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频道 - Kulturaustausch Ost-West|东西方文化交流|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Échange culturel Est-Ouest
自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旅游书《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以后，西方与中国的往来就日渐频繁： 从15世纪末起，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大受欢迎，紧接着是青铜器、漆器、象牙雕刻、绘画及家具，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也成了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数以千计的冒险家、士兵、传教士、海员及学者，当然人数最多的是商人，来到中国。之后将无数艺术珍品带回欧洲，瞬间席卷交易市场，而各家旧大陆博物馆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了藏品，可惜它们并未对藏品质量进行筛选。这些被带回的艺术品大多被卖给了一些精致讲究的享乐主义者，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研究者。 由于仍缺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商人购买时并不在意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极具异域风情才是他们的评判标准。
19世纪，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之后，在一次聚会与深谙艺术的同好们交流中，迸发灵感： 他计划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研究资料，整理归类现有的珍贵图片，在客观描述规模宏大的文献资料以外，对原作给出一些自己的评论，来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艺术史。
奥斯卡·明斯特伯格（Oskar Münsterberg）出生于但泽（现属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莫里茨·明斯特伯格是一位商人，母亲安娜·伯恩哈迪是画家。父母的职业对他后来的发展道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斯特伯格分别于慕尼黑和弗赖堡修习国民经济学和艺术史，从弗莱堡大学毕业后，他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于1906年成为《德国民族报》总编。
三年后他转战莱比锡，就职成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1912年，他重返柏林，主持哈格尔伯格出版社的主要工作。 在此期间，明斯特伯格曾多次因公来到东亚，对当地的人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书籍。
第一部巨著《日本艺术史》（第一卷）于1904年问世，至1907年为止共出版三卷。 1895年发表论文《中国的改革——东亚历史政治与国民经济研究》，为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0—1912年间，他的第二部煌煌巨著《中国艺术史》出版了。
《中国艺术史》是19世纪德国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的力作，系统阐释了中国辉煌博大的艺术史。 原著涵盖了从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青铜器、陶瓷、手工艺品等内容，共收录1034幅彩色图版及黑白插图和照片，每幅图片均详述器物名称、尺寸、收藏者信息等。
原著为德文版，分为两卷，分别于1910年、1912 年首次出版。两卷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卷收录321幅黑白图版和15幅彩色图版，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诠释了中国艺术风格演化的逻辑和特质；作者又以佛教传入中国为分界线，通过中外古代石刻、青铜器、陶器、绘画、雕塑等作品，呈现了中西方三千年来在艺术上的对话交流。
第二卷分为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两大部分，收录675幅黑白图版和23幅彩色图版，涵盖了中国古代建筑、青铜器、陶瓷、宝石制品、印刷品、织物、漆器与木器、琉璃、珐琅、犀角、玳瑁、琥珀、象牙等器物近1200件，通过艺术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审美趣味，厘清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
因原著两卷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且论述角度不同，本次出版在保留原书完整内容的基础上，对编辑体例进行了调整，将原著两卷分别以《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和《中国艺术3000年》为名，单独成册出版。
在19世纪初，这部作品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艺术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历史，这在当时的学界应是史无前例的。 将其翻译、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Il Milione è il resoconto dei viaggi in Asia di Marco Polo, intrapresi assieme al padre Niccolò Polo e allo zio paterno Matteo Polo, mercanti e viaggiatori veneziani, tra il 1271 e il 1295, e le sue esperienze alla corte di Kublai Khan, il più grande sovrano orientale dell'epoca, del quale Marco fu al servizio per quasi 17 anni.
Il libro fu scritto da Rustichello da Pisa, un autore di romanzi cavallereschi, che trascrisse sotto dettatura le memorie rievocate da Marco Polo, mentre i due si trovavano nelle carceri di San Giorgio a Genova.
Rustichello adoperò la lingua franco-veneta, una lingua culturale diffusa nel Nord Italia tra la fascia subalpina e il basso Po. Un'altra versione fu scritta in lingua d'oïl, la lingua franca dei crociati e dei mercanti occidentali in Oriente, forse nel 1298 ma sicuramente dopo il 1296. Secondo alcuni ricercatori, il testo sarebbe poi stato rivisto dallo stesso Marco Polo una volta rientrato a Venezia, con la collaborazione di alcuni frati dell'Ordine dei Domenicani.
Considerato un capolavoro della letteratura di viaggio, Il Milione è anche un'enciclopedia geografica, che riunisce in volume le conoscenze essenziali disponibili alla fine del XIII secolo sull'Asia, e un trattato storico-geografico.[5] È stato scritto che «Marco si rivolge a tutti quelli che vogliono sapere: sapere quello che c'è al di là delle frontiere della vecchia Europa. Non mette il suo libro sotto il segno dell'utile, ma sotto il segno della conoscenza».
Rispetto ad altre relazioni di viaggio scritte nel corso del XIII secolo, come la Historia Mongalorum di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e l'Itinerarium di Guglielmo di Rubruck, Il Milione fu eccezionale perché le sue descrizioni si spingevano ben oltre il Karakorum e arrivarono fino al Catai. Marco Polo testimoniò l'esistenza di una civiltà mongola stanziale e molto sofisticata, assolutamente paragonabile alle civiltà europee: i mongoli, insomma, non erano solo i nomadi "selvaggi" che vivevano a cavallo e si spostavano in tenda, di cui avevano parlato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e Guglielmo di Rubruck, ma abitavano città murate, sapevano leggere, e avevano usi e costumi molto sofisticati. Così come Guglielmo di Rubruck, invece, Marco smentisce alcune leggende sull'Asia di cui gli Europei all'epoca erano assolutamente certi.
Il Milione è stato definito come "la descrizione geografica, storica, etnologica, politica, scientifica (zoologia, botanica, mineralogia) dell'Asia medievale".Le sue descrizioni contribuirono alla compilazione del Mappamondo di Fra Mauro e ispirarono i viaggi di Cristoforo Colombo.
内容简介:
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撰写的《东普鲁士与中国——追溯一段不解之缘》一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紧密结合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书中涉及大量具体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联系，既包括与中国相关的人物，如中国研究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海贝勒教授的追根溯源早已不囿于某个家族，而是立足中德双向视角，成功展现了一段延续至今，层次丰富的地区交往史。本书不涉及政治倾向性内容。
作者序:
如果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就东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撰文，绝不纯粹出于历史研究的学术兴趣，母亲家族与东普鲁士的渊源是我人生和身份的一部分，尽管我并不是在那里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缕光亮。母亲对东普鲁士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强化了我对自己这一层身份的认同，下文对此还将详述。
家族记忆是记忆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家族里它以这样的形式世代传承，影响着族人们的世界观和个人行为。（因萨尔茨堡新教流亡者身份而）遭人排挤的体验，祖父为了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冲出东普鲁士村庄那一方局促天地的决然之举，还有东普鲁士人对东部（与其接壤各国）依然保有的真挚坦率等等，都是这份家族记忆和认知储备的一部分，只是这样的东普鲁士仅留存在某些人的记忆里，他们要么曾经与此有所关联或者尚有关联，要么在那里出生，又或是探究到其家族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
撰写此书是为了追忆这个曾经的德国东部省份以及当地人民为中德关系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这也是对德国乃至欧洲“集体记忆”的一次记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文化、艺术、科学、哲学、政治及经济各领域演进过程的回忆，都是记忆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记忆文化则有利于群体与身份意识的创建。
全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
全书共分九章，导言之后的第二至第四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是作为家族记忆文化一部分的家族东普鲁士背景（埃本罗德与施洛斯伯格）和家族在东普鲁士的生活史；其次是我对2017年前往埃本罗德和施洛斯伯格（东普鲁士）的寻根之旅的一些思考；然后将讲述我的中国之路、我的职业和在中国最初接触到的那些与东普鲁士或普鲁士有关的人与事。第五章探讨的是东普鲁士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究竟是什么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里将谈到普鲁士的亚洲政策、腓特烈大帝的中国情结、德国留在中国的“遗产”（亦或说德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及殖民青岛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合适？）以及东普鲁士王宫之内所谓“中国热”的意义。这一章还将特别关注纳粹主义带来的灾难，它迫使大量原本生活在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逃往上海，也导致中国传奇元帅朱德之女朱敏被拘禁于东普鲁士的一所集中营，这两个事件都是我前文所界定的“伦理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主要讲述东普鲁士作为德国汉学发源地的问题和东普鲁士在华传教士的活动。
对思想“先贤”康德和赫尔德及其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和中国形象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也将专章论述（第七章）。最后在第八章将谈及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东普鲁士名人，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商人，他们当中有历史人物，但也不乏出生在东普鲁士，却并没有在那里成长的当代名人。本章提到的历史名人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数学家、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和阿诺德·索末菲，女版画家、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女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女革命家王安娜，还有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共产国际代表亚瑟·埃韦特和亚瑟·伊尔纳（别名理查德·施塔尔曼）及其在中国的活动，以色列女政治家、作家利亚·拉宾，外交家阿瑟·齐默尔曼也在此列；当代名人则包括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雕塑家、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电子音乐的先锋人物、“橘梦乐团”创始人埃德加·福乐斯以及美国传奇蓝调摇滚乐队“荒原狼”主唱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约翰·凯）等。出现在本书中的还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托马斯·曼的东普鲁士岁月，著名的尼达艺术家之村，以及多位在中国曾经或依然被关注研究（接受）的东普鲁士名人，他们当中有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贾，也有二战中既在东普鲁士又在中国抗日战场参战的苏联元帅。部分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与其1945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相似，这一切分别存留在德国和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里，或许正是这些使许多中国人在面对东普鲁士平民的悲剧时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本书并不着力探究普鲁士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此学者们已有著述，这里更多关注的是与那个曾经属于德国，如今分属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省份，以及与此相关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缘分，既包括与中国有联系的人物、中国问题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本书无意全面探究所有这些联系，对笔者而言关键是对这些记忆形象的收录整理，不拘泥于细节，本来写作初衷就是以勾勒轮廓框架为先，勘明趋势与特征，并非还原事件经过。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这些传记性内容见于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则是在此框架下对“故乡”概念的简短反思——探讨究竟何为“故乡”。总之，撰写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尝试记录东普鲁士乃至德国的一段历史，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去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东普鲁士在其历史上既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一个移民地区。条顿骑士团（亦称德意志骑士团）东征前，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生活着古普鲁士人。在骑士团间或野蛮的殖民过程中，来自德意志帝国的拓荒者不断涌入，此外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法国人和受洗的立陶宛人，他们与当地原住民聚居融合，14世纪又有不少马祖里人、立陶宛人和鲁提尼人迁居于此。随着15世纪条顿骑士团历经一系列损失惨重的战役走向没落，来自波兰、俄国和立陶宛的移民在此安家落户。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普鲁士公国建立，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信徒，他们不仅来自德意志帝国，还从波兰、立陶宛、荷兰、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苏格兰、俄国、奥匈帝国迁徙而来，甚至还有主要由俄国而来的犹太人。
17世纪塔塔尔族人的袭扰和1709年至1711年间泛滥的鼠疫造成东普鲁士全境人口锐减，于是普鲁士国王着力推动瑞士加尔文派信徒以及萨尔兹堡的新教流亡者来本国定居，这两大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熟练工匠。此举造成东普鲁士居民来源复杂多样，使建立德语教育机构和使用德语授课成为促进这些移民群体统一与融合的手段，这个目标遂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年引入普通义务教育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当地非德意志的原生民族，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都为东普鲁士增添了新的元素，对它产生了影响，进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印迹，为其发展和多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外，在东普鲁士的历史上，该地区始终与波兰、俄国和波罗的海诸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和深入的交流。对此阿明·缪勒-斯塔尔是这样说的：交织在一起的关系网“层层叠叠，密密实实”，在造就多元文化精英方面功不可没。
汤若望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１６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
“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汤若望的贡献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而比之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先驱，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门内南堂，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迭宕起伏的一生
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朝廷，称：
“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轶，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正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颇为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在保护南堂及内存所有历书、仪器和传教所用经典免遭战火洗劫后，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著称。1605年，利马窦曾于该处建起京城内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来，在汤若望主持下，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过，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着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汤若望当年工作的厅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北京古观象台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这名清代开国皇帝虽笃信佛教，但却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在华西方传教士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所在地、今北京西郊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华女士介绍说：
“顺治年幼，对大胡子外国老头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饭的。汤若望对宫里一些人，包括顺治的母亲，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资料说，汤若望在宫中也发展了一批教徒，但影响不大，因为中国自己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满人是信萨满教的。虽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这些传教士的学识。顺治还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之意，并赐给他很多特权，比如可以随时进入后宫等。”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林华女士说：
“因为康熙是一个几岁的小娃娃，掌握实权的则是敖拜等反对洋教和西方学说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上台以后，汤若望就马上被打入底层，遭到栽赃陷害，并锒铛入狱。他当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风，不会说话。在拷打审问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时的南怀仁替他辩护，但还是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北京发生大地震，于是皇太后出面为汤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狱。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派大员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汉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继汤若望之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有纪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们在钦天监供职，从事天文、历法的观测和推算工作。而死后，同样埋葬在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朗士宁等前辈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Quelle:德国之声 DW.com)
The Macartney Embassy (Chinese: 馬加爾尼使團), also called the Macartney Mission, was the first British diplomatic mission to China, which took place in 1793. It is named for its leader, George Macartney, Great Britain's first envoy to China. The goals of the mission included the opening of new ports for British trade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manent embassy in Beijing, the cession of a small island for British use along China's coast, and the relaxation of trade restrictions on British merchants in Guangzhou (Canton). Macartney's delegation met with the Qianlong Emperor, who rejected all of the British requests. Although the mission failed to achieve its official objectives, it was later noted for the extensiv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its participants recorded in China and brought back to Europe.
