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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旅游书《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以后，西方与中国的往来就日渐频繁： 从15世纪末起，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大受欢迎，紧接着是青铜器、漆器、象牙雕刻、绘画及家具，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也成了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数以千计的冒险家、士兵、传教士、海员及学者，当然人数最多的是商人，来到中国。之后将无数艺术珍品带回欧洲，瞬间席卷交易市场，而各家旧大陆博物馆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了藏品，可惜它们并未对藏品质量进行筛选。这些被带回的艺术品大多被卖给了一些精致讲究的享乐主义者，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研究者。 由于仍缺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商人购买时并不在意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极具异域风情才是他们的评判标准。
19世纪，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之后，在一次聚会与深谙艺术的同好们交流中，迸发灵感： 他计划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研究资料，整理归类现有的珍贵图片，在客观描述规模宏大的文献资料以外，对原作给出一些自己的评论，来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艺术史。
奥斯卡·明斯特伯格（Oskar Münsterberg）出生于但泽（现属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莫里茨·明斯特伯格是一位商人，母亲安娜·伯恩哈迪是画家。父母的职业对他后来的发展道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斯特伯格分别于慕尼黑和弗赖堡修习国民经济学和艺术史，从弗莱堡大学毕业后，他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于1906年成为《德国民族报》总编。
三年后他转战莱比锡，就职成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1912年，他重返柏林，主持哈格尔伯格出版社的主要工作。 在此期间，明斯特伯格曾多次因公来到东亚，对当地的人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书籍。
第一部巨著《日本艺术史》（第一卷）于1904年问世，至1907年为止共出版三卷。 1895年发表论文《中国的改革——东亚历史政治与国民经济研究》，为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0—1912年间，他的第二部煌煌巨著《中国艺术史》出版了。
《中国艺术史》是19世纪德国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的力作，系统阐释了中国辉煌博大的艺术史。 原著涵盖了从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青铜器、陶瓷、手工艺品等内容，共收录1034幅彩色图版及黑白插图和照片，每幅图片均详述器物名称、尺寸、收藏者信息等。
原著为德文版，分为两卷，分别于1910年、1912 年首次出版。两卷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卷收录321幅黑白图版和15幅彩色图版，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诠释了中国艺术风格演化的逻辑和特质；作者又以佛教传入中国为分界线，通过中外古代石刻、青铜器、陶器、绘画、雕塑等作品，呈现了中西方三千年来在艺术上的对话交流。
第二卷分为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两大部分，收录675幅黑白图版和23幅彩色图版，涵盖了中国古代建筑、青铜器、陶瓷、宝石制品、印刷品、织物、漆器与木器、琉璃、珐琅、犀角、玳瑁、琥珀、象牙等器物近1200件，通过艺术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审美趣味，厘清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
因原著两卷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且论述角度不同，本次出版在保留原书完整内容的基础上，对编辑体例进行了调整，将原著两卷分别以《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和《中国艺术3000年》为名，单独成册出版。
在19世纪初，这部作品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艺术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历史，这在当时的学界应是史无前例的。 将其翻译、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Here the artist William Alexander represents the moment when Lord Macartney, a British diplomat, was received by the Qing Emperor Ch’ien-Lu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embassy to China. Within the ground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t Jehol (Chengde), a lavish tent was erected to host the audience on 14 September 1793. Despite the level of detail in this sketch, Alexander, official draughtsman to the Embassy, was not actually present to witness the event. His re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verbal accounts and sketches produced by core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Those twelve members are depicted at right, each man numbered to correspond to a labelled key at top right. Sir George Staunton, the Secretary to the Embassy and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 stands behind Macartney, wearing the silk robes and velvet hat which mark him as Doctor of Law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Other members of the retinue include Lieutenant Henry Parish, whose sketches of the Embassy provided the absent Alexander with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
Surrounded by courtiers, Ch’ien-Lung is depicted seated at his throne with Macartney before him. The Ambassador, on the orders of his British advisors, decided to forgo performing the customary ritual of the kowtow before the Emperor. This required an individual to kneel with both knees on the ground and prostrate themselves low enough so that their forehead touched the ground. The kowtow was considered demeaning by the British, and thus Macartney chose to genuflect as he would to his own sovereign George III. The Ambassador was repeatedly urged to perfor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owtow, but as diplomat he felt it important to present George and Ch’ien-Lung as equals. This was not received positively by the Chinese who viewed their Emperor as the Son of Heaven with no human equal. According to their view the objects presen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ceremonial exchange of gifts were perceived as ‘tribute’ items, and Macartney as conveyor of tribute rather than legate of King George.
As well as presenting gifts to the Emperor, Macartney gave a letter to Ch’ien-Lung written by George III. The letter request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controlling the port of Canton, hub of Anglo-Chinese trade and headquarte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econsider the legislations they applied to foreign merchants. These rules were seen as dogmatic and limiting to British trading interests. George also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establish an ambassador in Canton, who would oversee the expansion of British markets. In the event, these requests were declined by the Emperor, who saw no reason to oblige the demands of an ultimately rival Empire. He stated in an edict that China was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that everything he and his subjects needed could be manufactured domestically. There was no reason to allow an infiltration of British goods.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loosening Cantonese legislations and it was in China’s interest to preserve their dominion over the strategic port.
(Quelle: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the-emperor-of-china-receiving-the-macartney-embassy)
神宗万历时，葡萄牙殖民者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形成地租。明廷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租占。广东居民则掀起了反侵略的斗争。
一五八一年（万历九年），西班牙国王兼为葡萄牙国王，葡萄牙事实上被西班牙所兼并，又与荷兰殖民者发生冲突。一六○一年，派出战舰两艘，装备大炮，驶入澳门港外，自称与中国通贡市。葡方记载说，葡人曾拘捕并处死荷兰人多人。《明史·和兰传》说，明税使李道召其首领入广州城游一月，未敢奏闻。一六○三年，又有荷兰船舰炮击澳门，焚掠商船。次年，荷兰遣使求贡市，未获允准，派军舰来攻，在澎湖海上遇明朝福建水师，退走。荷兰遂转向漳州求通贸易，并进而侵占台湾岛，在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明史·和兰传》）一六○五年，葡人借口防备荷兰来袭，不得中国允准，即在澳门修筑炮台等工事，以图长久占据。
一五七四年，葡萄牙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等传教士四十一人，曾自葡来澳门，企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未获允准。一六○六年，范礼安病死澳门。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郭若静遂在澳门西北隔海的小岛青州建筑墙高六、七丈的耶稣会礼拜堂。犹如堡垒，作为传教的据点。香山知县张大猷请毁去墙垣，不成。香山居民遂携带竿矛，冲入青州岛，将教堂焚毁。当时传说郭若静将据地称王。澳门中国居民纷纷迁往广州。广州城内戒严，澳门商业贸易停顿。葡萄牙殖民者居住澳门，生活需用均靠当地居民供给。青州教堂事件发生后，葡萄牙殖民者被迫派遣代表去广州，陈述传说虚诳，又向官吏行贿，以平息事态。（冯承钧译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次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疏请驱逐澳门番人出居浪白外海，就船贸易，交还壕境澳故地。明廷因“事亦难行”，予以搁置。自一五九八年起任广东总督的戴耀，因见有宝货之利，对葡人多有纵容，遇事或佯禁而阴许。一六一○年，江西万安人张鸣岗接替戴耀，继任两广总督。一六一四年上疏陈述澳门事，说：“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他认为：“壕境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明史·佛郎机传》）疏上，被明廷采纳。张鸣岗书中所说“外不许一倭阑入”，是指葡人役使倭奴，引起明朝的注意。同年，两广制定“海道禁约”，在香山县刻石立碑，内列禁畜养倭奴，禁买人口，禁兵船骗饷（舶税），禁接买私货，禁擅自兴作房屋亭舍，如有违犯，即行治罪（康熙《香山县志》）。此后，又在澳门附近的雍陌设参将，领兵千人扎营驻守。
澳门被葡人租占后，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也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一五七九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国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一五八二年，又获准去肇庆传教。一五九○年回国。意大利贵族出身的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中国语文。一五八九年移居韶州，以后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一五九六年，被教廷任命为耶稣会在华会长。一六○一年，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向明神宗贡呈珠嵌十字架、自鸣钟及《万国图志》，得神宗嘉赏，获准留住京师。利玛窦研习中国儒学，得以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撰述天文、数学、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一六一○年病死于北京。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
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熊三拔等。他们在中国都用汉语姓名，以便交往。一五八三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开始接收中国信徒一人。一六○三年，各地的中国教徒有五百人。一六一七年多至一万三千人。明朝末年，发展到三万八千余人。元代景教徒多是色目人和蒙古人，正式奉教的汉人，史不多见。明神宗万历时，耶稣会士经澳门来内地传教，天主教才在汉族居民中传播。
1873年轮船招商公局开局油画，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号景星，1832年5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香山自南宋始设县，主要地域包括今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山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滨海地区。19世纪以来，沐近代化风气之先，香山造就了一批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群体，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香山独特的历史人文遗产。唐宝臣家族的唐廷枢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廷枢先后在澳门、香港马礼逊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在香港政府、上海江海关担任翻译，接着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受李鸿章赏识，他于1873年开始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不久又创办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唐廷枢是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近代著名买办，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洋务派实业家，中国民族保险、铁路机车、水泥工业之父。
唐廷枢肖像，图片来自《怡和洋行：175周年纪念特刊》
澳港求学之路：接受西式教育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字广善，号宝臣，1799-1864）早年是澳门的雇员，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好的前程，他将三个儿子唐廷桂（唐廷植一名为讹传）、唐廷枢和唐廷庚先后送入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chool）就读。1839年，唐宝臣的长子、唐廷枢之兄唐廷桂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一班，与容闳同班；次子唐廷枢于1841年进入该校，分入第二班。1842年11月，澳门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唐廷桂和唐廷枢及同乡容闳、黄胜、黄宽随同前往。1843年，唐宝臣的三子、唐廷枢之弟唐廷庚进入香港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三班。
澳门马礼逊学堂，图片来自《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校为适应中国青年的需求，实行中英双语教学。因此，唐廷枢进入学校后，一方面学习汉语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学习英语语言和近代西学知识上。唐廷枢英语水平提升的同时，还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使得他对近代科技和工业等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唐廷枢逐渐成长为既懂中学又谙西学的近代新式人才。这些为其将来投身和开创中国工商业事业储备了知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风云人物丁日昌曾夸奖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唐廷枢如此受赞，离不开他在马礼逊学校的学习。
港沪工作实践：从词典专家到著名买办
1849年，香港马礼逊学校停办，唐廷枢进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主持的香港伦敦传道学校（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chool）继续学习。1850年，他离开学校，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进入香港政府担任英语翻译。1851年，他在香港巡理厅当上一名翻译，1853年升任为正翻译，1856年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比香港开埠晚一年的上海，开埠后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人才。1857年，唐廷枢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担任江海关（上海海关）副大写，1859年升任正大写及总翻译之职，1861年离开。唐廷枢这十年从事的都是英语翻译工作，这种英语知识的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英语应用能力。怡和洋行代理惠代尔（J. M. Whittall）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怡和洋行经理机昔（W. Keswick）称其“英文是这样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R. I. Fearon）则说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1850年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自网络
唐廷枢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英语在晚清社会尤其是中外商贸中的重要性，并萌生了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编纂汉英词典的想法。于是，他在兄长唐廷桂和弟弟唐廷庚的协助下，编纂了汉英词典《英语集全》。《英语集全》如实地记录了19世纪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若干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在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异同，是中西兼容的文化文本。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双语词典，也是中国人编纂的早期汉英词典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
《英語集全》，图片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唐廷枢离开江海关后，开始在长江流域代理怡和洋行生意。由于其出色的商业表现，1863年，他成为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直至1873年离开。唐廷枢任买办期间，为怡和洋行经理钱款、收购丝茶、办理航运、运销米盐等。此外，他也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附股洋行公司，任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华籍董事，参与创办上海丝业、茶业公所和洋药局并任董事，同时也是公益机构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等的董事。十年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为他以后开创中国民族工商业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基础。他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不卑不亢，身怀爱国忧国之心，且具有战略眼光，以致怡和洋行在其纪念册中盛赞道：“唐廷枢既爱国，又着眼于世界”。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促进了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这种思想转变正是促使其从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过渡的重要思想基础。
晚清上海怡和洋行大楼，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开创中国商业事业
随着唐廷枢事业的发展，他的地位日渐提高，逐渐成为上海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了促进初创即陷入经营危机的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李鸿章于1873年札委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称赞唐廷枢“贸易有年，声望素着，经理极熟，是以禀请进局，以固商情”。
