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曾师从20世纪3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是闯入西方古典乐坛少有的东方面孔,以激动的指挥方式闻名。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于中国沈阳,“非常不可思议,我出生在中国沈阳,有时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中国人。”他说。
Seiji Ozawa ©Michiharu Okubo
当然,中国民众对小泽征尔的亲切感,不仅源于他生于沈阳、长于北京所结下的缘分,还因为他对中国深厚的感情。
1976年至今,小泽征尔是来访中国次数最多、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指挥家。
斯人已逝,记忆永存。
1935年9月1日,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出生。小泽征尔的指挥风格简洁明快、热情洋溢,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是第一位活跃在欧美乐坛并获得广泛声誉的亚洲指挥家;他曾凭借指挥歌剧录音作品获得美国格莱美大奖;他与指挥家祖宾·梅塔和朱辉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
近几年,因为健康状况小泽征尔不得不居家休养,很久没有登台演出。但在古典乐和歌剧界,他的存在是一种传奇。
勇攀音乐巅峰
小泽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小泽的家庭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来到了中国。当时,他的父亲小泽开作是名牙科医生。“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全家便搬到了沈阳。1935年,小泽出生在中国沈阳。小泽出生第二年,他们便举家迁到了北京,一直居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们全家才回到日本东京。
小泽学音乐起步比较晚,并不是所谓“音乐精英”。5岁时,母亲送了他一个手风琴作为圣诞礼物,小泽才第一次接触音乐。而开始学钢琴,则是在他10岁的时候。1941年,小泽举家回到日本,定居在东京郊外的立川。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后来亲戚转让给他一架钢琴,哥哥们花了3天时间,用两轮推车将钢琴从横滨运到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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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学钢琴转为学指挥?儿时的小泽身体瘦弱,常常患病,所以脸上很少有笑容,为此,少年时期的小泽打了两年英式橄榄球。据他回忆:“我们踢得很较劲。有一次,把一位同学的耳朵都扯掉了,血流不止。于是我们就暂停比赛,一起在大雨中帮他找耳朵。到现在他的一只耳朵还比另一只小。哈哈哈……”而小泽自己也在球赛中折断过两根手指,所以断了做钢琴家的想法,专心学指挥。
1952年,小泽进入杰出音乐教育家和大提琴演奏家斋藤秀雄参与开办的桐朋学园音乐系。几年后,小泽以优异的成绩从桐朋学园毕业,这时,他已经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指挥家了。但是,拥有更高志向的小泽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希望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加深学习和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斋藤的指挥课上结识的指挥家兼作曲家山本直纯得知小泽的想法时,鼓励他说:“如果有一座音乐金字塔的话,我做的是拓展底座的工作,你去欧洲攀登顶点吧。”
行动力极强的小泽,二十多岁就乘上装载摩托车的货轮只身远赴法国学习音乐。当时,小泽一贫如洗,经常要为第二天的饭食发愁。他曾因为没钱回家而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精神抑郁,又持续发着低烧,医生给他开的药方是到诺曼底修道院呆上3个月。那里静得怕人,又冷得要命,让小泽终于认识到世俗世界的可爱和温暖,对生活和音乐又焕发起热情。1959年,小泽参加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一举夺冠,一夜之间成了当时欧洲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至此,小泽走上了自己的艺术腾飞之路。
活跃在世界舞台
1960年,经乐坛大师、比赛评委之一的查理·明希推荐,小泽参加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年夏天在美国麻省举办的坦格尔伍德乐展。以此为契机,1961年,小泽被选拔出任了伯恩斯坦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而且还在卡拉扬的弟子选拔赛中胜出。小泽有幸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指挥界两位最伟大的指挥家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熏陶。拥有这种经历的小泽,可谓是古典乐界的传奇。
但学成归国的小泽却遭到了日本交响乐团成员的抵制。经历过这段不愉快经历之后,小泽放弃日本,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从1973年开始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小泽跻身世界最优秀的指挥家行列。在波士顿近30年的指挥生涯中小泽创造了古典乐坛的奇迹,使乐团成为国际上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
出生在沈阳的小泽曾多次访问中国,有很强的中国情结。在母亲去世后,小泽选择将其一部分骨灰埋在北京胡同的院子里,那是他儿时的家。小泽曾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用中文说“新年好”向全世界问候;也曾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过音乐会;他创建的“小泽征尔音乐塾”曾在中国招生,将他们带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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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与辽宁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时,小泽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耐心。当时第一遍排练还没结束,小泽就决定对沈阳交响乐团成员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这绝不是大师级指挥家该做的事,小泽则说他想送给沈阳市人民一台满意的交响乐。每天训练6个钟头,疲劳过度的小泽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挥,后来干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挥。遇到因难以过关而生出放弃念头的小提琴手,他也没发火,只是一次次地请她再来一遍。当第一小提琴手过关时,小泽大口喘息接过毛巾笑着说:“你们都行,谁也没有理由泄气……”
获得过众多荣誉的小泽并不是天才,他的成功靠的是努力,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日本作曲家武满彻曾经在小泽寓所住过一段时间,目睹过大师的勤奋,他说:“每天清晨4点钟,小泽屋里就亮起灯,他开始读总谱。真没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Quelle: 易网,略有删节)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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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父亲伊玖磨与《烟斗随笔》
〔日〕团纪彦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际重版《烟斗随笔》中文版。
