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ne Kanäle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作报告，一位听众问：“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问，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并没有画圆满，留下一个缺口。他反问道：“这是什么？”“零。“圈”/“未完成的事业”/“成功，台下的听众七嘴八舌地答道。
他对这些回答未置可否：“其实，这只是一个未画完整的句号。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道理很简单：我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圆满，就像画个句号，一定要留个缺口，让我的下属去填满它。”
留个缺口给他人，并不说明自己的能力不强。实际上，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是一种更高层次上带有全局性的圆满。
【学习啦】心得：给猴子一棵树，让它不停地攀登；给老虎一座山，让它自由纵横。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宋氏家族唯一的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我们今天要谈的人物，名字叫宋查理，你会问，谁是宋查理？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教名查尔斯·琼斯·宋（英语：Charles Jones Soong），昵称查理·宋（英语：Charlie Soong，或遵循东方序称宋查理），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长老、父亲、宋氏一家之长。他的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都在从民国到1949年中共建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的次子宋子良比较少被注意到，第三个儿子叫宋子安，两个人都去了美国，娶的老婆都是有银行背景的，宋子良娶了出生于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席曼英，宋子安娶了旧金山银行家庭背景的胡其瑛。
为什么要讨论宋查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变动中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每一步路你走对了，人生完全不同，你走错了，就是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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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当时宋氏家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不会有人注意到宋氏家族，而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殖民的攻击。所谓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位于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小渔庄，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客家人。
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有风的时候，船夫们就沿着海边的道路，把一艘艘的货船拖往上游，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在地理上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上海这块地方。
在那个时刻，由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开放港埠的要求，英国开始用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到中国来。
当时的鸦片主要产自印度东地区，一些鸦片商先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收购，再以10倍的价格卖给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华人。透过这些华人，卖给海南岛走私的人，在海口转售到中国大陆内地。
旧上海南京路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开放港埠，但是鸦片还是卖到了中国内地，其实这就是秘密。
当时香港，还没有被英国殖民，有很多的香港人以及一些随着郑和下西洋移居到马来西亚或是某些东南亚地方的华人，他们跟东印度公司合作，透过自己的关系，把鸦片卖到中国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买办，鸦片是进不了中国的。
另外一个可以进中国的方式是美国。美国不是清朝官员查的主要对象，还有清朝的腐败，清朝某些官员也参与到违禁的贸易里，他们主要进口的港口也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广州。
透过这两个港口，美国人秘密运输英国的鸦片，甚至跟英国的船员说，你就挂我的美国旗，分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个中国村民，英国领事馆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发现原来鸦片都是他们运进来的，于是开始彻查，接着有了林则徐烧鸦片，有了鸦片战争，英国对华宣战。
宋查理
但中国打败了，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对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买办崛起，代表中国近代史里最重要的繁华地点——上海。
这是宋家崛起之前的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要赚钱，都得跟老外有点关系，跟洋行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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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跟你们听到的宋氏家族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查阅了很多书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美国传记作家，他参考了非常多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档案、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将这些档案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重新写了《宋氏家族》这本书籍。
关于要写宋氏家族，Seagrave说是“格外的困难”，他直指出来由于宋氏家族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宋美龄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她在美国华府的游说能力，包括时代杂志都可以几乎说是变成她的宣传工具。