招商局前任总办朱其昂，虽精通沙船运营，但对新式轮船管理和经营十分生疏，又坚持“漕粮为重，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半年后出现亏损，致使招商局陷入困境。唐廷枢上任后立即将“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更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重新拟定《轮船招商章程》。1877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因竞争激烈决定出售。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力主并购，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下以222万两将其收购。这是中国企业第一宗外企收购案，开启了中国航运业的新篇章。李鸿章赞其“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1878年，英国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因恶性降价竞争损失惨重，而招商局在唐廷枢的妥善经营管理以及官方的扶持下，非但没有被击垮，实力反而得到增强。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唐廷枢示好，愿与招商局达成协议，三方签订了“齐价合同”。这意味着唐廷枢经过多方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外轮对手，为招商局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招商局后又分别于1884年、1893年和1897年与外轮公司签订“齐价合同”。期间，唐廷枢还拓展了招商局航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等。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创造性地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吸收海内外资本，兼并外企收回利权，使得招商局成为首家与外资抗衡并赢得商战胜利的中国企业。这使轮船招商局的业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唐廷枢自己由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变。
创办开平矿务局：拉开中国工业近代化序幕
为了满足兵船及洋务企业对能源的需求，达到“富国强兵、以利民用”的目的，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带洋矿师前往直隶勘探煤铁矿。唐廷枢发现此地矿藏丰富，质地优良，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于1878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直至1892年去世。
在创建煤铁矿方面，唐廷枢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制度，“仿其法，购其机，用其人”，从而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廷枢高薪从英国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并购买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平矿务局建设了第一个矿井唐山矿。唐山矿于1881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多吨，次年增至3.8万吨，1889年达24.7万吨。唐山矿是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煤矿。随着产煤量的不断增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洋务企业的能源需求，同时也打击了外煤市场。
1881年开平矿务局唐山矿，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勘察开平煤矿之初，为了方便煤炭运输，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计划，但因清政府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为了增加煤炭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唐廷枢毅然计划修建铁路。为了减少阻力，他将铁路缩短，仅修建从唐山矿至胥各庄一段，并且特别声明只修建以骡马为牵引动力的“快车马路”。几经周折，清政府勉强允许修建“唐胥铁路”。1881年5月，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开工兴建，6月开始铺轨，11月工程告竣，共耗银11万两。唐胥铁路是中国人出资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虽然其长度仅有9.3公里，但这是中国铁路的源头，是一个伟大创举。1888年8月，唐胥铁路展修至天津即“唐津铁路”。直隶总督李鸿章乘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出席唐津铁路通车典礼。他对这条铁路极为赞赏：“平稳坚实，桥梁车栈均属合法，计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
1888年10月9日，唐廷枢陪同李鸿章视察唐津铁路（前排左起：伍廷芳（左一）、唐廷枢（左二）、周馥（左三）、李鸿章（左四）），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创建、经营唐山煤矿期间，除了引进西方技术外，还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经验，创建了一套近代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定了《开平矿务总局条规》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后又于1887年开凿林西煤矿，1888年组建开平运输船队，1890年创办唐山细绵土厂（水泥厂），还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修建码头、煤栈等。唐廷枢出色的领导使得开平矿务局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促进了唐山的工业化进程和唐山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1892年，唐廷枢病逝于天津，享年61岁。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讣告：“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去世，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大损失。” 英国一矿务、铁路及商务专刊缅怀唐廷枢生平，称其为“中国铁路之先驱。其生平无须立碑纪念，盖其劳绩尤以铁路为甚，始终与唐景星一名相随”。“他的付出比任何同胞要多。他敏锐过人，精力充沛，见识远大，中国同胞和欧洲人均表深切怀念”。
开拓创新：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的一生短暂而激荡，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中国企业第一次并购外企——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创建中国内地第一座机械化煤矿——开平煤矿，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创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创办中国第一家铁路机车修理厂——胥各庄修理厂，创办中国内地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编纂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汉英词典《英语集全》……无怪乎唐廷枢被世人誉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除了工商业事业外，他还热衷公益慈善事业，担任徐润创办的仁济医院的董事，是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的董事，还参与创办广肇公所等慈善机构。他还重视教育，支持创办英华学馆、资助容闳主持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参与创办格致书院并任董事等。
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门前合影，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身处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倍受侵略的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他毅然辞去了外资企业的“高薪厚职＂,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实业救国的重任，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一道担当了时代先锋，为中国之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唐廷枢为人正直、勤奋，重商趋利而又忠心报国，坚守传统却又力求开拓，是集爱国、务实、创新、开放于一身的中国近代新式人物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香山文化的内涵，也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精神所在。
本文作者：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 何宁宇、李梓杰
特约审校：唐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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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其乐撰; 袁琴,何宁宇译.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唐氏兄弟之青年时代. 唐廷枢研究, 2020(第1辑):104-127.
[7]何宁宇.唐廷枢的英语观. 唐廷枢研究, 2020(第1辑):65-84.
汤若望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１６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
“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汤若望的贡献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而比之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先驱，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门内南堂，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迭宕起伏的一生
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朝廷，称：
“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轶，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正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颇为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在保护南堂及内存所有历书、仪器和传教所用经典免遭战火洗劫后，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著称。1605年，利马窦曾于该处建起京城内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来，在汤若望主持下，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过，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着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汤若望当年工作的厅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北京古观象台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这名清代开国皇帝虽笃信佛教，但却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在华西方传教士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所在地、今北京西郊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华女士介绍说：
“顺治年幼，对大胡子外国老头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饭的。汤若望对宫里一些人，包括顺治的母亲，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资料说，汤若望在宫中也发展了一批教徒，但影响不大，因为中国自己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满人是信萨满教的。虽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这些传教士的学识。顺治还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之意，并赐给他很多特权，比如可以随时进入后宫等。”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林华女士说：
“因为康熙是一个几岁的小娃娃，掌握实权的则是敖拜等反对洋教和西方学说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上台以后，汤若望就马上被打入底层，遭到栽赃陷害，并锒铛入狱。他当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风，不会说话。在拷打审问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时的南怀仁替他辩护，但还是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北京发生大地震，于是皇太后出面为汤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狱。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派大员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汉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继汤若望之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有纪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们在钦天监供职，从事天文、历法的观测和推算工作。而死后，同样埋葬在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朗士宁等前辈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Quelle:德国之声 DW.com)
177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然后经历从1775年至1783年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迫使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为走出战争后经济危机和英国贸易禁运的带来的困境境，美国银行家、商人罗伯特·莫里斯建议政府派船到中国寻求新的商机，帮助美国渡过难关。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一个发达国家的期盼。
“中国皇后号”，向大清致敬的美国船
说干就干，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著名人士，投资12万美元，共同购置了一艘360吨的术制军舰，配有各种新式航海设备。为讨好中国，他们将这艘改装商船起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莫里斯将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格林聘为船长，并邀请山茂召作为他的商务代理人。
独立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784年1月30日，美国政府给该船颁发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大印的航海证书，因为无法估计到中国当时的国体政情，美国人在证书上空前绝后地写上了无数头衔：君主、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为隆重起见，甚至连起航日期也精挑细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当时公认的“黄道吉日”：1784年2月22日——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生日。一条中等级美国商船就这么冒险驶上了通往东方的航路。
今天的中国人了解“中国皇后号”多是通过美国人的一部专著。1984年美国费城海事博物馆，在纪念“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20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一书。此书引起了早就忘了“中国皇后号”这件事的中国人的兴趣，200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皇后号》的中文版，公众这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段中美贸易传奇。
停泊在纽约的“中国皇后号”
那么，大清国与美国当时相互都有什么贸易需求呢？
据记载，当年“中国皇后号”载着473担两洋参、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300多担棉花及其他商品——驶向中国。后来，澳门出版《中国丛报》特别介绍过西洋参在中国销售的重要性：“产于鞑靼和美洲，从美洲又出产到中国，大多数医生把它看成灵丹妙药，也成为鞑靼皇帝的财物，每年赐给下面宠信的臣子……”，此后，美国商船，每来中国必定带西洋参到中国销售。
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终于到了当时作为中国海上门户之一的澳门，在这里取得了一张盖有清廷官印的“中国通行证”，获准进入珠江，在大清领航员的带领下，“中国皇后号”经过一天的航行，抵达广州的黄埔港。“中国皇后号”呜礼炮十三响（代表当时美国的十三个州）。格林船长曾有一则这样的手记：“‘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1784年8月28日。”当时的两洋画家创作了一幅《“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记录下了这一中国美海上贸易的重要场景。
欧洲铜版画中的广州十三行风景
4个月后，“中国皇后号”的货物已全部脱手，并采办了一大批中国货：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还有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等等，船长格林本人，还购买了男士缎裤300余条、女士长袖无指手套600副、象牙扇100把。美国商人心满意足地踏上归程。
1785 年 5 月 11 日，“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往返历时 15 个月。“中 国 皇后号 ”回到纽约后，立刻刊登出售 中 国商品的广告。结果， 12 万美元购得的中国货，立即销售一空。华盛顿本人也购买了 302 件瓷器及绘有图案的茶壶、精美象牙扇等中国货。这些物品仍有部分保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和华盛顿故居内（第二次“中国皇后号”的中国之行，华盛顿夫人特别点名要买一批中国白瓷） 。
这次航行的美同商人获利只有3万多美元，但它开启了新的贸易窗口，挣脱了英国的经济封锁，这对当时的美国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相关人等被纷纷提拔，莫里斯一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船长格林则成为后来与中国通商的著名顾问，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更是声名鹊起。山茂召回到美国后，立刻向当时联邦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递交了“‘中国皇后号’访华报告”，报告赞许了中国人的好客和宽厚，极力倡导对华贸易。国会经讨论后，面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表扬信，一时间，引发了全美的“中国热”。
“广州”：美国小城最喜欢起的名字
清初，以广州为目的地的海上贸易航线已有多条，“中国皇后号”的到来，又增加了一条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作为当时中国主要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的广州，则成为吸引美国的最著名城市。
29岁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在他的首航中国日记中说：“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我围拥有如此之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的高兴。”
1786年1月，山茂召因对中美贸易的贡献被美国任命为驻广州领事，山茂召一任5年，此间，不仅有几百吨的大商船前往中国，连一些几十吨的小船也载着有限的货物驶向广州，在通往中同的航线上，美国商船绵延不断，成为一大奇观。美国商船多次来广州的成功贸易，吸引了更多的美国商人投资这一贸易，波士顿商人竞发行每股300美元的大额对华贸易股票。
1793年2月，山茂召踏上了第4次中国之旅。11月2日，山茂召一行从孟买顺利到达了广州，但是次年3月他乘坐“华盛顿号”返航时，肝病恶化，客死返航途中，时年39岁，从而结束了他10年问往返中美的辉煌贸易生涯。而此时，中美海上贸易已经迅速超过荷兰、丹麦、法国，仅次于英国，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由于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窗口，只剩下广州一地通商，所以，广州成了成功与繁荣的代名同，令没能来中国的美国人艳羡不已。因此，很多美国城镇就以“广州”(Canton)命名，而显其时尚。据说，美同的第一个“广州”，出现于1789年的乌萨诸塞州东部诸福克县的广州镇。后来，义有了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它是美国最大的“广州”。美国学者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曾提到：当时，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广州命名的城镇或乡村。与“广州”大热相反的是，大清最有学问“一代硕学”阮元在当两广总督时，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著《广州通志》，竟然还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
美国山寨中国的地名
藏在方尖碑里的里程碑
现在到美国旅游的人，都少不了到华盛顿转一转。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即著名的方尖碑里还有一段中国故事。此碑高169.045米，碑内有50层铁梯，也设有70秒到顶端的高速电梯，在纪念碑内墙镶嵌着188块由私人、团体及全球各地捐赠的纪念石，其中就镶嵌有一块中文石碑，碑高1.6米，宽1.2米，它是“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70年后，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中国漂洋过海，赠予美国，作为送给华盛顿纪念碑的特殊礼品。
华盛顿纪念碑和纪念碑上镶嵌的中文碑
需要指出的是，此碑并非大清政府所送，碑文落款：“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这位刻石的宁波知府，名叫毕永绍，上任不到一年，就离职了。碑文正文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它来自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此书初刻于道光二十八( 1848年），后来被清廷查禁了。徐继畲是中国最早的“美国通”，他第一次把华盛顿介绍到了中国：“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围，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丙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两段赞美华盛顿话，通过立石刻碑，送到美国，也让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人如此赞美美国领袖。
如果我们细想一下，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仅比魏源六十卷本《海国图志》晚了1年。但在“制夷”与“开眼向洋”的方向上，则大有不同，而比之托克维尔的1840年完成《论美国的民主》仅晚了8年。
Le Livre des merveilles et autres récits de voyages et de textes sur l’Orient est un manuscrit enluminé réalisé en France vers 1410-1412. Il s'agit d'un recueil de plusieurs textes évoquant l'Orient réunis et peints à l'attention de Jean sans Peur, duc de Bourgogne, contenant le Devisement du monde de Marco Polo ainsi que des textes d'Odoric de Pordenone, Jean de Mandeville, Ricoldo da Monte Croce et d'autres textes traduits par Jean le Long. Le manuscrit contient 265 miniatures réalisées par plusieurs ateliers parisiens. Il est actuellement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ous la cote Fr.2810.
