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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轮船招商公局开局油画，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号景星，1832年5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香山自南宋始设县，主要地域包括今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山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滨海地区。19世纪以来，沐近代化风气之先，香山造就了一批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群体，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香山独特的历史人文遗产。唐宝臣家族的唐廷枢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廷枢先后在澳门、香港马礼逊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在香港政府、上海江海关担任翻译，接着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受李鸿章赏识，他于1873年开始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不久又创办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唐廷枢是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近代著名买办，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洋务派实业家，中国民族保险、铁路机车、水泥工业之父。
唐廷枢肖像，图片来自《怡和洋行：175周年纪念特刊》
澳港求学之路：接受西式教育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字广善，号宝臣，1799-1864）早年是澳门的雇员，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好的前程，他将三个儿子唐廷桂（唐廷植一名为讹传）、唐廷枢和唐廷庚先后送入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chool）就读。1839年，唐宝臣的长子、唐廷枢之兄唐廷桂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一班，与容闳同班；次子唐廷枢于1841年进入该校，分入第二班。1842年11月，澳门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唐廷桂和唐廷枢及同乡容闳、黄胜、黄宽随同前往。1843年，唐宝臣的三子、唐廷枢之弟唐廷庚进入香港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三班。
澳门马礼逊学堂，图片来自《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校为适应中国青年的需求，实行中英双语教学。因此，唐廷枢进入学校后，一方面学习汉语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学习英语语言和近代西学知识上。唐廷枢英语水平提升的同时，还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使得他对近代科技和工业等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唐廷枢逐渐成长为既懂中学又谙西学的近代新式人才。这些为其将来投身和开创中国工商业事业储备了知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风云人物丁日昌曾夸奖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唐廷枢如此受赞，离不开他在马礼逊学校的学习。
港沪工作实践：从词典专家到著名买办
1849年，香港马礼逊学校停办，唐廷枢进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主持的香港伦敦传道学校（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chool）继续学习。1850年，他离开学校，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进入香港政府担任英语翻译。1851年，他在香港巡理厅当上一名翻译，1853年升任为正翻译，1856年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比香港开埠晚一年的上海，开埠后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人才。1857年，唐廷枢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担任江海关（上海海关）副大写，1859年升任正大写及总翻译之职，1861年离开。唐廷枢这十年从事的都是英语翻译工作，这种英语知识的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英语应用能力。怡和洋行代理惠代尔（J. M. Whittall）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怡和洋行经理机昔（W. Keswick）称其“英文是这样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R. I. Fearon）则说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1850年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自网络
唐廷枢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英语在晚清社会尤其是中外商贸中的重要性，并萌生了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编纂汉英词典的想法。于是，他在兄长唐廷桂和弟弟唐廷庚的协助下，编纂了汉英词典《英语集全》。《英语集全》如实地记录了19世纪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若干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在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异同，是中西兼容的文化文本。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双语词典，也是中国人编纂的早期汉英词典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
《英語集全》，图片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唐廷枢离开江海关后，开始在长江流域代理怡和洋行生意。由于其出色的商业表现，1863年，他成为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直至1873年离开。唐廷枢任买办期间，为怡和洋行经理钱款、收购丝茶、办理航运、运销米盐等。此外，他也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附股洋行公司，任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华籍董事，参与创办上海丝业、茶业公所和洋药局并任董事，同时也是公益机构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等的董事。十年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为他以后开创中国民族工商业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基础。他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不卑不亢，身怀爱国忧国之心，且具有战略眼光，以致怡和洋行在其纪念册中盛赞道：“唐廷枢既爱国，又着眼于世界”。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促进了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这种思想转变正是促使其从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过渡的重要思想基础。
晚清上海怡和洋行大楼，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开创中国商业事业
随着唐廷枢事业的发展，他的地位日渐提高，逐渐成为上海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了促进初创即陷入经营危机的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李鸿章于1873年札委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称赞唐廷枢“贸易有年，声望素着，经理极熟，是以禀请进局，以固商情”。