Foreign maritime trade in China was regulated through the Canton System, which emerged gradually through a series of imperial edic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is system channeled formal trade through the Cohong, a guild of thirteen trading companies (known in Cantonese as "hong") selected b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In 1725, the Yongzheng Emperor gave the Cohong legal responsibility over commerce in Guangzhou. By the 18th century, Guangzhou, known as Canton to British merchants at the time, had become the most active port in the China trade, thanks partly to its convenient access 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1757, the Qianlong Emperor confined all foreign maritime trade to Guangzhou. Qianlong, who ruled the Qing dynasty at its zenith, was war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that might result from unrestricted foreign access.[1] Chinese subjects were not permitted to teach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foreigners, and European traders were forbidden to bring women into China.[2]: 50–53
By the late 18th century, British traders felt confined by the Canton System and, in an attempt to gain greater trade rights, they lobbied for an embassy to go before the emperor and request changes to 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The need for an embassy was partly due to the growing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driven largely by the British demand for tea, as well as other Chinese products like porcelain and silk.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hose trade monopoly in the East encompassed the tea trade, was oblig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o pay for Chinese tea with silver. To address the trade deficit, efforts were made to find British products that could be sold to the Chinese.
At the time of Macartney's mission to China,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as beginning to grow opium in India to sell in China. The company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starting in the 1780s to finance the tea trade with opium.[3] Macartney, who had served in India as Governor of Madras (present-day Chennai), was ambivalent about selling the drug to the Chinese, preferring to substitute "rice or any better production in its place".[2]: 8–9 An official embassy woul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new British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ich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ad been criticised for failing to do.[4]
In 1787, Prime Minister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and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 Henry Dundas dispatched Colonel Charles Cathcart to serve as Britain's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Cathcart became ill during the voyage, however, and died just before his ship, HMS Vestal, reached China.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Cathcart Embassy, Macartney proposed that another attempt be made under his friend Sir George Staunton. Dundas, who had become Home Secretary, suggested in 1791 that Macartney himself take up the mission instead. Macartney accept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would be made an earl, and given the authority to choose his companions.
Macartney chose George Staunton as his right-hand man, whom he entrusted to continue the mission should Macartney himself prove unable to do so. Staunton brought along his son, Thomas, who served the mission as a page. John Barrow (later Sir John Barrow, 1st Baronet) served as the embassy's comptroller. Joining the mission were two doctors (Hugh Gillan[5][6] and William Scott), two secretaries, three attachés, and a military escort. Artists William Alexander and Thomas Hickey would produce drawings and paintings of the mission's events. A group of scientists also accompanied the embassy, led by James Dinwiddie.[2]: 6–8
It was difficult for Macartney to find anyone in Britain who could speak Chinese because it was illegal for Chinese people to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who taught foreigners their language risked death, as was the case with the teacher of James Flint, a merchant who broke protocol by complaining directly to Qianlong about corrupt officials in Canton.[7] Macartney did not want to rely on native interpreters, as was the custom in Canton.[8] The mission brought along four Chinese Catholic priests as interpreters. Two were from the Collegium Sinicum in Naples, where George Staunton had recruited them: Paolo Cho (周保羅) and Jacobus Li (李雅各; 李自標; Li Zibiao).[9]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Latin, but not English. The other two were priests at the Roman Catholic College of the Propaganda, which trained Chinese boys brought home by missionaries in Christianity. The two wanted to return home to China, to whom Staunton offered free passage to Macau.[2]: 5 [10] The 100-member delegation also included scholars and valets.[11]
Among those who had called for a mission to China was Sir Joseph Banks, 1st Barone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Banks had been the botanist on board HMS Endeavour for the first voyage of Captain James Cook, as well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1787 expedition of HMS Bounty to Tahiti. Banks, who had been growing tea plants privately since 1780, had ambitions to gather valuable pl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 studied at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at Kew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Calcutta Botanical Garden in Bengal. Above all, he wanted to grow tea in Bengal or Assam, and address the "immense debt of silver" caused by the tea trade. At this time, botanists were not yet aware that a variety of the tea plant (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 was already growing natively in Assam, a fact that Robert Bruce was to discover in 1823. Banks advised the embassy to gather as many plants as possible in their travels, especially tea plants. He also insisted that gardeners and artists be present on the expedition to make observ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of local flora. Accordingly, David Stronach and John Haxton served as the embassy's botanical gardeners.[12]
一个人喝葡萄酒，往往始于法国，却止于意大利。对于这句话，很多对意大利葡萄酒缺乏了解的爱好者或消费者表示不理解。
大多数的时候，对事物的误解和偏见，往往是因为对这件事物缺乏了解。而意大利葡萄酒虽然很强大，却因为体系复杂，又得不到教育和利益系统的支持，成为了中国葡萄酒市场中不被大多数爱好者和消费者了解的神一般的存在。
这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大家最开始喝的都是法国酒，意大利一般都是后来才接触；第二层是葡萄酒喝的多了，时间久了，对葡萄酒的了解越来越多，如果接触到意大利酒，很可能成为意大利葡萄酒的忠实爱好者。
由于做意大利葡萄酒媒体的缘故，在我的身边，有越来越多意大利葡萄酒的忠实粉丝，只有见到这些人，深入的了解他们，你才能理解这句话语的意思。
我所见到的意大利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是有共性的，热爱生活，爱学习，有热情，逻辑思考能力强。他们的葡萄酒知识和经验普遍都比较深厚，对全球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和知名酒庄，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因为他们对葡萄酒的了解大多是从法国开始的，新世界的酒也喝了很多，所以他们能够客观的认识全球葡萄酒体系，对意大利葡萄酒的优势和特点，有着清晰的认识。
前些天曾有朋友在酒窝微信群里组织法国酒与意大利葡萄酒的辩论，结果居然找不到法国酒的辩方代表，最后变成了意大利葡萄酒爱好者的分享课。当然，组织者还在进行后续的组织和招募，期望能够促成一场精彩的法国酒与意大利酒之间的辩论赛。
我很期望这场辩论赛能够组织起来，如果专业的法国酒爱好者和意大利酒爱好者能有一场精彩的辩论，对于所有的葡萄酒爱好者和消费者而言，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能有效的传播和普及相关的葡萄酒知识。
然而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组织这场辩论赛最大的问题是，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很多位非常熟悉和了解法国的意大利葡萄酒忠实爱好者，但是却很难找到了解意大利的法国葡萄酒的忠实爱好者，这就出现了辩论赛选手知识不对等的问题。
意大利酒爱好者的辩方代表会有一种无奈，我完全了解你，你却对我知之甚少，咱俩怎么辩～～？？这就像一场战争，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报了如指掌，没有情报的一方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
有没有特别深入了解意大利，又不喜欢意大利而专爱法国酒的专业人士呢？目前还没有人站出来要参与辩论，如果有，这场精彩的辩论赛很快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在法国酒和意大利酒之间，其实本不必去制造这种冲突，在多姿多彩的葡萄酒世界里，每个国家、产区和葡萄品种，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存在着。只要是好喝的葡萄酒，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旧世界和新世界，都有着各自的精彩。
因为只有了解更多，才能更客观的看待问题。我尽可能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开始那句话的两层意思。
为什么大家最开始喝的都是法国酒，后来才是意大利？
我给大家解释意大利葡萄酒的时候，通常会给大家一个我自己创造的概念。我通常会说：“在我的葡萄酒世界里，我把葡萄酒生产国分为：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为什么这么分？因为除了意大利之外，全球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其实都是主要使用法国葡萄酿造葡萄酒，所以这些在全球普及的法国葡萄（赤霞珠、品丽珠、美乐、黑皮诺、长相思、霞多丽、雷司令等），通常被意大利人称为国际品种。虽然葡萄酒是伴随着罗马皇帝的征服在欧洲开枝散叶的，但是法国在近现代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中，的确是居功至伟。
所以在大多数时候，酒商和消费者其实只要了解不到10个葡萄品种，就可以很容易的深入到除了意大利之外的主要产酒国（法国、智利、澳大利亚、美国、南非、西班牙，乃至中国）。但是如果你要了解意大利，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10种葡萄，虽然在意大利也有种植，但是更精彩的是，这里还有400多种你完全不了解的意大利本土品种。
不要说酒商，就是很多专业人士，因为在学习和工作中接触的，主要是以法国葡萄和普通酿造工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毕竟全球除了意大利之外，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都是遵循法国葡萄酒的酿酒哲学和逻辑在发展的。即使掌握了非常丰富的法国葡萄酒知识，获得了非常专业葡萄酒教育（比如WSET三级以上）认证的专业人士，却往往对意大利葡萄酒知之甚少。
所以我认为，意大利葡萄酒具有最大的多样性和复杂度，却没有能在中国普及的知识教育来支持，这可能是意大利葡萄酒进入市场较晚的主要原因。
当然，法国葡萄酒企业进入中国比较早，这中间有法国人的商业头脑因素，毕竟很多法国名庄的老板，大多是法国知名大集团和大富豪，他们对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启蒙和教育，做出了很多贡献。
有意思的是，从品牌传播的角度而言，法国葡萄酒得以在中国建立较高的知名度，更要感谢的是张裕、长城在多年以前不遗余力的，数以亿计人民币投入的广告和宣传，主题是描述山东和河北产区与波尔多同纬度，所以也能生产高品质的葡萄酒，在中国人心目中将波尔多塑造成葡萄酒的唯一圣殿，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起到助推作用的，当然还有二三十年前，香港电影中黑社会老大、赌神，或者富豪对拉菲葡萄酒的推崇。要知道，那个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比较贫瘠的时代，很多香港电影的观看率，都是10亿以上的。如此看来，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偶然，但是影响成功的因素，往往和这件事物有着微妙的联系。
如今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5.5%，排在法国、澳大利亚、智利、西班牙之后。所以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意大利酒是不是不行呀？
真正的事实是，意大利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在美国、德国、英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意大利葡萄酒的市场份额都是第一。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葡萄酒市场，却是意大利排名第13的出口目的国，中国市场意大利葡萄酒的进口额，不到意大利葡萄酒出口总额的1/50。所以这真的不是意大利葡萄酒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中国市场为什么和成熟市场不同的问题！
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大的VCE葡萄酒进口量，每年的进口瓶数数以亿计。法国一些灌瓶厂把来自全欧洲的散装原酒，用工业化的方法加工成Made in France的欧洲餐酒，倾销的到中国。奇怪的是，我只见到法国南部的酒农很愤怒，但是却很少见到中国酒商因此感到惭愧和气愤，甚至质疑这种产品的品质都成了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甚至被攻击的事情。
更可悲的是，由于需求太大，来自法国的VCE居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趋势，价格开始上涨，于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产品也开始涌现。
二十年来，大家都觉得葡萄酒市场的春天要来，但是一直没来。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VCE们真的是可以让消费者有好的体验？感受到愉悦？产生消费粘性和重复购买吗？那些酒商自己都不敢经常喝的酒，消费者能侥幸多活几年都是奇迹，真的会喝出忠诚度，能培育出一个健康的葡萄酒市场来吗？
其实这真的不能只怪法国酒，也不能怪法国人。说到这里，我要说的是，法国有很多品质优良的葡萄酒，智利、澳大利亚、美国、南非，还有中国，都有很多质量很好，价格合理的葡萄酒。我们中国消费者，真的应该多享受那些物美价优的葡萄酒。
言归正传。
为什么葡萄酒喝的多了，时间久了，对葡萄酒的了解越来越多，如果接触到意大利酒，很可能成为意大利葡萄酒的忠实爱好者？
对于大多数葡萄酒爱好者而言，葡萄酒的丰富、多变和不可掌控，是吸引很多人去不断探索的主要原因。熟悉了法国葡萄酒，喝了名庄，喝遍了新世界，意大利将是一座不可绕过的山脉。
对于大多数葡萄酒爱好者而言，意大利葡萄酒是未知、神秘和不容易亲近的。了解意大利，要放空自己，用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和了解。这个开始的过程，最好有一位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朋友做引导，不然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不了解和误会，错过那扇刚刚打开的意大利葡萄酒之门。
我经常对刚刚开始接触意大利葡萄酒的朋友说，了解意大利，不能按照理解法国酒的方式，因为意大利的葡萄种植和酿酒的哲学与逻辑，与以法国为代表的葡萄酒世界不同。
法国有代表性的三个产区，波尔多、香槟和勃艮第。尊重风土，但是采取了非常多的人工干预，不仅仅在葡萄种植的环境，尤其是酿造中，小橡木桶的使用、瓶中二次发酵中酵母的使用，都是通过人工去弥补葡萄风土的不足，或是赋予本不属于葡萄的一些更完美的元素。
我发自内心的注重法国对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也非常享受那些近乎完美的法国精品酒的品质，这种哲学和技术也因此在全球被广泛的使用，带给全球消费者美好的体验。
那意大利和法国的不同是什么呢？
是意大利葡萄酒的多样性，最少的人工干预以实现对风土的保护和尊重，以及追求个性和创新精神。
我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对比法国为代表的葡萄酒和意大利葡萄酒。
我说，法国葡萄酒所代表的风格，就像你去参加一个隆重的晚宴，你走进房间，所有的男士都是身着燕尾服的绅士和贵族，所有的女士都是盛装晚礼服的淑女和贵妇，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然而意大利，却是同样的一个晚宴，你走进去，发现里面容纳了各种个样的人，有政要、有商人，有艺术家、也有科学家，有明星、也有贵族，有赛车手、也有足球运动员，有工程师、也有it男，有玩美术的、也有玩音乐的。
即使是玩音乐的，有搞交响乐的、有唱歌剧的，有搞古典的，也有玩现代的。即使是摇滚乐，也有乡村、布鲁斯、迷幻和重金属。这就是意大利，风格各异，多姿多彩，即传承经典，也乐于创新；即尊重市场，也坚持个性。
说到这里，你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深爱意大利吗？
或许是因为尊重，或许是因为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或许是因为没有人要求你必须记住这个酒是否是名庄，是不是很贵。在意大利只要你愿意探索，总有一种或几种价格不贵的意大利酒，能让你刻骨铭心，痴心不改。
我有一个发现，很多人问我，意大利为什么没有排名，没有列级庄？
我说，意大利从政府到产区，没有人愿意去排名，或许是他们期望更多的公平，或许是不去制造利益集团。
在法国波尔多，为什么很少有酒庄能超越1855列级庄？
评级，是奖励优秀者。但是评级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列级庄可能会变成利益集团，变成产区的天花板。智利十八罗汉，谁想称为第十九罗汉？那要先经过18位利益获得者的同意，这就是江湖，放之四海皆准…
我采访过很多意大利葡萄酒产区，大多数人都认为排名只能代表过去，不能激励一家酒庄把酒酿的更好。他们认为，每个酒庄主和酿酒师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认为好的风格和个性，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不应该是怎么把葡萄酒做成一个样子，而是制造出更多不同的美好！
这就是我眼中的意大利葡萄酒，或许是因为喜爱，有些许的不够客观。但是，如果这篇文章能唤起你尝试和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兴趣，我想，我们的葡萄酒世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也将得到更多不同体验带来的快乐。(Quelle:https://m.winesinfo.com/ 略有删节)
Die von dem britischen Biochemike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initiierte und anfangs herausgegebene englischsprachige Buchreihe zur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in China setzte neue Maßstäbe in der Beschäftigung mit China im Wissenschaftsbereich. Als Standardwerk zur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 und Technikgeschichte veränderte es die Wahrnehmung Chinas durch die westliche Welt und lenkte die Aufmerksamkeit auf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und technologischen Leistungen Chinas. Joseph Needham hatte das von ihm initiierte Projekt von 1954 an bis zu seinem Tod 1995 koordiniert. Zu Lebzeiten erschienen 17 Bände, weitere sieben Bände wurden seither durch das von Needham begründet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herausgegeben. Das Erscheinen weiterer Bände ist in Vorbereitung. Die Gesamtanlage des Werkes ist etwas schwer zu überblicken. Die folgende Übersicht erhebt keinen Anspruch auf Aktualität oder Vollständigkeit.
