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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万历时，葡萄牙殖民者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形成地租。明廷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租占。广东居民则掀起了反侵略的斗争。
一五八一年（万历九年），西班牙国王兼为葡萄牙国王，葡萄牙事实上被西班牙所兼并，又与荷兰殖民者发生冲突。一六○一年，派出战舰两艘，装备大炮，驶入澳门港外，自称与中国通贡市。葡方记载说，葡人曾拘捕并处死荷兰人多人。《明史·和兰传》说，明税使李道召其首领入广州城游一月，未敢奏闻。一六○三年，又有荷兰船舰炮击澳门，焚掠商船。次年，荷兰遣使求贡市，未获允准，派军舰来攻，在澎湖海上遇明朝福建水师，退走。荷兰遂转向漳州求通贸易，并进而侵占台湾岛，在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明史·和兰传》）一六○五年，葡人借口防备荷兰来袭，不得中国允准，即在澳门修筑炮台等工事，以图长久占据。
一五七四年，葡萄牙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等传教士四十一人，曾自葡来澳门，企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未获允准。一六○六年，范礼安病死澳门。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郭若静遂在澳门西北隔海的小岛青州建筑墙高六、七丈的耶稣会礼拜堂。犹如堡垒，作为传教的据点。香山知县张大猷请毁去墙垣，不成。香山居民遂携带竿矛，冲入青州岛，将教堂焚毁。当时传说郭若静将据地称王。澳门中国居民纷纷迁往广州。广州城内戒严，澳门商业贸易停顿。葡萄牙殖民者居住澳门，生活需用均靠当地居民供给。青州教堂事件发生后，葡萄牙殖民者被迫派遣代表去广州，陈述传说虚诳，又向官吏行贿，以平息事态。（冯承钧译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次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疏请驱逐澳门番人出居浪白外海，就船贸易，交还壕境澳故地。明廷因“事亦难行”，予以搁置。自一五九八年起任广东总督的戴耀，因见有宝货之利，对葡人多有纵容，遇事或佯禁而阴许。一六一○年，江西万安人张鸣岗接替戴耀，继任两广总督。一六一四年上疏陈述澳门事，说：“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他认为：“壕境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明史·佛郎机传》）疏上，被明廷采纳。张鸣岗书中所说“外不许一倭阑入”，是指葡人役使倭奴，引起明朝的注意。同年，两广制定“海道禁约”，在香山县刻石立碑，内列禁畜养倭奴，禁买人口，禁兵船骗饷（舶税），禁接买私货，禁擅自兴作房屋亭舍，如有违犯，即行治罪（康熙《香山县志》）。此后，又在澳门附近的雍陌设参将，领兵千人扎营驻守。
澳门被葡人租占后，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也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一五七九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国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一五八二年，又获准去肇庆传教。一五九○年回国。意大利贵族出身的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中国语文。一五八九年移居韶州，以后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一五九六年，被教廷任命为耶稣会在华会长。一六○一年，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向明神宗贡呈珠嵌十字架、自鸣钟及《万国图志》，得神宗嘉赏，获准留住京师。利玛窦研习中国儒学，得以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撰述天文、数学、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一六一○年病死于北京。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
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熊三拔等。他们在中国都用汉语姓名，以便交往。一五八三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开始接收中国信徒一人。一六○三年，各地的中国教徒有五百人。一六一七年多至一万三千人。明朝末年，发展到三万八千余人。元代景教徒多是色目人和蒙古人，正式奉教的汉人，史不多见。明神宗万历时，耶稣会士经澳门来内地传教，天主教才在汉族居民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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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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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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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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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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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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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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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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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1873年轮船招商公局开局油画，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号景星，1832年5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香山自南宋始设县，主要地域包括今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山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滨海地区。19世纪以来，沐近代化风气之先，香山造就了一批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群体，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香山独特的历史人文遗产。唐宝臣家族的唐廷枢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廷枢先后在澳门、香港马礼逊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在香港政府、上海江海关担任翻译，接着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受李鸿章赏识，他于1873年开始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不久又创办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唐廷枢是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近代著名买办，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洋务派实业家，中国民族保险、铁路机车、水泥工业之父。
唐廷枢肖像，图片来自《怡和洋行：175周年纪念特刊》
澳港求学之路：接受西式教育