Le manuscrit, peint vers 1410-1412, est destiné au duc de Bourgogne Jean sans Peur, dont les armes apparaisse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écartelé aux 1 et 4 de France à la bordure componée d’argent et de gueules, aux 2 et 3 bandé d’or et d’azur à la bordure de gueules), ainsi que ses emblèmes (la feuille de houblon, le niveau, le rabot). Son portrait est représenté au folio 226, repeint sur un portrait du pape Clément V. Le manuscrit est donné en janvier 1413 par le duc à son oncle Jean Ier de Berry, comme l'indique l'ex-libris calligraphié en page de garde. L'écu de ce dernier est alors repeint à plusieurs endroits sur celui de son neveu. Le livre est signalé dans deux inventaires du prince en 1413 et 1416. À sa mort, le livre est estimé à 125 livres tournois1.
Le manuscrit est ensuite légué à sa fille Bonne de Berry et à son gendre Bernard VII d'Armagnac. Il reste dans la famille d'Armagnac jusqu'aux années 1470. Il appartient à Jacques d'Armagnac lorsqu'une miniature est ajoutée au folio 42v. et son nom ajouté à l'ex-libris de la page de garde. Arrêté et exécuté en 1477, sa bibliothèque est dispersée et l'emplacement du manuscrit est alors inconnu. Un inven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Charles d'Angoulême mentionne un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qui pourrait être celui-ci. Il se retrouve ensuite peut-être dans la bibliothèque privée de son fils, le roi François Ier. Avec le reste de ses livres, il ent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dans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et il est mentionné dans l'inventaire de Jean Gosselin.
France was one of the most energetic and creative nations in Western history. The ever-evolving French clothing tradition has remained an inspiration for fashionistas, says Abarrna Devi R.
Fash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France and acts as one of the core brand images for the country. Haute couture and pret-a-porter have French origins. France has produced many renowned designers and French designs have been dominating the fashion world since the 15th century. The French fashion industry has cultivated its reputation in style and innovation and remain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export for over four centuries. Designers like Gabrielle Bonheur 'Coco' Chanel, Christian Dior, Yves Saint Laurent, Thierry Herms and Louis Vuitton have founded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popular fashion brands.
In the 16th century, fashion clothing in France dealt with contrast fabrics, clashes, trims and other accessories. Silhouette, which refers to the line of a dress or the garment's overall shape, was wide and conical for women and square for men in the 1530s. Around the middle of that decade, a tall and narrow line with a V-shaped waist appeared. Focusing on the shoulder point, sleeves and skirts for women were widened. Ruffles got associated with neckband of a shirt and was shaped with clear folds. A ruffle, frill, or furbelow is a strip of fabric, lace or ribbon tightly gathered or pleated on one edge and applied to a garment, bedding, or other textile as a form of trimming.
Outer clothing for women was characterised by a loose or fitted gown over a petticoat. In the 1560s, trumpet sleeves were rejected and the silhouette became narrow and widened with concentration in shoulder and hip.
Between 1660 and 1700, the older silhouette was replaced by a long, lean line with a low waist for both men and women. A low-body, tightly-laced dress was plaited behind, with the petticoat looped upon a pannier (part of a skirt looped up round the hips) covered with a shirt. The dress was accompanied by black leather shoes. Winter dress for women was trimmed with fur. Overskirt was drawn back in later half of the decades, and pinned up with the heavily-decorated petticoat. But around 1650, full, loose sleeves became longer and tighter. The dress tightly hugged the body with a low and broad neckline and adjusted shoulder.
Men's clothing did not change mu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In 1725, the skirts of the coat acted as a pannier. This was brought about by making five or six folds distended by paper or horsehair and by the black ribbon worn around the neck to give the effect of the frill. A hat carried under the arm and a wig added to the charm. At court ceremonies, women wore a large coat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at was open in the front and buttoned up with a belt or a waist band. The light coat was figure-hugging with tighter sleeves. It was projected in the back with a double row of silk or metal buttons in various shapes and sizes.
French fashion varied between 1750 and 1775. Elaborate court dresses with enchanting colours and decoration defined style. In the 1750s, the size of hoop skirts got smaller and was worn with formal dresses with side-hoops. Use of waistcoats and breeches continued. A low-neck gown was worn over a petticoat during this period. Sleeves were cut with frills or ruffles with fine linen attached to the smock sleeves. The neckline was fitted with trimmed fabric or lace ruffle and a neckerchief (scarf).
Fashion between 1795 and 1820 in European countries transformed into informal styles involving brocades and lace. It wa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earlier styles as well as from the ones seen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omen's clothes were tight against the torso from the waist upwards and heavily full-skirted. The short-waist dresses adorned with soft, loose skirts were fabricated with white, transparent muslin. Evening gowns were trimmed and decorated with lace, ribbons and netting. Those were cut low with short sleeves.
In the 1800s, women's dressing was characterised by short hair with white hats, trim, feathers, lace, shawls and hooded-overcoats while men preferred linen shirts with high collars, tall hats and short and wigless hair.
In the 1810s, dress for women was designed with soft, subtle, sheer classical drapes with raised back waist and short-fitted single-breasted jackets. Their hair was parted in the centre and they wore tight ringlets in the ears. Men's dress was fabricated with single-breasted tailcoats, cravats (the forerunner of the necktie and bow tie) wrapped up to the chin with natural hair, tight breeches and silk stockings. Accessories included gold watches, canes and hats.
In the 1820s, women's dress came with waist lines that almost dropped with elaborate hem and neckline decoration, cone-shaped skirts and sleeves. Men's overcoats were designed with fur of velvet collars.
Fashion designers still get inspired by 18th century creations. The impact of the 'clothing revolution'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history of clothing. Paris is a global fashion hub and despite competition from Italy, the United Kingdom, Spain and Germany, French citizens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ir indisputable image of modish, fashion-loving people.
About the author
Abarrna Devi R is a final year B. Tech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fashion technology in Bannari Am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athyamangalam, Coimbatore, and Tamil Nadu.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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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lly, Michael, French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Essentia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nold Publishers), 2001, (a reference guide)
4. Nadeau, Jean-Benot and Julie Barlow, Sixty Million Frenchmen Can't Be Wrong: Why We Love France but Not the French, Sourcebooks Trade, 2003, ISBN1-4022-0045-5
5. Bourhis, Katell le: The Age of Napoleon: Costume from Revolution to Empire, 1789-1815,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9. ISBN0870995707
一个人喝葡萄酒，往往始于法国，却止于意大利。对于这句话，很多对意大利葡萄酒缺乏了解的爱好者或消费者表示不理解。
大多数的时候，对事物的误解和偏见，往往是因为对这件事物缺乏了解。而意大利葡萄酒虽然很强大，却因为体系复杂，又得不到教育和利益系统的支持，成为了中国葡萄酒市场中不被大多数爱好者和消费者了解的神一般的存在。
这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大家最开始喝的都是法国酒，意大利一般都是后来才接触；第二层是葡萄酒喝的多了，时间久了，对葡萄酒的了解越来越多，如果接触到意大利酒，很可能成为意大利葡萄酒的忠实爱好者。
由于做意大利葡萄酒媒体的缘故，在我的身边，有越来越多意大利葡萄酒的忠实粉丝，只有见到这些人，深入的了解他们，你才能理解这句话语的意思。
我所见到的意大利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是有共性的，热爱生活，爱学习，有热情，逻辑思考能力强。他们的葡萄酒知识和经验普遍都比较深厚，对全球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和知名酒庄，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因为他们对葡萄酒的了解大多是从法国开始的，新世界的酒也喝了很多，所以他们能够客观的认识全球葡萄酒体系，对意大利葡萄酒的优势和特点，有着清晰的认识。
前些天曾有朋友在酒窝微信群里组织法国酒与意大利葡萄酒的辩论，结果居然找不到法国酒的辩方代表，最后变成了意大利葡萄酒爱好者的分享课。当然，组织者还在进行后续的组织和招募，期望能够促成一场精彩的法国酒与意大利酒之间的辩论赛。
我很期望这场辩论赛能够组织起来，如果专业的法国酒爱好者和意大利酒爱好者能有一场精彩的辩论，对于所有的葡萄酒爱好者和消费者而言，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能有效的传播和普及相关的葡萄酒知识。
然而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组织这场辩论赛最大的问题是，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很多位非常熟悉和了解法国的意大利葡萄酒忠实爱好者，但是却很难找到了解意大利的法国葡萄酒的忠实爱好者，这就出现了辩论赛选手知识不对等的问题。
