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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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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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洋务运动的需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2 盛宣怀的银行梦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3 艰难的创办之路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4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中药学是中药学科的统称。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药材饮片、中成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学科。
为中国基于弘扬本国医学传统理论的立场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汉民族医学理论)为主而将中国历代本草学记载的生药应用知识重整后近代所赋予的称谓。根据中国高校所授学科内容可见其以内容以药材饮片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生药应用知识的范围为主。
近代中药学研究由于受到中国医学应用(汉民族医学)与历代本草内容记载范围的制约,因此“中药学”的研究皆局限在汉方医学里所使用生药的研究范畴,但由于近年来“中药学”的研究方法采用了现代生药学的研究技术,因此国际上多数药学出身的学者皆将“中药学”视为生药学的研究分支。
麻黄 | 桂枝 | 紫苏 | 生姜 | 香薷 | 荆芥 | 防风 | 羌活 | 白芷 | 细辛 |
藁本 | 苍耳子 | 辛夷 | 葱白 | 鹅不食草 | 胡荽 | 柽柳 |
薄荷 | 牛蒡子 | 蝉蜕 | 桑叶 | 菊花 | 蔓荆子 | 柴胡 | 升麻 | 葛根 | 淡豆豉 |
浮萍 | 木贼 |
石膏 | 寒水石 | 知母 | 芦根 | 天花粉 | 竹叶 | 淡竹叶 | 鸭跖草 | 栀子 | 夏枯草 |
决明子 | 谷精草 | 密蒙花 | 青葙子 |
黄芩 | 黄连 | 黄柏 | 龙胆 | 秦皮 | 苦参 | 白鲜皮 | 苦豆子 | 三棵针 | 马尾连 |
金银花 | 连翘 | 穿心莲 | 大青叶 | 板蓝根 | 青黛 | 贯众 | 蒲公英 | 紫花地丁 | 野菊花 |
重楼 | 拳参 | 漏芦 | 土茯苓 | 鱼腥草 | 金荞麦 | 大血藤 | 败酱草 | 射干 | 山豆根 |
马勃 | 青果 | 锦灯笼 | 金果榄 | 木蝴蝶 | 白头翁 | 马齿苋 | 鸦胆子 | 地锦草 | 委陵菜 |
翻白草 | 半边莲 | 白花蛇舌草 | 山慈菇 | 熊胆 | 千里光 | 白蔹 | 四季青 | 绿豆 |
生地黄 | 玄参 | 牡丹皮 | 赤芍 | 紫草 | 水牛角 |
青蒿 | 白薇 | 地骨皮 | 银柴胡 | 胡黄连 |
大黄 | 芒硝 | 番泻叶 | 芦荟 |
火麻仁 | 郁李仁 | 松子仁 |
甘遂 | 京大戟 | 芫花 | 商陆 | 牵牛子 | 巴豆 | 千金子 |
袪风湿药
独活 | 威灵仙 | 川乌 | 蕲蛇 | 乌梢蛇 | 木瓜 | 蚕沙 | 伸筋草 | 寻骨风 | 松节 |
海风藤 | 青风藤 | 丁公藤 | 昆明山海棠 | 雪上一枝蒿 | 路路通 |
秦艽 | 防己 | 桑枝 | 豨莶草 | 臭梧桐 | 海桐皮 | 络石藤 | 雷公藤 | 老鹳草 | 穿山龙 |
丝瓜络 |
五加皮 | 桑寄生 | 狗脊 | 千年健 | 雪莲花 | 鹿衔草 | 石楠叶 |
化湿药
藿香 | 佩兰 | 苍术 | 厚朴 | 砂仁 | 豆蔻 | 草豆蔻 | 草果 |
利水渗湿药
茯苓 | 薏苡仁 | 猪苓 | 泽泻 | 冬瓜皮 | 玉米须 | 葫芦 | 香加皮 | 枳椇子 | 泽漆 |
蝼蛄 | 荠菜 |
车前子 | 滑石 | 木通 | 通草 | 瞿麦 | 萹蓄 | 地肤子 | 海金沙 | 石韦 | 冬葵子 |
灯心草 | 萆薢 |
茵陈 | 金钱草 | 虎杖 | 地耳草 | 垂盆草 | 鸡骨草 | 珍珠草 |
温里药
附子 | 干姜 | 肉桂 | 吴茱萸 | 小茴香 | 丁香 | 高良姜 | 胡椒 | 花椒 | 荜茇 |
荜澄茄 |
理气药
陈皮 | 青皮 | 枳实 | 木香 | 沉香 | 檀香 | 川楝子 | 乌药 | 青木香 | 荔枝核 |
香附 | 佛手 | 香橼 | 玫瑰花 | 绿萼梅 | 娑罗子 | 薤白 | 天仙藤 | 大腹皮 | 甘松 |
九香虫 | 刀豆 | 柿蒂 |
消食药
山楂 | 神曲 | 麦芽 | 稻芽 | 莱菔子 | 鸡内金 | 鸡矢藤 | 隔山消 | 阿魏 |
驱虫药
使君子 | 苦楝皮 | 槟榔 | 南瓜子 | 鹤草芽 | 雷丸 | 鹤虱 | 榧子 | 芜荑 |
止血药
小蓟 | 大蓟 | 地榆 | 槐花 | 侧柏叶 | 白茅根 | 苎麻根 | 羊蹄 |
三七 | 茜草 | 蒲黄 | 花蕊石 | 降香 |
白及 | 仙鹤草 | 紫珠 | 棕榈炭 | 血余炭 | 藕节 | 檵木 |
艾叶 | 炮姜 | 灶心土 |
活血化瘀药
川芎 | 延胡索 | 郁金 | 姜黄 | 乳香 | 没药 | 五灵脂 | 夏天无 | 枫香脂 |
丹参 | 红花 | 桃仁 | 益母草 | 泽兰 | 牛膝 | 鸡血藤 | 王不留行 | 月季花 | 凌霄花 |
土鳖虫 | 马钱子 | 自然铜 | 苏木 | 骨碎补 | 血竭 | 儿茶 | 刘寄奴 |
莪术 | 三棱 | 水蛭 | 虻虫 | 斑蝥 | 穿山甲 |
化痰止咳平喘药
半夏 | 天南星 | 禹白附 | 白芥子 | 皂荚 | 旋覆花 | 白前 | 猫爪草 |
