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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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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
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
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
）。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
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ᡥᠣᡨᠣᠨ，转写：mukden hoton），又称奉天城[1]，是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东京城迁都至沈阳。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中卫，并将其更名为盛京[2]，即“天眷盛京”之意[1]。清廷入关后改首都为北京城，盛京城则作为陪都奉天府所在。1907年，奉天省成立，奉天城即又称奉天省城。民国初年，奉天市范围扩展，原奉天城通称为奉天老城。满洲国时期，奉天老城与商埠地、满铁附属地连成一体[1]。现盛京城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与大东区中心区一带。
作为老沈阳城的城门，这里曾是沈阳内城的门户，是清朝官员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沈阳本地土著都知道沈阳有很多地名都带“门”，例如什么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事实上，原来这里确实都有门，但是如今这些门都看不到了。他们原来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在清朝，盛京城曾建有八座城门，形成“八道屏障”，守护着这座古城。然而现在沈阳城内已经很难看到老城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以前都有着怎样的用途。
八门的形成
沈阳最初开始建城墙，是在明洪武21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主要用于抵御北部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军事攻击。
当时的沈阳城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
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因此有很多人曾误以为沈阳八个城门的改造是他下令的。其实他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照明朝时发生太大变化。
真正把盛京城规格建起来的人，是皇太极。
按照历朝历代京城中各城门相对称的规律，皇太极改四门为八门。
分别为：内治门（小东门）、抚近门（大东门）、天佑门（小南门）、德盛门（大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
八个城门相对交汇成两街两路，将沈阳故宫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井”字的城市结构。
改建后的城门，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
后金崇尚八旗制，所以“井”字街路划分出的9块区域，除正中为皇宫外，周围八个区域分给八旗，每旗各据其一。
现在的沈阳，除了大西门、大东门等，你一定还听过有大西边门、大东边门，这些“边门”也是依据八个城门修建的。皇太极当初是将沈阳作为皇都来修建，所以出于社稷考虑，要修建“八门八关”，便有了后来的几个大边门。
小西关是历代清朝皇帝来盛京的必经之路，铁制关门上立有“陪都重镇”的匾额，门椽上有二龙戏珠图案，民间称之为龙门。1942年，这个铁制的龙门被日本鬼子弄去造武器了。
八门的历史和用途
清时期的沈阳八门，命名十分有寓意：“怀远抚近，内治外攘”是当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治国国策；“天佑地载，德胜福胜”意为天地眷佑，国运绵长。
八门分别具有不同的用途，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故事。
怀远门（如今位于中街）
怀远门，是现在城内被复建的两座城门之一。在八座城门中，只有怀远门的两扇城门之上各有三个小眼。按照八卦推断，正是代表死门。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怀远门外是处斩囚犯的法场，凡处死的犯人必经这里，所以怀远门也被称为“鬼门”。
抚近门（大东门——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82号）
抚近门是另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当年其他少数民族来沈阳拜谒皇太极，都走抚近门，因此抚近门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
抚近门位于古城的正东，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一条街，东起抚近门，西至怀远门。原名新正街，建于清光绪31年。
当时因临近州衙，一般为诉讼、报告的人歇息侯信的地方，因此，这条街全是旅店、饭馆和茶楼。抚近门外有一个“三陵衙门”，是用来负责清皇室祖陵的安全和管理事务的。
内治门（小东门——位于四平路（今中街路）东端）
内治门和外攘门相通的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古时的内治门附近也发挥着集市作用。
1829年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这里是水果市，内治门里还有鱼行。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
（如今小东门的大概位置）
外攘门（小西门——里面就是如今的中街）
外攘门是当年奉天的主城门，也是清代以来留下影像最多的城门。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攻占沈阳的见证之地。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就是在沈阳外攘门上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的。
（四平街中街旧貌）
天佑门（小南门——位于现正阳街南段）和地载门（小北门——位于现正阳街北段）
天佑门是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占一杀出重围的地方。他曾在起义战斗中，将盛京刑部、奉天府和承德县三级监狱囚犯放尽，并火烧刑、礼部和县署衙门。
▲地载门
地载门又叫小北门。天佑门和地载门连接的是正阳街。正阳街是沈阳最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
你所知道的沈阳老字号美食，都在这条街上。
德盛门（大南门）和福胜门（大北门）
德盛门，以女儿墙的故事留名于世。相传皇太极得知女扮男装替父出工修葺城墙的扈姓女子的孝行，深受感动，特准许德盛城墙的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处可以矮一砖建设，得名女儿墙。
后来在清末义和团起义时，"红灯会"义民为泄仇恨，将矮一砖的“女儿墙”加到和别处同样的高度。
福胜门就是现在所称的大北门。与地载门之间的某个位置，曾坐落一个宫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的“汗王宫”。
八门外的第九个门
盛京八门各具历史，也各有故事。但是小主的主题说了沈阳“老九门”，既然是八门，又何来九门之说？
有资料记载，沈阳城的护城守官，被称为“九门提督”，所以说古时沈阳还是有第九个门的。
前面说过，明朝的时候沈阳开始建城墙，有四个城门。嘉靖22年，沈城扩建，将北侧的“安定门”改为“镇边门”。后来在与后金长达数年的征战中，沈阳明城墙除了这个北门，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毁坏。
这个北门，因为损坏小，又离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很近，所以皇太极修城墙时，没有拆除而保留了下来。
沈阳是在1958年发现了这个“第九门”。当时有一个学校因维修缺砖，到城根挖，却挖出了一个刻有“镇边门”的门额。经考古人员考证，在大北门和小北门之间的城墙旧址发现了一座用砖石堵封起来的城门，这就是“九门”。
这里还有一件比较好玩儿的事，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寝宫离“九门”这么近？有专家说称因为“逃跑方便”。他们家的后院直通九门，很轻易就能回到发祥地抚顺新宾。
沈阳“九门”的发现，不仅对沈阳的城市历史有意义，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