意大利酒爱好者的辩方代表会有一种无奈，我完全了解你，你却对我知之甚少，咱俩怎么辩～～？？这就像一场战争，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报了如指掌，没有情报的一方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
有没有特别深入了解意大利，又不喜欢意大利而专爱法国酒的专业人士呢？目前还没有人站出来要参与辩论，如果有，这场精彩的辩论赛很快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在法国酒和意大利酒之间，其实本不必去制造这种冲突，在多姿多彩的葡萄酒世界里，每个国家、产区和葡萄品种，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存在着。只要是好喝的葡萄酒，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旧世界和新世界，都有着各自的精彩。
因为只有了解更多，才能更客观的看待问题。我尽可能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开始那句话的两层意思。
为什么大家最开始喝的都是法国酒，后来才是意大利？
我给大家解释意大利葡萄酒的时候，通常会给大家一个我自己创造的概念。我通常会说：“在我的葡萄酒世界里，我把葡萄酒生产国分为：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为什么这么分？因为除了意大利之外，全球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其实都是主要使用法国葡萄酿造葡萄酒，所以这些在全球普及的法国葡萄（赤霞珠、品丽珠、美乐、黑皮诺、长相思、霞多丽、雷司令等），通常被意大利人称为国际品种。虽然葡萄酒是伴随着罗马皇帝的征服在欧洲开枝散叶的，但是法国在近现代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中，的确是居功至伟。
所以在大多数时候，酒商和消费者其实只要了解不到10个葡萄品种，就可以很容易的深入到除了意大利之外的主要产酒国（法国、智利、澳大利亚、美国、南非、西班牙，乃至中国）。但是如果你要了解意大利，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10种葡萄，虽然在意大利也有种植，但是更精彩的是，这里还有400多种你完全不了解的意大利本土品种。
不要说酒商，就是很多专业人士，因为在学习和工作中接触的，主要是以法国葡萄和普通酿造工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毕竟全球除了意大利之外，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都是遵循法国葡萄酒的酿酒哲学和逻辑在发展的。即使掌握了非常丰富的法国葡萄酒知识，获得了非常专业葡萄酒教育（比如WSET三级以上）认证的专业人士，却往往对意大利葡萄酒知之甚少。
所以我认为，意大利葡萄酒具有最大的多样性和复杂度，却没有能在中国普及的知识教育来支持，这可能是意大利葡萄酒进入市场较晚的主要原因。
当然，法国葡萄酒企业进入中国比较早，这中间有法国人的商业头脑因素，毕竟很多法国名庄的老板，大多是法国知名大集团和大富豪，他们对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启蒙和教育，做出了很多贡献。
有意思的是，从品牌传播的角度而言，法国葡萄酒得以在中国建立较高的知名度，更要感谢的是张裕、长城在多年以前不遗余力的，数以亿计人民币投入的广告和宣传，主题是描述山东和河北产区与波尔多同纬度，所以也能生产高品质的葡萄酒，在中国人心目中将波尔多塑造成葡萄酒的唯一圣殿，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起到助推作用的，当然还有二三十年前，香港电影中黑社会老大、赌神，或者富豪对拉菲葡萄酒的推崇。要知道，那个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比较贫瘠的时代，很多香港电影的观看率，都是10亿以上的。如此看来，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偶然，但是影响成功的因素，往往和这件事物有着微妙的联系。
如今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5.5%，排在法国、澳大利亚、智利、西班牙之后。所以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意大利酒是不是不行呀？
真正的事实是，意大利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在美国、德国、英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意大利葡萄酒的市场份额都是第一。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葡萄酒市场，却是意大利排名第13的出口目的国，中国市场意大利葡萄酒的进口额，不到意大利葡萄酒出口总额的1/50。所以这真的不是意大利葡萄酒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中国市场为什么和成熟市场不同的问题！
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大的VCE葡萄酒进口量，每年的进口瓶数数以亿计。法国一些灌瓶厂把来自全欧洲的散装原酒，用工业化的方法加工成Made in France的欧洲餐酒，倾销的到中国。奇怪的是，我只见到法国南部的酒农很愤怒，但是却很少见到中国酒商因此感到惭愧和气愤，甚至质疑这种产品的品质都成了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甚至被攻击的事情。
更可悲的是，由于需求太大，来自法国的VCE居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趋势，价格开始上涨，于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产品也开始涌现。
二十年来，大家都觉得葡萄酒市场的春天要来，但是一直没来。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VCE们真的是可以让消费者有好的体验？感受到愉悦？产生消费粘性和重复购买吗？那些酒商自己都不敢经常喝的酒，消费者能侥幸多活几年都是奇迹，真的会喝出忠诚度，能培育出一个健康的葡萄酒市场来吗？
其实这真的不能只怪法国酒，也不能怪法国人。说到这里，我要说的是，法国有很多品质优良的葡萄酒，智利、澳大利亚、美国、南非，还有中国，都有很多质量很好，价格合理的葡萄酒。我们中国消费者，真的应该多享受那些物美价优的葡萄酒。
言归正传。
为什么葡萄酒喝的多了，时间久了，对葡萄酒的了解越来越多，如果接触到意大利酒，很可能成为意大利葡萄酒的忠实爱好者？
对于大多数葡萄酒爱好者而言，葡萄酒的丰富、多变和不可掌控，是吸引很多人去不断探索的主要原因。熟悉了法国葡萄酒，喝了名庄，喝遍了新世界，意大利将是一座不可绕过的山脉。
对于大多数葡萄酒爱好者而言，意大利葡萄酒是未知、神秘和不容易亲近的。了解意大利，要放空自己，用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和了解。这个开始的过程，最好有一位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朋友做引导，不然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不了解和误会，错过那扇刚刚打开的意大利葡萄酒之门。
我经常对刚刚开始接触意大利葡萄酒的朋友说，了解意大利，不能按照理解法国酒的方式，因为意大利的葡萄种植和酿酒的哲学与逻辑，与以法国为代表的葡萄酒世界不同。
法国有代表性的三个产区，波尔多、香槟和勃艮第。尊重风土，但是采取了非常多的人工干预，不仅仅在葡萄种植的环境，尤其是酿造中，小橡木桶的使用、瓶中二次发酵中酵母的使用，都是通过人工去弥补葡萄风土的不足，或是赋予本不属于葡萄的一些更完美的元素。
我发自内心的注重法国对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也非常享受那些近乎完美的法国精品酒的品质，这种哲学和技术也因此在全球被广泛的使用，带给全球消费者美好的体验。
那意大利和法国的不同是什么呢？
是意大利葡萄酒的多样性，最少的人工干预以实现对风土的保护和尊重，以及追求个性和创新精神。
我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对比法国为代表的葡萄酒和意大利葡萄酒。
我说，法国葡萄酒所代表的风格，就像你去参加一个隆重的晚宴，你走进房间，所有的男士都是身着燕尾服的绅士和贵族，所有的女士都是盛装晚礼服的淑女和贵妇，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然而意大利，却是同样的一个晚宴，你走进去，发现里面容纳了各种个样的人，有政要、有商人，有艺术家、也有科学家，有明星、也有贵族，有赛车手、也有足球运动员，有工程师、也有it男，有玩美术的、也有玩音乐的。
即使是玩音乐的，有搞交响乐的、有唱歌剧的，有搞古典的，也有玩现代的。即使是摇滚乐，也有乡村、布鲁斯、迷幻和重金属。这就是意大利，风格各异，多姿多彩，即传承经典，也乐于创新；即尊重市场，也坚持个性。
说到这里，你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深爱意大利吗？
或许是因为尊重，或许是因为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或许是因为没有人要求你必须记住这个酒是否是名庄，是不是很贵。在意大利只要你愿意探索，总有一种或几种价格不贵的意大利酒，能让你刻骨铭心，痴心不改。
我有一个发现，很多人问我，意大利为什么没有排名，没有列级庄？
我说，意大利从政府到产区，没有人愿意去排名，或许是他们期望更多的公平，或许是不去制造利益集团。
在法国波尔多，为什么很少有酒庄能超越1855列级庄？
评级，是奖励优秀者。但是评级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列级庄可能会变成利益集团，变成产区的天花板。智利十八罗汉，谁想称为第十九罗汉？那要先经过18位利益获得者的同意，这就是江湖，放之四海皆准…
我采访过很多意大利葡萄酒产区，大多数人都认为排名只能代表过去，不能激励一家酒庄把酒酿的更好。他们认为，每个酒庄主和酿酒师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认为好的风格和个性，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不应该是怎么把葡萄酒做成一个样子，而是制造出更多不同的美好！
这就是我眼中的意大利葡萄酒，或许是因为喜爱，有些许的不够客观。但是，如果这篇文章能唤起你尝试和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兴趣，我想，我们的葡萄酒世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也将得到更多不同体验带来的快乐。(Quelle:https://m.winesinfo.com/ 略有删节)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名称为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语：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是荷兰历史上为向亚洲发展而成立的特许公司，成立于1602年3月20日，1798年解散，是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指公开而非特权股份）。
其标帜以V串连O和C（上方的A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缩写，代表该船只或设备是阿姆斯特丹所派出，若为米德尔堡市派出者则加注M字，依此类推。）。在其成立将近200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班从荷兰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25,000名员工、12,000名船员。
Die Niederländische Ostindien-Kompanie (niederländisch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ereenigd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bgekürzt VOC oder kurz Compagnie) war eine Ostindien-Kompanie, zu der sich am 20. März 1602 niederländische Kaufmannskompanien zusammenschlossen, um die Konkurrenz untereinander auszuschalten. Die VOC erhielt vom niederländischen Staat Handelsmonopole sowie Hoheitsrechte in Landerwerb, Kriegsführung und Festungsbau. Sie war eines der größten Handelsunternehm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Die VOC hatte ihren Hauptsitz in Amsterdam und Middelburg. Das Hauptquartier der Handelsschifffahrt befand sich in Batavia, der heutigen indonesischen Hauptstadt Jakarta auf Java. Weitere Niederlassungen wurden auf anderen Inseln des heutigen Indonesiens gegründet. Ein Handelsposten lag auch auf Deshima, einer künstlichen Insel vor der Küste der japanischen Stadt Nagasaki und weitere in Persien, Bengalen, heute Teil von Bangladesch und Indien, Ceylon, Formosa, Kapstadt und Südindien.
Die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der VOC beruhte vor allem auf der Kontrolle der Gewürzroute von Hinterindien nach Europa, womit sie einen Teil des lukrativen Indienhandels beherrschte. Das in sechs Kammern (Kamers) strukturierte Unternehmen war das erste, das Aktien ausgab. Nach dem Vierten Englisch-Niederländischen Krieg von 1780 bis 1784 kam die Kompanie in finanzielle Schwierigkeiten und wurde 1798 liquidiert.
Während zweier Jahrhunderte des in vielen Bereichen monopolisierten Handels hatte die VOC circa 4700 Schiffe unter Segel, auf denen insgesamt zirka eine Million Menschen befördert wurden. Dabei entfällt auf das erste Jahrhundert zirka ein Drittel, auf das zweite zwei Drittel von beiden Zahlen. Der Handelswert der nach Europa transportierten Waren betrug im ersten Jahrhundert bis 1700 bereits 577 Millionen Gulden und im zweiten bis 1795 1,6 Milliarden Gulden. Die Konkurrentin der VOC, die 1600 in London gegründete Englische Ostindien-Kompanie (EIC), später Britische Ostindien-Kompanie (BEIC), konnte sich nicht gegen die VOC durchsetzen. Lediglich gegen Ende des 17. Jahrhunderts gab es eine kurze Phase, während derer die EIC/BEIC zu einer ernstzunehmenden Konkurrentin erstarkt war.
Die von dem britischen Biochemike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initiierte und anfangs herausgegebene englischsprachige Buchreihe zur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in China setzte neue Maßstäbe in der Beschäftigung mit China im Wissenschaftsbereich. Als Standardwerk zur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 und Technikgeschichte veränderte es die Wahrnehmung Chinas durch die westliche Welt und lenkte die Aufmerksamkeit auf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und technologischen Leistungen Chinas. Joseph Needham hatte das von ihm initiierte Projekt von 1954 an bis zu seinem Tod 1995 koordiniert. Zu Lebzeiten erschienen 17 Bände, weitere sieben Bände wurden seither durch das von Needham begründet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herausgegeben. Das Erscheinen weiterer Bände ist in Vorbereitung. Die Gesamtanlage des Werkes ist etwas schwer zu überblicken. Die folgende Übersicht erhebt keinen Anspruch auf Aktualität oder Vollständigkeit.