招商局前任总办朱其昂，虽精通沙船运营，但对新式轮船管理和经营十分生疏，又坚持“漕粮为重，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半年后出现亏损，致使招商局陷入困境。唐廷枢上任后立即将“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更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重新拟定《轮船招商章程》。1877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因竞争激烈决定出售。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力主并购，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下以222万两将其收购。这是中国企业第一宗外企收购案，开启了中国航运业的新篇章。李鸿章赞其“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1878年，英国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因恶性降价竞争损失惨重，而招商局在唐廷枢的妥善经营管理以及官方的扶持下，非但没有被击垮，实力反而得到增强。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唐廷枢示好，愿与招商局达成协议，三方签订了“齐价合同”。这意味着唐廷枢经过多方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外轮对手，为招商局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招商局后又分别于1884年、1893年和1897年与外轮公司签订“齐价合同”。期间，唐廷枢还拓展了招商局航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等。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创造性地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吸收海内外资本，兼并外企收回利权，使得招商局成为首家与外资抗衡并赢得商战胜利的中国企业。这使轮船招商局的业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唐廷枢自己由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变。
创办开平矿务局：拉开中国工业近代化序幕
为了满足兵船及洋务企业对能源的需求，达到“富国强兵、以利民用”的目的，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带洋矿师前往直隶勘探煤铁矿。唐廷枢发现此地矿藏丰富，质地优良，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于1878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直至1892年去世。
在创建煤铁矿方面，唐廷枢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制度，“仿其法，购其机，用其人”，从而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廷枢高薪从英国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并购买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平矿务局建设了第一个矿井唐山矿。唐山矿于1881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多吨，次年增至3.8万吨，1889年达24.7万吨。唐山矿是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煤矿。随着产煤量的不断增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洋务企业的能源需求，同时也打击了外煤市场。
1881年开平矿务局唐山矿，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勘察开平煤矿之初，为了方便煤炭运输，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计划，但因清政府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为了增加煤炭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唐廷枢毅然计划修建铁路。为了减少阻力，他将铁路缩短，仅修建从唐山矿至胥各庄一段，并且特别声明只修建以骡马为牵引动力的“快车马路”。几经周折，清政府勉强允许修建“唐胥铁路”。1881年5月，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开工兴建，6月开始铺轨，11月工程告竣，共耗银11万两。唐胥铁路是中国人出资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虽然其长度仅有9.3公里，但这是中国铁路的源头，是一个伟大创举。1888年8月，唐胥铁路展修至天津即“唐津铁路”。直隶总督李鸿章乘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出席唐津铁路通车典礼。他对这条铁路极为赞赏：“平稳坚实，桥梁车栈均属合法，计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
1888年10月9日，唐廷枢陪同李鸿章视察唐津铁路（前排左起：伍廷芳（左一）、唐廷枢（左二）、周馥（左三）、李鸿章（左四）），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创建、经营唐山煤矿期间，除了引进西方技术外，还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经验，创建了一套近代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定了《开平矿务总局条规》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后又于1887年开凿林西煤矿，1888年组建开平运输船队，1890年创办唐山细绵土厂（水泥厂），还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修建码头、煤栈等。唐廷枢出色的领导使得开平矿务局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促进了唐山的工业化进程和唐山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1892年，唐廷枢病逝于天津，享年61岁。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讣告：“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去世，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大损失。” 英国一矿务、铁路及商务专刊缅怀唐廷枢生平，称其为“中国铁路之先驱。其生平无须立碑纪念，盖其劳绩尤以铁路为甚，始终与唐景星一名相随”。“他的付出比任何同胞要多。他敏锐过人，精力充沛，见识远大，中国同胞和欧洲人均表深切怀念”。
开拓创新：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的一生短暂而激荡，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中国企业第一次并购外企——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创建中国内地第一座机械化煤矿——开平煤矿，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创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创办中国第一家铁路机车修理厂——胥各庄修理厂，创办中国内地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编纂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汉英词典《英语集全》……无怪乎唐廷枢被世人誉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除了工商业事业外，他还热衷公益慈善事业，担任徐润创办的仁济医院的董事，是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的董事，还参与创办广肇公所等慈善机构。他还重视教育，支持创办英华学馆、资助容闳主持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参与创办格致书院并任董事等。