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字广善，号宝臣，1799-1864）早年是澳门的雇员，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好的前程，他将三个儿子唐廷桂（唐廷植一名为讹传）、唐廷枢和唐廷庚先后送入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chool）就读。1839年，唐宝臣的长子、唐廷枢之兄唐廷桂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一班，与容闳同班；次子唐廷枢于1841年进入该校，分入第二班。1842年11月，澳门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唐廷桂和唐廷枢及同乡容闳、黄胜、黄宽随同前往。1843年，唐宝臣的三子、唐廷枢之弟唐廷庚进入香港马礼逊学校，分入第三班。
澳门马礼逊学堂，图片来自《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校为适应中国青年的需求，实行中英双语教学。因此，唐廷枢进入学校后，一方面学习汉语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学习英语语言和近代西学知识上。唐廷枢英语水平提升的同时，还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使得他对近代科技和工业等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唐廷枢逐渐成长为既懂中学又谙西学的近代新式人才。这些为其将来投身和开创中国工商业事业储备了知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风云人物丁日昌曾夸奖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唐廷枢如此受赞，离不开他在马礼逊学校的学习。
港沪工作实践：从词典专家到著名买办
1849年，香港马礼逊学校停办，唐廷枢进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主持的香港伦敦传道学校（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chool）继续学习。1850年，他离开学校，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进入香港政府担任英语翻译。1851年，他在香港巡理厅当上一名翻译，1853年升任为正翻译，1856年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比香港开埠晚一年的上海，开埠后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人才。1857年，唐廷枢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担任江海关（上海海关）副大写，1859年升任正大写及总翻译之职，1861年离开。唐廷枢这十年从事的都是英语翻译工作，这种英语知识的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英语应用能力。怡和洋行代理惠代尔（J. M. Whittall）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怡和洋行经理机昔（W. Keswick）称其“英文是这样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R. I. Fearon）则说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1850年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自网络
唐廷枢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英语在晚清社会尤其是中外商贸中的重要性，并萌生了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编纂汉英词典的想法。于是，他在兄长唐廷桂和弟弟唐廷庚的协助下，编纂了汉英词典《英语集全》。《英语集全》如实地记录了19世纪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若干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在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异同，是中西兼容的文化文本。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双语词典，也是中国人编纂的早期汉英词典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
《英語集全》，图片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唐廷枢离开江海关后，开始在长江流域代理怡和洋行生意。由于其出色的商业表现，1863年，他成为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直至1873年离开。唐廷枢任买办期间，为怡和洋行经理钱款、收购丝茶、办理航运、运销米盐等。此外，他也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附股洋行公司，任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华籍董事，参与创办上海丝业、茶业公所和洋药局并任董事，同时也是公益机构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等的董事。十年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为他以后开创中国民族工商业奠定了扎实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基础。他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不卑不亢，身怀爱国忧国之心，且具有战略眼光，以致怡和洋行在其纪念册中盛赞道：“唐廷枢既爱国，又着眼于世界”。买办生涯是唐廷枢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促进了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这种思想转变正是促使其从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过渡的重要思想基础。
晚清上海怡和洋行大楼，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开创中国商业事业
随着唐廷枢事业的发展，他的地位日渐提高，逐渐成为上海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了促进初创即陷入经营危机的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李鸿章于1873年札委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称赞唐廷枢“贸易有年，声望素着，经理极熟，是以禀请进局，以固商情”。
招商局前任总办朱其昂，虽精通沙船运营，但对新式轮船管理和经营十分生疏，又坚持“漕粮为重，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半年后出现亏损，致使招商局陷入困境。唐廷枢上任后立即将“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更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重新拟定《轮船招商章程》。1877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因竞争激烈决定出售。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力主并购，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下以222万两将其收购。这是中国企业第一宗外企收购案，开启了中国航运业的新篇章。李鸿章赞其“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图片来自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1878年，英国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因恶性降价竞争损失惨重，而招商局在唐廷枢的妥善经营管理以及官方的扶持下，非但没有被击垮，实力反而得到增强。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唐廷枢示好，愿与招商局达成协议，三方签订了“齐价合同”。这意味着唐廷枢经过多方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外轮对手，为招商局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招商局后又分别于1884年、1893年和1897年与外轮公司签订“齐价合同”。期间，唐廷枢还拓展了招商局航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等。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创造性地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吸收海内外资本，兼并外企收回利权，使得招商局成为首家与外资抗衡并赢得商战胜利的中国企业。这使轮船招商局的业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唐廷枢自己由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变。