| Band | Titel | Autor(en) | Jahr | Anm. |
|---|---|---|---|---|
| Vol. 1 |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 Wang Ling (research assistant) | 1954 | |
| Vol. 2 |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 Wang Ling (Forschungsassistent) | 1956 | OCLC 19249930 |
| Vol. 3 |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 | Wang Ling (Forschungsassistent) | 1959 | OCLC 177133494 |
| Vol. 4, Part 1 |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hysics |
Wang Ling (Forschungsassistent), with cooperation of Kenneth Robinson | 1962 | OCLC 60432528 |
| Vol. 4 Part 2 |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Wang Ling (collaborator) | 1965 | |
| Vol. 4, Part 3 |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s) | 1971 | |
| Vol. 5, Part 1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
Tsien Tsuen-Hsuin | 1985 | |
| Vol. 5, Part 2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 1974 | |
| Vol. 5, Part 3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Historical Survey, from Cinnabar Elixirs to Synthetic Insulin |
Ho Ping-Yu and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s) | 1976 | |
| Vol. 5, Part 4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and Theor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with contributions by Nathan Sivin | 1980 | |
| Vol. 5, Part 5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Physiological Alchem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 1983 | |
| Vol. 5, Part 6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 |
Robin D.S. Yates, Krzysztof Gawlikowski, Edward McEwen, Wang Ling (collaborators) | 1994 | |
| Vol. 5, Part 7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
Ho Ping-Yu, Lu Gwei-djen, Wang Ling (collaborators) | 1987 | |
| Vol. 5, Part 8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Shock Weapons and Cavalr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 2011[1] | |
| Vol. 5, Part 9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Textile Technology: Spinning and Reeling |
Dieter Kuhn | 1988 | |
| Vol. 5, Part 10 |
"Work in progress" | |||
| Vol. 5, Part 11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Ferrous Metallurgy |
Donald B. Wagner | 2008 | |
| Vol. 5, Part 12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Ceramic Technology |
Rose Kerr, Nigel Wood, contributions by Ts'ai Mei-fen and Zhang Fukang | 2004 | |
| Vol. 5, Part 13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ning |
Peter Golas | 1999 | |
| Vol. 6, Part 1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Botan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with contributions by Huang Hsing-Tsung | 1986 | |
| Vol. 6, Part 2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Agriculture |
Francesca Bray | 1984 | |
| Vol. 6, Part 3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 |
Christian A. Daniels and Nicholas K. Menzies | 1996 | |
| Vol. 6, Part 4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botanical Approach |
Georges Métailie | 2015 | |
| Vol. 6, Part 5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Fermentations and Food Science |
Huang Hsing-Tsung | 2000 | |
| Vol. 6, Part 6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Medicine |
Lu Gwei-djen, Nathan Sivin (editor) | 2000 | |
| Vol. 7, Part 1 |
Language and Logic | Christoph Harbsmeier | 1998 | |
| Vol. 7, Part 2 |
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editor), Ray Huang (collaborator), introduction by Mark Elvin | 2004 | OCLC 779676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撰写。书中描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有高尚的品格、良好的习惯。也有天生的偏狭、固有的缺点。此为1894年刊本。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明恩溥观察到了中国文化的二十五种特征，他的这本书也包含了这二十五章，每个章的标题都是描述了一个特征，最后两章描述了宗教和社会。
第一章 保全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第三章 勤劳刻苦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易于误解
第八章 拐弯抹角
第九章 顺而不从
第十章 思绪含混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第二十三章 诛连守法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又作明恩普，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明恩溥返回美国。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深入天津、山东等地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熟悉中国的国情，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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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开始放映电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0多年时间中，美国电影迅速取代了欧洲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好莱坞影片占中国年放映影片总量的80%以上，每年平均获得经济利润大约为600万美元。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政府、中国电影业和知识分子与好莱坞电影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冲突和依存关系。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直到1950年代以后才告一段落。而1990年代以后好莱坞在中国的重新进入，必将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 好莱坞电影 电影经济 电影社会学 1896年电影首次在中国放映，距离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次公开放映电影还不到一年。从那以后的50年里，大量美国电影被贩运来中国分销到各地。在这50年中，中国各地影院上映的片目中，美国片占到了80～85％。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观，好莱坞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过，好莱坞已经“取代了传教士、教育家、炮舰、商人和英语文学，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工业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为重要途径” 。的确，好莱坞的意义从来都不限于文化消费领域，它不仅通过票房收入和电影胶片、拍摄/放映设备的出口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同时，它还是促销美国产品的重要手段。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曾明白指出，电影的影响使一些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 。好莱坞称雄世界与美国经济利益在全球扩张之间的正比关系已经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好莱坞在20世纪中国所起的作用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中美两国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电影姻缘做一个初步描述。它对基本史实的侧重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同时也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奠定实证基础。 引言 鉴于美国电影在1950年前中国电影市场的绝对优势和霸主地位，研究中国电影史就不能不谈好莱坞。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制片、甚至主要是创作方面，不仅电影经济学历来被忽视，而且与市场相关的发行与放映更是很少被关注。实际上，电影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活动，而是一种经济活动。电影是通过市场进入社会的。研究电影就必须研究电影经济，研究电影经济就必须研究的有市场，研究电影市场就必须研究发行放映。对美国电影与中国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纠偏的努力。即便从制片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策略、影像风格以及主题倾向，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或者应对好莱坞的强势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了解中国电影传统，必须理解好莱坞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过去几十年，有关美国电影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中外学者大都是从“内涵”而非“外延”的角度来研究好莱坞的。研究的重点都局限在好莱坞本身的发展史，各影像流派的兴衰，大导演大明星的创作生涯，以及这一切同美国大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近年来，电影史家开始把眼光转向美国以外，从外延的层面上审视美国电影。正如电影史学家露丝•瓦西（Ruth Vasey）所指出的，由于好莱坞的海外市场收入多达其总收入的35％，美国制片人和编创人员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顾及到美国以外的观众对他们的产品的反应。这样，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的欣赏趣味和好恶取舍反过来也对美国电影的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影像风格及文化价值都有深刻影响 。换句话说，引入海外市场这一维度有助于更为充分地理解美国电影，并且将会矫正传统电影史中一贯只偏重电影制作而忽视发行、放映的倾向 。目前，这种全球视角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克蕾斯婷•汤普生（Kristin Thompson）、露丝•瓦西、托马斯H. 古拜克（Thomas H. Guback）和凯瑞•塞格瑞（Kerry Segrave）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勾勒了美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中的发行情况；大卫•W•伊伍德（David W. Ellwood）、比尔•格兰瑟姆（Bill Grantham）、薇朵丽雅•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伊恩•贾维（Ian Jarvie）等人则微观地解剖了一些“案例”，具体研究了美国电影在特定地区或国家，如欧洲，南美，加拿大的发行情况。这些著作提供了某些启发，帮助本文深入研究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当然，本文中使用的“好莱坞”一词远不限于它的地理含义，而是意味着美国的电影工业。当19世纪末第一批美国电影在中国放映时，好莱坞还是一个偏僻小镇。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电影工业兼并整合，重新布局，并将制片系统搬到南加州之后，好莱坞才一跃成为电影城，并且成为整个美国电影业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标题把1897年和好莱坞相提并论只是一种习惯性的使用而已。 好莱坞进入中国 在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盛大咖啡馆”首次公开放映记录短片不到一年之后，即1896年8月11日，电影这一发明就在上海徐园这一娱乐中心的游艺杂耍节目中被介绍给中国观众了。最先把电影引入中国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欧洲人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早在1899年，一个名叫加伦•白克（Galen Bocca）的西班牙人就开始在上海的几家茶馆、餐厅和娱乐中心放映电影。后来他把这些放映设备盘给了朋友安东尼奥•雷玛斯（Antonio Ramos）。雷玛斯是个商界高手，他很快就扩大了运营规模，还把电影放映从其它娱乐活动中独立出来。1908年他修建了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座专门电影院。接下来，他又修建了更为精致的维多利亚影戏院，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豪华的电影院。同时，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还有俄国人，都争着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当雷玛斯将中国影戏院、万国、恩派亚等数家影院并入他的院线同时，一个名叫郝思倍（S. G. Hertzberg）的葡籍俄人则创建了爱普庐影戏院。还有早在1905年就已开始电影发行活动的意大利侨民恩里科•劳罗（Enrico Lauro），也改建了一家旧戏院，并将之命名为上海大戏院，放映电影 。这股建电影院的热潮不止局限在上海，也波及全国各地。美国驻汕头领事C. L.威廉斯（C. L. Williams）在1911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中国几乎每一个港口城市都以有一个电影院为荣，而很多口岸城市都有五、六个电影院之多。但是所有这些电影院都为欧洲人所掌控 。 欧洲人中又以法国人势力最大。虽然他们并没有大量介入影院、院线领域，但法国百代公司等却垄断了影片供应。从留声机到电影胶片，法国百代公司如同在整个亚洲一样，提供了对华的完整的链条业务，他们在加尔各答、孟买、香港、天津和上海都设有办事处。首映电影，每500米胶片，法国人的平均要价为500元 （民国旧币），相当于当时的211.5美元。第二轮片子租价则为400元，第三轮降为300元。电影租金要预先支付，由片主从租借人的押金中扣除。虽然美国人在亚洲也有负责租售其电影的代理处，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美国电影，大部分也都是由法国人发行的二手货 。 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在1897年7月。新泽西州枫林市的詹姆士•里卡顿（James Ricalto）在上海天华茶园以及几处休闲公园放映了爱迪生的影片，当时里卡顿放映的短片非常受中国人欢迎，它们在天华茶园持续放映了10 个晚上，门票从铜钱10文到50文不等 。当时放映的影片包括《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巴黎》）、《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马铎尼铎（马德里）名都街市》、《西班牙跳舞》、《骑马大道》、《印度人执棍跳舞》、《骡马困难之状》、《和兰大女子笑柄》等等。有趣的是，这些最早的美国影片中，已经采纳了中国素材，其中的《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是根据1889年巴黎博览会上中国丝带舞改编的。而本片的编舞洛依•福乐（Loie Fuller）也承认他是从中获得灵感的 。里卡顿的电影放映还导致了中国早期影评和电影报刊杂志业的诞生。到目前为止，已知最早的中文影评是《观美国影戏记》，发表于1897年9月5日的《游戏报》上。在文中，作者详细描述了他观看里卡顿的电影放映时的所见所闻。这是第一篇介绍美国电影的中文文章，其中关于里卡顿放映电影的资料信息极富价值：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而起捉得之，置于虎子中，状态令人发笑；又一影，一人变弄戏法，以巨毯盖一女子，及揭毯而女子不见；再一盖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种种诡异，不可名状。