川贝母 | 浙贝母 | 瓜蒌 | 竹茹 | 竹沥 | 天竺黄 | 前胡 |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的大型工业工具。它是最基础、最上游的领域,贯穿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简单地说,EDA就是芯片设计师的画笔和画板,就像操作文档要用Word,制作图片要用Photoshop一样,它能高效设计、控制及管理数十亿电路元件在一颗芯片里协同工作。
EDA算法密集,融合了图形学、计算数学、微电子学、拓扑逻辑学、材料学及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算法技术,必须经过长时间技术积累和持续大规模研发投入,才能满足新工艺的应用需求。
EDA作为芯片设计最上游、最高端的产业,同时也是国内芯片产业链最为薄弱的环节。EDA软件发展的产业生态基础正是代工厂的支持和芯片设计公司的培育。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制造和设计格局下,使得中国的EDA企业正在追求快速增长,来满足巨大的国内需求。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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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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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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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棋子的先行,对弈双方在十九乘十九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2]落子完毕后,不能悔棋。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所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
围棋规则简洁而优雅,但玩法却千变万化,欲精通其内涵需要大量的练习与钻研。国际象棋大师伊曼纽·拉斯克称赞说:“若宇宙中另存其他智能生命形式,其几乎必会围棋。”[3]与此同时,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运动之一。推测起源时间为大约公元前23世纪。传说尧的儿子丹朱顽劣,尧发明围棋以教育丹朱,陶冶其性情。[7] 目前围棋的最早可靠记载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8],战国时期的弈秋是见于史籍的第一位棋手,最早的围棋文物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9]。汉朝时棋盘为17路,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路棋盘,传入朝鲜半岛[10],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准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之一。
中国古代对围棋尚有“弈”、“碁”、“手谈”、“坐隐”、“烂柯”、“方圆”、“黑白”、“乌鹭”、“大棋”、“木野狐”等雅称,下围棋又称对弈、博弈、奕棋。弈局指棋局,弈枰、弈楸、楸枰、河洛指棋盘,奕具泛指棋盘、棋子等棋具,弈谱、弈选、吴图指棋谱;观弈指看棋;弈林指围棋圈。其中“碁”为棋之异体字,在古籍中专指围棋,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棋谱目录,均作碁。
古代围棋并未发现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极其简单,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中略有所述。中国古代唐宋使用数路法,日本比目法即由此改变来,所不同者,唐宋规则要扣除眼位,而日本规则不扣除眼位。明朝以后,改为子空合并计算,不需保留死子,扣除眼位的过程以还棋头实现,所以明清时期的围棋规则被称为数子法。当代中国围棋规则承继明清规则,仍称为数子法。不过,此数子法非彼数子法:从南北朝的《敦煌棋经》到唐、宋、元、明、清,中国古棋一脉相承,为纯粹的数“子”法;而民国以来的中国数子法实为“子空皆地”的规则。
围棋最迟在唐朝初期传到了西藏,相传松赞干布的大臣琼波·邦色是一位围棋高手。后来围棋由藏族人改为西藏围棋。[11]
唐朝出现了棋待诏官职。著名棋手王积薪作“围棋十诀”大多在现代围棋中依旧适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四人分曹围棋”即四人围棋的记载。明朝王世贞写了一篇《弈问》[12],回答围棋的种种疑问。
清朝初年,中国古代围棋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大批著名棋手涌现,留下大量名局棋谱,如黄龙士与徐星友的“血泪篇”,施襄夏与范西屏的“当湖十局”。同时,围棋理论的研究亦达到一个高峰,代表作有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等。另外,《官子谱》等围棋高级技巧专书也在此时期集结完成,可谓是棋之黄金盛世。但随后,中国围棋渐渐衰微,至20世纪上半叶竞技水准完全无法与日本围棋相抗,规则也根据日本围棋规则作出了本质的调整。