| Band | Titel | Autor(en) | Jahr | Anm. |
|---|---|---|---|---|
| Vol. 1 |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 Wang Ling (research assistant) | 1954 | |
| Vol. 2 |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 Wang Ling (Forschungsassistent) | 1956 | OCLC 19249930 |
| Vol. 3 |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 | Wang Ling (Forschungsassistent) | 1959 | OCLC 177133494 |
| Vol. 4, Part 1 |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hysics |
Wang Ling (Forschungsassistent), with cooperation of Kenneth Robinson | 1962 | OCLC 60432528 |
| Vol. 4 Part 2 |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Wang Ling (collaborator) | 1965 | |
| Vol. 4, Part 3 |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s) | 1971 | |
| Vol. 5, Part 1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
Tsien Tsuen-Hsuin | 1985 | |
| Vol. 5, Part 2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 1974 | |
| Vol. 5, Part 3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Historical Survey, from Cinnabar Elixirs to Synthetic Insulin |
Ho Ping-Yu and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s) | 1976 | |
| Vol. 5, Part 4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and Theor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with contributions by Nathan Sivin | 1980 | |
| Vol. 5, Part 5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Physiological Alchem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 1983 | |
| Vol. 5, Part 6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 |
Robin D.S. Yates, Krzysztof Gawlikowski, Edward McEwen, Wang Ling (collaborators) | 1994 | |
| Vol. 5, Part 7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
Ho Ping-Yu, Lu Gwei-djen, Wang Ling (collaborators) | 1987 | |
| Vol. 5, Part 8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Shock Weapons and Cavalr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 2011[1] | |
| Vol. 5, Part 9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Textile Technology: Spinning and Reeling |
Dieter Kuhn | 1988 | |
| Vol. 5, Part 10 |
"Work in progress" | |||
| Vol. 5, Part 11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Ferrous Metallurgy |
Donald B. Wagner | 2008 | |
| Vol. 5, Part 12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Ceramic Technology |
Rose Kerr, Nigel Wood, contributions by Ts'ai Mei-fen and Zhang Fukang | 2004 | |
| Vol. 5, Part 13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Mining |
Peter Golas | 1999 | |
| Vol. 6, Part 1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Botany |
Lu Gwei-djen (collaborator), with contributions by Huang Hsing-Tsung | 1986 | |
| Vol. 6, Part 2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Agriculture |
Francesca Bray | 1984 | |
| Vol. 6, Part 3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 |
Christian A. Daniels and Nicholas K. Menzies | 1996 | |
| Vol. 6, Part 4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Traditional Botany: An Ethnobotanical Approach |
Georges Métailie | 2015 | |
| Vol. 6, Part 5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Fermentations and Food Science |
Huang Hsing-Tsung | 2000 | |
| Vol. 6, Part 6 |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Medicine |
Lu Gwei-djen, Nathan Sivin (editor) | 2000 | |
| Vol. 7, Part 1 |
Language and Logic | Christoph Harbsmeier | 1998 | |
| Vol. 7, Part 2 |
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editor), Ray Huang (collaborator), introduction by Mark Elvin | 2004 | OCLC 779676 |
Amphitrite, femme de Poséidon dans la mythologie grecque, est également le nom du premier vaisseau français à accoster sur les côtes chinoises. Après les Portugais, les Hollandais et les Anglais, la France entreprend, grâce à ce navire, le commerce direct avec La Chine. Au tournant du XVIIIe siècle, le vaisseau réalise ainsi deux expéditions.
Genèse du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L’histoire de ce vaisseau débute bien avant son départ pour Canton le 6 mars 1698 car le projet de cette expédition naît à Pékin et non en France. Lors de l’ambassade française au Siam en 1685, le vaisseau l’Oiseau embarque à son bord six jésuites qui doivent rallier la capitale impériale. Parmi eux figurent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et le père 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 Après quelques années, l’empereur chinois Kangxi (1654-1722), avide de savoirs occidentaux, mandate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afin de ramener en Chine de nouveaux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Désigné « envoyé spécial de l’Empereur »,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rentre en France en mars 1697.
Histoire de l’armement
En avril 1687, le père est reçu par Louis XIV qui n’est pas très enthousiaste dans un premier temps par ce voyage mais il se laisse convaincre car l’expédition représenterait une aide conséquente à la conversion de l’empire chinois. Néanmoins, le père jésuite ne parvient pas à obtenir le titre de vaisseau du roi. Après avoir contacté la Compagnie des Indes françaises qui se montre réticente à cette entreprise qu’elle juge audacieuse et risquée, le père Bouvet se tourne vers Jourdan de Groussey, responsable des ventes de la manufacture des glaces. Via le comte de Pontchartrin,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de 500 tonneaux est acheté puis rapidement chargé de quantité de glaces, de marqueterie française, de portraits de la cour, de pendules, de montres et de liqueurs. Le récit de voyage de Froger, matelot sur le vaisseau, est très instructif sur la cargaison et sur leur finalité. Il fournit également de nombreux détails sur la route empruntée et la direction des vents. Celui du peintre italien Gio Ghirardini est plus pittoresque que le récit de Froger de la Rigaudière car il relate s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En raison du manque de sources manuscrites sur le premier envoi, lacune qui est remarquée par Paul Pelliot, les récits de voyage constituent les premiers documents mobilisables pour connaître les détails de l’expédition.
De son départ de la Rochelle le 6 mars 1698 jusqu’à Canton le 2 novembre 1698, le voyage se déroule sans embûche même si l’équipage manque le détroit de la Sonde. Une fois arrivé à Canton, le statut du navire pose problème. Si Louis XIV n’a pas autorisé le titre de vaisseau du roi à l’Amphitrite, afin de ne pas froisser les Portugais,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affirme pourtant bien le contraire au capitaine de La Roque. Néanmoins, l’ambivalence de statut du navire, vaisseau marchand ou vaisseau de tribut, entraîne nombre de complications au sujet de la cargaison et des taxes à acquitter. Le vaisseau est finalement exempté de toutes les taxes marchandes et les biens destinés à la cour sont bien acheminés jusqu’à Pékin. Déchargement puis chargement ont entraîné de nombreux retard et l’Amphitrite ne repart de Canton que quatorze mois plus tard, le 26 janvier 1700.
Retour et second voyage
Le retour du vaisseau à Lorient le 3 août 1700 et la vente des produits chinois à Nantes est à la hauteur des ambitions placées dans l’expédition. La soie est autorisée à être écoulée en France tandis que les porcelaines des 181 caisses de la cargaison de retour se vendent très bien et font sensation en France. A partir de ce premier voyage, l’Amphitrite est armé une deuxième fois le 7 mars 1701 pour la même destination. Si le premier voyage ne fut qu’une tentative en vue d’établir des connaissances plus précises sur les biens commercialisables en Chine, les informations rapportées ont été très instructives pour le second envoi et rendent les deux expéditions indissociables l’une de l’autre. Elles ont également de grandes similitudes telles que l’établissement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cette région, la mise en place de deux ambassades officieuses, et le rôle des jésuites comme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Sur ce point, le père Jean de Fontaney est au second voyage de l’Amphitrite ce que le père Bouvet fut pour le premier. Il rentre en France au terme du premier voyage du vaisseau et contribue à la mise en place de la seconde expédition. Savary des Bruslons, dans Le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commerce, détaille par ailleurs la cargaison aller pour ce deuxième voyage. Cependant, le second voyage connaît de plus grandes difficultés (exemption refusée, démâtage, perte de l’ancre et de nombreux morts). Il laisse plus de 100 000 livres de pertes et représente ainsi une grande déception sur le plan commercial.
Considéré par Paul Pelliot comme le point de départ d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l’Amphitrite ouvre la voie a plusieurs dizaines de vaisseaux français tout le long du XVIIIe siècle.
Légende de l'image : Le voyage en Chine : esquisse de décor de l'acte III : le bateau à vapeur " la pintade". P. Chaperon
Le Livre des merveilles et autres récits de voyages et de textes sur l’Orient est un manuscrit enluminé réalisé en France vers 1410-1412. Il s'agit d'un recueil de plusieurs textes évoquant l'Orient réunis et peints à l'attention de Jean sans Peur, duc de Bourgogne, contenant le Devisement du monde de Marco Polo ainsi que des textes d'Odoric de Pordenone, Jean de Mandeville, Ricoldo da Monte Croce et d'autres textes traduits par Jean le Long. Le manuscrit contient 265 miniatures réalisées par plusieurs ateliers parisiens. Il est actuellement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ous la cote Fr.2810.
Le manuscrit, peint vers 1410-1412, est destiné au duc de Bourgogne Jean sans Peur, dont les armes apparaisse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écartelé aux 1 et 4 de France à la bordure componée d’argent et de gueules, aux 2 et 3 bandé d’or et d’azur à la bordure de gueules), ainsi que ses emblèmes (la feuille de houblon, le niveau, le rabot). Son portrait est représenté au folio 226, repeint sur un portrait du pape Clément V. Le manuscrit est donné en janvier 1413 par le duc à son oncle Jean Ier de Berry, comme l'indique l'ex-libris calligraphié en page de garde. L'écu de ce dernier est alors repeint à plusieurs endroits sur celui de son neveu. Le livre est signalé dans deux inventaires du prince en 1413 et 1416. À sa mort, le livre est estimé à 125 livres tournois1.