父亲深爱中国,自1966年访问中国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亲的《烟斗随笔》翻译本首先在中国问世,倍感欣慰;而这次由在中国出版业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再版《烟斗随笔》,并新增20篇随笔译文,尤感心悦。借此机会,我将先前两版撰写的中文版序合二为一与中国读者分享。
(一)
《烟斗随笔》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朝日画报》上连载了36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时间,父亲都会习惯性地在自家书斋、八丈岛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着父亲的创作活动,他不是在创作音乐,就是在执笔《烟斗随笔》,这样说也不过分。随笔这一文学领域,即像镜子一样透视出日常看到的种种事象,在这个过程中承载信息,并追求镜子作为自己眼睛的实质。对于作者来说,《烟斗随笔》这个随笔集恰恰是无数镜子的层积,它们透视出一个个“现在”的时间。
文学的世界与音乐一样,也是将精神活动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体中的工作,而两者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它们被接受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着共性。我认为,与其说父亲脚踩音乐和文学的两只船,不如说它们同属于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亲在访问苏州期间病逝。记得2000年秋,长年发表父亲文章的《朝日画报》决定停刊。“还是我活得长”,父亲当时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伤又得意。许多人都劝过他,也有在报刊上继续连载的建议,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画报》不写”,都一一回绝了。也许父亲从这时就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诵自己喜欢的“大寺香袅袅,升空化雨云”这首平安时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终结与《烟斗随笔》的封笔联系在一起了吗?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依山而建。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很别致,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内部却是洋式风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蒲苇、加那利椰树。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时常传来的钢琴声;父亲从附近海岸钓来的黑鲷鱼,和玄关挂的鱼篓、捞网、长筒靴等渔具;从沙滩捡来的贝壳、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贝化石的情景等等。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50多年岁月的磨砺,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个时期父亲和母亲从东京老家只带了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也许是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在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
总之,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夕鹤”、交响曲“丝绸之路”等。记忆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创作,一直以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欢钓鱼的人。
不久,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上音乐课时,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
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我认为都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了。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与同学又不合群,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嬉戏。
今天不难想象,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对孤独的人,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儿玩,下海或者上山,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烟斗随笔》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我和母亲时而也出现在父亲笔下,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我没那么说啊”。当然大意是对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抗议”。而父亲每次都面带“顽童”常见的笑,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本来说好在《朝日画报》一年半载的连载,也持续了整整36年,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
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烟斗随笔》执笔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我想,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心灵之声”吧。
到了父亲晚年,“心灵之声”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并日臻强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朝鲜渊源甚深。“团”姓在日本极为少见。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祖先的故里在博多,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朝鲜近在咫尺。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亚米利加号”被送到美国。抵达波士顿后,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枪杀,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父亲在7岁时,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了,促使他伴随家境衰微萌生走音乐之路的志向。
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的关系,母亲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国。母亲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激进派”罪名除名。没落遗属的父亲,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
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与其扞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这样的境遇,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不受西方音乐和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
67次访华,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