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门前合影，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身处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倍受侵略的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他毅然辞去了外资企业的“高薪厚职＂,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实业救国的重任，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一道担当了时代先锋，为中国之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唐廷枢为人正直、勤奋，重商趋利而又忠心报国，坚守传统却又力求开拓，是集爱国、务实、创新、开放于一身的中国近代新式人物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香山文化的内涵，也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精神所在。
本文作者：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 何宁宇、李梓杰
特约审校：唐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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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旅游书《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以后，西方与中国的往来就日渐频繁： 从15世纪末起，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大受欢迎，紧接着是青铜器、漆器、象牙雕刻、绘画及家具，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也成了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数以千计的冒险家、士兵、传教士、海员及学者，当然人数最多的是商人，来到中国。之后将无数艺术珍品带回欧洲，瞬间席卷交易市场，而各家旧大陆博物馆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了藏品，可惜它们并未对藏品质量进行筛选。这些被带回的艺术品大多被卖给了一些精致讲究的享乐主义者，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研究者。 由于仍缺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商人购买时并不在意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极具异域风情才是他们的评判标准。
19世纪，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之后，在一次聚会与深谙艺术的同好们交流中，迸发灵感： 他计划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研究资料，整理归类现有的珍贵图片，在客观描述规模宏大的文献资料以外，对原作给出一些自己的评论，来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艺术史。
奥斯卡·明斯特伯格（Oskar Münsterberg）出生于但泽（现属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莫里茨·明斯特伯格是一位商人，母亲安娜·伯恩哈迪是画家。父母的职业对他后来的发展道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斯特伯格分别于慕尼黑和弗赖堡修习国民经济学和艺术史，从弗莱堡大学毕业后，他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于1906年成为《德国民族报》总编。
三年后他转战莱比锡，就职成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1912年，他重返柏林，主持哈格尔伯格出版社的主要工作。 在此期间，明斯特伯格曾多次因公来到东亚，对当地的人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书籍。
第一部巨著《日本艺术史》（第一卷）于1904年问世，至1907年为止共出版三卷。 1895年发表论文《中国的改革——东亚历史政治与国民经济研究》，为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0—1912年间，他的第二部煌煌巨著《中国艺术史》出版了。
《中国艺术史》是19世纪德国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的力作，系统阐释了中国辉煌博大的艺术史。 原著涵盖了从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青铜器、陶瓷、手工艺品等内容，共收录1034幅彩色图版及黑白插图和照片，每幅图片均详述器物名称、尺寸、收藏者信息等。
原著为德文版，分为两卷，分别于1910年、1912 年首次出版。两卷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卷收录321幅黑白图版和15幅彩色图版，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诠释了中国艺术风格演化的逻辑和特质；作者又以佛教传入中国为分界线，通过中外古代石刻、青铜器、陶器、绘画、雕塑等作品，呈现了中西方三千年来在艺术上的对话交流。
第二卷分为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两大部分，收录675幅黑白图版和23幅彩色图版，涵盖了中国古代建筑、青铜器、陶瓷、宝石制品、印刷品、织物、漆器与木器、琉璃、珐琅、犀角、玳瑁、琥珀、象牙等器物近1200件，通过艺术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审美趣味，厘清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
因原著两卷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且论述角度不同，本次出版在保留原书完整内容的基础上，对编辑体例进行了调整，将原著两卷分别以《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和《中国艺术3000年》为名，单独成册出版。
在19世纪初，这部作品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艺术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历史，这在当时的学界应是史无前例的。 将其翻译、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撰写。书中描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有高尚的品格、良好的习惯。也有天生的偏狭、固有的缺点。此为1894年刊本。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明恩溥观察到了中国文化的二十五种特征，他的这本书也包含了这二十五章，每个章的标题都是描述了一个特征，最后两章描述了宗教和社会。
第一章 保全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第三章 勤劳刻苦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易于误解
第八章 拐弯抹角
第九章 顺而不从
第十章 思绪含混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第二十三章 诛连守法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又作明恩普，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明恩溥返回美国。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深入天津、山东等地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熟悉中国的国情，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汤若望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１６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
“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汤若望的贡献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而比之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先驱，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门内南堂，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迭宕起伏的一生
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朝廷，称：