Le manuscrit est ensuite légué à sa fille Bonne de Berry et à son gendre Bernard VII d'Armagnac. Il reste dans la famille d'Armagnac jusqu'aux années 1470. Il appartient à Jacques d'Armagnac lorsqu'une miniature est ajoutée au folio 42v. et son nom ajouté à l'ex-libris de la page de garde. Arrêté et exécuté en 1477, sa bibliothèque est dispersée et l'emplacement du manuscrit est alors inconnu. Un inven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Charles d'Angoulême mentionne un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qui pourrait être celui-ci. Il se retrouve ensuite peut-être dans la bibliothèque privée de son fils, le roi François Ier. Avec le reste de ses livres, il ent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dans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et il est mentionné dans l'inventaire de Jean Gosselin.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历史学家、国际中国研究基金会主席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警告说，中国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法国大学虽然拥有汉语和中国文学的专家，但对其历史、社会学、政治以及人类学的研究重视不足，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安德烈.马尔罗1967年出版的『反回忆录』中这样形容中国：“有一个致力于复仇和正义的国家，一个不会放下武器的国家，在全球性的对抗来临面前不会放弃精神的国家”。他预言：“已经有300年的欧洲时代正在消逝，中国时代已经开始。”
安克强在法国世界报撰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其第20次代表大会，习近平第三次登基并盖上 "让中国再次伟大 "的玉玺之时，马尔罗的预言显得何其敏锐。可是，法国人今天对中国又有多少了解？法国在研究、分析和理解这个具有独特维度的国家的动态方面又有哪些优势？法国大学又拥有什么相关的专长？
作者认为中国已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国，具有在全球范围部署其行动和战略的野心，法国不能像40年前 那样仅仅把中国作为少数机构中少数专家--汉学家的 "研究对象”。
在这位学者眼中，面对中国所代表的挑战，法国大学的研究很不对称，“我们的专业程度取决于在大学或研究组织中进行基础研究的能力。但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专家的职位数量总体上没有变化，仍然局限于少数专业机构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事实上法国大学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们在扎实的实地考察和对中华世界的第一手研究的基础上，产出了大量的论文。问题在于他们完成论文后许多人找不到相应的位置，他们发现自己连续几年从临时的教学和研究助理（ATR）职位跳槽到博士后职位，没有任何科学工作的前景。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的年龄很大了才设法找到了一个职位，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或选择移居国外。原因很简单：大学没有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出路，大学培养的人才白白浪费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位学者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法国大学对中国“密封”。除了数量不多且主要由语言和文学专家组成的中文系之外，法国大学中没有关于中国的研究。有多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法律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在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中专门研究中国？在这些学科，这个数字在0到3之间。
所幸有几家全部位于巴黎的机构为招聘中国专家做出了贡献，如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学院（Inalco）、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或法国高等实践学院（EPHE）；但它们的综合招聘能力无法弥补大学招聘的不足。而且在过去三十年里，这些机构的职位数量没有变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自2002年以来，亚洲的专家数量几近崩溃。在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领域，2022年该中心只有一名关于中国的研究人员! 而哈佛大学一校就有48名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是Inalco、CNRS、EHESS和EPHE的总和），并为其关于中国的旗舰课程之一宣布："在21世纪初，没有什么比学习中国更重要的了"。这不是做广告，而是一种承诺。
反过来看，中国对法国拥有多少专业知识？有多少中国学生通过上法国大学与法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有多少人在法国完成了关于法国主题的博士学位？前者有数万人，后者有数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回到中国，带去了他们的专长，还为他们的国家带去了关于法国的非凡知识库。我们还需要问的是，有多少法国学生在中国学习过？有多少人做过中国学科的博士，同时具备语言和学科方面的专业知识？
这位学者认为，中国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可是法国大学还在昏昏欲睡。如果不能弥合与美国大学之间的深渊般差距，当务之急，至少也应在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方面赶上欧洲的主要大学!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用法语和其他十二个语种向全世界广播。法广巴黎编辑部与其遍布五大洲的四百名特约记者向听友推出新闻与专题节目为了解世界提供钥匙。法广每周在全球聚集近四千万听友，法广网站、手机应用程序等在内的新媒体每个月的浏览数字以上千万计。
(* 法语, 英语, 柬埔寨语, 华语, 華語, 西班牙语, 豪萨语, 曼丁哥语, 富拉尼语, 斯瓦西里, 波斯语, 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越南语 )
(Quelle:https://www.rfi.fr/cn)
177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然后经历从1775年至1783年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迫使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为走出战争后经济危机和英国贸易禁运的带来的困境境，美国银行家、商人罗伯特·莫里斯建议政府派船到中国寻求新的商机，帮助美国渡过难关。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一个发达国家的期盼。
“中国皇后号”，向大清致敬的美国船
说干就干，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著名人士，投资12万美元，共同购置了一艘360吨的术制军舰，配有各种新式航海设备。为讨好中国，他们将这艘改装商船起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莫里斯将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格林聘为船长，并邀请山茂召作为他的商务代理人。
独立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784年1月30日，美国政府给该船颁发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大印的航海证书，因为无法估计到中国当时的国体政情，美国人在证书上空前绝后地写上了无数头衔：君主、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为隆重起见，甚至连起航日期也精挑细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当时公认的“黄道吉日”：1784年2月22日——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生日。一条中等级美国商船就这么冒险驶上了通往东方的航路。
今天的中国人了解“中国皇后号”多是通过美国人的一部专著。1984年美国费城海事博物馆，在纪念“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20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一书。此书引起了早就忘了“中国皇后号”这件事的中国人的兴趣，200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皇后号》的中文版，公众这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段中美贸易传奇。
停泊在纽约的“中国皇后号”
那么，大清国与美国当时相互都有什么贸易需求呢？
据记载，当年“中国皇后号”载着473担两洋参、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300多担棉花及其他商品——驶向中国。后来，澳门出版《中国丛报》特别介绍过西洋参在中国销售的重要性：“产于鞑靼和美洲，从美洲又出产到中国，大多数医生把它看成灵丹妙药，也成为鞑靼皇帝的财物，每年赐给下面宠信的臣子……”，此后，美国商船，每来中国必定带西洋参到中国销售。
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终于到了当时作为中国海上门户之一的澳门，在这里取得了一张盖有清廷官印的“中国通行证”，获准进入珠江，在大清领航员的带领下，“中国皇后号”经过一天的航行，抵达广州的黄埔港。“中国皇后号”呜礼炮十三响（代表当时美国的十三个州）。格林船长曾有一则这样的手记：“‘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1784年8月28日。”当时的两洋画家创作了一幅《“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记录下了这一中国美海上贸易的重要场景。
欧洲铜版画中的广州十三行风景
4个月后，“中国皇后号”的货物已全部脱手，并采办了一大批中国货：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还有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等等，船长格林本人，还购买了男士缎裤300余条、女士长袖无指手套600副、象牙扇100把。美国商人心满意足地踏上归程。
1785 年 5 月 11 日，“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往返历时 15 个月。“中 国 皇后号 ”回到纽约后，立刻刊登出售 中 国商品的广告。结果， 12 万美元购得的中国货，立即销售一空。华盛顿本人也购买了 302 件瓷器及绘有图案的茶壶、精美象牙扇等中国货。这些物品仍有部分保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和华盛顿故居内（第二次“中国皇后号”的中国之行，华盛顿夫人特别点名要买一批中国白瓷） 。
这次航行的美同商人获利只有3万多美元，但它开启了新的贸易窗口，挣脱了英国的经济封锁，这对当时的美国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相关人等被纷纷提拔，莫里斯一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船长格林则成为后来与中国通商的著名顾问，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更是声名鹊起。山茂召回到美国后，立刻向当时联邦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递交了“‘中国皇后号’访华报告”，报告赞许了中国人的好客和宽厚，极力倡导对华贸易。国会经讨论后，面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表扬信，一时间，引发了全美的“中国热”。
“广州”：美国小城最喜欢起的名字
清初，以广州为目的地的海上贸易航线已有多条，“中国皇后号”的到来，又增加了一条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作为当时中国主要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的广州，则成为吸引美国的最著名城市。
29岁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在他的首航中国日记中说：“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我围拥有如此之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的高兴。”
1786年1月，山茂召因对中美贸易的贡献被美国任命为驻广州领事，山茂召一任5年，此间，不仅有几百吨的大商船前往中国，连一些几十吨的小船也载着有限的货物驶向广州，在通往中同的航线上，美国商船绵延不断，成为一大奇观。美国商船多次来广州的成功贸易，吸引了更多的美国商人投资这一贸易，波士顿商人竞发行每股300美元的大额对华贸易股票。
1793年2月，山茂召踏上了第4次中国之旅。11月2日，山茂召一行从孟买顺利到达了广州，但是次年3月他乘坐“华盛顿号”返航时，肝病恶化，客死返航途中，时年39岁，从而结束了他10年问往返中美的辉煌贸易生涯。而此时，中美海上贸易已经迅速超过荷兰、丹麦、法国，仅次于英国，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由于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窗口，只剩下广州一地通商，所以，广州成了成功与繁荣的代名同，令没能来中国的美国人艳羡不已。因此，很多美国城镇就以“广州”(Canton)命名，而显其时尚。据说，美同的第一个“广州”，出现于1789年的乌萨诸塞州东部诸福克县的广州镇。后来，义有了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它是美国最大的“广州”。美国学者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曾提到：当时，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广州命名的城镇或乡村。与“广州”大热相反的是，大清最有学问“一代硕学”阮元在当两广总督时，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著《广州通志》，竟然还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