最奇且多者，莫如赛走自行车：一人自东而来，一人自西而来，迎头一碰，一人先跌于地，一人急往扶之，亦与俱跌。霎时无数自行车麕集，彼此相撞，一一皆跌，观者皆拍掌狂笑。忽跌者皆起，各乘其车而沓。又一为火车轮，电卷风驰，满屋震眩，如是数转，车轮乍停，车上坐客蜂拥而下，左右东西，分头各散，男女纷错，老少异状，不下数百人，观者方目给不暇，一瞬而灭。又一为法国演武，其校场之辽阔、兵将之众多、队伍之齐整、军容之严肃，令人凛凛生威。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旁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 。 从文中可知，这些影片显然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制作的，比如《骑马大道》；而其他影片则可能来自欧洲。其中反映火车进站的片子估计就是卢米埃尔兄弟那部世界闻名的早期作品。显然，美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包括发行和放映欧洲影片。 初期，美国人在角逐中国电影市场的过程中落后于欧洲人。表面原因是由于租借或购买美国电影通常会比法国片贵，而且美国电影当时也不十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人早期并不十分热衷于投资中国市场。美国当时驻上海的副总领事纳尔逊•特鲁勒•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就说过：“美国电影在中国受欢迎应不成问题，但目前值不值得投资开辟这个市场，与那些更根深叶茂的竞争对手抢生意，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与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强劲资本优势的法国电影业相比，美国电影的产业规模还相当弱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切断了欧洲电影来源，并极大地削弱了欧洲人的主导地位，美国才有机会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美国人虽然在中国的放映和发行方面落后于欧洲，但在生产领域领却领先一步。1909年，美国人本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就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中国电影公司，并计划以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雇佣本土人才摄制发行电影。他用10万美元资金兴建了一个摄影棚、一个工作车间，在香港拍摄了《偷烧鸭》和《庄子试妻》。他曾在美国公映过几部他与中国摄影师Lum Chung*合作完成的电影 。布拉斯基虽非第一个来中国拍电影的外国人，但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早期电影制作的发展。首先，与其他多数外国电影生产商不同，他雇佣本土人才，参与其电影拍摄的中国人有机会学习制作电影的技能；其次，他的中国电影公司后来转给了另外两个美国人T. H.萨弗（T. H. Suffert）和A.依什尔（A.Yiesel），而他们最终又将公司委托给了中国人张石川（1890-1954）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领袖。因此，如果提到中国最早的长片电影制作，我们就不不能不提到布拉斯基的中国电影公司 。 当然，中国最早尝试电影摄制要早于中国电影公司。1905年，任庆泰在北京的照相馆用胶片拍摄了由京剧名角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但任庆泰的照相馆在一场神秘的大火之后关闭了。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时期的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文献，都很少提到任庆泰和他对电影摄制的尝试，而一般都将中国电影摄制的开端追溯到布拉斯基的中国电影公司。后来中国电影史研究对任庆泰的重新发现、并将中国电影制作前溯到1905年，似乎与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无关系 。 总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的时候开始，美国电影就开始全面进军中国市场，到战争结束时，好莱坞已经取代欧洲，后来居上。用一句美国外交官当时的话说，“现在中国上演的电影已经几乎全是美国片了。” 一项资料显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胶片从1913年的189，740英尺（包括已摄制的胶片和没有曝光的原胶片）增加到1918年的323，454英尺。一战过后，到1925年则达到了5，912，656英尺（价值151，577美元）。这些数据表明，就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输出总额从1913年的2100万美元剧增到1926年的9400万美元。而从比例上看，1913年美国对中国的电影出口额仅为美国出口总额的0.04%，而1925年就增加到了0.16% 。 从1921年开始，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公司一马当先，其它公司也纷纷效仿，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销电影。例如华纳兄弟在上海和天津设立了办事处，派拉蒙在香港、上海和天津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与当地的审查官打交道，搜集有关中国电影市场的资料，将美国电影上映的情况反馈给纽约总部，监督中国影院执行合约，处理利润分成等。由于中国政府限制资金外流，好莱坞在中国的办事处也用赚来的钱从事投资房地产和股票 。 通常这些办事处的经理都是美国人或具有欧洲背景的人，但职员基本是中国人种，包括美国华裔和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们编写剧情摘要，电影翻译成中文。同时还在电影宣传、监督当地影院履约放映电影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然，他们对中美两种文化、语言的精通是好莱坞在中国成功的关键。实际上，中国观众对美国电影的体验是通过这一层中介实现的。正如刘禾在对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所发现，翻译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正是由于这一环节，异种文化才得以被消化理解 。某些美国电影的中文片名就很能说明翻译过程也即是重新阐释影片意义的过程。 1933年，电影《银锁》(The Silver Cord)（导演约翰•克伦威尔，John Cromwell）被引入中国。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努力摆脱其母亲专制，追求独立的故事。很显然，这样的主题不符合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孝顺观念。即使在叛逆精神很强的五四文学传统中，通常也只是攻击以父亲形象为代表的父权制度。而母亲形象一直都作为慈爱、无私的象征而被推崇。因此，如果这部电影不加以包装和处理其票房风险难以预测。为了解决潜在的文化冲突，雷电华(RKO)电影公司驻中国代表用了一句中国习语作这部影片的标题：“可怜天下父母心。”于是，这个母亲凡事大包大揽，对儿子生活横加干涉竟被化解为一种苦心孤诣，淡化了原电影的叛逆锋芒，使之与中国的道德准则更加接近。 在另一个例子中，环球电影公司的《后街》（导演约翰•M•斯塔尔，John M. Stahl，1932）发行时采用的中文片名是《芳华虚度》。电影原本讲述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其中一名男子持续了长达30年的婚外恋。中文片名强调“虚度青春”，将观众的同情心引向女主角，并暗示了一种电影原本没有的道德判断 。虽然没有具体证据显示影片的不同中文译名是否导致票房收入上的差异，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这些办事处在中国观众接受美国电影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表明他们在跨国文化传播中相当重视接受者的接受能动性。 好莱坞不仅在中国发行放映，而且也在中国拍摄制作电影。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有关中国或以中国为主题的电影一直很受好莱坞制片人的青睐。到30年代这类影片的数目更是大幅度增加，各电影公司纷纷派剧组成员到中国来拍摄外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米高梅电影公司（MGM）来中国为《大地》（另译为《净土》，The Good Earth）（导演西德尼•弗兰克林，Sidney Franklin，1937）一片拍外景。这部影片是根据赛珍珠（Pearl Buck）获普利策奖同名小说改编而成。MGM 三易导演，历时四年，最终这部影片夺得了1937年的奥斯卡奖。其后，不少电影公司也投入到摄制中国片的热潮中。环球电影公司制作了《东方即西方》（East Is West）（导演蒙他•贝尔，Monta Bell，1930），派拉蒙公司制作了《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1932）和《将军死于黎明》（General Died at Dawn）（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1936），哥伦比亚电影公司（Columbia）发行了《颜将军之苦茶》（也译作《颜将军的伤心茶》，另译为《中国风云》，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 1933），华纳兄弟制作了《中国煤油灯》（Oil for the Lamp of China）（导演莫文•莱罗依，Mervyn LeRoy，1935）和《上海西部》（West of Shanghai）（导演约翰•法瑞，John Farrow，1937）。这只是不完全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有无数以美国唐人街为背景拍摄的电影，以及“付满洲博士”(Dr. Fu Manchu)、查理•陈（Charlie Chan）系列电影。换一个角度来说，美国观众对中国片的兴趣也间接地推动了好莱坞向中国的扩张，而这一扩张既包括电影成品、胶片、器材的输出，也包括拍摄活动 。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故事片是本文的讨论重点，但它们只是好莱坞在中国经营的一小部分。根据1934年的一个调查，故事片只占到美国向中国出口电影的一半。而另一半是由短片、记录片和新闻影片构成的 。所以，这里的许多数据也包括故事长片以外的影片。此外，好莱坞不仅大量出口成品影片，还出口了大量的电影胶片和器材。中国的三大外国电影胶片提供商中有两个来自美国，分别是柯达公司（Kodak）和杜邦公司（Doupont）。另一个是德国的矮克发公司（Agfa）。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窥见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柯达公司当时不惜花费巨资款待中国电影公司的主管人员，搞好关系 。1937年，当明星电影公司处于财政困境时，柯达和矮克发公司都表示希望通过购买该公司股票来承担该公司的债务 。同时，中国使用的音像器材多数也由美国制造商提供，其中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 Company）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是两大主要经销商，垄断了中国的音像器材市场 。在广州，美国西电公司将音像器材租赁给当地电影院，收取巨额租金。电影院要支付昂贵的器材维修费，经常不堪重负 。 美国的资本也在中国电影业中发挥了作用。曾经有人说中国电影业是唯一一个不依靠外资的行业，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和其它行业一样，中国电影业同样与外资分不开。但如果仅仅将美国资金流入中国看作是对本土电影行业的威胁，这也过于简单 。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制片商有时也会通过美国的华裔中介，运用美国资金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 好莱坞在中国的数据资料分析 尽管中外学者都承认好莱坞对中国影业的巨大影响，但至今为止，没有人对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故事片的数目做过深入具体的调查。因为这项工作十分困难，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和长期积累，搜集本已不易，而搜集到的资料又常常零星分散，且往往互相矛盾，需要进行对比鉴别。我们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分析、统计，获得了可能从来没有被公布的一些重要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仍然并不完整和完全准确，但是却可能为将来的研究工作将提供必要的基础。 有关美国电影向中国出口的数目，20世纪20年代的估算主要是根据1926年孔雀公司（Peacock Motion Picture Corporation）董事长理查德•帕特森（Richard Patterson Jr.）的一个谈话。在那个谈话里，他提到1926年有450部外国电影在中国放映，其中90%是美国摄制的，即400部左右。而另一份材料显示，同年好莱坞八大公司的影片总产量是449部。按照这个数据，在中国放映的美国影片数量相当于八大公司年出品的90%左右 。 30年代的资料相对丰富一些。根据上海英租界公部局电影审查机构的统计，1930年在中国发行的美国电影不下540部 。而南京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在统计中称，1934年有412部外国电影在中国放映，其中有364部来自美国，占进口影片的88%。这个364的数字与好莱坞那一年生产的长故事片总数目基本一致。这个数字再次说明，从20到30年代，好莱坞出品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影片都会在中国得到发行放映 。这个比例数字有很多旁证。1935年的一个资料就很说明问题： 1935年 在中国发行的电影数额 在美国生产的电影数额 米高梅 47 47 从上表可知，美国向中国输出的电影数额与好莱坞的年产量非常接近。在中国实际放映的美国电影总量还略多于好莱坞的年产量，这是由于一些旧片也在循环放映，例如表格中的“其他21部”就是如此。同样的规律也体现在1936年5月的一个数据资料中，上海当月放映的45部电影中有40部来自美国。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测美国向中国年输出电影总量在350到400左右 。 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因为爆发了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市场波动很大。所以，我们缺乏这一时期可靠而完整的数据。战后，美国电影卷土重来。根据电影史学家汪朝光的研究，战争结束后的1948年1月，上海放映了21部美国电影 。假设这个数据具有代表性，那么当年的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发行量应该在252部左右，但这个数字实际上超过了好莱坞当年制作的电影数目总和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跟战争期间的影片积压有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1946年有881部美国影片在中国上映，1947年393部，1949年142部。将这些数据同好莱坞在这相应四年里的确切产量相比，显然，40年代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发行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本土电影的生产数目 。1949年美国电影发行数量因为中国内战和政局变化而明显下跌。 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20世纪上半期，美国在中国平均每年发行电影在350部以上。1910和1920年代，发行量十分接近这个平均水平，但那时大部分是短片。30年代大部分年份的发行量跟这个平均数相当。但30年代的数据收集只包括长片，没有包括短片。1937年到1945年期间，由于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影数目在急剧下降。战后，美国输出电影的数目波动明显，从1946年的881部下降到1949年的142部。但是，和30年代一样，战后的影片发行数据没有包括短片和新闻影片。 在分析上述统计数据时，有几点因素需要考虑： 首先，这些数据都是从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大城市搜集得到。美国电影在中国的主要发行渠道集中在不到十个大城市。这些大城市构成了二次发行网络的中枢。从现在查阅的全国各地电影市场报告看，美国电影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放映很有限。即便偶尔有美国电影在内地放映，数量上也很有限，影响上也远不如国产电影大 。 其次，好莱坞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影片量极其不稳定，并受到许多意外事件的影响。比如，它同中国片商频繁发生的冲突和对立，导致了电影院周期性地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电影。反过来，好莱坞有时也会切断对中国影院的电影供应，以抗议它在中国所遭遇到的所谓“不公平”待遇。此外，为了惩罚一些好莱坞制片厂拒不服从中国官方规定，或不按照要求删剪其影片，中国政府也经常采取拒检的办法，使其影片不能在中国发行。遇有这些情况，美国电影对中国的输出数量就会出现浮动。 第三，一些其它政治或自然环境因素也对影片进口发生影响，比如美日外交冲突，使好莱坞决定收缩它在远东地区的营业规模。另外，中国货币发生贬值，导致进口影片加价，好莱坞利润降低，也会削减它的输出量。1936年底美国船员罢工，大批货物、包括影片在港口滞留。有时，甚至恶劣的气候都会造成美国电影输出下降。因此，对美国电影输入中国的数量统计几乎不可能绝对精确 。 而计算好莱坞在中国所获得的利润则更难了。从社会环境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带来许多市场变数，因此，很难找到具有典型性、能够反映整体情况的数据资料。从空间角度看，军阀割据和政治分裂使得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税收政策差异很大。这反过来导致票房收入和电影发行费用上也有不同。除了向中央政府缴纳关税、进口税，外国电影发行商还要向地方政府机构交付各种费用。以上海为例，光是电影审查机构就有三个，法租界，英租界，还有国民党政府，都对电影施行检查，并收取审查费。从时间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外国电影在不同时期都采用了不同的税收政策。例如，在20年代外国电影无需交纳审查费用，但1931年以后必须支付每500英尺胶片20元的电检费。同样，外国进口电影的关税也从20年代的5% 增加到30年代的10%，这还不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娱乐税。 30年代后期，美国驻华大使克莱伦斯•高思（Clarence Gauss）抗议中国海关压制代表好莱坞八大制片厂利益的中国电影贸易商会（The Board of Film Trade），征收“二次进口税”。在他写给海关的抗议信中，高思引证了这八大制片厂提供的陈述材料，以说明好莱坞在中国的利润很低，不应该征收二次征税： 按照电影发行商的阐述，如果考虑到关税和其他费用如租金、发行费等的总开销，我们不难理解，即便能够盈利，最后所得的利润也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还认为此刻并没有到缴纳更多关税的地步，特别是当前的对抗导致了他们的生意在急剧萎缩 。 米高梅电影公司在为高思准备的材料里提到几个具体例子。其中之一是一部叫做《石榴裙下》（Petticoat Fever）（导演乔治•费兹里斯，George Fitzmaurice，1936）的电影。本片于1936年4月25日从纽约运到中国，在31个地区放映，进账8483.85美元，其中791.83美元用于向中国缴纳关税，占到了公司利润的10%。再除去其他费用，包括交给电影制造商的租赁费、宣传费、检查费、保险费、海运费、发行费、保护费和库存费，公司最后所得的利润微乎其微。