“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轶，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正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颇为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在保护南堂及内存所有历书、仪器和传教所用经典免遭战火洗劫后，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著称。1605年，利马窦曾于该处建起京城内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来，在汤若望主持下，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过，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着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汤若望当年工作的厅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北京古观象台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这名清代开国皇帝虽笃信佛教，但却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在华西方传教士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所在地、今北京西郊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华女士介绍说：
“顺治年幼，对大胡子外国老头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饭的。汤若望对宫里一些人，包括顺治的母亲，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资料说，汤若望在宫中也发展了一批教徒，但影响不大，因为中国自己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满人是信萨满教的。虽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这些传教士的学识。顺治还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之意，并赐给他很多特权，比如可以随时进入后宫等。”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林华女士说：
“因为康熙是一个几岁的小娃娃，掌握实权的则是敖拜等反对洋教和西方学说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上台以后，汤若望就马上被打入底层，遭到栽赃陷害，并锒铛入狱。他当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风，不会说话。在拷打审问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时的南怀仁替他辩护，但还是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北京发生大地震，于是皇太后出面为汤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狱。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派大员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汉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继汤若望之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有纪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们在钦天监供职，从事天文、历法的观测和推算工作。而死后，同样埋葬在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朗士宁等前辈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Quelle:德国之声 DW.com)
Here the artist William Alexander represents the moment when Lord Macartney, a British diplomat, was received by the Qing Emperor Ch’ien-Lu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embassy to China. Within the ground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t Jehol (Chengde), a lavish tent was erected to host the audience on 14 September 1793. Despite the level of detail in this sketch, Alexander, official draughtsman to the Embassy, was not actually present to witness the event. His re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verbal accounts and sketches produced by core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Those twelve members are depicted at right, each man numbered to correspond to a labelled key at top right. Sir George Staunton, the Secretary to the Embassy and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 stands behind Macartney, wearing the silk robes and velvet hat which mark him as Doctor of Law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Other members of the retinue include Lieutenant Henry Parish, whose sketches of the Embassy provided the absent Alexander with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
Surrounded by courtiers, Ch’ien-Lung is depicted seated at his throne with Macartney before him. The Ambassador, on the orders of his British advisors, decided to forgo performing the customary ritual of the kowtow before the Emperor. This required an individual to kneel with both knees on the ground and prostrate themselves low enough so that their forehead touched the ground. The kowtow was considered demeaning by the British, and thus Macartney chose to genuflect as he would to his own sovereign George III. The Ambassador was repeatedly urged to perfor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owtow, but as diplomat he felt it important to present George and Ch’ien-Lung as equals. This was not received positively by the Chinese who viewed their Emperor as the Son of Heaven with no human equal. According to their view the objects presen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ceremonial exchange of gifts were perceived as ‘tribute’ items, and Macartney as conveyor of tribute rather than legate of King George.