创办开平矿务局：拉开中国工业近代化序幕
为了满足兵船及洋务企业对能源的需求，达到“富国强兵、以利民用”的目的，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带洋矿师前往直隶勘探煤铁矿。唐廷枢发现此地矿藏丰富，质地优良，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于1878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并任总办，直至1892年去世。
在创建煤铁矿方面，唐廷枢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制度，“仿其法，购其机，用其人”，从而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廷枢高薪从英国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并购买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平矿务局建设了第一个矿井唐山矿。唐山矿于1881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多吨，次年增至3.8万吨，1889年达24.7万吨。唐山矿是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煤矿。随着产煤量的不断增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洋务企业的能源需求，同时也打击了外煤市场。
1881年开平矿务局唐山矿，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勘察开平煤矿之初，为了方便煤炭运输，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计划，但因清政府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为了增加煤炭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唐廷枢毅然计划修建铁路。为了减少阻力，他将铁路缩短，仅修建从唐山矿至胥各庄一段，并且特别声明只修建以骡马为牵引动力的“快车马路”。几经周折，清政府勉强允许修建“唐胥铁路”。1881年5月，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开工兴建，6月开始铺轨，11月工程告竣，共耗银11万两。唐胥铁路是中国人出资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虽然其长度仅有9.3公里，但这是中国铁路的源头，是一个伟大创举。1888年8月，唐胥铁路展修至天津即“唐津铁路”。直隶总督李鸿章乘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出席唐津铁路通车典礼。他对这条铁路极为赞赏：“平稳坚实，桥梁车栈均属合法，计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
1888年10月9日，唐廷枢陪同李鸿章视察唐津铁路（前排左起：伍廷芳（左一）、唐廷枢（左二）、周馥（左三）、李鸿章（左四）），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在创建、经营唐山煤矿期间，除了引进西方技术外，还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经验，创建了一套近代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定了《开平矿务总局条规》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后又于1887年开凿林西煤矿，1888年组建开平运输船队，1890年创办唐山细绵土厂（水泥厂），还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修建码头、煤栈等。唐廷枢出色的领导使得开平矿务局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促进了唐山的工业化进程和唐山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1892年，唐廷枢病逝于天津，享年61岁。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讣告：“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去世，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大损失。” 英国一矿务、铁路及商务专刊缅怀唐廷枢生平，称其为“中国铁路之先驱。其生平无须立碑纪念，盖其劳绩尤以铁路为甚，始终与唐景星一名相随”。“他的付出比任何同胞要多。他敏锐过人，精力充沛，见识远大，中国同胞和欧洲人均表深切怀念”。
开拓创新：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的一生短暂而激荡，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中国企业第一次并购外企——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创建中国内地第一座机械化煤矿——开平煤矿，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创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创办中国第一家铁路机车修理厂——胥各庄修理厂，创办中国内地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编纂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英语”命名的汉英词典《英语集全》……无怪乎唐廷枢被世人誉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唐廷枢除了工商业事业外，他还热衷公益慈善事业，担任徐润创办的仁济医院的董事，是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的董事，还参与创办广肇公所等慈善机构。他还重视教育，支持创办英华学馆、资助容闳主持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参与创办格致书院并任董事等。
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门前合影，图片来自开滦博物馆
唐廷枢身处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倍受侵略的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他毅然辞去了外资企业的“高薪厚职＂,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实业救国的重任，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一道担当了时代先锋，为中国之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唐廷枢为人正直、勤奋，重商趋利而又忠心报国，坚守传统却又力求开拓，是集爱国、务实、创新、开放于一身的中国近代新式人物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香山文化的内涵，也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精神所在。
本文作者：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 何宁宇、李梓杰
特约审校：唐越
参考文献：
[1]汪敬虞. 唐廷枢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胡海建.论唐廷枢买办生涯的两重性.益阳师专学报,2002(第4期):62-65.
[3]陈绛.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近代史研究,1990(第2期):31-64.
[4]阎永增.唐廷枢与开平煤矿事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9(第4期):19-23.
