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channels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
1 |
97 |
21 |
|
2 |
78 |
18 |
|
3 |
61 |
27 |
|
4 |
55 |
26 |
|
5 |
158 |
55 |
|
6 |
214 |
69 |
|
7 |
153 |
38 |
|
8 |
144 |
38 |
|
9 |
168 |
27 |
|
10 |
125 |
34 |
|
11 |
81 |
22 |
|
12 |
106 |
42 |
|
13 |
65 |
18 |
|
14 |
70 |
28 |
|
15 |
117 |
24 |
|
16 |
120 |
24 |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ＸＸ。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
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
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
）。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
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作者：李景端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 物馆等自然处处引人入胜，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 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 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 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 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 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 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 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 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博过速”症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 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 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 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练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 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 培养高尚品德；（3）磨练奋 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 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 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 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 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栅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 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 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决不会向他求情， 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马约翰（1882年—1966年10月31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运动员、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并长期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和全国选手总教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职务。他一生积极倡导、热情指导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并广受尊敬。著有《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俄罗斯]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