As well as presenting gifts to the Emperor, Macartney gave a letter to Ch’ien-Lung written by George III. The letter request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controlling the port of Canton, hub of Anglo-Chinese trade and headquarte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reconsider the legislations they applied to foreign merchants. These rules were seen as dogmatic and limiting to British trading interests. George also asked for permission to establish an ambassador in Canton, who would oversee the expansion of British markets. In the event, these requests were declined by the Emperor, who saw no reason to oblige the demands of an ultimately rival Empire. He stated in an edict that China was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that everything he and his subjects needed could be manufactured domestically. There was no reason to allow an infiltration of British goods.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loosening Cantonese legislations and it was in China’s interest to preserve their dominion over the strategic port.
(Quelle: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the-emperor-of-china-receiving-the-macartney-embassy)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历史学家、国际中国研究基金会主席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警告说，中国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法国大学虽然拥有汉语和中国文学的专家，但对其历史、社会学、政治以及人类学的研究重视不足，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安德烈.马尔罗1967年出版的『反回忆录』中这样形容中国：“有一个致力于复仇和正义的国家，一个不会放下武器的国家，在全球性的对抗来临面前不会放弃精神的国家”。他预言：“已经有300年的欧洲时代正在消逝，中国时代已经开始。”
安克强在法国世界报撰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其第20次代表大会，习近平第三次登基并盖上 "让中国再次伟大 "的玉玺之时，马尔罗的预言显得何其敏锐。可是，法国人今天对中国又有多少了解？法国在研究、分析和理解这个具有独特维度的国家的动态方面又有哪些优势？法国大学又拥有什么相关的专长？
作者认为中国已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国，具有在全球范围部署其行动和战略的野心，法国不能像40年前 那样仅仅把中国作为少数机构中少数专家--汉学家的 "研究对象”。
在这位学者眼中，面对中国所代表的挑战，法国大学的研究很不对称，“我们的专业程度取决于在大学或研究组织中进行基础研究的能力。但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专家的职位数量总体上没有变化，仍然局限于少数专业机构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事实上法国大学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们在扎实的实地考察和对中华世界的第一手研究的基础上，产出了大量的论文。问题在于他们完成论文后许多人找不到相应的位置，他们发现自己连续几年从临时的教学和研究助理（ATR）职位跳槽到博士后职位，没有任何科学工作的前景。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的年龄很大了才设法找到了一个职位，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或选择移居国外。原因很简单：大学没有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出路，大学培养的人才白白浪费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位学者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法国大学对中国“密封”。除了数量不多且主要由语言和文学专家组成的中文系之外，法国大学中没有关于中国的研究。有多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法律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在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中专门研究中国？在这些学科，这个数字在0到3之间。
所幸有几家全部位于巴黎的机构为招聘中国专家做出了贡献，如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学院（Inalco）、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或法国高等实践学院（EPHE）；但它们的综合招聘能力无法弥补大学招聘的不足。而且在过去三十年里，这些机构的职位数量没有变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自2002年以来，亚洲的专家数量几近崩溃。在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领域，2022年该中心只有一名关于中国的研究人员! 而哈佛大学一校就有48名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是Inalco、CNRS、EHESS和EPHE的总和），并为其关于中国的旗舰课程之一宣布："在21世纪初，没有什么比学习中国更重要的了"。这不是做广告，而是一种承诺。
反过来看，中国对法国拥有多少专业知识？有多少中国学生通过上法国大学与法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有多少人在法国完成了关于法国主题的博士学位？前者有数万人，后者有数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回到中国，带去了他们的专长，还为他们的国家带去了关于法国的非凡知识库。我们还需要问的是，有多少法国学生在中国学习过？有多少人做过中国学科的博士，同时具备语言和学科方面的专业知识？
这位学者认为，中国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可是法国大学还在昏昏欲睡。如果不能弥合与美国大学之间的深渊般差距，当务之急，至少也应在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方面赶上欧洲的主要大学!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用法语和其他十二个语种向全世界广播。法广巴黎编辑部与其遍布五大洲的四百名特约记者向听友推出新闻与专题节目为了解世界提供钥匙。法广每周在全球聚集近四千万听友，法广网站、手机应用程序等在内的新媒体每个月的浏览数字以上千万计。
(* 法语, 英语, 柬埔寨语, 华语, 華語, 西班牙语, 豪萨语, 曼丁哥语, 富拉尼语, 斯瓦西里, 波斯语, 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越南语 )
(Quelle:https://www.rfi.fr/cn)
神宗万历时，葡萄牙殖民者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形成地租。明廷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租占。广东居民则掀起了反侵略的斗争。
一五八一年（万历九年），西班牙国王兼为葡萄牙国王，葡萄牙事实上被西班牙所兼并，又与荷兰殖民者发生冲突。一六○一年，派出战舰两艘，装备大炮，驶入澳门港外，自称与中国通贡市。葡方记载说，葡人曾拘捕并处死荷兰人多人。《明史·和兰传》说，明税使李道召其首领入广州城游一月，未敢奏闻。一六○三年，又有荷兰船舰炮击澳门，焚掠商船。次年，荷兰遣使求贡市，未获允准，派军舰来攻，在澎湖海上遇明朝福建水师，退走。荷兰遂转向漳州求通贸易，并进而侵占台湾岛，在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明史·和兰传》）一六○五年，葡人借口防备荷兰来袭，不得中国允准，即在澳门修筑炮台等工事，以图长久占据。