[5]张富强.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社会科学战线,1988(第3期):165-174.
[6]施其乐撰; 袁琴,何宁宇译.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唐氏兄弟之青年时代. 唐廷枢研究, 2020(第1辑):104-127.
[7]何宁宇.唐廷枢的英语观. 唐廷枢研究, 2020(第1辑):65-84.
Le Livre des merveilles et autres récits de voyages et de textes sur l’Orient est un manuscrit enluminé réalisé en France vers 1410-1412. Il s'agit d'un recueil de plusieurs textes évoquant l'Orient réunis et peints à l'attention de Jean sans Peur, duc de Bourgogne, contenant le Devisement du monde de Marco Polo ainsi que des textes d'Odoric de Pordenone, Jean de Mandeville, Ricoldo da Monte Croce et d'autres textes traduits par Jean le Long. Le manuscrit contient 265 miniatures réalisées par plusieurs ateliers parisiens. Il est actuellement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ous la cote Fr.2810.
Le manuscrit, peint vers 1410-1412, est destiné au duc de Bourgogne Jean sans Peur, dont les armes apparaisse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écartelé aux 1 et 4 de France à la bordure componée d’argent et de gueules, aux 2 et 3 bandé d’or et d’azur à la bordure de gueules), ainsi que ses emblèmes (la feuille de houblon, le niveau, le rabot). Son portrait est représenté au folio 226, repeint sur un portrait du pape Clément V. Le manuscrit est donné en janvier 1413 par le duc à son oncle Jean Ier de Berry, comme l'indique l'ex-libris calligraphié en page de garde. L'écu de ce dernier est alors repeint à plusieurs endroits sur celui de son neveu. Le livre est signalé dans deux inventaires du prince en 1413 et 1416. À sa mort, le livre est estimé à 125 livres tournois1.
Le manuscrit est ensuite légué à sa fille Bonne de Berry et à son gendre Bernard VII d'Armagnac. Il reste dans la famille d'Armagnac jusqu'aux années 1470. Il appartient à Jacques d'Armagnac lorsqu'une miniature est ajoutée au folio 42v. et son nom ajouté à l'ex-libris de la page de garde. Arrêté et exécuté en 1477, sa bibliothèque est dispersée et l'emplacement du manuscrit est alors inconnu. Un inven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Charles d'Angoulême mentionne un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qui pourrait être celui-ci. Il se retrouve ensuite peut-être dans la bibliothèque privée de son fils, le roi François Ier. Avec le reste de ses livres, il ent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dans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et il est mentionné dans l'inventaire de Jean Gosselin.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名称为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语：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是荷兰历史上为向亚洲发展而成立的特许公司，成立于1602年3月20日，1798年解散，是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指公开而非特权股份）。
其标帜以V串连O和C（上方的A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缩写，代表该船只或设备是阿姆斯特丹所派出，若为米德尔堡市派出者则加注M字，依此类推。）。在其成立将近200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班从荷兰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25,000名员工、12,000名船员。
Die Niederländische Ostindien-Kompanie (niederländisch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ereenigd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bgekürzt VOC oder kurz Compagnie) war eine Ostindien-Kompanie, zu der sich am 20. März 1602 niederländische Kaufmannskompanien zusammenschlossen, um die Konkurrenz untereinander auszuschalten. Die VOC erhielt vom niederländischen Staat Handelsmonopole sowie Hoheitsrechte in Landerwerb, Kriegsführung und Festungsbau. Sie war eines der größten Handelsunternehm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Die VOC hatte ihren Hauptsitz in Amsterdam und Middelburg. Das Hauptquartier der Handelsschifffahrt befand sich in Batavia, der heutigen indonesischen Hauptstadt Jakarta auf Java. Weitere Niederlassungen wurden auf anderen Inseln des heutigen Indonesiens gegründet. Ein Handelsposten lag auch auf Deshima, einer künstlichen Insel vor der Küste der japanischen Stadt Nagasaki und weitere in Persien, Bengalen, heute Teil von Bangladesch und Indien, Ceylon, Formosa, Kapstadt und Südindien.