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但每个周末从东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无数次地谈到历史,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晚年的父亲常说“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我认为,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
作者:团伊玖磨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遣唐使为7至9世纪时日本派遣往唐朝的官方使节,成为华夏文化在日本传播达到极盛时期的载体。
遣唐使延续了过往日本遣隋使前往中国担任使节。首任遣唐使是公元630年的犬上御田锹。此后日本陆续都有使节派遣往唐朝达十多回合,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遣唐使的派遣目的,除了与唐朝表示友好、以及把先进的唐朝制度及文化吸收输入以外,亦包括搜集朝鲜半岛及东亚地区的情报。 遣唐使的派遣不一定只有一位使节前往。而当有多于一人参与之时,会区分“大使”及“副使”,有时还有位于大使上的押使。而随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亦包括有留学生及僧人。每次出海,都有400-500人乘坐4艘船渡海。遣唐使船一行人在出发前,都会带同船舳先到大坂住吉的住吉大社,祈求住吉大神保祐海上安全。之后,整船人从住吉津开始出发,经住吉细江前往大坂湾,再去到难波津。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福冈的那津,再前往玄界滩。过去日本与朝鲜半岛友好之时,会在朝鲜半岛北岸登陆,然后经陆路进入唐朝。但自从日本与新罗交恶之后,改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国。由于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在大海航行的遣唐一行经常遇到海难。
The Japanese missions to Imperial China were diplomatic embassies which were intermittently sent to the Chinese court. Any distinction amongst diplomatic envoys sent from the Imperial Japanese court or from any of the Japanese shogunates was lost or rendered moot when the ambassador was receiv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Extant records document missions to China between the years of 607 and 839 (a mission planned for 894 was cancell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Imperial missions included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tic kuge and Buddhist priests. These missions led to the impor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advances in th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hese diplomatic encounters produced the beginnings of a range of Schools of Buddhism in Japan, including Zen.
From the sinocentric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Court in Chang'an, the several embassies sent from Kyoto were construed as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 bu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shared this view.[1]
China seems to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in opening relations with Japan. Sui Emperor Yangdi dispatched a message in 605 which read:
The sovereign of Sui respectfully inquires about the sovereign of Wa.[2]
The court of Empress Suiko responded by sponsoring a mission led by Ono no Imoko in 607. A message carried by that mission,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Prince Shōtoku, contains the earliest known written instance in which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s referred to by a term meaning "land of the rising sun."[3] The salutation read, in part:
From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hi izuru tokoro) to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of the setting sun."[4]
The Imperial embassies to the Sui dynasty (遣隋使 Kenzui-shi)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sent to study government and technology.
The Imperial embassies to Tang dynasty (遣唐使 Kentō-shi) are the best known; 19 missions were completed. A 20th mission had been planned for 894 (Kanpyō 6, 8th month),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ambassadors. However, shortly before departure, the mission was halted by Emperor Uda because of reports of unsettled conditions in China.[5] The emperor's decision-maki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persuasive counsel of Sugawara no Michizane.[6]
遣唐使(けんとうし)とは、日本が唐に派遣した使節である。日本側の史料では唐の皇帝と同等に交易・外交をしていたと記して対等な姿勢をとろうとしたが、唐の認識として朝貢国として扱い[1]『旧唐書』や『新唐書』の記述では、「倭国が唐に派遣した朝貢使」とされる。中国では618年に隋が滅び唐が建ったので、それまで派遣していた遣隋使に替えてこの名称となった。寛平6年(894年)に56年ぶりに再開が計画されたが、遣唐大使の菅原道真の建議により休止され、907年に唐が滅び、そのまま消滅する形となった[2]。遣唐使船には、多くの留学生が同行し往来して、政治家・官僚・僧にも多くの人材を供給した。留学生井真成の墓も中国で発見された。
Les missions japonaises dans la Chine des Tang (遣 唐 使, Kentoshi) permettent d'examiner et d'évalue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e Japon au cours des VIIe, VIIIe et IXe siècles. La nature de ces contacts bilatéraux évolue progressivement de la reconnaissance politique et cérémonielle vers d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ce processus accompagne les liens commerciaux croissants qui se développent au fil du temps1.