美国山寨中国的地名
藏在方尖碑里的里程碑
现在到美国旅游的人，都少不了到华盛顿转一转。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即著名的方尖碑里还有一段中国故事。此碑高169.045米，碑内有50层铁梯，也设有70秒到顶端的高速电梯，在纪念碑内墙镶嵌着188块由私人、团体及全球各地捐赠的纪念石，其中就镶嵌有一块中文石碑，碑高1.6米，宽1.2米，它是“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70年后，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中国漂洋过海，赠予美国，作为送给华盛顿纪念碑的特殊礼品。
华盛顿纪念碑和纪念碑上镶嵌的中文碑
需要指出的是，此碑并非大清政府所送，碑文落款：“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这位刻石的宁波知府，名叫毕永绍，上任不到一年，就离职了。碑文正文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它来自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此书初刻于道光二十八( 1848年），后来被清廷查禁了。徐继畲是中国最早的“美国通”，他第一次把华盛顿介绍到了中国：“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围，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丙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两段赞美华盛顿话，通过立石刻碑，送到美国，也让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人如此赞美美国领袖。
如果我们细想一下，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仅比魏源六十卷本《海国图志》晚了1年。但在“制夷”与“开眼向洋”的方向上，则大有不同，而比之托克维尔的1840年完成《论美国的民主》仅晚了8年。
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缘起、船组人员及舱载货物
笔者借助安菲特利特号的航行记与档案文献，在此对该船远航中国的缘起、装备这艘船的背景，多次险些造成灾难的人员与利益冲突、舱载货物及其销售情况作一梗概性介绍。大而言之，甚至是与后期相比较，这次远航没有遇到很大障碍，也未为将来的发展留下太多的阴影。
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他是法国勒芒人。白晋神父是由法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出资派住中国的6位数学家耶稣会士之一。他于1688年2月到达北京，留在了清朝宫中并得到了大清皇帝某种程度的信任。他奉康熙皇帝的钦命，以“钦差”的身分返欧，为中国征募新人，实际上，康熙需要的主要并非是传教士，而是科学家。
白晋于1692年7月8日离开北京，于1694年2月1日自澳门启程返法，最终于1697年3月到达法国布雷斯特。由于受路易十四派遣而于1688年初莅华的5名法国耶稣会士形成了独立于“葡萄牙神父”之外的一股独特力量，所以他们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康熙皇帝于1692年3月22日颁了一道著名的诏书，恩准在中国各地自由地从事天主教的布道活动，传教士们的情绪为之大振，形成了一种先归化中国皇帝和上层士大夫，然后自上而下地归化整个中华帝国的战略。
实际上，传教士们的这种欢欣，是以误解为基础的。康熙皇帝对传教士们表现出了浩荡皇恩，是由于他一则希望表现出洋洋大国、泽被四夷的风范；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能利用传教士的科学知识。而传教士们迂回地从事科学事业却是为了发展其布道活动，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一方的主要目的，对于另一方来说则是无关宏旨的次要琐事了。数年后，由于欧洲天主教诸国之间的利益纠纷、嫉妒心情以及天主教不同修会之间的竞争或门户之见，激起了冲突。严嘉乐（Charles Maigrot，1652-1730年）1693年3月26日有关中国礼仪的主教通谕，并未使传教士们立即失去康熙皇帝容教圣旨赋予他们的优惠条件。康熙对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们产生了极大好感与兴趣，于1693年7月4日在皇城内赐他们一处住院（白晋所说的地处“皇宫围墙内”，实际上是有些夸大其辞）。同一天，康熙皇帝便命令白晋神父返法以携归新学者，白晋也决心利用这次出使而为法国传教区谋求最大利益。他于7月18日以一位清朝大皇帝“钦差”的身分，离开北京返欧。当白晋神父离开法国4年后再度返回时，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游说活动。为了制造舆论和说服路易十四本人，他于1697年用法文出版了《呈奏国王的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即《康熙帝传》）一书，此书实际上是他当时呈奏路易十四的一份有关康熙时代中国国情的秘密报告。
但白晋并非是康熙派往欧洲的第一位使节，意大利籍的入华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事实是冒名顶替了已逃走的多明我会士Navarette），在白晋离京时，就已经奉康熙钦命持节出使欧洲并顺利返归。白晋于其书中首次将康熙比作路易十四，并对中法两国君主都竭尽美誉之辞。当然，他为了向路易十四邀功并促使国王重视中国，不辱康熙之钦命，为了法国传教区的未来利益，说得有许多言过其实之处。法国殖民地档案馆中收藏着一卷《中国皇帝派往法国的使节—尊敬的××神父的呈文》的档案，其中阐述了中国皇帝的意图并要求法国国王作出积极回答。
这位匿名神父无疑正是白晋。他于上奏路易十四的呈文中，提到了康熙皇帝在向法国耶稣会士们赐住宅的同一日，又选择白晋本人赴欧向法王致以敬意。白晋声称中国皇帝对“太阳王”高度敬仰，希望自己身边能有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科学家，更希望每年都有大批这样的人进入东方第一帝国，并经由他们而引入西方所有艺术和科学。康熙希望每年都能看到“日落处的王国”法国的船舶驶往“日出处的王国”中国的港口，并给予他们国王陛下所希望的一切经商自由和优惠待遇。
有人对白晋的身分提出质疑，询问他为什么未携带中国皇帝致“太阳王”的亲笔御书。白晋回答说，中国皇帝只习惯于向其附庸国或藩部下达命令，他持有“钦差”的证书就足够了。当有人要求白晋出示康熙的证书时，他又诡称在离华时交回去了，因为这种证书只能颁发给皇帝的臣民。他有一部从北京到苏拉特之间的旅行日志，其中记载了沿途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他请求太阳王向中国派遣一艘船，以此船运送一批精心选择的新传教士，国王还应该颁布一道圣旨，支持入华耶稣会士们以宗教和科学手段来布道，他甚至要求路易十四允许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北京建立一所与法国科学院有直接联系的科学院，彼此能互相通报最新科学发现，他最后还提供了一大批可以证明其“钦差”身分的中国人名单。
无论康熙皇帝还是白晋神父，他们都希望法国能派遣传教士入华，但最大的困难是运送问题。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其君主保教权的名义，向法国耶稣会士们封锁这条通道。白晋以其4年的长途跋涉，也感到让法国传教士们通过澳门需要很长时间并会冒很大危险。但如果法国派遣一艘运送传教士们的皇家御船赴华，那么其处境就会大大改善。白晋于路易十四面前炫耀康熙“敬重”自己，认为这是大清王朝皇恩浩荡的证据。
路易十四的大臣们却并未对白晋那娓娓动听的说词心悦诚服。他们不相信法国国王的一艘皇家御船会在中华帝国受到欢迎，因为康熙大帝没有依礼呈送国书，而仅以对待藩部附庸的模式托传“口信”。白晋已经预料到了其计划可能会流产，但他无论如何也必须获得一条船。路易十四是否真正赐御船无关紧要，他可以假传矫诏。康熙所希望的也只是能看到法国船舶每年都进入中国港口，并恩准路易十四所希望的那种“自由和优惠的贸易”之要求。白晋返回东印度公司后，甚至吹嘘中国皇帝允许在其所有港口设立法国贸易商行。
由于官方的渠道不通，白晋于是便被迫向私营企业求援，他首先想到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自1664年以来就垄断了自好望角到印度以及整个中国南海的贸易。法国东印度公司虽在暹罗作出过尝试，但其活动从未超越印度以远地区，其17世纪末叶的经济形势不允许它在远东发起新的商业攻势。白晋通过蓬查特兰伯爵的引荐，结识了让·儒尔丹（Jean Jourdan）。儒尔丹在20多年间创办了一系列贸易公司，经历过各种挫折，于 1710年在蓬查特兰的支持下，于洛里昂开办了一家海事保险公司。
佛朗索瓦·热古（Francois Egou）在《战争港口洛里昂的历史》（1887年第2版）中讲到过格鲁埃的领主让·儒尔丹（Jean Jourdan de Grouee）。马德罗尔称他为“格鲁西的儒尔丹”（Jourdan de Groussy），并以为他是一名“工业巨富和玻璃制造商”。索塔（Sottas）于其《皇家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巴黎1905年版）和凯普兰（P. Kaepplin）于其《东印度公司》（1908年巴黎版）中，都称儒尔丹为“大船主”。达尔格伦（Dahlgren）于其《法国与太平洋沿岸的贸易关系》（1909年巴黎版）中指出，“格鲁埃的儒尔丹”又自称为“格鲁西的儒尔丹”，并且认为他是巴黎的香料富贾和批发商；贝勒维奇-期坦凯维奇则认为他是在巴黎做批发商和玻璃制造商的马赛人；考狄在《中国通史》第3卷中认为他是马赛人和批发富商；福雷奇则认为“格鲁西的儒尔丹是玻璃制造富商”。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应称之为“格鲁西的儒尔丹”较为合适。他事实上很可能是玻璃制造商，因为安菲特利特号船上装载着大批玻璃，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成了商务代理人面临的棘手问题，而且大家确实知道正是儒尔丹将这些玻璃装上船的。
儒尔丹等人为向中国派遣一艘船，为此而专门草创了一家公司。儒尔丹热衷于经商和装备船舶，事事都对白晋的建议言听计从。儒尔丹及其朋友们的最大困难，则是设法从东印度公司处谋求准许派遣大船驶往中国。东印度公司财大气粗，它只希望独自装备白晋所要求的那艘船。在蓬查特兰的干预下，最终达成了妥协。1698年1月4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共有12款的协议。东印度公司授权儒尔丹相继派两艘船直接入华经商，但不允许它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连续第3次远航中国。这两次远航也不能在中法两国途中任何港口中经商。
每艘船上必须设两位东印度公司的监察大员，并由儒尔丹提供经费。船舶返归圣·路易港后，要由东印度公司出面销售运回的中国商品，而且还提取5%的利润。法国行政法院于1689年1月22日批准了这项协议。为了赴中国旅行，法国政府向儒尔丹出售了安菲特利特号这艘快速三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停泊在罗什福尔港（Rochefort）。它是由快速轻帆船长德·拉罗克（de LaRoque）装备的，他根据1698年1月28日由凡尔赛宫颁布的一道国王敕令而获得了这艘船的导航权。同一天，正在凡尔赛的海军警卫队的路易·德·拉格朗热也使拉罗克成了该船上的执旗官。当拉格朗热于1698年2月25日抵达拉罗歇尔港时，安菲特利特号船即将下水，并已为装载儒尔丹采购的货物准备就绪。
路易十四国王于1698年2月8日从凡尔赛向拉罗克颁发敕令。敕令中提到这艘船是经国王的批准驶往中国的，但却特别明确指出它不是一艘皇家御船，而是完全如同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做的那样，只是一艘普通商船，以免对国王将来向中国派遣官船造成消极影响。敕令要求他们既不能在沿途向欧洲其他列强的船舶致敬，也不要求其他船舶与之联系。
一旦在中国港口停泊后，就要特别注重于观察那里的季风、潮汐、气候以及与航海有关的一切资料情报，调查中国是否有港口、抛锚地、海岸地图以及航海指南。如能找到这一切，那就必须将它们呈奏国王陛下。他们还必须调查中国与欧亚各国之间经商的方式，特别要调查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利于法国政府将来方便时派船驶往那里。敕令特别要求，当该船返航时，必须准确全面地向国王禀报所搜集到的一切情报。
拉格朗热于其《神奇的旅行》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拉罗克骑士的家庭关系。指出此人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拉罗克的个人档案也说明他一生中始终在远洋船上供职。至于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大副，班尼斯特认为是萨里奥兹（Salioz）和弗罗热·德·拉·里戈迪埃尔（Forgerde La Rigaudier）。萨里奥兹在此之前就曾在马六甲海峡航行过。里戈迪埃尔原为罗什福尔港口的官员。里戈迪埃尔在1698-1700年首航中国时，似乎是一名忠于职守的严肃官吏，尽可能地避免介入诸同事之间的纠纷。在该船二航中国时，白晋与他（一名大副）和外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三头政治”集团，拉·里戈迪埃尔似乎公开投身于耶稣会士们的阵营中了。
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两名二副分别是德·布瓦西（de Boissy）和德·巴里利（de Barilly）。德·布瓦西是儒尔丹的弟弟，他似乎不是职业海员，但由于儒尔丹的原因才跻身于这批人中，而且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巴里利于1706-1707年间才出现于路易港。该船上的海军军官是德·萨布勒瓦（de Sabrevois）、德·拉格朗热、德·博利厄（de Beaulieu）、小热拉尔丹（Geraldin Le Jeune）和菲利。在安菲特利特号第2次远航中国期间，博利厄任少尉军官。在拉格朗热与拉罗克的旅行记以及刘应（Claudede Visdelou，1665-1737年）神父致儒尔丹的书简中，都提到过萨布勒瓦，此人是罗什福尔港的官员，1692年成为海军见习军官，1703年成为海军少尉，1709年9月30日死于一次海难事故。1699年3月1日，拉罗克将萨布勒瓦派回欧洲，以向国王禀报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艰辛历程。
除了上述各司其职的船组人员外，安菲特利特号船还运去了儒尔丹公司的3名经理：第一商务经理德·贝纳克（de Benac）、经理和出纳员勒·普莱特尔（Le Pouletel）、经理和商务监察官员吕西安·布瓦扎尔（Lucien Boizard）。其中贝纳克是个名气很大的人物。人们发现贝纳克与拉罗克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几乎从启程航行时便剑拔弩张了。在该船到达广州时，这种冲突关系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因为贝纳克认为拉罗克是船长，而第一经理却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当拉罗克于1699年2月5日正式以法国国王的名义拜访广州巡抚时，贝纳克拒绝陪同前往。入华耶稣会士们本来希望遏制他的这种喜怒无常的行为，他们甚至把他当作狂徒看待。中国人也不会接受由一名蛮夷商客代表法国国王。