Die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der VOC beruhte vor allem auf der Kontrolle der Gewürzroute von Hinterindien nach Europa, womit sie einen Teil des lukrativen Indienhandels beherrschte. Das in sechs Kammern (Kamers) strukturierte Unternehmen war das erste, das Aktien ausgab. Nach dem Vierten Englisch-Niederländischen Krieg von 1780 bis 1784 kam die Kompanie in finanzielle Schwierigkeiten und wurde 1798 liquidiert.
Während zweier Jahrhunderte des in vielen Bereichen monopolisierten Handels hatte die VOC circa 4700 Schiffe unter Segel, auf denen insgesamt zirka eine Million Menschen befördert wurden. Dabei entfällt auf das erste Jahrhundert zirka ein Drittel, auf das zweite zwei Drittel von beiden Zahlen. Der Handelswert der nach Europa transportierten Waren betrug im ersten Jahrhundert bis 1700 bereits 577 Millionen Gulden und im zweiten bis 1795 1,6 Milliarden Gulden. Die Konkurrentin der VOC, die 1600 in London gegründete Englische Ostindien-Kompanie (EIC), später Britische Ostindien-Kompanie (BEIC), konnte sich nicht gegen die VOC durchsetzen. Lediglich gegen Ende des 17. Jahrhunderts gab es eine kurze Phase, während derer die EIC/BEIC zu einer ernstzunehmenden Konkurrentin erstarkt wa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撰写。书中描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有高尚的品格、良好的习惯。也有天生的偏狭、固有的缺点。此为1894年刊本。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明恩溥观察到了中国文化的二十五种特征，他的这本书也包含了这二十五章，每个章的标题都是描述了一个特征，最后两章描述了宗教和社会。
第一章 保全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第三章 勤劳刻苦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易于误解
第八章 拐弯抹角
第九章 顺而不从
第十章 思绪含混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第二十三章 诛连守法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又作明恩普，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明恩溥返回美国。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深入天津、山东等地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熟悉中国的国情，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Amphitrite, femme de Poséidon dans la mythologie grecque, est également le nom du premier vaisseau français à accoster sur les côtes chinoises. Après les Portugais, les Hollandais et les Anglais, la France entreprend, grâce à ce navire, le commerce direct avec La Chine. Au tournant du XVIIIe siècle, le vaisseau réalise ainsi deux expéditions.
Genèse du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L’histoire de ce vaisseau débute bien avant son départ pour Canton le 6 mars 1698 car le projet de cette expédition naît à Pékin et non en France. Lors de l’ambassade française au Siam en 1685, le vaisseau l’Oiseau embarque à son bord six jésuites qui doivent rallier la capitale impériale. Parmi eux figurent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et le père 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 Après quelques années, l’empereur chinois Kangxi (1654-1722), avide de savoirs occidentaux, mandate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afin de ramener en Chine de nouveaux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Désigné « envoyé spécial de l’Empereur »,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rentre en France en mars 1697.
Histoire de l’armement
En avril 1687, le père est reçu par Louis XIV qui n’est pas très enthousiaste dans un premier temps par ce voyage mais il se laisse convaincre car l’expédition représenterait une aide conséquente à la conversion de l’empire chinois. Néanmoins, le père jésuite ne parvient pas à obtenir le titre de vaisseau du roi. Après avoir contacté la Compagnie des Indes françaises qui se montre réticente à cette entreprise qu’elle juge audacieuse et risquée, le père Bouvet se tourne vers Jourdan de Groussey, responsable des ventes de la manufacture des glaces. Via le comte de Pontchartrin,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de 500 tonneaux est acheté puis rapidement chargé de quantité de glaces, de marqueterie française, de portraits de la cour, de pendules, de montres et de liqueurs. Le récit de voyage de Froger, matelot sur le vaisseau, est très instructif sur la cargaison et sur leur finalité. Il fournit également de nombreux détails sur la route empruntée et la direction des vents. Celui du peintre italien Gio Ghirardini est plus pittoresque que le récit de Froger de la Rigaudière car il relate s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En raison du manque de sources manuscrites sur le premier envoi, lacune qui est remarquée par Paul Pelliot, les récits de voyage constituent les premiers documents mobilisables pour connaître les détails de l’expédition.
