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ne Kanäle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1
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2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3
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4
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洋务运动的需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2 盛宣怀的银行梦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3 艰难的创办之路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4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