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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喻世明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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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ᡥᠣᡨᠣᠨ,转写:mukden hoton),又称奉天城[1],是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的最后一座都城。1625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东京城迁都至沈阳。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中卫,并将其更名为盛京[2],即“天眷盛京”之意[1]。清廷入关后改首都为北京城,盛京城则作为陪都奉天府所在。1907年,奉天省成立,奉天城即又称奉天省城。民国初年,奉天市范围扩展,原奉天城通称为奉天老城。满洲国时期,奉天老城与商埠地、满铁附属地连成一体[1]。现盛京城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与大东区中心区一带。
作为老沈阳城的城门,这里曾是沈阳内城的门户,是清朝官员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沈阳本地土著都知道沈阳有很多地名都带“门”,例如什么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事实上,原来这里确实都有门,但是如今这些门都看不到了。他们原来长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在清朝,盛京城曾建有八座城门,形成“八道屏障”,守护着这座古城。然而现在沈阳城内已经很难看到老城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以前都有着怎样的用途。
八门的形成
沈阳最初开始建城墙,是在明洪武21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主要用于抵御北部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军事攻击。
当时的沈阳城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
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因此有很多人曾误以为沈阳八个城门的改造是他下令的。其实他在沈阳的那段时间,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照明朝时发生太大变化。
真正把盛京城规格建起来的人,是皇太极。
按照历朝历代京城中各城门相对称的规律,皇太极改四门为八门。
分别为:内治门(小东门)、抚近门(大东门)、天佑门(小南门)、德盛门(大南门)、外攘门(小西门)、怀远门(大西门)、地载门(小北门)、福胜门(大北门)。
八个城门相对交汇成两街两路,将沈阳故宫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井”字的城市结构。
改建后的城门,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
后金崇尚八旗制,所以“井”字街路划分出的9块区域,除正中为皇宫外,周围八个区域分给八旗,每旗各据其一。
现在的沈阳,除了大西门、大东门等,你一定还听过有大西边门、大东边门,这些“边门”也是依据八个城门修建的。皇太极当初是将沈阳作为皇都来修建,所以出于社稷考虑,要修建“八门八关”,便有了后来的几个大边门。
小西关是历代清朝皇帝来盛京的必经之路,铁制关门上立有“陪都重镇”的匾额,门椽上有二龙戏珠图案,民间称之为龙门。1942年,这个铁制的龙门被日本鬼子弄去造武器了。
八门的历史和用途
清时期的沈阳八门,命名十分有寓意:“怀远抚近,内治外攘”是当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治国国策;“天佑地载,德胜福胜”意为天地眷佑,国运绵长。
八门分别具有不同的用途,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故事。
怀远门(如今位于中街)
怀远门,是现在城内被复建的两座城门之一。在八座城门中,只有怀远门的两扇城门之上各有三个小眼。按照八卦推断,正是代表死门。
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怀远门外是处斩囚犯的法场,凡处死的犯人必经这里,所以怀远门也被称为“鬼门”。
抚近门(大东门——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82号)
抚近门是另一座被复建的城门。当年其他少数民族来沈阳拜谒皇太极,都走抚近门,因此抚近门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
抚近门位于古城的正东,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一条街,东起抚近门,西至怀远门。原名新正街,建于清光绪31年。
当时因临近州衙,一般为诉讼、报告的人歇息侯信的地方,因此,这条街全是旅店、饭馆和茶楼。抚近门外有一个“三陵衙门”,是用来负责清皇室祖陵的安全和管理事务的。
内治门(小东门——位于四平路(今中街路)东端)
内治门和外攘门相通的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古时的内治门附近也发挥着集市作用。
1829年内治门护城河一带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蔬菜早市,每年八月十一到中秋节后这里是水果市,内治门里还有鱼行。内治门内以南及钟楼南月窗胡同还有一个貂皮局。
(如今小东门的大概位置)
外攘门(小西门——里面就是如今的中街)
外攘门是当年奉天的主城门,也是清代以来留下影像最多的城门。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攻占沈阳的见证之地。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就是在沈阳外攘门上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的。
(四平街中街旧貌)
天佑门(小南门——位于现正阳街南段)和地载门(小北门——位于现正阳街北段)
天佑门是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占一杀出重围的地方。他曾在起义战斗中,将盛京刑部、奉天府和承德县三级监狱囚犯放尽,并火烧刑、礼部和县署衙门。
▲地载门
地载门又叫小北门。天佑门和地载门连接的是正阳街。正阳街是沈阳最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
你所知道的沈阳老字号美食,都在这条街上。
德盛门(大南门)和福胜门(大北门)
德盛门,以女儿墙的故事留名于世。相传皇太极得知女扮男装替父出工修葺城墙的扈姓女子的孝行,深受感动,特准许德盛城墙的修建过程中,有六十处可以矮一砖建设,得名女儿墙。
后来在清末义和团起义时,"红灯会"义民为泄仇恨,将矮一砖的“女儿墙”加到和别处同样的高度。
福胜门就是现在所称的大北门。与地载门之间的某个位置,曾坐落一个宫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的“汗王宫”。
八门外的第九个门
盛京八门各具历史,也各有故事。但是小主的主题说了沈阳“老九门”,既然是八门,又何来九门之说?
有资料记载,沈阳城的护城守官,被称为“九门提督”,所以说古时沈阳还是有第九个门的。
前面说过,明朝的时候沈阳开始建城墙,有四个城门。嘉靖22年,沈城扩建,将北侧的“安定门”改为“镇边门”。后来在与后金长达数年的征战中,沈阳明城墙除了这个北门,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毁坏。
这个北门,因为损坏小,又离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很近,所以皇太极修城墙时,没有拆除而保留了下来。
沈阳是在1958年发现了这个“第九门”。当时有一个学校因维修缺砖,到城根挖,却挖出了一个刻有“镇边门”的门额。经考古人员考证,在大北门和小北门之间的城墙旧址发现了一座用砖石堵封起来的城门,这就是“九门”。
这里还有一件比较好玩儿的事,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寝宫离“九门”这么近?有专家说称因为“逃跑方便”。他们家的后院直通九门,很轻易就能回到发祥地抚顺新宾。
沈阳“九门”的发现,不仅对沈阳的城市历史有意义,对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意义也非常重大。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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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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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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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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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作报告,一位听众问:“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问,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并没有画圆满,留下一个缺口。他反问道:“这是什么?”“零。“圈”/“未完成的事业”/“成功,台下的听众七嘴八舌地答道。
他对这些回答未置可否:“其实,这只是一个未画完整的句号。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道理很简单:我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圆满,就像画个句号,一定要留个缺口,让我的下属去填满它。”
留个缺口给他人,并不说明自己的能力不强。实际上,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是一种更高层次上带有全局性的圆满。
【学习啦】心得:给猴子一棵树,让它不停地攀登;给老虎一座山,让它自由纵横。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人武侠小说泰斗
陈日君: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