻军打靶练习,很可能发生了兵变。紧接着,就像印证蒋百里的判断一般,一群戴皮帽子的东北军青年军人闯入国府要员下榻的西京招待所,将包括陈诚、蒋鼎文等在内的大员一并扣留。

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办公室的木牌、日历及蒋介石的铜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兵谏”消息传来——张学良、杨虎城已扣押蒋介石,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共同抗战救国等八项要求。在押的蒋系大员大多反对兵谏,不肯在八项主张通电上签名,唯有蒋百里对共同抗战的主张表示支持。而“兵谏”的骤然发生,使得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间的矛盾迅速浮上水面。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奔走;而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主张强硬解决,调遣重兵开往潼关,并调集兵力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区,兵锋直指西安。中央军与兵谏部队的冲突加剧,又引发东北军少壮派对国民政府的猜忌,力主杀掉蒋介石。
局势危急,一旦任由紧张状态延续,非但不能达成合作抗日目的,更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内战。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蒋百里,认为其在军中威望甚高,且无浓厚党派色彩,是出面调停的理想人选。

张学良为鼓励安心军队工作事致其堂弟张学文信。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2月16日傍晚,蒋百里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来到软禁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蒋百里借口出洋考察方归,向蒋介石指出国际形势:他认为美国尚在向日本出售军火、石油等重要物资,欧洲各国则看出德国即将动兵,自顾尚且不暇,暗示蒋介石“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团结抗日”。见蒋介石态度有所松动,蒋百里又提供了一条解决事变的对策。他提出,中央军此时不能加紧进攻,否则不仅会危及蒋本人性命,西北民众也将损失惨重,应当“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在蒋百里两次斡旋下,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12月17日,蒋介石决定亲自起草手令,命令暂停轰炸三天,以促进双方的和平谈判。蒋介石将这份重要的手令亲手交给了亲信蒋鼎文,以确保信息的安全传递。在东北军的严密护送下,蒋鼎文从洛阳出发,搭乘飞机将信送回南京。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半月记》,蒋介石,南京: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版。
蒋百里在关键时刻的介入和努力,为和平的实现创造了可能。
纸上谈兵,筹划国防大战略
巧合的是,蒋百里作为近代中国较早接受西方军事理论的人才,平生功业不在疆场,而在“纸上谈兵”——他建立了一套极富预见性的、以抵御侵略为中心的国防战略思想。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右二为蒋百里、左二为张君劢、左五为梁启超。左一应为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五人代表团之一的刘崇杰
早在20年代初期,蒋百里就提出“我们同最危险的邻居打仗”问题。明言“从环境的现状看,我们最感危险的,就是近(注:原文如此,是近非紧)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断定日本必将侵略中国。1923年,蒋百里北上考察途径徐州时,对未来可能面临的侵略战争进行了预判。他预见到,“未来若与日本开战,津浦线和平汉线将首当其冲,难逃敌军占领的命运。”并进一步分析,日军可能会从东北地区直接南下,横扫华北及江淮平原,最终侵犯江南地区。可以说,这是对后来事实的惊人预见。
蒋百里根据中国地大人众、国防空虚的实情,以及日本来势汹涌、利在速战的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策略。他指出:
“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法,来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
而国防根据地的“第二线”,也即为后人所熟知的“三阳线”——基于洛阳、襄阳和衡阳。

“三阳线”。来源/纪录片《大后方》截图
在上述持久抵抗侵略之敌、重点兵力配置于第二战线的国防战略基础上,蒋百里不断对中国的国防进行宏观规划。在其著作《裁兵计划书》中,蒋百里就军事布置和物资准备对国防建设作了部署和构想。他预想中国军队各项军事布置和国防建设的顺序应采取“各种根据地当在沿京汉以西”策略,“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防御重点则应设置在黄、淮平原上,提出“全国设百二十个军事区域为国防之据点……其在黄河流域以内,至少须设置七十个以上。”基于此,建议在山西太原增设兵工厂,以与河南巩县、湖北汉阳两处共同形成武器供应中心,“藉京汉铁路之联络,以形成中原军事之总根据地,东向以制敌,此为国防上之天然形势。”
1936年底从欧美考察归来后,蒋百里分析世界军事发展,指出现代战略战术都是走向速决。“现在天空里没法造要塞,空军海军,都是极端的有攻无守的武力。所以主帅的根本战略,还是向速决方面走。”对持久防御和速决作战的关系做出理论上的总结: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基于此,他提出不能偏重持久抗敌而忽视了速决作战,只有攻守结合、以攻为主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蒋百里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后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构想,展现了其对现代战争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战争形态的预见性思考,为中国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百里与家人。来源/纪录片《大后方》截图
1938年秋,蒋百里临危受命,担任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随即携妻女取道湘、桂,随校内迁。他事必躬亲,终因操劳过度于同年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仪式,国民政府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成长于国耻惨痛的浙江少年,终未亲眼得见驱逐外寇的胜利,终未亲自实现兵强国富的夙愿。
参考文献:
金宝山:《兵学泰斗蒋百里》,《档案春秋》2007年第7期。
吴仰湘:《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
吴仰湘:《蒋百里创建"国防军"思想述略》,《军事历史》2004年第5期。
吴仰湘:《论蒋百里的国防战略思想》,《军事历史》2003年第4期。
余子道:《从军事计划》、《国防论》到《国防新论》——论蔡锷、蒋百里、杨杰的国防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张学继:《论蒋百里的抗日战略思想》,《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吴晓迪:《蒋百里对中国近代军事学的贡献》,《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蒋复璁、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先生全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北京:中华书局,1948年。
(Quelle:国家人文历史 )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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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