在安菲特利特号于中国停泊期间，贝纳克始终与拉罗克争夺名誉权。贝纳克最后与两名经理滞留广州，以销售该船运来的商品，当地人习惯于用中文称他为“贝老爷”。事态进展得并非一帆风顺。萨里奥兹于1701年初带到马德拉斯的信件中，便包括贝纳克于1699年对普莱特尔和布瓦扎尔的控告纪要，迫使贝纳克发表声明，万般无奈地放弃对中国公司的领导权。当安菲特利特号于1701年秋二航中国时，带来了以费热拉尔（Figeral）为首的一批新任商务经理，从而结束了贝纳克在华的活动。安菲特利特号于1703年8月17日将贝纳克带回了布雷斯特。
对于圣-马洛人普莱特尔和布瓦扎尔的情况，大家所知甚少，惟有通过贝纳克发自广州的书简或屡屡发出的怨言而略知一、二。此二人与入华耶稣会士们联手反对贝纳克。在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期间，勒·普莱特尔于1702年5月14日秘密地离开广州赴南京，途中参观景德镇瓷都后，于6月28日顺利到达南京，并于11月17日返回广州，不久便乘安菲特利特号船返法。
在这3位商务经理之外，乘安菲特利特号船入华的贸易公司职员还包括1名“商人”、1名秘书、2名雇员和8名伙计。“商人”即产品服务部主任，弗罗热于其《游记》中称之为弗朗西亚（Francia），白晋为他起的汉名是方儒法，在他与广州海关官员们打交道时便使用此名，其完整的法文原名很可能为乔治·弗朗西来（Georges Francia）。他随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返法后，又随该船二航中国并暂留广州，直到1709年2月15日仍在广州任商务经理。
该公司的秘书叫作拉加尔德（LaGarde或Lagarde）。他似乎未曾起过巨大作用，在1703年6月25日于安菲特利特号返归欧洲海岸之前逝世。
弗罗热提到了赴华公司的两名伙计，但却未指出其姓名。马德罗尔认为他们是“文书”，分别叫作萨巴蒂埃（Dabattier）和布格雷（Bougre，或作Bongre）。萨巴蒂埃是“国王的作家”，布格雷只出现在白晋的日志中，他曾参加过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但由于该船二航中国后某些商务人员滞留中国，所以他可能在留华人员之列。在中国公司1703年12月12日的一封书简中，还提到布格雷仍在广州。
马德罗尔也提到了两名商务代理人，分别叫作维莱特（Vilette）和丹迪涅（d'Andigne）他们曾陪同首席经理往赴北京朝廷。因为中国公司原计划让贝纳克晋京入宫，公司认为这样作有利于实施其计划。我们通过1698年9月28日在海上才拆封的一道中国公司的命令而获悉这一切。为了这次旅行，公司选择了贝纳克、布瓦希、弗罗热等人。其中只字未提及维莱特和丹迪涅，而且这后一个名字既未出现在弗罗热的书中，也未在拉格朗热的著作中记录在案。白晋神父反对这次北京之行的计划，因为贸易公司事先未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于是便决定，在安菲特利特号船到达广州后，必须开会专门进行讨论。耶稣会士们始终反对让中国公司的代理商进入中国腹地，无论是进入各省还是京城，都一概反对。
但是，维莱特和丹迪涅最终还是北上北京，白晋神父于日记中写道：“1702年1月1日，丹迪涅和维莱特先生到达了北京”（马德罗尔书，第140页）。马德罗尔于其书中的注释中指出，“他们是于1700年12月从广州出发晋京的”。他们二人实际上于1699年12月离粤晋京。因为班尼斯特指出：“我们于1700年1月26日离北京返法，将中国公司的三位经理、萨里奥兹先生、两名伙计和6名其他法国人留在广州，其中两名法国人于1699年12月离粤晋京”。我们通过白晋日记的有关段落获知，这两个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如同中国“皇帝的奴才”一样生活，由大清皇帝支付奉禄，如同在北京为大清朝廷效力的耶稣会士一样地为康熙皇帝工作。这已经不是中国公司的“商务代理人”所能接受的那种角色了。维莱特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神父们反对在北京称他们为“老爷”。安菲特利特号实际上是运来了几名“伙计”或“工人”。
在法国皇家玻璃制造厂的3名包税人的倡导下，安菲特利特号船运载了大批玻璃，白晋神父肯定曾向他们信誓旦旦地断言，中国是畅销玻璃的市场。由于玻璃易碎和必须切割与装配，所以又在中国公司的文职人员中增列8名“镜子工”。白晋曾向儒尔丹建议在广州城筹建一家玻璃制造厂，这8名玻璃工也可能正是为此目的才赴华的，大约是到了1699年4月末，其中的某些人在第3位经理的主持下，将破损的玻璃作了一番清理。
该年11月末，中国公司的第一经理婉言谢绝了洪若翰神父有关向大清皇帝派遣两名玻璃工的请求。12月13日，曾遭贝纳克拒绝的两个人中的主要人物逃往总督府，不久又与另一个人共同前往北京。这次逃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耶稣会士神父们的挑唆下发生的。弗罗热声称，当安菲特利特号船于1700年1月26日离开中国广州时，在那里安置了中国公司的3位经理、萨里奥兹、两名职员和其他6个法国人，其中两名已于前一个月晋京。这里所说的6名法国人都是由中国公司经理们挽留下来的玻璃镜子工，一个月前晋京的两个人便是丹迪涅和维莱特。前者于1699年12月13日从公司所在地逃走，后者不久也与之相会合。
丹迪涅就是遭贝纳克拒绝的主要人员，维莱特便是那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1657年—1730年）修士和其他某些人的学问实际上也并不比他高深多少。清朝皇帝于其行宫中召见所有西洋人时，维莱特被耶稣会士们冷落在一旁了。当然，对于17世纪末叶来说，挽留一个玻璃镜子工在北京，即使他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巨匠，也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现在尚未找到保存下来的有关此人的任何记载。
安菲特利特号船除了运送中国公司成员之外，还带去了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他们负责监督贸易经营，同时又阻止安菲特利特号船在中法之间漫长航程中逐港口地交易。此二人分别叫作让·佩什贝蒂（Jean Pech-berty）和让·德厄（Jean Dieu）。正如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一封此二人1699年2月17日写于广州的书简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处境并不如意。1698年1月4日的协议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
中国公司的经理们不但拒绝向他们传授任何贸易知识，而且也不肯于公司所在地为他们提供食宿。东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还申辩说，他们亲眼目睹过儒尔丹的一道直到广州才被启封的命令，要求经理们尽一切可能不让这些人掌握任何科学知识。佩什贝蒂与让·德厄经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和饱受虐待之后，终于随船返回法国。佩什贝蒂从未曾与中国公司反目，他甚至在脱离东印度公司后，于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仍出任中国公司的第二经理。佩什贝蒂和另一名叫作迪·朱斯（Du Jus）的职员曾制定过一项赴江西饶州和南京的旅行计划，但由于耶稣会士们横加阻拦而最终未能成行。继安菲特利特号二航离华后，佩什贝蒂仍暂留广州并作为第一经理，直到1705年11月23日尚滞留于那里。
在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世俗人员中，还包括一名医士长。他是由船长供应食宿和支付旅费的“巴黎青年”。拉格朗热于其《神奇的旅行》第218页中提到过此人。
除了这些分工明确的文武世俗人员外，安菲特利特号船上还有一大批耶稣会士。白晋首先从儒尔丹船长那里获许，除年修士外，让该船再免费运送5名耶稣会士入华。最后却增至10名。这些耶稣会士个个名声显赫，诸如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年）和马若瑟那样后来成了中国传教史上的明星人物。
儒尔丹曾认为，其经理们可以晋京见驾。白晋曾向他许诺，借助于奉献康熙皇帝与权贵们的礼物，可以在宁波或广州开办一家商行，并使清朝对于舶来品货物免征关税。这一切后来均未能兑现。
对于北京之行，当船员们于途中开启巴黎指令时，连白晋也大为疑惑不解，因为其中规定贝纳克必须晋京。传教士们一般都不想让中国内地的人见到欧洲军人或商人，因为教士们都看不起商客，认为此等欧洲天主教徒不会对土著天主教徒起到好的表率作用。洪若翰神父在一封书简中指出，在欧洲船舶习惯于停泊的中国港口，只能使极少数中国人接受归化，因为那些海员们无法与当地居民中的精英人物接触与交流。白晋认为，到达北京的西洋人会在那里发现一种与他在《中国皇帝的历史形象》中的勾勒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商客们竟直北上京城，那么白晋就无法于宫中再保守他吹嘘的该船具有“官方和政府特征”的秘密了。拉格朗热和白晋都曾强调指出，中国人在康熙皇帝时代只知道商船和贡船，不大精于其他通商之道。
白晋曾许诺，要设法让中国免除安菲特利特号船的吨位税和船舱货物的关税。中国海关回答说，如果该船是贡船，那就应该将其货物入贡北京朝廷；如果它是商船，那就必须照章纳税。白晋在近一年期间费尽心机，玩弄各种手段，以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路易十四给拉罗克的敕令非常明确“本船绝不是国王陛下的御船，而是一艘普通商船”。
然而，贝纳克在1700年12月20日的一封书简中，却抱怨说白晋让他签署了一份中文文件，其中诡称安菲特利特号船是受法王钦差的皇家御船，只不过是个别商人利用这一机会赴华从事某些贸易而已。白晋日记中也声称，为了更加安全可靠一些，他要求船上的文武人员都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安菲特利特号是属于国王的一艘皇家御船，受法国国王'钦差”，以将他们运载到中国。拉格朗热也于其游记中指出，如果声称安菲特利特号既非一艘贡船，也不是商船，而是法国国王的一艘御船，那就会使中国人感到惊讶，因为中国人从未听说过有第三种船舶。
当广东总督质问贝纳克为什么不晋京时，白晋神父回答说，安菲特利特号是一艘御船，法国人不会入朝进贡；如果贝纳克是一名随船前来的商客，那么他就会试图在中国经商。贝纳克自己也不愿意晋京，因为他害怕由于不熟悉中国传统礼节或有失检点而贻笑大方。
1699年2月5日，拉罗克隆重地去参拜总督。他声称法国“国王是西方的第一帝王，陛下专门派我将白晋神父送回中国”。此外，早在1698年10月，白晋神父就指出，澳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可能会声称安菲特利特号是一艘私船。拉罗克会让人散布说它确为一艘皇家御船，对这种看法持异议的人将被视为违抗王命。甚至中国公司的经理们，也以他们向白晋神父签署的一份文件而默许了这种事实。安菲特利特号船是“皇家御船”的观点，在欧洲人中也广为流传，误认为它是由路易十四钦差中国的“使节”。中国人更认为法国人是前来朝拜其皇帝的，始终坚信安菲特利特号是一艘“法王”的御船，当时的中文文献中都称之为“贡船”。
与安菲特利特号的船组人员相比较，耶稣会士们在熟悉中国的国情、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都占有很大优势，在为康熙皇帝效劳方面也拥有很高的威信。虽然他们夸大了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威望，但他们确实赢得了各省官吏们的好感。白晋这次以大清皇帝“钦差”身份赴欧之行，与先于他的闵明我（Claudio-Filippo Grimaldi，1639—1712年）和晚于他的傅圣铎（Jean-Francois pelisson，1657—1713年）或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1657—1708年）诸神父的欧洲之行，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薄贤士也在巴黎津津乐道地自称是中国皇帝的“钦差”。
白晋玩弄字眼，吹嘘他这位中国皇帝的“钦差”身负出使“世界第一帝王”—法兰西国王的特殊使命。他在为法国北京传教区追求物质和宗教利益的同时，也在广州帮助儒尔丹的公司，由于他使安菲特利特号船具有了官方特征，所以该船被迫在广州停泊近15个月，而普通商船却只需停泊3个月。中国当局对于该船自愿停泊如此之长的时间毫不理解，甚至感到焦虑不安。中国公司的经纪人和船组成员很快便愈发坚信，最好的办法就是服从中国为普通商船制定的法规，交纳关税，甚至还可以交小费，完全如同英国人和荷兰人一贯所为的那样。早在1699年2月17日，东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就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对商船和印度都十分有利。后来为了照顾东印度公司的特权，故而法国才取缔了中国公司。
弗罗热对于中国文明的评价，与拉格朗热和白晋的评价同出一辙，完全基于一种对中国文明的肤浅认识。但弗罗热与1701-1703年航行记的作者，都转引了某些颇有价值的资料。他们也揭示了当时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诸多内幕，这一切都是对当时所产生的有关文献的颇有裨益的补充。
通过安菲特利特号船船组人员状况，大家便可以洞悉该船的重要性、船舶的性质、远航中国的目的及其从事的工作；通过其人员组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绝不是法国国王的一艘御船，而是一艘地道的商船；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便可以看到法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兴趣；通过其影响，便可以理解法国18世纪的“中国热”的原因了。
▍安菲特利特号船在华的活动及其运载的中国商品
安菲特利特号船于1698—1700年首航中国时，实际上是法国的中国公司购买了法国国王的这艘500吨级的轻型三桅船。1697-1698年的装配费及其舱货，耗资共达506948镑。这项事业完全由特意为此而组建的中国公司出资兴办。法国政府不肯给予资金赞助，而只给予保护及在进出口关税、货物检验方面的某些特权。因为法国政府希望这项事业首先必须保持其民间特征，为其以后的活动保留余地。
1698年3月6日，安菲特利特号船从法国的大西洋名港拉罗歇尔港启锚远航，由拉罗克骑士指挥。6月10日，该船航抵好望角并在那里停泊20多天，以稍事休整。在从好望角到苏门答腊之间，由于它未能顺利地通过巽他（Sonde）海峡，所以只好于8月18日在印尼的亚齐靠泊。经历了9月27日在中国西沙群岛的一次风暴后，于10月5日到达在中国广东的上川岛并组织拜谒了方济各·沙勿略墓，1698年10月24日到达澳门。11月2日，这艘船在经过7个多月的远航漂泊之后，终于在广东珠江口抛锚。白晋将船留在珠江口外海，自己偕利圣学（J-Ch. de Brossia，1660-1704年）和年修士前往广州城。白晋以其“钦差”的身份，享受到了此尊号在中国应得到的所有荣誉，兵勇们向他致敬，鼓乐齐鸣并放礼炮，广州的官吏们都前来迎接这位康熙大帝“钦差”的荣归。
巧舌如簧的白晋神父极力说服两广总督坚信，安菲特利特号船本为战船，法国国王为运送他返华而专门派遣远航。所以该船获准减免1.2万-1.5万埃居的关税。就在这艘法国船于广州港停泊的同时，恰有一艘阿拉伯船靠岸，它必须依法为其船舱吨位检测费而支付8500两白银，与安菲特利特号被免交的税金基本相同。安菲特利特号船还为其船组成员获得了下榻于一座由当地政府开办的“公馆”之待遇，它主要是被用作拉罗克骑士的荣誉住所。
马若瑟神父在致拉雪兹神父的书简中曾写道：“外国人从未在该国受到过这种荣誉接待。当然也从未有过外国船会像我们这艘船到达中国时受到的那种隆重接待。在距法国有6000多法里（Lieue，每法里约合4公里）的地方，提到法国的名字，对她的尊严与体面没有任何伤害”。其实，中国人对于路易十四基本上一无所知，无法用太阳王在中国的威望来解释安菲特利特号船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这件事首先应归功于深谙中国习俗的白晋之吹嘘，其次是由于法国人又花费重金沟通了关系。如黄埔海关监督曾得到价值300两白银的商品礼物，中国公司也向黄埔海关送礼600两。
