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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ᡥᠣᡨᠣᠨ,转写:mukden hoton),又称奉天城[1],是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东京城迁都至沈阳。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中卫,并将其更名为盛京[2],即“天眷盛京”之意[1]。清廷入关后改首都为北京城,盛京城则作为陪都奉天府所在。1907年,奉天省成立,奉天城即又称奉天省城。民国初年,奉天市范围扩展,原奉天城通称为奉天老城。满洲国时期,奉天老城与商埠地、满铁附属地连成一体[1]。现盛京城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与大东区中心区一带。
作为老沈阳城的城门,这里曾是沈阳内城的门户,是清朝官员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沈阳本地土著都知道沈阳有很多地名都带“门”,例如什么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事实上,原来这里确实都有门,但是如今这些门都看不到了。他们原来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在清朝,盛京城曾建有八座城门,形成“八道屏障”,守护着这座古城。然而现在沈阳城内已经很难看到老城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以前都有着怎样的用途。
八门的形成
沈阳最初开始建城墙,是在明洪武21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主要用于抵御北部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军事攻击。
当时的沈阳城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
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因此有很多人曾误以为沈阳八个城门的改造是他下令的。其实他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照明朝时发生太大变化。
真正把盛京城规格建起来的人,是皇太极。
按照历朝历代京城中各城门相对称的规律,皇太极改四门为八门。
分别为:内治门(小东门)、抚近门(大东门)、天佑门(小南门)、德盛门(大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
八个城门相对交汇成两街两路,将沈阳故宫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井”字的城市结构。
改建后的城门,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
后金崇尚八旗制,所以“井”字街路划分出的9块区域,除正中为皇宫外,周围八个区域分给八旗,每旗各据其一。
现在的沈阳,除了大西门、大东门等,你一定还听过有大西边门、大东边门,这些“边门”也是依据八个城门修建的。皇太极当初是将沈阳作为皇都来修建,所以出于社稷考虑,要修建“八门八关”,便有了后来的几个大边门。
小西关是历代清朝皇帝来盛京的必经之路,铁制关门上立有“陪都重镇”的匾额,门椽上有二龙戏珠图案,民间称之为龙门。1942年,这个铁制的龙门被日本鬼子弄去造武器了。
八门的历史和用途
清时期的沈阳八门,命名十分有寓意:“怀远抚近,内治外攘”是当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治国国策;“天佑地载,德胜福胜”意为天地眷佑,国运绵长。
八门分别具有不同的用途,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故事。
怀远门(如今位于中街)
怀远门,是现在城内被复建的两座城门之一。在八座城门中,只有怀远门的两扇城门之上各有三个小眼。按照八卦推断,正是代表死门。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怀远门外是处斩囚犯的法场,凡处死的犯人必经这里,所以怀远门也被称为“鬼门”。
抚近门(大东门——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82号)
抚近门是另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当年其他少数民族来沈阳拜谒皇太极,都走抚近门,因此抚近门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
抚近门位于古城的正东,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一条街,东起抚近门,西至怀远门。原名新正街,建于清光绪31年。
当时因临近州衙,一般为诉讼、报告的人歇息侯信的地方,因此,这条街全是旅店、饭馆和茶楼。抚近门外有一个“三陵衙门”,是用来负责清皇室祖陵的安全和管理事务的。
内治门(小东门——位于四平路(今中街路)东端)
内治门和外攘门相通的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古时的内治门附近也发挥着集市作用。
1829年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这里是水果市,内治门里还有鱼行。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
(如今小东门的大概位置)
外攘门(小西门——里面就是如今的中街)
外攘门是当年奉天的主城门,也是清代以来留下影像最多的城门。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攻占沈阳的见证之地。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就是在沈阳外攘门上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的。
(四平街中街旧貌)
天佑门(小南门——位于现正阳街南段)和地载门(小北门——位于现正阳街北段)
天佑门是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占一杀出重围的地方。他曾在起义战斗中,将盛京刑部、奉天府和承德县三级监狱囚犯放尽,并火烧刑、礼部和县署衙门。
▲地载门
地载门又叫小北门。天佑门和地载门连接的是正阳街。正阳街是沈阳最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
你所知道的沈阳老字号美食,都在这条街上。
德盛门(大南门)和福胜门(大北门)
德盛门,以女儿墙的故事留名于世。相传皇太极得知女扮男装替父出工修葺城墙的扈姓女子的孝行,深受感动,特准许德盛城墙的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处可以矮一砖建设,得名女儿墙。
后来在清末义和团起义时,"红灯会"义民为泄仇恨,将矮一砖的“女儿墙”加到和别处同样的高度。
福胜门就是现在所称的大北门。与地载门之间的某个位置,曾坐落一个宫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的“汗王宫”。
八门外的第九个门
盛京八门各具历史,也各有故事。但是小主的主题说了沈阳“老九门”,既然是八门,又何来九门之说?
有资料记载,沈阳城的护城守官,被称为“九门提督”,所以说古时沈阳还是有第九个门的。
前面说过,明朝的时候沈阳开始建城墙,有四个城门。嘉靖22年,沈城扩建,将北侧的“安定门”改为“镇边门”。后来在与后金长达数年的征战中,沈阳明城墙除了这个北门,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毁坏。
这个北门,因为损坏小,又离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很近,所以皇太极修城墙时,没有拆除而保留了下来。
沈阳是在1958年发现了这个“第九门”。当时有一个学校因维修缺砖,到城根挖,却挖出了一个刻有“镇边门”的门额。经考古人员考证,在大北门和小北门之间的城墙旧址发现了一座用砖石堵封起来的城门,这就是“九门”。
这里还有一件比较好玩儿的事,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寝宫离“九门”这么近?有专家说称因为“逃跑方便”。他们家的后院直通九门,很轻易就能回到发祥地抚顺新宾。
沈阳“九门”的发现,不仅对沈阳的城市历史有意义,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俄罗斯]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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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