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是大乘佛教教团，为释星云法师于1967年5月16日创办，现在已经成为台湾佛教四大名山一会之一（其他为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功德会）。至2017年，佛光山在全世界共设有200余座别院或分院道场。[1]

佛光山僧信二众共同建构现代化的大乘佛教菩萨道场暨以佛教在家信众为主体会员的国际佛光会组织，二者如鸟之双翼，奉持释星云“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四给”工作信条，倡导“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运动，将佛教净化人们“身、口、意”与慈悲喜舍的修行要诀，化作现代话的语言与面貌，推展并落实在佛光山道场建筑设计的概念及日常行动上。佛光山处处彰显释星云建设“人间净土”、推展“人间佛教”的理想与精神。高雄总本山因此成为台湾的佛教名刹，同时是“三宝”具足的庄严佛教圣地，是实践人间佛教的重要根据地。[1][2]佛光山不仅融和了汉传佛教的传统，集教育、慈善、修持的要旨于“动”中修禅、于“众”中行佛，完成佛教的现代化及开阔性，并致力于南传北传的佛教文化交流，强调遵循的是释迦佛陀的本怀，是弘扬佛教的人间性理念的人间佛教教团。[2]

佛光山的宗旨是使佛教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建设佛教道场，并建立了五所以佛教为中心的大学院校，是承接释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宏愿理想而使佛教在世界各地都开花结果。

灵山地区的历史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相传玄奘西天取经归来，游历东南到此，来到小灵山，见“层峦丛翠”，景色非凡，大为赞赏，曰“无殊西竺国灵鹫之胜也”。于是就给此山起名小灵山。印度的灵鹫山，就是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地方，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并嘱大弟子窥基在这里主持开法。小灵山寺就由此逐渐发展。矗立在小灵山南麓的灵山大佛，包括莲花座在内通高为八十八米，相当于一幢三十馀层楼房的高度，比“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四川乐山大佛还要高出十七米，是中国第二高的巨型佛像。如果加上三层座基，总高度达一百零一点五米。灵山大佛双目垂视，眼神睿智慈祥。不论游客靠近或走远，似乎都在大佛眼神的关切之中；并且随着人的靠近或远离，眼睛仿佛在微微开合，靠得愈近，眼睛就睁得愈开；嘴角似笑而未笑，欲言而未语，诸多嘱咐即将出口，使人倍感亲切，引发种种遐想。靠近大佛向上仰视，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让人产生佛在“动”的感觉。灵山大佛身体各部匀称适度，衣饰褶纹明快流畅、飘逸灵动，更增加了动感，使远观近瞻都十分相宜。

灵山大佛的塑造，依据佛经如来三十二形相的记载完成。大佛慈颜微笑，广视众生，右手"施无畏印"代表除却痛苦，左手"与愿印"代表给予快乐，均为祝福之相，整个佛像形态庄严圆满，安详凝重而细致，显现佛陀慈悲的法相。

佛经有云：凡新佛像落成，必得经过开光，其神圣意义方始具备。灵山大佛开光盛典由当今世界三大教派高僧大德共同主持。现场由万盆鲜花，千米黄绢妆点。五百米朝圣之路遍插佛旗，二百一十八级登云道满植金菊，千棵乔木黄布裹身，万羽信鸽绕佛飞翔。梵音袅袅，鼓乐交鸣，再现佛佗住世之景；信众云集，焚香顶礼，尽显我佛归心之德。开光当日，从凌晨四时起，各地信众络绎而来，自市区至马山，车流绵延二十余公里，持续近四个小时。是日，瑞霭低垂，随着轻风在大佛周围缓缓舞动，随着大法师曼妙的经声，祥云飘升，雾霭尽散，佛祖慈颜显现：双眉半弯，似笑未才智；慈目微闭，欲语先闻。数万信众虔诚礼拜，默许心愿，法喜盈会，尽显吉祥。大佛开光现场均原样保留，开光录相不久将循环播放，以使更多未能亲临开光现场的参拜者得以领略开光盛况，共结法缘、同沾法喜。大佛采用锡青铜材料铸造，除因青铜件持久永恒外，更重要的是青铜艺术是源于古典艺术精粹，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为灿烂的一部分.青铜艺术的古朴素雅和优美细致，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

回顾中国的历史和佛教的历史，在每一个繁荣时代，都会出现高度文明的艺术结晶，千秋万代，历久不衰。为佛立像，成就不凡，从云岗、龙门到敦煌、大足……如今又有灵山大佛，从而在全国形成东有江苏无锡灵山大佛，南有香港天坛大佛，西有四川乐山大佛，北有山西云岗大佛，中有河南洛阳龙门大佛的五方五佛特立耸峙而相呼应的格局。

灵山大佛矗立在无锡太湖之滨小灵山上，反映了华东这一福泽宝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祥和，也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体现，并象征和平与生命如青铜一样，亘古长青。

“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世也译作“佛陀”，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所以，所谓《浮屠经》 ，实际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包括其家族背景、出生年代以及生平事迹。并较为详细的记载了释迦牟尼特殊的体态特征，即“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此外经中还讲了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形象，就这样栩栩如生的被刻画出来。这些信息，对于中国认知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宗教，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信息。
首先，作为我国最早的翻译佛经，从前文笺疏可以看出，其译文有明显的向我国传统思想靠拢的迹象。这对于我们研究佛教初传的状况，进而研究中印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有重要价值。
其次，佛教流传中华之初，中国人站在传统的黄老思想的立场上去理解它，接受它。这种倾向的产生，追根溯源，其滥觞大约就是这部《浮屠经》，就在这部经所宣传的若干与黄老相通的教义上。正因为把佛教等同于黄老，才出现“老子化胡”的传说，成为此后佛道争斗的一大公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屠经》又是我们研究佛道关系史时不可忽视的资料。
再者，由于《浮屠经》其后亡佚，一般人对它不甚了了，但由汉明帝感梦之说推想。《浮屠经》翻译为汉文的时间，很有可能更早于《佛说四十二章经》。由此，我们当重视对《浮屠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