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宋氏家族是很困难，宋家花很多钱去宣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人们真正了解宋查理这个人，所以这次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美龄，而是他的爸爸宋查理？因为他的爸爸的出身跟大家想的故事完全不同。
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姓宋。
关于宋查理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如果按照很多美国的国家档案，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些传说本身是想创造一个属于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就是，她的爸爸原来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透过自己非常刻苦的努力，他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船长charlie jones，船长可怜这个小孩，就收下了他，为了感恩他的恩人，所以就改名charlie song，宋查理。
这个了不起的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带着他乘着克尔法斯克号的船抵达了北卡州，就交给了一个监理会（教会）。
之后在教会的栽培之下，他去了现在的杜克大学，那时候叫三一学院。后来又把他送到了田纳西州，现在是乡村音乐的圣城。可是他到那个地方不是要去学乡村音乐，而是去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然后等待时机成熟，用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传播上帝的福音。
整个宋氏家族的故事在过去几乎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版本，他们来自于海南岛一个非常刻苦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上帝的各种祝福里头，他的爸爸聪明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学习，上帝的受洗。
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受到排挤，虽然他已经有了传教士的身份，但是外国人并不想给他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身份。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印《圣经》，他因此发了大财，然后他再利用这笔钱资助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而宋查理一生有6个子女，后来都成为在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可是这个故事几乎8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宋查理
首先他爸爸搭的那艘船叫克尔法斯克轮船，从来没有在Boston，也没有在北卡停留过，而宋查理的父母亲并不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压根不知道儿子去了美国，不知道他改了姓，因为他们的姓氏是韩，而不是宋……
当时的海南岛当地卖鸦片，也供种植鸦片，他家是在当时“走私者的天堂”的地方——文昌。当地的船就是一排一排地连在一起，船民们就以船为家，有些穷苦的人就长年在船上。
宋查理的父亲经营的行业很特别，是一个造船厂的老板，韩氏一族，也就是宋查理真正的家庭并不贫苦，他的父亲是当地相当富裕的商人，而且是一个靠走私秘密社会里的一位长老。
他从事的走私活动里有一些大远洋货船，而这些远洋的货船定期的从澳门出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河内，当时叫安南，再抵达苏门答腊，航程大概六天左右。他们的先祖据说更早之前来自于山西，在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从北方开始往南逃。
据考证，很多姓韩的人都是客家人，有人逃到了安徽，有的人更往南逃到了广东，逃到了海南岛。所以宋美龄是一个客家人，而她的本姓应该是姓韩。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最主要的是1881年，当时宋查理已经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宋查理有机会坐船，本来是搭他们家里的船，他们家有一个习惯，要让孩子见世面，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一个舅舅叔叔经常出船。
有一次这个船去到了美国，1881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他告诉父母亲说，“我已经离开了亚洲，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我还在苏门答腊，在印尼在这些地方徘徊。 ”
那个时候他文字不是很写得很清楚，中文底子不好，在这封信里，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住在中国东南方广州的一个县城，其实后来查了半天，广州根本没有这个县。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信的底部，他写他爸爸的名称，韩宏义，然后查理还会写自己的中文名称，他的本名叫做韩教准，但他基本上在是用英文拼下来。
所以我们确定他完全知道他姓韩。
为什么会变成姓宋，你可能很难理解真正的过程。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有宋查理在一艘美国船上的服务记录，查理的真实姓名是由于发音的问题被搞错了，他本来是姓韩，然后他就被写成姓松。
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姓，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百家姓里，比较有一点地位的姓，他最崇拜的朝代就是宋代，而且跟松差别也不大，就变成了姓宋。
而他当时已经有英文名叫查理了，所以就叫宋查理，而宋美龄姓宋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是姓韩。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宋子文曾经写信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自己也说：
我今天想转赠你海南远扬舢板船模一具， 此次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是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以抵达印度。
