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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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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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这样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之后,在北京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等美术团体举办的展览中也多次见到人体题材作品。这在当时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体专题画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央美院油画系葛鹏仁等20多位教师策划举办的,其中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画家。也因为这次大展,1988年成为中国人体艺术最为辉煌的一年。
葛鹏仁表示,“我们没有想到画展开始后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举办展览的契机也很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想一步做一步,有点类似于艺术创作时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久,各美术院校就恢复了人体写生课,相关作品的展出也经常举办,尽管没有举办过以人体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但无论是总策划者葛鹏仁,还是受邀参加画展的靳尚谊,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拥至中国美术馆观看了这个展览。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在门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1989年1月31日,“(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人的写实作品前,严肃地沉思,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在通过孟禄丁等大的抽象作品时脚步加快……”
“当时媒体宣传得很厉害,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对这种展览觉得很稀奇,于是有非常多的报道,结果越报道,来的人越多。”靳尚谊回忆。
对于这次展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化批评家张柠在其《文化的病症》中评价,“如果上个世纪初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曾经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他们是勇敢的先驱……那时候,人体艺术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80年代中期北京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有相似的意义。”
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无疑是80年代呼吁“艺术的春天”的有力实绩之一,但由于“人体”的敏感,还是让它身处于各种舆论漩涡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体艺术更多地局限于艺术圈子之内创作和欣赏,1988年大展之前还出现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等事件。
“在开展之前,就有人找到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反对这件事。还好展览期间官方并没有制止。”葛鹏仁说,“但画展开始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后来甚至发生游行、打官司等事件。”
无论人们对画展抱着怎样的心态,尽管争论甚至充满了火药味,但无疑这次画展给中国的百姓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人体艺术普及。虽然这种普及本身也是艰难的: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儿被观众认出并遭讥讽,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婚;还有一位模特儿在电视新闻中被公婆认出,并由此引发一场模特儿与美术学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葛鹏仁也承认,“确实是在那次画展之后,人体内容开始陆续在摄影、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艺术的多元化表现都与以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金奖作品《黄土风情》中的模特儿,田静当年始终没摘下她那宽大的墨镜,虽然面对记者,她说 “我觉得很自豪,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当人体摄影模特。”
那是在2001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展现场。展出的100多幅照片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据媒体报道,在那次摄影展中引发的非议,倒有很多是针对征集作品的表现水平上的。
几乎同时,在古城西安,也先后举办几次人体艺术摄影。西安人体摄影展始作俑者、西安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马琪,回忆当时展览时的一个细节,“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躲在后面观察。一对夫妇走在前面,其中的丈夫说:‘拍这些东西,太下流了,不是流氓吗?’他的妻子反驳他:‘你知道什么,你只是看照片,别人是在读照片。’”
这段话让马琪印象很深,“它反映了面对人体摄影作品,从艺术角度来欣赏的人还是很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在《艺术:写在人体上的百年》中,分析了90年代初的人体艺术与1988年的不同。其中一点是,在90年代初,出版物中大量出现摄影人体画册,而在之前人体艺术画册多为绘画和雕塑,人体摄影是极少见到的,即便有也多是从外国画册中翻拍。
而当舞蹈演员汤加丽出版自己的写真集时,表明人体摄影艺术已经基本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人体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被接受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美术、摄影、电影和舞台剧表演。西方人体艺术发展过程也是这样一个“闯关”历程。
人体艺术进入中国不到百年,锋芒已直抵第三、第四道关口,在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冲突的背景下,这种舶来艺术主题的浓缩激进的发展过程更显得有些惨烈。
在此过程中,无论身处何时,“社会事件”的热闹总是淹没对艺术影响的思考,艺术工作者们在艺术突围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挣扎,而人体艺术存在的“合法”空间就在历次的冲突中不断延展。
《北京青年报》1988年12月20日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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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喻世明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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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与汉人一词类似,汉服中的“汉”字的词义外延亦存在着由汉朝扩大为整个民族指称的过程。如《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 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 ;而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礼仪制度 。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 。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 ,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千万双手舞动,色彩飞扬弥漫了我的眼
看那焰火灿烂,投入欢庆胜利的表演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洋务运动的需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2 盛宣怀的银行梦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3 艰难的创办之路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4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 未冷却热情 将心倾 把手牵 理想终需要拼 你与我会挽手打气 哪会怕冷清 歌声中 广州队 越秀山中的霸气 赶快将你的手 举向天际一起摇动 赶快掀起千次不断的 人浪里 我哋要欢呼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看过了有太多失意 未冷却热情 将心倾 把手牵 理想终需要拼 你与我会挽手打气 哪会怕冷清 歌声中 广州队 越秀山中的霸气 赶快将你的手 举向天际一起摇动 赶快掀起千次不断的 人浪里 我哋要欢呼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广州队 梦想艰辛里追 广州队 遇挫折不后退 广州队 有欢欣与泪水 广州队 冠军终归这里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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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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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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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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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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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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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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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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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