De son départ de la Rochelle le 6 mars 1698 jusqu’à Canton le 2 novembre 1698, le voyage se déroule sans embûche même si l’équipage manque le détroit de la Sonde. Une fois arrivé à Canton, le statut du navire pose problème. Si Louis XIV n’a pas autorisé le titre de vaisseau du roi à l’Amphitrite, afin de ne pas froisser les Portugais, le père Joachim Bouvet affirme pourtant bien le contraire au capitaine de La Roque. Néanmoins, l’ambivalence de statut du navire, vaisseau marchand ou vaisseau de tribut, entraîne nombre de complications au sujet de la cargaison et des taxes à acquitter. Le vaisseau est finalement exempté de toutes les taxes marchandes et les biens destinés à la cour sont bien acheminés jusqu’à Pékin. Déchargement puis chargement ont entraîné de nombreux retard et l’Amphitrite ne repart de Canton que quatorze mois plus tard, le 26 janvier 1700.
Retour et second voyage
Le retour du vaisseau à Lorient le 3 août 1700 et la vente des produits chinois à Nantes est à la hauteur des ambitions placées dans l’expédition. La soie est autorisée à être écoulée en France tandis que les porcelaines des 181 caisses de la cargaison de retour se vendent très bien et font sensation en France. A partir de ce premier voyage, l’Amphitrite est armé une deuxième fois le 7 mars 1701 pour la même destination. Si le premier voyage ne fut qu’une tentative en vue d’établir des connaissances plus précises sur les biens commercialisables en Chine, les informations rapportées ont été très instructives pour le second envoi et rendent les deux expéditions indissociables l’une de l’autre. Elles ont également de grandes similitudes telles que l’établissement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cette région, la mise en place de deux ambassades officieuses, et le rôle des jésuites comme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Sur ce point, le père Jean de Fontaney est au second voyage de l’Amphitrite ce que le père Bouvet fut pour le premier. Il rentre en France au terme du premier voyage du vaisseau et contribue à la mise en place de la seconde expédition. Savary des Bruslons, dans Le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commerce, détaille par ailleurs la cargaison aller pour ce deuxième voyage. Cependant, le second voyage connaît de plus grandes difficultés (exemption refusée, démâtage, perte de l’ancre et de nombreux morts). Il laisse plus de 100 000 livres de pertes et représente ainsi une grande déception sur le plan commercial.
Considéré par Paul Pelliot comme le point de départ d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l’Amphitrite ouvre la voie a plusieurs dizaines de vaisseaux français tout le long du XVIIIe siècle.
Légende de l'image : Le voyage en Chine : esquisse de décor de l'acte III : le bateau à vapeur " la pintade". P. Chaperon
内容简介:
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撰写的《东普鲁士与中国——追溯一段不解之缘》一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紧密结合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书中涉及大量具体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联系，既包括与中国相关的人物，如中国研究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海贝勒教授的追根溯源早已不囿于某个家族，而是立足中德双向视角，成功展现了一段延续至今，层次丰富的地区交往史。本书不涉及政治倾向性内容。
作者序:
如果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就东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撰文，绝不纯粹出于历史研究的学术兴趣，母亲家族与东普鲁士的渊源是我人生和身份的一部分，尽管我并不是在那里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缕光亮。母亲对东普鲁士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强化了我对自己这一层身份的认同，下文对此还将详述。
家族记忆是记忆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家族里它以这样的形式世代传承，影响着族人们的世界观和个人行为。（因萨尔茨堡新教流亡者身份而）遭人排挤的体验，祖父为了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冲出东普鲁士村庄那一方局促天地的决然之举，还有东普鲁士人对东部（与其接壤各国）依然保有的真挚坦率等等，都是这份家族记忆和认知储备的一部分，只是这样的东普鲁士仅留存在某些人的记忆里，他们要么曾经与此有所关联或者尚有关联，要么在那里出生，又或是探究到其家族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
撰写此书是为了追忆这个曾经的德国东部省份以及当地人民为中德关系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这也是对德国乃至欧洲“集体记忆”的一次记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文化、艺术、科学、哲学、政治及经济各领域演进过程的回忆，都是记忆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记忆文化则有利于群体与身份意识的创建。