1698年1月17日，当白晋拜见两广总督石琳时，奉上了由中国公司提供的丰厚礼物。总督回赠的礼品包括3只装满香料的金瓶、1只镶瓷的铜瓶、15个杯子和1尊颇受中国人器重的深红色石雕像、2个仿玛脑的白色小杯、4个漆盒、2个大古董瓶、10匹丝绸和数目巨大的一批中国白绢画。总督自己花钱买下了所有玻璃，因为他想以转卖而赚取巨额利润。
事实上，一切都不像耶稣会士们企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如愿以偿。法国人觉得中国人的行为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中国人习惯于高傲地对待蕃夷商人。该船的入关商品申报单是用中文写成的，法国经理们不乐意以普通商人的身分签署它，因为其中未提到他们的尊号。当方儒法去呈交商品清单时，中国海关的官员甚至不屑于起立，而只满足于向他指定一个座位。
12月17日开始检验商品。中国海关官员仔细地检验了整整一箱子画像，它们都是当时尚活在人世的法国宫廷大员中的人物的画像。他们计量了玻璃、玻离窗以及呢绒的数量和大小，并作了详细记录，一切都计算得非常准确。
1699年1月20日，终于允许法国商人出售或与中国人交易这些商品了。当地中国人认为这些法国人一定是带了很多银钱，于是便从各地携带大批商品纷至沓来，争相向他们推销。从而使法国人在15天内购得满船的中国商品。但很快便从北京传来了一道上谕，严加禁止这种交易。1月26日，康熙皇帝的使者—刘应、苏霖（Jose Suarez，1656-173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神父和一名鞑靼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他们是由康熙皇帝派来的，以迎接白晋神父和法国人。因为在安菲特利特号船到达广州时，康熙皇帝正在巡视鞑靼地区。他于1698年12月15日回銮北京，翌日便遣耶稣会士们与清朝官吏前往迎接白晋及其携归的其他传教士。2月25日，耶稣会士们携带奉献皇帝的礼物入朝，康熙热烈欢迎传教士们并破例恩准他们随驾出巡。
在与大批中国人的一次会见中，来使证实，大清皇帝免除了安菲特利特号船的所有进口税和商品检验税，应法国商人的请求而允许他们在广州开设一家商行。皇帝不久又允许他们继续从事商品交易了。数日后，拉罗克骑士登门拜访两广总督，对皇帝的浩荡皇恩表示谢恩。该骑士只依法国的礼仪朝拜，传教士们则依中国惯例行三拜九叩礼。骑士在致词中厚颜声称，他是法国国王的钦差，是为了将康熙钦差白晋神父送回中国而受派遣的。
中国政府从不欢迎外国船舶于其广州水域长期停泊。8月27日，康熙皇帝命令两广总督设法催促法国人尽快地离港，安菲特利特号船必须在季风之始扬帆驶去。12月24日，两广总督通知法国人，根据皇帝敕令，他们必须限日驶离黄埔港。法国人于是只得匆忙将最后一批货物装入船舱后，于1700年1月26日，安菲特利特号最终驶离广州水域，运走了一舱丰富的铜器、布帛、瓷器以及大清皇帝赠送路易十四国王的重礼。
皇帝御礼由洪若翰神父负责监运并将亲自呈交法国国王。1700年5月13日，儒尔丹在巴黎向法国航运局长宣布，安菲特利特号船即将从中国返航，当时决定让它在圣路易港停泊，船载商品将被运往南特东印度公司的仓库中。根据协议，东印度公司要从中国商品的出售中提取比例很高的利润。法国政府据此而下达命令，当该船在罗什福尔、布列斯特和拉罗歇尔停泊时，不允许将任何货物卸船走私。
1700年8月3日，安菲特利特号船历尽两年半的千辛万苦之后，顺利返回圣路易港。8月11日，法国政府签发一份允许自由运输中国皇帝御礼的运输特许证。路易十四于其特许证中通告各省政府和执法长官，有一批中国皇帝御礼的箱包，由耶稣会士洪若翰神父护送抵法，沿途不准设置任何障碍与制造任何混乱，禁止征收任何税金和开启任何箱包。箱包最后被运到耶稣会所在地，当着一名政府官员的面而启封。洪若翰神父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向路易十四呈上了“绚丽多彩的布帛，非常雅致的瓷器和几大块茶砖”，人们在法国尚从未有幸目睹这样精美的“东方舶来品”。
根据分别于1687—1700年通过的东印度公司章程，法国的中国公司只有权进口15万镑的中国布帛。但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却声称，由安菲特利特号运来的那些棉与丝和金银混纺的布帛，都可以包括在这一限额之内。儒尔丹与其股东们联名上书路易十四，重申国王曾允许他们作与中国通商的尝试，他们派船远航中国，并已满载中国货物返航，这些商品可为法兰西提供大量财富。路易十四也法外开恩地给予特许。安菲特利特号从中国运回的商品，从1700年10月4日起，在南特公开销售。当时的法国国务部长蓬查特兰在1700年11月3日致德格拉西埃尔（Desgrassiere）的信中，对这次销售中国商品的盛况感叹万千。
其中特别提到中国铜器，漆器和瓷器的畅销风景。原来准备出售300镑一件，在公开拍卖中涨至380镑。《优雅信使报》于1700年9月9号发表过有关这次销售的公告。其中除了提到大批的红铜和黄铜器皿之外，还提到了大量布帛如绢、绮、普通罗和绉纹罗、缎面、重绉纹织物、哔叽、平纹布、织锦，共计8000余匹。同时还销售了中国的漆器、刺绣和绘画。共有17个箱子中收藏有瓷瓶、瓷碗、瓷盒、瓷壶、瓷碟、大小瓷盘、瓷杯或瓷茶具、瓷酒瓶、平底瓷杯、带把瓷杯、瓷糖罐、瓷盐罐、壁炉瓷器配套物、其他各种细瓷产品。这批货物中还包括17箱漆器，其中有4箱各自内装3件小漆匣和带堆金花卉图案的文房四宝，另外9箱中装有各种各样的漆桌、14小箱酒具、21小箱漆画和人物花卉画等。此外还有36箱中国屏风、4箱树叶屏风和3箱尚未安装好的纸屏风，455根手杖、大批纸张、广州和南京刺绣、12条挂毯以及绣花缎、11条丝巾、6卷绘画、38件麻织品。《优雅信使报》还告诉其读者说，人们可以在许多箱中发现其种类和质量相同，而数量各有所异的商品。
这次中国商品的“大举入侵”引起了法国制造商们的阵阵惊悸。蓬查特兰在他1701年1月12日致中国公司经理们的书简写道：“本人获悉，扇子、桌子、细木家具与陶瓷制造商们，都在指控你们从中国运来了其行业的大批产品。他们认为你们的贸易不应建立在这种有损于他们利益的基础上，你们只应运来更好和更便宜的此类商品，以满足那些从外国进口此类商品的人之好奇心，要避免将来会有人对你们的行为提出指责”。但我们只要看一下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运回的中国货物申报单，便会理解这些怨言未产生效果。
1703年，有关方面对这次商务活动作了结算，股东们收回了本金并赚取了50%的利润。1698年协议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允许儒尔丹在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后，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再派一艘船二航中国，为他运回被迫暂存广州的货物，以弥补首航时可能会造成的亏损。当安菲特利特号刚一返航，受到首航成功鼓舞的儒尔丹，便刻不容缓地令人检修船体，以使它能够从事第2次远航中国。根据1700年10月23日与东印度公司续订并于11月9日批准的协议，儒尔丹及其股东们获得了中国贸易的特许权，不过仅限于中国的广州和宁波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有权向那里派遣一定数量的船舶和进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其条件是每年首次返航时要交纳2.5万镑的税。其本金应由12位经理的缴款与公共认捐所提供。
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时（1700-1703年），其装备共耗资186736镑，其运载货物价值约为363264镑。当然，这都是中国公司在与圣马洛公司合并时申报的数字，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夸张。1701年运往中国的商品清单已由沙瓦里（Savary）发表于其《贸易辞典》的《中国贸易》条目中了，这纯粹是为了满足那些希望知道什么商品能在中国畅销的批发商之好奇心。沙瓦里仅限于提供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时的商品发货单。因为该船首航中国仅仅是法国人在新贸易地区从事的一次尝试，其二航中国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亲身体验而了解适合中国的商品，特别是适应法国人准备建立商行的广州所需求的商品。儒尔丹于1700年3月3日致信国家贸易总监，要求从英国运去某些出口中国的商品以研究其质量，这一要求在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返法时得到了满足。
由于中国人非常喜欢白银，所以中国公司这次共运去319846镑的银锭、银条和银币，仅有价值25663镑白银的商品。其商品主要有1箱书籍，诸如《圣经》、《宗教史》、《犹太史》、《马勒伯朗士论集》等书；普散（Poussin）以《圣经》为主题的绘画，以及勒布伦（Lebrun）、小夸佩尔（Goypel LeFils）、米尼亚尔（Mignard）等人的版画，国王和王太子的画像，枝形灯架和多枝烛台，布鲁塞尔的羽纱、羽笔，西班牙蜡烛、小刀、镀金刀、珊瑚、望远镜、首饰、鼻烟壶、首饰盒等；各种计算器、德国水晶、巴黎水晶等。
总而言之，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不及首航那样哄动朝野。它共用4个多月的光阴才到达中国的海岸，又在那里停泊4个多月。由于遇到风暴，它被迫从中国的一个海岛移泊于另一个海岛，始终冒着被沉没的严重危险。当广东电白的官员获悉运载着法国国王进献中国皇帝礼物的船舶处境危险时，感到非常惶恐不安，当地李都司派去了救生小船，优先抢运进献皇帝的礼物。当水手们被这种重物不重人的行为激怒时，杀死了一名清朝小吏。白晋于其旅行记中曾对这一偶发事件作过长篇介绍。
白晋日记中还记载了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回程时在广州运载的中国商品清单。除了铜器、生丝、茶叶和药品外，还有93箱瓷器，45箱屏风，22箱油漆茶具，12箱灯笼，4箱扇子，7箱刺绣品、床、梳妆台、便袍，1箱瓷器样品或陈列品以及漆盒。该船同时还运回了它首航中国时暂存广州的商品，其中包括30箱瓷器，35箱漆橱，1箱带珐琅的南京铜器，总督的两箱礼品（2张弓弩、2个装满箭的箭囊、1架马鞍、2把镀金铜刀、4件古瓷）。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也利用这一机会而托运回19箱瓷器、9箱生丝和丝绸。这是一宗数额巨大的托运物，船长对于是否接受承运感到犹豫不决，后经理事会讨论才决定接受承运。
白晋记述说，在经理们忙着为安菲特利特号装船时，又想到了派遣两个人—佩什贝蒂和朱斯赴江西饶州和南京，以在那里采购最绚丽多彩的丝绸、瓷器和漆器，并且就此而向两广总督提出了要求。总督认为这些商品在广州也不匮缺，因而对此项要求不予批准。傅圣铎神父致信经理们，劝说他们放弃这项计划，以免违犯禁止外国人未经允许而进入中国内地的法律。白晋认为，如果佩什贝蒂和朱斯能够前往南京采购，那么中国公司便可有10万埃居的纯利润入帐。
但中国公司的商务正处于一种“过热”状态。它于1701—1702年被迫从事的借贷增至150万埃居。1701年先借贷865576埃居，后又增补559260埃居。1702年共借贷20万镑。其借贷总额高达1624836镑。其股东们也未能使每人应付的4万镑资金到位，其余额只剩下68817镑了，甚至连儒尔丹本人也拖欠公司57146镑。为使该公司摆脱困境，蓬查特兰建议经理们联合几家富商，以等待安菲特利特号船返归时还清借贷。
1701年11月7日，中国公司与圣·马洛的一家商会签订一项协议。这两个公司的本金高达160万镑。圣·马洛方面准备共装备4艘船，有两艘赴中国内港，另外两艘赴中国南海。每艘船都大约需要20万镑，总共需要80万镑。巴黎方面为装备安菲特利特号船需要186736镑，船舱货物价值363264镑，暂存广州的商品价值250000镑，也折合80万镑。这样一来便组成了第二家中国贸易公司。它装备的两艘赴华船舶只是圣·法兰西斯号和法国大法官号。由于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之战，该船通过太平洋而远航中国的要求颇费周折之后才被批准，但路易十四却明确地命令船长既不能在西班牙港口停泊，又不能与敌对民族互市。
中国公司焦虑不安地等待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的返航，因为它可能会缓和该公司陷入困境的经营。该船于1703年8月11日才返航，其舱货价值约为150万镑。货物首先卸在布列斯特，然后又将部分商品用船运往南特，由国王的护卫艇护航。由于逆风，船航行得很慢，所以，直到10月初才开始出售中国商品，而运来的大部分商品却留在布列斯特。中国公司所获利润甚微。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携归了大批家具，其中的漆器便被好奇者称为“中国-安菲特利特漆器”（Vernis Chine Amphitrite）。
最后，中国公司请求将安菲特利特号船转卖给海军。1704年5月7日，中国公司的经理们被告知说，法国国王将赎回该船，包括船上的火药以及一应装备在内，共付资28791镑。次年，安菲特利特号船被国王出租给了阿西安特（Assiente）公司。17-18世纪之交的这场法国商船远航中国的大幕终于落下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名称为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语：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是荷兰历史上为向亚洲发展而成立的特许公司，成立于1602年3月20日，1798年解散，是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指公开而非特权股份）。
其标帜以V串连O和C（上方的A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缩写，代表该船只或设备是阿姆斯特丹所派出，若为米德尔堡市派出者则加注M字，依此类推。）。在其成立将近200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班从荷兰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25,000名员工、12,000名船员。
Die Niederländische Ostindien-Kompanie (niederländisch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ereenigd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bgekürzt VOC oder kurz Compagnie) war eine Ostindien-Kompanie, zu der sich am 20. März 1602 niederländische Kaufmannskompanien zusammenschlossen, um die Konkurrenz untereinander auszuschalten. Die VOC erhielt vom niederländischen Staat Handelsmonopole sowie Hoheitsrechte in Landerwerb, Kriegsführung und Festungsbau. Sie war eines der größten Handelsunternehm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Die VOC hatte ihren Hauptsitz in Amsterdam und Middelburg. Das Hauptquartier der Handelsschifffahrt befand sich in Batavia, der heutigen indonesischen Hauptstadt Jakarta auf Java. Weitere Niederlassungen wurden auf anderen Inseln des heutigen Indonesiens gegründet. Ein Handelsposten lag auch auf Deshima, einer künstlichen Insel vor der Küste der japanischen Stadt Nagasaki und weitere in Persien, Bengalen, heute Teil von Bangladesch und Indien, Ceylon, Formosa, Kapstadt und Südindien.