围棋在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13],很快就流行于宫廷和贵族之中。战国末期,权臣丰臣秀吉设立碁所。[14]德川幕府时代,出现了在天皇或征夷大将军面前对弈的“御城棋”,日本围棋逐渐兴盛,出现了本因坊、安井、井上、林等围棋世家。其中坊门尤其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道策、丈和、秀和、秀策、秀甫、秀荣等杰出棋手。日本围棋由于废除了中国古代围棋的座子制(中国古代围棋是放四个座子,就是两黑两白放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布局),布局理论得以极大发展。
同时由于日本棋手对唐代围棋数路法的胜负判定规则(以围地多少还是活子多少为目的——或者是否以其它目的行棋,还可继续考证)产生了直观上的的误解,从而产生对唐宋数路法扣除眼位和公气、明清数子法终局还棋头(其本质是子多为胜、眼位不计的胜负计算方法)的疑惑,将其废除,从而产生了与中国古棋大为不同的地多为胜的日式围棋,并演变为现代围棋。
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XX。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
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
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
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
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
。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
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
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
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
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
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
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
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
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
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
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
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
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
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
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
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
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
。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
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
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
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
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从8向换向阀到12种工作模式的自动控制,Model Y实现硬件结构集成创新并配以硬件软化,以及产生的引领效应,可能加速热泵空调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文末附特斯拉Model Y热泵空调拆解视频。
1、Model Y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
2、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原理框图
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原理框图。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Model Y机舱有电动压缩机,液冷冷凝器,AC-Chiller,膨胀水壶,HVAC总成进风口,冷却模块等。
3、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分为行驶状态及远程控制状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3.1 行驶状态的控制框图
3.2 远程控制状态的控制框图
4、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不同模式的介绍
4.1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模式选择