Entre 607 et 838, le Japon envoie 19 missions en Chine. La connaissance est l'objectif principal de chaque expédition. Ainsi les prêtres étudient le bouddhisme chinois, les fonctionnaires les structu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les médecins la médecine chinoise et les peintres la peinture chinoise. Environ un tiers de ceux qui se sont embarqués en provenance du Japon ne survivent pas au voyage de retour vers le Japon2.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日本政府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为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对隋炀帝不敬,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悦。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
公元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同时,东亚诸国家中的四国——唐、高句丽、百济、新罗发生了骤变。经过几次国际战争,唐扩大了其统治区域,成为盛唐的一个标志;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分别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致使国家灭亡;新罗在战争中逐渐强大,以致最终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其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切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嬗变是分不开的。新罗紧紧地靠在了唐朝的一边,使得其与高句丽、百济相比在政治外交上占了上风。国与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密切联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外交使节的派遣。新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遣唐使也因此成为沟通新罗与唐朝的桥梁,其所担负的重任在七世纪时尤为凸显。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630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894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或洛阳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大唐。
第一次
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了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团,谋求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贞观五年十一月日本国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城。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药师惠日。 [19]唐太宗对此十分高兴,安排他们在长安参观学习了一年左右时间。公元632年,遣唐使团完成既定任务归国时,唐太宗特派高表仁作为唐朝的使节回访日本,一同随行的还有遣唐留学僧灵云、僧旻等人。
第二次
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 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公元653年 癸丑 唐永徽四年,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日本国第二次遣唐使到达长安。随行来唐的学问僧有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惠照、忍、知聪、道昭、定惠、安达、道观、知弁、道福、义德、惠妙、智园、智宗、义通、妙位、法胜;学问生有巨势药、冰连老人、坂合部石积、高黄金等120人。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第二次遣唐使来华,抵达京师长安后,其中有一位留学僧叫道昭(629-700),他在长安遇到了玄奘法师,随后跟随玄奘学习佛法,道昭也成为佛教禅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
第三次
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边麻吕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654年(白雉4年)高向玄理作为遣唐使再次来到中国,同年病故于都城长安。
第四次
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该批遣唐使团由于船漂到南海尔加委岛,大使被人所杀,副使一行于闰十一月到洛阳觐见高宗皇帝。
第二时期
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
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积 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唐高宗麟德二年) 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唐高宗便从长安来到洛阳筹备封禅之事。十月前往泰山,次年正月返回东都后接见了该批遣唐使 [5]。九月遣刘德高、郭务悰出使日本国。十二月日本国遣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护送唐使刘德高等返回长安。是为第五次遣唐使(送唐客使)。
第七次
大使:河内鲸 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公元670年 庚午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日本国第七次遣唐大使河内鲸来到长安,贺平高丽。唐廷遣郭务悰率兵2000余人护送回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3]日本失败,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第三时期
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
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势邑治 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 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7批遣唐使,改由南岛起航,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的扬州、苏州或从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然后顺江南运河、通济渠经汴州至洛阳。 [4]当时武则天西巡长安,于大明宫麟德殿接见了该批使臣。703年十月随武则天返回神都。次年七月归国。
第八次
来华时间:706年(中宗神龙二年,日本庆云二年)
《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庆云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唐中宗虽于神龙元年(705年)重新即位,但直到次年(706年)七月,中宗才离开洛阳前往西京长安,其间还曾游幸洛阳龙门。故706年二月于东都洛阳接见该批遣唐使团。
第九次
押使:多治比县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马养 随行: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 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 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至东都,该批遣唐使于九月底抵达洛阳城,在紫微城应天门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天中:指洛阳,唐朝的东都。古代认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阳居北斗星下为地之正中,玄宗前期多居洛阳接见各国的朝拜。如唐·许浑《洛中游眺贻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由此进一步印证了该批遣唐使来洛阳朝见的史实。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国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等第九次遣唐使来到长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等,留学僧玄昉、理镜等,共557人。唐玄宗命通事舍人到鸿胪馆看望慰劳。
第十次
大使:多治比广成 副使:中臣名代 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733年4月,第九次遣唐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
第十一次
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吕 副使:吉备真备 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 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国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这次遗唐使于上年闰三月出发,分乘4船,每船各120余人。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判官大伴御笠、巨万大山、布势人主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藤原刷雄、膳大丘,留学僧行贺、戒明、得清、善议等。公元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元旦朝贺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见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授藤原特进,大伴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命秘书监兼卫尉少卿朝衡(阿倍仲麻吕华名)奉命迎接国宾。陪同游览、参观大明宫、府库、三教殿、图书、御苑。并为大使等画像以为纪念。