哥伦比亚公司的例子是电影《人言可畏》（The Whole Town’s Talking）（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1935），放映35轮，进账5400.00美元，其中539.54美元或者说总收入的10%作了进口税。雷电华公司的《午夜之星》（Star of Midnight）（导演斯蒂芬•罗波特，Stephen Roberts，1935），放映27轮，进账6517.95美元，其中778.43美元上缴关税。派拉蒙公司的《黄粱一梦》Thirty Day Princess（导演马里恩•格林，Marion Gering，1934），进账9373美元，向中国上缴738.62美元关税。最后，环球公司的《安第斯山风暴》（Storm over the Andes）（导演克里斯蒂•卡巴纳，Christy Cabanne，1935）进账6407.36美元，华纳兄弟公司的《敞篷餐厅》（Ceiling Zero）（导演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1936）进账6443美元，两个公司都缴纳了占到收入10%的税收。当然，这些数据是八大公司为证明他们在中国牟利甚微、抗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税收而准备的，因此，这里的盈利估算可能是极端保守的。如果以这里的数据作基础，平均每部影片净盈利大约在8000美元。再把这个数字乘以年均进口量的350或400部，那么好莱坞每年从影片出口一项就从中国获得利润280万到320万美元。 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主任罗刚则估计，好莱坞在中国所获利润每年应该达到1000万美元 。其它还有许多数据往往介于这两个估价之间。例如，当时的中国海关估计美国电影发行商获取的纯利润为每部影片1200到30000美元之间，即平均每部15，000美元，这是好莱坞制片公司驻华代表所提供的数据的两倍 。根据上述数据，如果采用中美双方数字的简单平均数，好莱坞在中国的利润大概为每年600万美元左右。而一份20年代的数据显示，从1915年前后到20年代中期这10年，美国电影平均利润每年超过700万美元，这与每年600万美元的估计大致相近 。同时，这个估计也与1935年一份资料反映的情况一致。这份资料显示，好莱坞的中国销售代表从1934年的利润中拿出100万美元汇回美国 。而我们知道，按照民国政府的政策限定，外商的外汇外流额不得超过其总利润的15% 。这也就是说，100万美元反映了好莱坞至少有660万美元的总收入。这既对应了海关的估算，也与20年代的数据吻合，同时还与战后以及50年代初的统计资料基本一致 ，因此应该是相对恰当的数字。 美国影业行内人士也有一个估计认为，好莱坞通过海外发行和租赁，平均每年有8～9亿美元的收入。而中国在这个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为1%，即每年800～900万美元 。中国电影史学家汪朝光的研究表明，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好莱坞每年单从上海获取的利润就有270万美元 。由于上海是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最重要市场，并且它的票房收入占到全国总额的35～50%，通过上海的票房收入可以计算出全国的票房收入应在每年540万到770万美元之间。考虑到一些市场波动和边际误差，所有这些数据都一致表明好莱坞在中国的平均年收入为600到700万美元。除非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发现，这应当是从经济学维度评估好莱坞在中国的比较可靠的依据。 好莱坞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冲突 好莱坞进入中国市场，一直都面临各种来自市场内部的、来自政府的、来自社会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好莱坞积累了一系列处理危机、维护和扩大市场的机制和经验。 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市场的冲突首先是与中国影院业的冲突。好莱坞在中国市场的回收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即分账制和包账制。分账是将票房收入由影院方面和发行方面按一定比例分享。而包账是由影院方面事先买断影片的版权和发行权。这样做的好处是院方在买断以后可以独享影片的全部利润。由于复杂的原因，抗战胜利以前好莱坞在中国一直没有介入影院经营。虽然米高梅公司曾经计划在上海建立影院，专门放映该公司的影片，但这一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现。直到抗战胜利后，米高梅公司才在上海收购了大华电影院，使之成为中国第一家美属电影院。因而，通常美国电影发行商都是将他们的电影租给中国的影院老板，并跟他们分享票房收入。 好莱坞在票房收入上所占的百分比份额随着影院的不同而有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动而上下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供需制约。在多数情况下，票房收入分成在30%到70%之间。通常好莱坞各制片厂都跟特定的一家或多家影院每年签订一个合同。在合同期内，制片厂向影院提供一定数量的电影。而影院方面则有义务为这些影片安排足够的放映时间，一般是3到5天，但如果一部电影的上座率超过45%，影院则延长其放映时间。至于公关宣传和作广告费用则由影院负担。如果使用由制片方面提供的电影预告材料和海报等物资，影院还需另交租金 。由于条件苛刻，放映商宁愿一次性买断版权和发行权，以摆脱好莱坞的制约。所以，他们一旦有可能就会想办法摆脱分帐式协定 。 而从好莱坞的角度出发，分帐制使他们得以更方便地控制影院，在电影放映的类型、市场营销中的包装方式，以及分配给每部电影的放映时间等方面都掌握着主动。特别是他们的捆绑销售（block booking）更是采用“或者全部或者全无”的方式“欺负”放映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好莱坞很少选择包帐的运营方式。在少数情况下，中国影院方也曾买到版权和发行权，但一般是从好莱坞以外的独立电影制片人那里买到的。例如在1936年，一家中国影院的老板何挺然就花25000美元买断了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的发行权 。 总之，一方面好莱坞要依赖中国的放映商来实现其利润，另一方面中国放映商也靠好莱坞的片源作为生存的保障。这种双向依赖每每在冲突和对立中表现得越发突出。1936年，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决定，提高外国电影的审查费用。好莱坞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们让影院主来分担费用。遭到后者拒绝后，好莱坞对中国实行影片禁运。僵局持续了4个月，双方都损失惨重。最终，好莱坞和中国影院方面达成妥协，分摊这部分新增的审查费用 。 好莱坞意识到，要维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各大制片厂必须加强协作。自从环球影业公司率先于1921年在上海创立办事处后，其他制片厂也相继在中国各大主要城市创办事务所或者雇佣销售/发行代表。随着业务上的开展，各公司都感觉到彼此间有协调行动的必要。于是成立了诸如美国片商协会（The American Film Exchange in China）、美商电影公会（The Film Board of Trade）等组织。一旦中国放映商不遵守与某一制片厂签订的“游戏规则”，其他制片厂也会联合拒绝向其提供电影，迫使影院方面对违约行为要慎之又慎。美商电影公会规定了电影的放映安排程序、每部电影的放映时日，有时甚至还规定电影票价 。为了保证这种控制，好莱坞也担心中国放映商之间结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电影业大部作为敌产收归国有，政府控制下新成立的中央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供应商，并介入影片发行，同各影院签订协约。他们的做法对好莱坞的市场垄断构成了直接威胁。美国在华电影发行商向他们的纽约老板发电报，要求总部停止与中电交易。纽约方面也答应不与中电式的垄断集团继续交易 。 发行商和放映商都在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只要有更大的赢利机会，发行商和放映商都会改变协议。1939年，根据沪光大戏院同米高梅公司签订的合约，这个二轮影院每年要放映一定数量的米高梅公司出产的电影。但这一年，该影院很幸运地获得中国热门电影《木兰从军》的放映权，这部电影在上海引起了轰动效应，并且因为持续满场，影院破例放映了一个多月。在这种情况下，沪光几乎毫不犹豫地就撤销了原放映计划中排给米高梅的电影，即便会引起纠纷也在所不惜。米高梅后来果然将沪光告上法庭，并向影院索赔6万元补偿金 。 尽管有这类矛盾，中国影院业仍然是好莱坞最重要的同盟。而中国的电影制作业却对好莱坞恨之入骨，因为它夺走了国产电影的观众，瓜分了电影市场并截取了中国制作商的利润。中国电影制作业的头面人物经常以民族主义的旗号猛烈抨击好莱坞，并同文化精英和政府联合，结成抵制好莱坞的联盟，以期弱化和动摇美国电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正是他们或明或暗的策动和支持，美国人几次试图收购中国的一些电影厂和影院都未成功 。 如果说中国电影制作业反对好莱坞具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动机，那么文化精英和政府官员对美国电影的敌意则主要是出于文化和政治动机。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20世纪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演员黎灼灼同男朋友张翼分手，公开报道的原因就是认为张没有“白人”的浪漫 。这说明一种新的恋爱观和性道德准则已经在中国获得相当广泛的接受，否则她不可能这样来为其行为辩护。而美国电影在传播这些道德观和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另外一个类似例子里，上海一个提供陪伴服务的公司在其广告中宣称，他们的姑娘既有梅蕙丝型的（Mae West，30年代性感明星）、也有珍•哈露型的（Jean Harlow，当时的美艳巨星）、还有克莱拉•宝（Clara Bow）这样的类型 。显然这些美国明星已成为大众心目中的女性偶像了，因为广告策划者已经假想读者都一定熟悉这些好莱坞影星的形体面貌。其实不光是女性美，中国人对于男性美的观念也被好莱坞重新塑造了。一本女性杂志发起的一个读者调查显示，最受其女性读者渴望的男人品质有二：健美和浪漫 。显然，这两者都不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选择丈夫的最重要标准。现代中国妇女把这两点作为判断男性可爱与否与好莱坞的银幕形象影响显然有很大关系。正是针对好莱坞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渗透，中国文化精英频频向当局人士呼吁，要对美国电影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 。美国电影中包含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自由、享乐主义态度与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显然是相冲突的，甚至很容易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攻击目标 。 虽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意这些文化精英的观点，认为好莱坞具有对中国传统道德结构的瓦解作用，但它的当务之急是限制好莱坞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害。在经济层面，政府希望保护国产电影工业，使其能够在美国电影的阴影下存活并发展，并减少资产外流。在政治层面，国民党官方对美国电影里的辱华镜头和对话甚为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政权下的电影审查的起源与1930年那场抗议罗克（Harold Lloyd）辱华电影《不怕死》（Welcome Danger）的风潮有很大关系 。取缔《不怕死》主要是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在背后推波助澜，接下来则是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禁止辱华电影在中国上映。政府的电影检查委员会（National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成立伊始就拿环球公司的《东方即西方》（East Is West）开刀。当时，中国驻芝加哥的外交官致函电检会，提醒国内电影审查人员注意该片的辱华性质。当影片报送南京审查时，电影检查委员会便未予通过，并禁止这部电影在中国放映。后来，环球公司删除了被认为有侮辱性质的场景和对话，才获发行放映许可 。类似的例子还有《上海快车》、《颜将军之苦茶》和《将军死与黎明》。因为《将军死与黎明》一片，派拉蒙公司在中国还遭到了全面禁映，直到公司屈服于中国审查人员的要求，不再发行该电影以后禁令才解除 。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期望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希望获得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处于外交考虑，政府并没有对好莱坞采取激烈措施。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好莱坞在中国遇到麻烦时，美国政府都会出面帮助解决争端，以维护美国电影业的利益。而国民党政府多数情况下也会采取妥协立场。但战后中国的电影行业敦促政府采取保护性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政府方面也被迫开始考虑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好莱坞的政策。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瓦解，国民政府的对外电影政策的面貌已经无从猜测了 。 好莱坞在中国的历史性断裂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好莱坞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也结束了。尽管中国共产党没有立即在各大城市停映美国电影，但要求美国电影发行商自行审查，并禁止放映不利于新政权的电影。这意味着在中国放映的美国电影中不能有反苏、反共和夸耀美国军力的任何内容 。实际上，中共政权在1950年夏天以前并未放弃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希望，所以也不愿因为与好莱坞对抗而使中美外交复杂化。当时的新闻媒体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批评也比较温和，而且这些批评也往往并非来自政府的指示 。 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中共政府迅速调整了对美立场，包括开始施行制约好莱坞的政策。1950年7月，中央文化部发布《国外影片输入》、《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等五项有关电影的暂行办法，目的之一便是削弱好莱坞在中国的支配地位 。到1950年秋，批判美国文化、特别是美国电影的社论和文章几乎铺天盖地。这些文章或强调美国电影工业为华尔街的资本家所操控，或抨击好莱坞不惜牺牲艺术来迎合低级趣味，揭露好莱坞如何与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对中国实行经济盘剥。 从批判的内容来说，这时对好莱坞的批判与1949年以前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但批判方式却大不相同。国民党时期对好莱坞的批判仅限于知识分子精英圈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批判则成为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政府有效地将观影活动政治化，从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社会氛围，将观看美国电影视为消极颓废、不思进取和缺乏爱国心的表现。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党后来执行文化政策的一种方式。 1950年前后，报刊杂志刊载了大量好莱坞影迷的忏悔录，纷纷指证美国电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损失。这些“忏悔”用个人经验来证明美国电影如何导致了精神蜕化。一篇名为《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好人》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叫吴正明的高中生沦为罪犯的故事。这篇文章说，吴迷恋美国电影，为模仿银幕上的英雄，他打扮得像一个牛仔，并效仿电影里的方式跟女孩调情，走向堕落 。在另一篇文章里，一个女影迷承认，每次看完美国电影，她都感到沮丧，因为银幕上的一切对她来说都不可企及，令她强烈感觉到生活的欠缺 。还有一个家庭妇女指责美国电影破坏了她的家庭。据她说，她以前的生活快乐和充实，但看了过多的美国电影后，感到银幕上的男人形象令自己的丈夫相形见绌，于是沉迷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服装、室内装饰和家具上奢侈消费，大大超出了她的经济能力。最后，她的丈夫由于不能忍受她不断的挑剔和唠叨而跟她离婚了 。 正是在在全国声讨好莱坞的浪潮下，许多电影院职工及其工会要求停映美国电影。迫于这种压力，在上海拥有米高梅公司电影独家发行权的首轮影院——大华影院，于1950年10月17日静悄悄地决定停映美国电影。巴黎影院几周后也采取了相同的但更大张旗鼓的行动。11月10日，他们的职工挂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拒映美片。”职工们要求院方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且鼓动其他影院的同行采取类似行动。在他们带动下，确有几家电影院参与了这一联合抵制活动，但这些电影院大多是二轮影院，主要放映国产影片，所以他们的行动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但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由于越来越多的电影院或迫于政治压力，或基于爱国热情而加入联合抵制，代表40多家电影院的上海电影院同业公会在11月11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属下所有的电影院停映美国电影。于是，好莱坞在中国几十年的历史终于告一段落 。 美国电影虽然停映了，但舆论声讨还在持续。新闻报纸和社论专栏中的批判文章和个人见证比比皆是。到1951年，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批判文章汇集，对好莱坞予以更为系统和详尽的批判。有一本集子的编者明确地说： 美帝国主义的电影，这一支侵略的队伍，在中国大陆上我们已经把它基本上歼灭了。可是在这个战场上，它用的是最恶毒的细菌武器，所以在敌人败溃之后，我们还要好好检查一下，有没有细菌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要用显微镜照一照，都是什么样的细菌。 显然，禁映美国电影还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还要随着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还要彻底消除好莱坞“流毒”。 不过，尽管当时的主流舆论都只有一种“反美”声音，但一些美国电影的忠实影迷还是纷纷致信报社编辑，反对禁映好莱坞电影。有一封读者来信对禁映美片有理有据地提出了三点质疑：首先，如果排斥美国电影是基于它们造成的经济剥削，那么这一理由已经不再成立，因为1949年以后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发行已经控制在中国发行商或放映商的手心，并且产生的利润也留在国内了。其次，并非所有的美国电影都像被指控的那样低劣。一些电影，比如《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导演查尔斯•维多，Charles Vidor， 1945），就具有较高的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因此，将所有美国电影全部取缔并不合理。