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