所以宋子文其实也知道家里是从海南出身的，那个时候韩教准写信给他爸爸，写广州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离开家里的时候搞不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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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南岛的舢板是一种很特别的三轨的帆船，非常适合海浪，他们说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在海洋里头破浪前行，这种船看起来远远像一个很大眼睛的公鸡，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就会离开海南，会有一年一度的传统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就会驾着船和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厦门，在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就随着风、随着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满载而归。
剧照资料图
宋家，准确说是韩家，他们真正在海上的状况，除了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之外，也进行海盗行为，所谓的贸易其实跟走私差不多。
当时，韩氏家族拥有强大的客家宗族的势力，从山西移居到海南，他们透过当地的帮会，某个程度间接操控了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而且发展海上贸易，同时透过联姻跟潮州帮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韩家定居海南岛之后的几百年之内，双方产生的依附关系，使得家族的商业扩展到东南亚一带。
这一家族当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才会那么小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见世面，因为这个是你将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小孩子坐船跟着大人出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
例如查理的哥哥被送到印度群岛的一个韩氏家族里头当学徒，查理也曾去那里一个亲戚那儿做雇工，查理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他当时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有开锡矿的，有开商铺的，有些人是从内陆地区往返海边的贸易贩卖各种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鸦片。
他看了别人怎么致富，而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像父亲他们一样走私一些小东西。他就不甘愿在那里只是做学徒，他觉得他爸爸对孩子的培育的心眼不够远大，他要有自己的梦想。
虽然他当时才12岁，但是他就已经非常有抱负了，这让他的人生截然不同。
当时，宋查理跟着一个远方舅舅出海，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从东南亚去了美国？是因为当时这个舅舅告诉他：当时有很多有抱负的人，都会自己出钱买船票跑到美国。
宋查理一听就觉得我不要跟我的父辈一样了，也不要跟我哥哥一样在这里做学徒，我要跟你去美国。
旧上海租界
美国那时候是大幅开铁路的时刻，铁路工头很喜欢雇用欧洲的移民，还有华工，这些华工不是被抓的，是自己去那里打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赚到的钱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赚到的钱多很多，而美国人也乐意用他们。
因为中国劳工第一个工作卖力，很少抱怨，而且他们的薪资相对很低，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候，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最高的时刻可以高达80%，工人可以坐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里头开凿路基，而且他们的薪水比白种人的劳工少了1/3，同时食宿要自理。
所以当时加州的州长就曾经这么描述，没有这些中国人，我们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宏大的国家的铁路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而查理去美国的这个决定，也从此改变了宋家的命运。
但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告诉各位，他不姓宋，他根本就姓韩。
(Quelle: 时事、世事、事实，凤凰网陈文茜)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ᡥᠣᡨᠣᠨ，转写：mukden hoton），又称奉天城[1]，是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东京城迁都至沈阳。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中卫，并将其更名为盛京[2]，即“天眷盛京”之意[1]。清廷入关后改首都为北京城，盛京城则作为陪都奉天府所在。1907年，奉天省成立，奉天城即又称奉天省城。民国初年，奉天市范围扩展，原奉天城通称为奉天老城。满洲国时期，奉天老城与商埠地、满铁附属地连成一体[1]。现盛京城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与大东区中心区一带。
作为老沈阳城的城门，这里曾是沈阳内城的门户，是清朝官员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沈阳本地土著都知道沈阳有很多地名都带“门”，例如什么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事实上，原来这里确实都有门，但是如今这些门都看不到了。他们原来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在清朝，盛京城曾建有八座城门，形成“八道屏障”，守护着这座古城。然而现在沈阳城内已经很难看到老城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以前都有着怎样的用途。
八门的形成
沈阳最初开始建城墙，是在明洪武21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主要用于抵御北部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军事攻击。
当时的沈阳城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
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因此有很多人曾误以为沈阳八个城门的改造是他下令的。其实他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照明朝时发生太大变化。
真正把盛京城规格建起来的人，是皇太极。
按照历朝历代京城中各城门相对称的规律，皇太极改四门为八门。
分别为：内治门（小东门）、抚近门（大东门）、天佑门（小南门）、德盛门（大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
八个城门相对交汇成两街两路，将沈阳故宫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井”字的城市结构。