第四时期
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二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 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公元778年 戊午 唐大历十三年正月,以小野石根为大使,大神末足为副使的日本国遣唐使到达长安。大使一行是上年六月出发的。 四月 二十二日,日使离开长安回国。唐使孙进兴等回访日本,同行。藤原河清在长安的遗女喜娘随同访日。留学生伊豫部家守,留学僧戒明、善议等也随同返国。 [19]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道益 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 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公元804年 甲申 唐贞元二十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抵长安。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灵仙、园基、金刚三昧、法道等随行同至。 [19]
第十四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达长安,赠送珍珠绢。请益僧义澄、留学生菅原梶成等同行。这次遣唐使团规模空前,人才济济。藤原常嗣是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之子,父子遣唐,史称异例。 [19]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黄巢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日本历代遣唐使表
序次 |
年代 |
使节 |
船数 |
人数 |
主要随行人员 |
备注 |
1 |
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二年) |
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 |
||||
2 |
公元653年(唐永徽四年,日本白雉四年) |
吉士长丹、吉士驹 |
2 |
121 |
弁正、道昭 |
|
3 |
公元654年(唐永徽五年,日本白雉五年) |
高向玄理、河边麻吕、药师惠日 |
2 |
|||
4 |
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日本齐明五年) |
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 |
2 |
|||
5 |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日本天智四年) |
守大石、坂合部石积 |
||||
6 |
公元669年(唐总章二年,日本天智八年) |
河内鲸 |
||||
7 |
公元701年(唐大足元年,日本大宝元年) |
粟田真人,坂合部大分、山上忆良任大通事 |
道慈 |
|||
8 |
公元706年(唐神龙二年,日本庆云二年) |
|||||
9 |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 |
多治比县守 |
4 |
557 |
||
10 |
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天平五年) |
多治比广成、秦朝元判官 |
4 |
594 |
荣叡、普照 |
|
11 |
公元735年(唐开元二十三年) [13-14] |
多治比广成,中臣名代 [15] |
||||
12 |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天平胜宝四年) |
藤原清河、吉备真备 |
4 |
220 |
藤原刷雄 |
|
13 |
公元759年(唐乾元二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 |
高元度 |
1 |
99 |
||
14 |
公元761年(唐上元二年,日本天平宝字五年) |
仲石伴 |
4 |
未成行 |
||
15 |
公元762年(唐宝应元年,日本天平宝字六年) |
中臣鹰主 |
2 |
未成行 |
||
16 |
公元777(唐大历十二年,日本宝龟八年) |
小野石根 |
4 |
|||
17 |
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日本宝龟十年) |
布势清直 |
2 |
|||
18 |
公元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日本延历二十三年) |
藤原葛野麻吕 |
4 |
橘逸势、空海、最澄、灵仙 |
||
19 |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 |
藤原常嗣、小野篁 |
4 |
651 |
圆仁、常晓、圆载、圆行 |
|
20 |
公元894年(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 |
根据菅原道真建议,废止遣唐使,未成行。 |
废止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成员
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
Dominio de Pingus is a Spanish winery located in Quintanilla de Onésimo in Valladolid province with vineyards in La Horra area of the Ribera del Duero region. The estate's flagship wine, Pingus, is considered a "cult wine", sold at extremely high prices while remaining very inaccessible,[1][2] and commands an average price of $811 per bottle.[3]
The winery also produces a second wine, Flor de Pingus, and a special cuvée, Ribera del Duero "Amelia". Recently, Dominio de Pingus has founded a joint project with local grape producers to make an old vine tempranillo called "PSI".
Dominio de Pingus was established in 1995 by Danish oenologist Peter Sisseck, also manager of the Pesquera de Duero estate Hacienda Monasterio.[4] On the estate's winemaking philosophies, Sisseck has stated, "The vines in my plots are very old. They have never been fertilised nor treated with pesticides and all grow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en vaso system. They are perfect."[4]
About the first 1995 vintage of Pingus, Robert Parker declared,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exciting wines I have ever tasted".[5] With a very limited first vintage production, only 325 cases were made with prices initially set at US$200 per bottle, it became yet more scarce when in November 1997 the ship transporting a U.S. bound shipment of 75 cases disappeared somewhere off the Azores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6] The shipwreck resulted in a dramatic reaction in the US market, with prices soon rising to $495 per bottle.[5][6]
At the Ronda WineCreator conference of April 2008, Sisseck was angered by suggestions by Decanter editor Guy Woodward that some winemakers make wines to suit the palates of certain critics. In response he called Woodward's remarks arrogant for implying winemakers do not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adding, "I don't even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do this."[7]
In 2007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had approved plans to expand highway roads through the vineyards of Dominio de Pingus and other wineries, which was met with strong opposition by Sisseck who called it a "vengeful measure".[8]
Planted with very old vines of Tinto Fino, i.e. Tempranillo, the vineyards are 2.5 hectares (6.2 acres) in Barrosso with vines exceeding 65 years and 1.5 hectares (3.7 acres) in San Cristobal with vines older than 70 years, and the unusually low average yield of 12 hL per hectare. Since 2000, the viticulture has been biodynamic. Of the annual production of Pingus there is typically less than 500 cases, though in poor vintages no Pingus is made.
