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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
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
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
）。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
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人武侠小说泰斗
陈日君：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这样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之后，在北京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等美术团体举办的展览中也多次见到人体题材作品。这在当时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体专题画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央美院油画系葛鹏仁等20多位教师策划举办的，其中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画家。也因为这次大展，1988年成为中国人体艺术最为辉煌的一年。
葛鹏仁表示，“我们没有想到画展开始后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举办展览的契机也很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想一步做一步，有点类似于艺术创作时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久，各美术院校就恢复了人体写生课，相关作品的展出也经常举办，尽管没有举办过以人体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但无论是总策划者葛鹏仁，还是受邀参加画展的靳尚谊，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拥至中国美术馆观看了这个展览。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在门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1989年1月31日，“（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人的写实作品前，严肃地沉思，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在通过孟禄丁等大的抽象作品时脚步加快……”
“当时媒体宣传得很厉害，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对这种展览觉得很稀奇，于是有非常多的报道，结果越报道，来的人越多。”靳尚谊回忆。
对于这次展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化批评家张柠在其《文化的病症》中评价，“如果上个世纪初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曾经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他们是勇敢的先驱……那时候，人体艺术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80年代中期北京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有相似的意义。”
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无疑是80年代呼吁“艺术的春天”的有力实绩之一，但由于“人体”的敏感，还是让它身处于各种舆论漩涡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体艺术更多地局限于艺术圈子之内创作和欣赏，1988年大展之前还出现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等事件。
“在开展之前，就有人找到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反对这件事。还好展览期间官方并没有制止。”葛鹏仁说，“但画展开始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后来甚至发生游行、打官司等事件。”
无论人们对画展抱着怎样的心态，尽管争论甚至充满了火药味，但无疑这次画展给中国的百姓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人体艺术普及。虽然这种普及本身也是艰难的：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儿被观众认出并遭讥讽，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婚；还有一位模特儿在电视新闻中被公婆认出，并由此引发一场模特儿与美术学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葛鹏仁也承认，“确实是在那次画展之后，人体内容开始陆续在摄影、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艺术的多元化表现都与以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金奖作品《黄土风情》中的模特儿，田静当年始终没摘下她那宽大的墨镜，虽然面对记者，她说 “我觉得很自豪，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当人体摄影模特。”
那是在2001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展现场。展出的100多幅照片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据媒体报道，在那次摄影展中引发的非议，倒有很多是针对征集作品的表现水平上的。
几乎同时，在古城西安，也先后举办几次人体艺术摄影。西安人体摄影展始作俑者、西安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马琪，回忆当时展览时的一个细节，“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躲在后面观察。一对夫妇走在前面，其中的丈夫说：‘拍这些东西，太下流了，不是流氓吗？’他的妻子反驳他：‘你知道什么，你只是看照片，别人是在读照片。’”
这段话让马琪印象很深，“它反映了面对人体摄影作品，从艺术角度来欣赏的人还是很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在《艺术：写在人体上的百年》中，分析了90年代初的人体艺术与1988年的不同。其中一点是，在90年代初，出版物中大量出现摄影人体画册，而在之前人体艺术画册多为绘画和雕塑，人体摄影是极少见到的，即便有也多是从外国画册中翻拍。
而当舞蹈演员汤加丽出版自己的写真集时，表明人体摄影艺术已经基本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人体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被接受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美术、摄影、电影和舞台剧表演。西方人体艺术发展过程也是这样一个“闯关”历程。
人体艺术进入中国不到百年，锋芒已直抵第三、第四道关口，在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冲突的背景下，这种舶来艺术主题的浓缩激进的发展过程更显得有些惨烈。
在此过程中，无论身处何时，“社会事件”的热闹总是淹没对艺术影响的思考，艺术工作者们在艺术突围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挣扎，而人体艺术存在的“合法”空间就在历次的冲突中不断延展。
《北京青年报》1988年12月20日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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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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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