改建后的城门，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
后金崇尚八旗制，所以“井”字街路划分出的9块区域，除正中为皇宫外，周围八个区域分给八旗，每旗各据其一。
现在的沈阳，除了大西门、大东门等，你一定还听过有大西边门、大东边门，这些“边门”也是依据八个城门修建的。皇太极当初是将沈阳作为皇都来修建，所以出于社稷考虑，要修建“八门八关”，便有了后来的几个大边门。
小西关是历代清朝皇帝来盛京的必经之路，铁制关门上立有“陪都重镇”的匾额，门椽上有二龙戏珠图案，民间称之为龙门。1942年，这个铁制的龙门被日本鬼子弄去造武器了。
八门的历史和用途
清时期的沈阳八门，命名十分有寓意：“怀远抚近，内治外攘”是当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治国国策；“天佑地载，德胜福胜”意为天地眷佑，国运绵长。
八门分别具有不同的用途，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故事。
怀远门（如今位于中街）
怀远门，是现在城内被复建的两座城门之一。在八座城门中，只有怀远门的两扇城门之上各有三个小眼。按照八卦推断，正是代表死门。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怀远门外是处斩囚犯的法场，凡处死的犯人必经这里，所以怀远门也被称为“鬼门”。
抚近门（大东门——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82号）
抚近门是另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当年其他少数民族来沈阳拜谒皇太极，都走抚近门，因此抚近门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
抚近门位于古城的正东，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一条街，东起抚近门，西至怀远门。原名新正街，建于清光绪31年。
当时因临近州衙，一般为诉讼、报告的人歇息侯信的地方，因此，这条街全是旅店、饭馆和茶楼。抚近门外有一个“三陵衙门”，是用来负责清皇室祖陵的安全和管理事务的。
内治门（小东门——位于四平路（今中街路）东端）
内治门和外攘门相通的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古时的内治门附近也发挥着集市作用。
1829年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这里是水果市，内治门里还有鱼行。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
（如今小东门的大概位置）
外攘门（小西门——里面就是如今的中街）
外攘门是当年奉天的主城门，也是清代以来留下影像最多的城门。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攻占沈阳的见证之地。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就是在沈阳外攘门上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的。
（四平街中街旧貌）
天佑门（小南门——位于现正阳街南段）和地载门（小北门——位于现正阳街北段）
天佑门是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占一杀出重围的地方。他曾在起义战斗中，将盛京刑部、奉天府和承德县三级监狱囚犯放尽，并火烧刑、礼部和县署衙门。
▲地载门
地载门又叫小北门。天佑门和地载门连接的是正阳街。正阳街是沈阳最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
你所知道的沈阳老字号美食，都在这条街上。
德盛门（大南门）和福胜门（大北门）
德盛门，以女儿墙的故事留名于世。相传皇太极得知女扮男装替父出工修葺城墙的扈姓女子的孝行，深受感动，特准许德盛城墙的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处可以矮一砖建设，得名女儿墙。
后来在清末义和团起义时，"红灯会"义民为泄仇恨，将矮一砖的“女儿墙”加到和别处同样的高度。
福胜门就是现在所称的大北门。与地载门之间的某个位置，曾坐落一个宫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的“汗王宫”。
八门外的第九个门
盛京八门各具历史，也各有故事。但是小主的主题说了沈阳“老九门”，既然是八门，又何来九门之说？
有资料记载，沈阳城的护城守官，被称为“九门提督”，所以说古时沈阳还是有第九个门的。
前面说过，明朝的时候沈阳开始建城墙，有四个城门。嘉靖22年，沈城扩建，将北侧的“安定门”改为“镇边门”。后来在与后金长达数年的征战中，沈阳明城墙除了这个北门，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毁坏。
这个北门，因为损坏小，又离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很近，所以皇太极修城墙时，没有拆除而保留了下来。
沈阳是在1958年发现了这个“第九门”。当时有一个学校因维修缺砖，到城根挖，却挖出了一个刻有“镇边门”的门额。经考古人员考证，在大北门和小北门之间的城墙旧址发现了一座用砖石堵封起来的城门，这就是“九门”。
这里还有一件比较好玩儿的事，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寝宫离“九门”这么近？有专家说称因为“逃跑方便”。他们家的后院直通九门，很轻易就能回到发祥地抚顺新宾。
沈阳“九门”的发现，不仅对沈阳的城市历史有意义，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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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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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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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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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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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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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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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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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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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