第三，美国电影工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是被资本家操纵，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但在好莱坞工作的大部分导演、编剧、演员和制片厂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正派的、爱好和平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所有美国电影，对这些人是不公平的 。虽然类似这样的意见往往被汹涌澎湃的讨伐洪流所淹没，但这封信只是冰山一角，众多好莱坞影迷对这场运动还是感到不满。具有历史意味的是，大约50年以后，正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在一次答记者问时也公开谈到，他40年代曾是好莱坞迷，当时看过的许多影片仍记忆犹新。他特别提到的一部电影便是《一曲难忘》。这也说明了好莱坞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也让人对1950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抵制好莱坞运动的历史根源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实际上，尽管在其后30年里，普通中国观众再也看不到美国电影了，但好莱坞并没有完全从中国销声匿迹。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初期，政府官员、学者以及电影摄制人员还是能够经常看到美国电影 。50年代开始电影生涯的女演员向梅曾在回忆中提到，她最喜欢的美国电影之一是《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导演廉姆•华尔，William Wyler， 1953），并看过不下三遍 。这部电影完成于1953年，那时，好莱坞影片已经不能在中国公开放映了，但显然，像向梅这样的电影圈内人士还是能看到美国电影，而且还能够重复观看。这表明美国电影仍然在小范围内放映。此外，有关好莱坞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章仍不时出现在公开刊物上。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电影并没有完全从大众的记忆中消失。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特别是80年代后期，好莱坞开始逐渐在中国东山再起。《星球大战》、《超人》等科幻电影进入中国。特别是1994年开始，中国允许引进国外所谓“大片”分帐发行，尽管受到配额限制，但是，好莱坞的主流商业影片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上映。若干好莱坞制片厂都恢复了在中国的办事处，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来自好莱坞的压力，中国政府将进口影片的配额逐年增加，从10部增加到50部，这些进口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50%以上的市场份额。此外，美国电影的DVD光碟、特别是盗版光碟在中国也非常流行，加上电视台播放的好莱坞影片，这些都使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形成了新的经济和文化现象。而如何面对好莱坞的进入，对于正在复苏的中国电影、正在改革的中国文化产业经济、正在重建的中国文化和正在转型的的中国政治，都是一种考验。而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经验则为我们回应这种考验提供了历史的参照。 （尹鸿 萧志伟 来源：《世纪中国》 ） |
Amphitrite, femme de Poséidon dans la mythologie grecque, est également le nom du premier vaisseau français à accoster sur les côtes chinoises. Après les Portugais, les Hollandais et les Anglais, la France entreprend, grâce à ce navire, le commerce direct avec La Chine. Au tournant du XVIIIe siècle, le vaisseau réalise ainsi deux expéditions.
Genèse du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L’histoire de ce vaisseau débute bien avant son départ pour Canton le 6 mars 1698 car le projet de cette expédition naît à Pékin et non en France. Lors de l’ambassade française au Siam en 1685, le vaisseau l’Oiseau embarque à son bord six jésuites qui doivent rallier la capitale impériale. Parmi eux figurent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et le père 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 Après quelques années, l’empereur chinois Kangxi (1654-1722), avide de savoirs occidentaux, mandate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afin de ramener en Chine de nouveaux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Désigné « envoyé spécial de l’Empereur »,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rentre en France en mars 1697.
Histoire de l’armement
En avril 1687, le père est reçu par Louis XIV qui n’est pas très enthousiaste dans un premier temps par ce voyage mais il se laisse convaincre car l’expédition représenterait une aide conséquente à la conversion de l’empire chinois. Néanmoins, le père jésuite ne parvient pas à obtenir le titre de vaisseau du roi. Après avoir contacté la Compagnie des Indes françaises qui se montre réticente à cette entreprise qu’elle juge audacieuse et risquée, le père Bouvet se tourne vers Jourdan de Groussey, responsable des ventes de la manufacture des glaces. Via le comte de Pontchartrin,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de 500 tonneaux est acheté puis rapidement chargé de quantité de glaces, de marqueterie française, de portraits de la cour, de pendules, de montres et de liqueurs. Le récit de voyage de Froger, matelot sur le vaisseau, est très instructif sur la cargaison et sur leur finalité. Il fournit également de nombreux détails sur la route empruntée et la direction des vents. Celui du peintre italien Gio Ghirardini est plus pittoresque que le récit de Froger de la Rigaudière car il relate s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En raison du manque de sources manuscrites sur le premier envoi, lacune qui est remarquée par Paul Pelliot, les récits de voyage constituent les premiers documents mobilisables pour connaître les détails de l’expédition.
De son départ de la Rochelle le 6 mars 1698 jusqu’à Canton le 2 novembre 1698, le voyage se déroule sans embûche même si l’équipage manque le détroit de la Sonde. Une fois arrivé à Canton, le statut du navire pose problème. Si Louis XIV n’a pas autorisé le titre de vaisseau du roi à l’Amphitrite, afin de ne pas froisser les Portugais,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affirme pourtant bien le contraire au capitaine de La Roque. Néanmoins, l’ambivalence de statut du navire, vaisseau marchand ou vaisseau de tribut, entraîne nombre de complications au sujet de la cargaison et des taxes à acquitter. Le vaisseau est finalement exempté de toutes les taxes marchandes et les biens destinés à la cour sont bien acheminés jusqu’à Pékin. Déchargement puis chargement ont entraîné de nombreux retard et l’Amphitrite ne repart de Canton que quatorze mois plus tard, le 26 janvier 1700.
Retour et second voyage
Le retour du vaisseau à Lorient le 3 août 1700 et la vente des produits chinois à Nantes est à la hauteur des ambitions placées dans l’expédition. La soie est autorisée à être écoulée en France tandis que les porcelaines des 181 caisses de la cargaison de retour se vendent très bien et font sensation en France. A partir de ce premier voyage, l’Amphitrite est armé une deuxième fois le 7 mars 1701 pour la même destination. Si le premier voyage ne fut qu’une tentative en vue d’établir des connaissances plus précises sur les biens commercialisables en Chine, les informations rapportées ont été très instructives pour le second envoi et rendent les deux expéditions indissociables l’une de l’autre. Elles ont également de grandes similitudes telles que l’établissement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cette région, la mise en place de deux ambassades officieuses, et le rôle des jésuites comme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Sur ce point, le père Jean de Fontaney est au second voyage de l’Amphitrite ce que le père Bouvet fut pour le premier. Il rentre en France au terme du premier voyage du vaisseau et contribue à la mise en place de la seconde expédition. Savary des Bruslons, dans Le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commerce, détaille par ailleurs la cargaison aller pour ce deuxième voyage. Cependant, le second voyage connaît de plus grandes difficultés (exemption refusée, démâtage, perte de l’ancre et de nombreux morts). Il laisse plus de 100 000 livres de pertes et représente ainsi une grande déception sur le plan commercial.
Considéré par Paul Pelliot comme le point de départ d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l’Amphitrite ouvre la voie a plusieurs dizaines de vaisseaux français tout le long du XVIIIe siècle.
Légende de l'image : Le voyage en Chine : esquisse de décor de l'acte III : le bateau à vapeur " la pintade". P. Chaperon
Il Milione è il resoconto dei viaggi in Asia di Marco Polo, intrapresi assieme al padre Niccolò Polo e allo zio paterno Matteo Polo, mercanti e viaggiatori veneziani, tra il 1271 e il 1295, e le sue esperienze alla corte di Kublai Khan, il più grande sovrano orientale dell'epoca, del quale Marco fu al servizio per quasi 17 anni.
Il libro fu scritto da Rustichello da Pisa, un autore di romanzi cavallereschi, che trascrisse sotto dettatura le memorie rievocate da Marco Polo, mentre i due si trovavano nelle carceri di San Giorgio a Genova.
Rustichello adoperò la lingua franco-veneta, una lingua culturale diffusa nel Nord Italia tra la fascia subalpina e il basso Po. Un'altra versione fu scritta in lingua d'oïl, la lingua franca dei crociati e dei mercanti occidentali in Oriente, forse nel 1298 ma sicuramente dopo il 1296. Secondo alcuni ricercatori, il testo sarebbe poi stato rivisto dallo stesso Marco Polo una volta rientrato a Venezia, con la collaborazione di alcuni frati dell'Ordine dei Domenicani.
Considerato un capolavoro della letteratura di viaggio, Il Milione è anche un'enciclopedia geografica, che riunisce in volume le conoscenze essenziali disponibili alla fine del XIII secolo sull'Asia, e un trattato storico-geografico.[5] È stato scritto che «Marco si rivolge a tutti quelli che vogliono sapere: sapere quello che c'è al di là delle frontiere della vecchia Europa. Non mette il suo libro sotto il segno dell'utile, ma sotto il segno della conoscenza».
Rispetto ad altre relazioni di viaggio scritte nel corso del XIII secolo, come la Historia Mongalorum di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e l'Itinerarium di Guglielmo di Rubruck, Il Milione fu eccezionale perché le sue descrizioni si spingevano ben oltre il Karakorum e arrivarono fino al Catai. Marco Polo testimoniò l'esistenza di una civiltà mongola stanziale e molto sofisticata, assolutamente paragonabile alle civiltà europee: i mongoli, insomma, non erano solo i nomadi "selvaggi" che vivevano a cavallo e si spostavano in tenda, di cui avevano parlato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e Guglielmo di Rubruck, ma abitavano città murate, sapevano leggere, e avevano usi e costumi molto sofisticati. Così come Guglielmo di Rubruck, invece, Marco smentisce alcune leggende sull'Asia di cui gli Europei all'epoca erano assolutamente certi.
Il Milione è stato definito come "la descrizione geografica, storica, etnologica, politica, scientifica (zoologia, botanica, mineralogia) dell'Asia medievale".Le sue descrizioni contribuirono alla compilazione del Mappamondo di Fra Mauro e ispirarono i viaggi di Cristoforo Colom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