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