Die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der VOC beruhte vor allem auf der Kontrolle der Gewürzroute von Hinterindien nach Europa, womit sie einen Teil des lukrativen Indienhandels beherrschte. Das in sechs Kammern (Kamers) strukturierte Unternehmen war das erste, das Aktien ausgab. Nach dem Vierten Englisch-Niederländischen Krieg von 1780 bis 1784 kam die Kompanie in finanzielle Schwierigkeiten und wurde 1798 liquidiert.
Während zweier Jahrhunderte des in vielen Bereichen monopolisierten Handels hatte die VOC circa 4700 Schiffe unter Segel, auf denen insgesamt zirka eine Million Menschen befördert wurden. Dabei entfällt auf das erste Jahrhundert zirka ein Drittel, auf das zweite zwei Drittel von beiden Zahlen. Der Handelswert der nach Europa transportierten Waren betrug im ersten Jahrhundert bis 1700 bereits 577 Millionen Gulden und im zweiten bis 1795 1,6 Milliarden Gulden. Die Konkurrentin der VOC, die 1600 in London gegründete Englische Ostindien-Kompanie (EIC), später Britische Ostindien-Kompanie (BEIC), konnte sich nicht gegen die VOC durchsetzen. Lediglich gegen Ende des 17. Jahrhunderts gab es eine kurze Phase, während derer die EIC/BEIC zu einer ernstzunehmenden Konkurrentin erstarkt war.
1873年轮船招商公局开局油画，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号景星，1832年5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香山自南宋始设县，主要地域包括今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山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滨海地区。19世纪以来，沐近代化风气之先，香山造就了一批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群体，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香山独特的历史人文遗产。唐宝臣家族的唐廷枢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廷枢先后在澳门、香港马礼逊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在香港政府、上海江海关担任翻译，接着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受李鸿章赏识，他于1873年开始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不久又创办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唐廷枢是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近代著名买办，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洋务派实业家，中国民族保险、铁路机车、水泥工业之父。
唐廷枢肖像，图片来自《怡和洋行：175周年纪念特刊》
澳港求学之路：接受西式教育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字广善，号宝臣，1799-1864）早年是澳门的雇员，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好的前程，他将三个儿子唐廷桂（唐廷植一名为讹传）、唐廷枢和唐廷庚先后送入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chool）就读。1839年，唐宝臣的长子、唐廷枢之兄唐廷桂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一班，与容闳同班；次子唐廷枢于1841年进入该校，分入第二班。1842年11月，澳门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唐廷桂和唐廷枢及同乡容闳、黄胜、黄宽随同前往。1843年，唐宝臣的三子、唐廷枢之弟唐廷庚进入香港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三班。
澳门马礼逊学堂，图片来自《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校为适应中国青年的需求，实行中英双语教学。因此，唐廷枢进入学校后，一方面学习汉语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学习英语语言和近代西学知识上。唐廷枢英语水平提升的同时，还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使得他对近代科技和工业等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唐廷枢逐渐成长为既懂中学又谙西学的近代新式人才。这些为其将来投身和开创中国工商业事业储备了知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风云人物丁日昌曾夸奖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唐廷枢如此受赞，离不开他在马礼逊学校的学习。
港沪工作实践：从词典专家到著名买办
1849年，香港马礼逊学校停办，唐廷枢进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主持的香港伦敦传道学校（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chool）继续学习。1850年，他离开学校，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进入香港政府担任英语翻译。1851年，他在香港巡理厅当上一名翻译，1853年升任为正翻译，1856年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比香港开埠晚一年的上海，开埠后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人才。1857年，唐廷枢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担任江海关（上海海关）副大写，1859年升任正大写及总翻译之职，1861年离开。唐廷枢这十年从事的都是英语翻译工作，这种英语知识的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英语应用能力。怡和洋行代理惠代尔（J. M. Whittall）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怡和洋行经理机昔（W. Keswick）称其“英文是这样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R. I. Fearon）则说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1850年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自网络
唐廷枢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英语在晚清社会尤其是中外商贸中的重要性，并萌生了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编纂汉英词典的想法。于是，他在兄长唐廷桂和弟弟唐廷庚的协助下，编纂了汉英词典《英语集全》。《英语集全》如实地记录了19世纪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若干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在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异同，是中西兼容的文化文本。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双语词典，也是中国人编纂的早期汉英词典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
《英語集全》，图片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唐廷枢离开江海关后，开始在长江流域代理怡和洋行生意。由于其出色的商业表现，1863年，他成为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直至1873年离开。唐廷枢任买办期间，为怡和洋行经理钱款、收购丝茶、办理航运、运销米盐等。此外，他也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附股洋行公司，任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华籍董事，参与创办上海丝业、茶业公所和洋药局并任董事，同时也是公益机构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等的董事。十年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为他以后开创中国民族工商业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基础。他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不卑不亢，身怀爱国忧国之心，且具有战略眼光，以致怡和洋行在其纪念册中盛赞道：“唐廷枢既爱国，又着眼于世界”。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促进了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这种思想转变正是促使其从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过渡的重要思想基础。
晚清上海怡和洋行大楼，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开创中国商业事业
随着唐廷枢事业的发展，他的地位日渐提高，逐渐成为上海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了促进初创即陷入经营危机的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李鸿章于1873年札委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称赞唐廷枢“贸易有年，声望素着，经理极熟，是以禀请进局，以固商情”。
招商局前任总办朱其昂，虽精通沙船运营，但对新式轮船管理和经营十分生疏，又坚持“漕粮为重，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半年后出现亏损，致使招商局陷入困境。唐廷枢上任后立即将“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更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重新拟定《轮船招商章程》。1877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因竞争激烈决定出售。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力主并购，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下以222万两将其收购。这是中国企业第一宗外企收购案，开启了中国航运业的新篇章。李鸿章赞其“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1878年，英国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因恶性降价竞争损失惨重，而招商局在唐廷枢的妥善经营管理以及官方的扶持下，非但没有被击垮，实力反而得到增强。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唐廷枢示好，愿与招商局达成协议，三方签订了“齐价合同”。这意味着唐廷枢经过多方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外轮对手，为招商局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招商局后又分别于1884年、1893年和1897年与外轮公司签订“齐价合同”。期间，唐廷枢还拓展了招商局航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等。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创造性地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吸收海内外资本，兼并外企收回利权，使得招商局成为首家与外资抗衡并赢得商战胜利的中国企业。这使轮船招商局的业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唐廷枢自己由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变。
创办开平矿务局：拉开中国工业近代化序幕
为了满足兵船及洋务企业对能源的需求，达到“富国强兵、以利民用”的目的，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带洋矿师前往直隶勘探煤铁矿。唐廷枢发现此地矿藏丰富，质地优良，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于1878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直至1892年去世。
在创建煤铁矿方面，唐廷枢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制度，“仿其法，购其机，用其人”，从而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廷枢高薪从英国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并购买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平矿务局建设了第一个矿井唐山矿。唐山矿于1881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多吨，次年增至3.8万吨，1889年达24.7万吨。唐山矿是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煤矿。随着产煤量的不断增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洋务企业的能源需求，同时也打击了外煤市场。
1881年开平矿务局唐山矿，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勘察开平煤矿之初，为了方便煤炭运输，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计划，但因清政府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为了增加煤炭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唐廷枢毅然计划修建铁路。为了减少阻力，他将铁路缩短，仅修建从唐山矿至胥各庄一段，并且特别声明只修建以骡马为牵引动力的“快车马路”。几经周折，清政府勉强允许修建“唐胥铁路”。1881年5月，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开工兴建，6月开始铺轨，11月工程告竣，共耗银11万两。唐胥铁路是中国人出资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虽然其长度仅有9.3公里，但这是中国铁路的源头，是一个伟大创举。1888年8月，唐胥铁路展修至天津即“唐津铁路”。直隶总督李鸿章乘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出席唐津铁路通车典礼。他对这条铁路极为赞赏：“平稳坚实，桥梁车栈均属合法，计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
1888年10月9日，唐廷枢陪同李鸿章视察唐津铁路（前排左起：伍廷芳（左一）、唐廷枢（左二）、周馥（左三）、李鸿章（左四）），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创建、经营唐山煤矿期间，除了引进西方技术外，还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经验，创建了一套近代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定了《开平矿务总局条规》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后又于1887年开凿林西煤矿，1888年组建开平运输船队，1890年创办唐山细绵土厂（水泥厂），还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修建码头、煤栈等。唐廷枢出色的领导使得开平矿务局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促进了唐山的工业化进程和唐山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1892年，唐廷枢病逝于天津，享年61岁。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讣告：“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去世，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大损失。” 英国一矿务、铁路及商务专刊缅怀唐廷枢生平，称其为“中国铁路之先驱。其生平无须立碑纪念，盖其劳绩尤以铁路为甚，始终与唐景星一名相随”。“他的付出比任何同胞要多。他敏锐过人，精力充沛，见识远大，中国同胞和欧洲人均表深切怀念”。
开拓创新：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的一生短暂而激荡，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中国企业第一次并购外企——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创建中国内地第一座机械化煤矿——开平煤矿，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创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创办中国第一家铁路机车修理厂——胥各庄修理厂，创办中国内地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编纂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汉英词典《英语集全》……无怪乎唐廷枢被世人誉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除了工商业事业外，他还热衷公益慈善事业，担任徐润创办的仁济医院的董事，是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的董事，还参与创办广肇公所等慈善机构。他还重视教育，支持创办英华学馆、资助容闳主持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参与创办格致书院并任董事等。
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门前合影，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身处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倍受侵略的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他毅然辞去了外资企业的“高薪厚职＂,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实业救国的重任，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一道担当了时代先锋，为中国之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唐廷枢为人正直、勤奋，重商趋利而又忠心报国，坚守传统却又力求开拓，是集爱国、务实、创新、开放于一身的中国近代新式人物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香山文化的内涵，也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精神所在。
本文作者：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 何宁宇、李梓杰
特约审校：唐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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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其乐撰; 袁琴,何宁宇译.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唐氏兄弟之青年时代. 唐廷枢研究, 2020(第1辑):104-127.
[7]何宁宇.唐廷枢的英语观. 唐廷枢研究, 2020(第1辑):65-84.
Here the artist William Alexander represents the moment when Lord Macartney, a British diplomat, was received by the Qing Emperor Ch’ien-Lu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embassy to China. Within the ground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t Jehol (Chengde), a lavish tent was erected to host the audience on 14 September 1793. Despite the level of detail in this sketch, Alexander, official draughtsman to the Embassy, was not actually present to witness the event. His re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verbal accounts and sketches produced by core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Those twelve members are depicted at right, each man numbered to correspond to a labelled key at top right. Sir George Staunton, the Secretary to the Embassy and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 stands behind Macartney, wearing the silk robes and velvet hat which mark him as Doctor of Law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Other members of the retinue include Lieutenant Henry Parish, whose sketches of the Embassy provided the absent Alexander with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
Surrounded by courtiers, Ch’ien-Lung is depicted seated at his throne with Macartney before him. The Ambassador, on the orders of his British advisors, decided to forgo performing the customary ritual of the kowtow before the Emperor. This required an individual to kneel with both knees on the ground and prostrate themselves low enough so that their forehead touched the ground. The kowtow was considered demeaning by the British, and thus Macartney chose to genuflect as he would to his own sovereign George III. The Ambassador was repeatedly urged to perfor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owtow, but as diplomat he felt it important to present George and Ch’ien-Lung as equals. This was not received positively by the Chinese who viewed their Emperor as the Son of Heaven with no human equal. According to their view the objects presen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ceremonial exchange of gifts were perceived as ‘tribute’ items, and Macartney as conveyor of tribute rather than legate of King George.
As well as presenting gifts to the Emperor, Macartney gave a letter to Ch’ien-Lung written by George III. The letter request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controlling the port of Canton, hub of Anglo-Chinese trade and headquarte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econsider the legislations they applied to foreign merchants. These rules were seen as dogmatic and limiting to British trading interests. George also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establish an ambassador in Canton, who would oversee the expansion of British markets. In the event, these requests were declined by the Emperor, who saw no reason to oblige the demands of an ultimately rival Empire. He stated in an edict that China was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that everything he and his subjects needed could be manufactured domestically. There was no reason to allow an infiltration of British goods.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loosening Cantonese legislations and it was in China’s interest to preserve their dominion over the strategic port.
(Quelle: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the-emperor-of-china-receiving-the-macartney-embas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