The production of the second wine Flor de Pingus, also 100% Tempranillo, is made with fruit from rented vineyards in the La Horra zone, with vines older than 35 years. Since the 2005 vintage, the viticulture has been biodynamic. The annual production is on average 4,000 cases.
Additionally there has been the single barrel cuvée, Ribera del Duero "Amelia", made from a vineyard parcel of 100+ year old vines with an average yield of 10 hL per hectare, with biodynamic viticulture since its initial 2003 vintage. The 2005 vintage had a production of 25 cases.
"PSI" is a joint project based on fruit produced by local grape growers from old tempranillo vines. The goal is to help grape producers and save old vines. Project was founded in 2006, first vintage was 2007. Grape growers are encouraged to employ biodynamic or organic vineyard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wine is made by Peter Sisseck and Pablo Rubio and sold under producer name Bodegas y Viñedos Alnardo. Vinification takes place in large concrete vats and aging in concrete and wooden tanks and oak barrels. Production of PSI 2009 was 9,600 cases, PSI 2010 was 16,600 cases.
起源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兴盛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后来的苏州弹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入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为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标新。这一时期流派纷呈,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艺术流派
苏州评弹大致可分三大流派 ,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演唱形式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两人的双档,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 ”。
曲调特点
弹词一般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传承意义
苏州弹词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稽的传统长篇有65部,新编历史题材172部,还有一些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记录了大量的演出本,并作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周玉泉的《玉蜻蜓》和《中篇弹词选》。有关历史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出版了《苏州弹词旧闻钞》《评弹艺人谈艺录》。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译文及注释
住在客栈里,独对残灯,睡不着觉。不知什么缘故,诗人的心情变得十分凄凉悲伤。
在这除夕之夜,想象故乡人思念千里之外的自己的情景,而明天又要增加一岁,新添不少白发啊。佳节思亲是常情,历来如此。但除夕之夜,“独不眠”、“转凄然”、“思千里”,还有一层意思:到了明天,就又增加一岁,包含了诗人年复一年老大无成的伤感。
译文
旅馆里透着凄冷的灯光,映照着那孤独的迟迟不能入眠的客人。这孤独的旅人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倍感凄然呢?
故乡的人今夜一定在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我的鬓发已经变得斑白,到了明天又新增一岁。
注释
除夜:除夕之夜。
客心:自己的心事。转:变得。凄然:凄凉悲伤。
霜鬓:白色的鬓发。
明朝(zhāo):明天。
源自一八一六年法国复辟王朝的决策,巴黎美术学院矗立在巴黎市左岸的圣日尔曼德佩区,整个学院有如堆叠交错的建筑史拼图,一砖一石都像引人去解开其谜团的拼块。费里克斯·杜班(Felix Duban)将法国文艺复兴的建筑残片,植入盈满古典及现代意大利风的美术学院,建构出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之城;借由混搭不同时代的建筑,引人走入历史梦幻的诗意美学。
美术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1648年建立的王家绘画雕塑院,该学院由马萨林创建,由勒布朗担任院长。其设素描、油画、雕塑、版画、建筑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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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你当时对我好
又为什么 现在变得冷淡了
我知道 爱要走难阻挠
反正不是我的 我也不该要
你和我 曾经有共同爱好
谁的耳边 总有绝句在萦绕
我们俩 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
还笑那曹操贪慕着小乔
天灰了 雨坠了
视线要模糊了
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
爱走了 心走了
你说你要走了
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
红雨瓢泼泛起了回忆怎么潜
你美目如当年 流转我心间
渡口边最后一面洒下了句点
与你若只如初见 何须感伤离别
你和我 曾经有共同爱好
谁的耳边 总有绝句在萦绕
我们俩 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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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走了 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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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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