一五七四年，葡萄牙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等传教士四十一人，曾自葡来澳门，企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未获允准。一六○六年，范礼安病死澳门。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郭若静遂在澳门西北隔海的小岛青州建筑墙高六、七丈的耶稣会礼拜堂。犹如堡垒，作为传教的据点。香山知县张大猷请毁去墙垣，不成。香山居民遂携带竿矛，冲入青州岛，将教堂焚毁。当时传说郭若静将据地称王。澳门中国居民纷纷迁往广州。广州城内戒严，澳门商业贸易停顿。葡萄牙殖民者居住澳门，生活需用均靠当地居民供给。青州教堂事件发生后，葡萄牙殖民者被迫派遣代表去广州，陈述传说虚诳，又向官吏行贿，以平息事态。（冯承钧译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次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疏请驱逐澳门番人出居浪白外海，就船贸易，交还壕境澳故地。明廷因“事亦难行”，予以搁置。自一五九八年起任广东总督的戴耀，因见有宝货之利，对葡人多有纵容，遇事或佯禁而阴许。一六一○年，江西万安人张鸣岗接替戴耀，继任两广总督。一六一四年上疏陈述澳门事，说：“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他认为：“壕境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明史·佛郎机传》）疏上，被明廷采纳。张鸣岗书中所说“外不许一倭阑入”，是指葡人役使倭奴，引起明朝的注意。同年，两广制定“海道禁约”，在香山县刻石立碑，内列禁畜养倭奴，禁买人口，禁兵船骗饷（舶税），禁接买私货，禁擅自兴作房屋亭舍，如有违犯，即行治罪（康熙《香山县志》）。此后，又在澳门附近的雍陌设参将，领兵千人扎营驻守。
澳门被葡人租占后，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也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一五七九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国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一五八二年，又获准去肇庆传教。一五九○年回国。意大利贵族出身的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中国语文。一五八九年移居韶州，以后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一五九六年，被教廷任命为耶稣会在华会长。一六○一年，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向明神宗贡呈珠嵌十字架、自鸣钟及《万国图志》，得神宗嘉赏，获准留住京师。利玛窦研习中国儒学，得以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撰述天文、数学、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一六一○年病死于北京。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
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熊三拔等。他们在中国都用汉语姓名，以便交往。一五八三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开始接收中国信徒一人。一六○三年，各地的中国教徒有五百人。一六一七年多至一万三千人。明朝末年，发展到三万八千余人。元代景教徒多是色目人和蒙古人，正式奉教的汉人，史不多见。明神宗万历时，耶稣会士经澳门来内地传教，天主教才在汉族居民中传播。
Il Milione è il resoconto dei viaggi in Asia di Marco Polo, intrapresi assieme al padre Niccolò Polo e allo zio paterno Matteo Polo, mercanti e viaggiatori veneziani, tra il 1271 e il 1295, e le sue esperienze alla corte di Kublai Khan, il più grande sovrano orientale dell'epoca, del quale Marco fu al servizio per quasi 17 anni.
Il libro fu scritto da Rustichello da Pisa, un autore di romanzi cavallereschi, che trascrisse sotto dettatura le memorie rievocate da Marco Polo, mentre i due si trovavano nelle carceri di San Giorgio a Genova.
Rustichello adoperò la lingua franco-veneta, una lingua culturale diffusa nel Nord Italia tra la fascia subalpina e il basso Po. Un'altra versione fu scritta in lingua d'oïl, la lingua franca dei crociati e dei mercanti occidentali in Oriente, forse nel 1298 ma sicuramente dopo il 1296. Secondo alcuni ricercatori, il testo sarebbe poi stato rivisto dallo stesso Marco Polo una volta rientrato a Venezia, con la collaborazione di alcuni frati dell'Ordine dei Domenicani.
Considerato un capolavoro della letteratura di viaggio, Il Milione è anche un'enciclopedia geografica, che riunisce in volume le conoscenze essenziali disponibili alla fine del XIII secolo sull'Asia, e un trattato storico-geografico.[5] È stato scritto che «Marco si rivolge a tutti quelli che vogliono sapere: sapere quello che c'è al di là delle frontiere della vecchia Europa. Non mette il suo libro sotto il segno dell'utile, ma sotto il segno della conoscenza».
Rispetto ad altre relazioni di viaggio scritte nel corso del XIII secolo, come la Historia Mongalorum di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e l'Itinerarium di Guglielmo di Rubruck, Il Milione fu eccezionale perché le sue descrizioni si spingevano ben oltre il Karakorum e arrivarono fino al Catai. Marco Polo testimoniò l'esistenza di una civiltà mongola stanziale e molto sofisticata, assolutamente paragonabile alle civiltà europee: i mongoli, insomma, non erano solo i nomadi "selvaggi" che vivevano a cavallo e si spostavano in tenda, di cui avevano parlato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e Guglielmo di Rubruck, ma abitavano città murate, sapevano leggere, e avevano usi e costumi molto sofisticati. Così come Guglielmo di Rubruck, invece, Marco smentisce alcune leggende sull'Asia di cui gli Europei all'epoca erano assolutamente certi.
Il Milione è stato definito come "la descrizione geografica, storica, etnologica, politica, scientifica (zoologia, botanica, mineralogia) dell'Asia medievale".Le sue descrizioni contribuirono alla compilazione del Mappamondo di Fra Mauro e ispirarono i viaggi di Cristoforo Colom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