全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
全书共分九章，导言之后的第二至第四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是作为家族记忆文化一部分的家族东普鲁士背景（埃本罗德与施洛斯伯格）和家族在东普鲁士的生活史；其次是我对2017年前往埃本罗德和施洛斯伯格（东普鲁士）的寻根之旅的一些思考；然后将讲述我的中国之路、我的职业和在中国最初接触到的那些与东普鲁士或普鲁士有关的人与事。第五章探讨的是东普鲁士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究竟是什么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里将谈到普鲁士的亚洲政策、腓特烈大帝的中国情结、德国留在中国的“遗产”（亦或说德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及殖民青岛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合适？）以及东普鲁士王宫之内所谓“中国热”的意义。这一章还将特别关注纳粹主义带来的灾难，它迫使大量原本生活在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逃往上海，也导致中国传奇元帅朱德之女朱敏被拘禁于东普鲁士的一所集中营，这两个事件都是我前文所界定的“伦理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主要讲述东普鲁士作为德国汉学发源地的问题和东普鲁士在华传教士的活动。
对思想“先贤”康德和赫尔德及其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和中国形象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也将专章论述（第七章）。最后在第八章将谈及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东普鲁士名人，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商人，他们当中有历史人物，但也不乏出生在东普鲁士，却并没有在那里成长的当代名人。本章提到的历史名人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数学家、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和阿诺德·索末菲，女版画家、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女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女革命家王安娜，还有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共产国际代表亚瑟·埃韦特和亚瑟·伊尔纳（别名理查德·施塔尔曼）及其在中国的活动，以色列女政治家、作家利亚·拉宾，外交家阿瑟·齐默尔曼也在此列；当代名人则包括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雕塑家、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电子音乐的先锋人物、“橘梦乐团”创始人埃德加·福乐斯以及美国传奇蓝调摇滚乐队“荒原狼”主唱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约翰·凯）等。出现在本书中的还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托马斯·曼的东普鲁士岁月，著名的尼达艺术家之村，以及多位在中国曾经或依然被关注研究（接受）的东普鲁士名人，他们当中有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贾，也有二战中既在东普鲁士又在中国抗日战场参战的苏联元帅。部分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与其1945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相似，这一切分别存留在德国和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里，或许正是这些使许多中国人在面对东普鲁士平民的悲剧时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本书并不着力探究普鲁士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此学者们已有著述，这里更多关注的是与那个曾经属于德国，如今分属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省份，以及与此相关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缘分，既包括与中国有联系的人物、中国问题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本书无意全面探究所有这些联系，对笔者而言关键是对这些记忆形象的收录整理，不拘泥于细节，本来写作初衷就是以勾勒轮廓框架为先，勘明趋势与特征，并非还原事件经过。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这些传记性内容见于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则是在此框架下对“故乡”概念的简短反思——探讨究竟何为“故乡”。总之，撰写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尝试记录东普鲁士乃至德国的一段历史，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去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东普鲁士在其历史上既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一个移民地区。条顿骑士团（亦称德意志骑士团）东征前，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生活着古普鲁士人。在骑士团间或野蛮的殖民过程中，来自德意志帝国的拓荒者不断涌入，此外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法国人和受洗的立陶宛人，他们与当地原住民聚居融合，14世纪又有不少马祖里人、立陶宛人和鲁提尼人迁居于此。随着15世纪条顿骑士团历经一系列损失惨重的战役走向没落，来自波兰、俄国和立陶宛的移民在此安家落户。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普鲁士公国建立，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信徒，他们不仅来自德意志帝国，还从波兰、立陶宛、荷兰、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苏格兰、俄国、奥匈帝国迁徙而来，甚至还有主要由俄国而来的犹太人。
17世纪塔塔尔族人的袭扰和1709年至1711年间泛滥的鼠疫造成东普鲁士全境人口锐减，于是普鲁士国王着力推动瑞士加尔文派信徒以及萨尔兹堡的新教流亡者来本国定居，这两大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熟练工匠。此举造成东普鲁士居民来源复杂多样，使建立德语教育机构和使用德语授课成为促进这些移民群体统一与融合的手段，这个目标遂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年引入普通义务教育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当地非德意志的原生民族，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都为东普鲁士增添了新的元素，对它产生了影响，进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印迹，为其发展和多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外，在东普鲁士的历史上，该地区始终与波兰、俄国和波罗的海诸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和深入的交流。对此阿明·缪勒-斯塔尔是这样说的：交织在一起的关系网“层层叠叠，密密实实”，在造就多元文化精英方面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