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ne Kanäle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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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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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
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
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
）。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
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