相比于现在已经应用热泵系统的车型,特斯拉在热泵与整车的集成上做得更进一步。特斯拉热泵集成应用的策略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说明,在满足乘员舱乘客舒适性需求的前提下,来采用COP较高的模式运行,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续航里程。即根据环境温度与电池温度的关系,从COP的划分,来规划热泵系统参与加热的程度,以及启动不同级别的加热模式。
4.2 各模式运行框图及应用场景介绍
(1) 乘员舱制热
场景一
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从电池系统204吸取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场景二
热泵系统202通过吸收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同时不对电池循环系统204造成不利的影响。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a,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循环中冷却液的热量,从而循环中冷却液温度不断降低,冷却液流过散热器236时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
b,通过控制阀系统208实现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循环是:AC-Chiller与散热器串联;另一个循环是:电池循环系统202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这时电池系统可以自然利用电机等部件产生的热量来进行预热,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场景三
通过热泵和APTC同时给乘员舱进行加热。热泵加热时COP>1,APTC加热COP=1,此时为混合加热模式, COP>1;
a,乘员舱的热源来自热泵系统和APTC,这种MODE2较MODE1可以为乘员舱提供更多热量,适用于:场景电池系统循环回路204温度太低,无法满足乘员舱舒适加热需求;场景电池系统106通过电池循环系统204吸取更少的热量而更快地加热乘员舱;场景:当乘员舱有分区需求时,这种模式就有必要的,通过12VAPTC232可以提供左右分区需要的热量。
b,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c,MODE11-FIG26A描述的原理框图与F13一样,此模式可以支持除霜操作,以消除乘员舱蒸发器218上的结霜。蒸发器表面可以允许部分结霜,但不能明显影响空气流通。压缩机和鼓风机处于低效率状态,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热量并减少化霜的时间。
场景四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和同时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五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通过12VAPTC加热乘员舱,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电池系统循环系统的冷却液温度较低,通过AC-Chiller吸热是不可行的,只是通过压缩机做功来快速给乘员舱加热,此时COP=1;
b,保持最佳的内外循环比例和最低的舒适性需求;如果全部内循环,容易乘客憋闷及起雾的风险。
场景七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通过散热器吸收空气中热量来加热乘员舱。
(2) 乘员舱和电池同时有制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有多余的加热功率可用(循环状态满足防止起雾及换气功能,乘员舱舒适性可以满足的前提),这种场景可以通过液冷冷凝器来给电池系统106进行加热,主要是为了充电效率或提高电池放电电流等。
b,三通阀230来控制冷媒分配流量,优先保证乘员舱舒适性,多余的热量提供给液冷冷凝器来加热电池。冷暖循环风门位置及压缩机决定了总的消耗功率;
(3) 仅电池有制热
场景一
目的是压缩机机作为加热器快速加热电池。应用场景:当车速优先或者在较冷的环境中充电时,这个模式会比较有用。
场景二
这种模式应用在远程状态,一般应用在行驶前或行驶后的场景。此模式的目的是,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来加热电池系统106。
(4) 电池制冷模式
应用场景:如环境温度43℃左右,电池有强制冷需求;
(5) 乘员舱制冷模式;
(6)乘员舱及电池系统同时制冷模式;
4.3 八通阀系统
Model Y应用了集成式的八通阀,上面的不同使用场景通过控制阀系统208来实现不同的冷却液循环回路,便于能量回收利用,提高效率;
场景一:当通过预处理或其他工况电池系统106的温度高于循环中其他部件(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并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二: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三:乘员舱与电池同时有制热请求时,并且电池急需加热以满足快速充电或动力需求时,可以通过控制阀系统208,使电池循环系统204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通过电机堵转加热的方式给电池快速加热;而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水箱散热器中的热量(水箱散热器从环境空气中吸收热量),如下图和。
转自空调试验室,版权属于原作者,供学习交流。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