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
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
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
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
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
。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
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
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
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
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
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
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
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
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
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
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
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
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
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
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
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
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
。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
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
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
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
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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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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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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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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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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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3
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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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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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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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韩医学(韓語:한의학),又称东医(韓語:동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为高丽医学[1],是朝鲜半岛的传统医学,主要是在傳統中醫的體系上结合朝鲜本土医药發展起來[2][3][4]。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自治区域称为朝医。朝医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医学之一[註 2]。
朝鲜半岛本土传统医学最初称为“乡药”[6]:5-6。朝鲜王朝中期,朝鲜医学家许浚将《黄帝内经》和金元四大家的中医理论与本国传统乡药統合开创“东医”[6]:95。朝鲜王朝末期,医学家李济馬创立以四象为纲的“四象医学”成为韩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韩医以“天、人、性、命”整体观和“四维之四象”结构为理论指导,在临床上施行辨象施治[2]。韩医与中医有许多共通之处,但韩医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融合了除中医以外的其它医学知识[2]。在临床方面,韩医非常注重针药并用的治法[7],應診甚少使用脈診[8]。
1986年,韩国将日本式的“汉医”一词改称“韩医”。2006年,韩国为配合2013年东医名著《东医宝鉴》问世400周年的纪念活动申请将此书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后,《广州日报》在头版上援引民俗专家白庚胜的话以《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遗”》为题进行报道,引起舆论对韩医的关注和不满。韩国被指欲割断韩医与中医的源出关系,以突出其医学的本国化[9]。不过也有舆论表示《广州日报》的报道存在“常识性错误”,并支持包括韩医、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成为文化遗产[10]。
氢能源与燃料电池 2022-08-16
氢储能系统与技术
现有的储能系统主要分为五类: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电磁储能、热储能和化学储能。机械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飞轮储能等;电化学储能主要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和液流电池;电磁储能包括超级电容器储能和超导储能;热储能是将热能储存在隔热容器的媒介中,适时实现热能直接利用或者热发电;化学储能是指利用氢等化学物作为能量的载体。储能即储存能量,根据能量形式的不同,储能又可以分为电储能、热储能和氢储能三类。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属于电储能,目的是储电,适用于充放电短周期内的就地使用。
氢储能与其他储能方式相比,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①在新能源消纳方面,氢储能在放电时间(小时至季度)和容量规模(百吉瓦级别)上的优势比其他储能明显;
②在规模储能经济性方面,随着储能时间的增加,储能系统的边际价值下降,可负担的总成本也将下降,规模化储氢比储电的成本要低一个数量级;
③在储运方式灵活性方面,氢储能可采用长管拖车、管道输氢、天然气掺氢、特高压输电 ‒ 受端制氢和液氨等方式;
④在地理限制与生态保护上,相较于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大规模储能技术,氢储能不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且不会破环生态环境。
截至2021年11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运营的氢储能设施已有9座,均分布在欧盟。目前,国内也有少量氢储能项目已正式运行或试运行。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相比于传统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有以下几点重要变化:
①从发电侧形态上看,将从以火电为主转向以风、光等新能源发电为主。特征变化方面,从高碳电力系统变为低碳电力系统、从连续可控电源变为随机波动电源。
②从电网侧形态上看,将从单一大电网演变为大电网与微电网互补并存。特征变化方面,从刚性电网变为灵活韧性电网、电网数字化水平从低到高。
③从用户侧形态来看,将从电力消费者转变为电力“产消者”。特征变化方面,从静态负荷资源转变为动态可调负荷资源、从单向电能供给变为双向电能互济、终端电能替代比例从低到高。
④从电能平衡方式上看,将由“源随荷动”转变为“源网荷储”互动。特征变化方面,从自上而下调度模式变为全网协同的调度模式、从实时平衡模式变为非完全实时平衡模式。
⑤从技术基础形态上看,将从以同步机为主的机械电磁系统变为以同步机和电力电子设备共同主导的混合系统。特征变化方面,从高转动惯量系统变为弱转动惯量系统。
针对上述变化,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着诸多新诉求:
①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是新能源成为主体电源后如何实现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功率与能量平衡,其关键在于统筹发展不同功能定位的储能。电化学储能主要解决系统短期尺度的功率平衡,难以应对周、月、季等长期尺度下的能量不平衡问题,亟需引入先进的长时储能技术。
②随着新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装机,能量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愈发凸显。现阶段调峰资源以火电机组、抽水蓄能电站为主,跨区域调峰能力受输配电网络布局和容量的限制,且随着煤电机组的提前退役和抽水蓄能电站开发殆尽,未来调节能力有限,亟需引入大规模、跨区域的新兴调峰手段。
③电能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单纯依靠电气化难以实现重卡运输、铁路货运、航空航天等交通领域和冶金、水泥、化工等工业领域的深度脱碳,新型电力系统亟需与其他深度脱碳的能源品种进行有机融合。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有别于电化学储能,主要是长周期、跨季节、大规模和跨空间储存的作用,在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中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
01
氢储能在电源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源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弃电、平抑波动和跟踪出力等方面。
1. 利用风光弃电制氢
由于光伏、风力等新能源出力具有天然的波动性,弃光、弃风问题一直存在于电力系统中。随着我国“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的快速增长,未来新能源消纳仍有较大隐忧。因此,利用广义氢储能将无法并网的电能就地转化为绿氢,不仅可以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并可为当地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领域提供清洁廉价的氢能,延长绿色产业链条。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水、弃风和弃光电量为3.01×1010kW·h、1.66×1010kW·h和5.26×109kW·h。制氢电耗按照5kW·h/Nm3计算,理论上总弃电量可制取绿氢9.28×105t。
2. 平抑风光出力波动
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技术可实现输入功率秒级、毫秒级响应,可适应0~160%的宽功率输入,冷启动时间小于5min,爬坡速率为每秒100%,使得氢储能系统可以通过实时地调整跟踪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氢储能系统在风电场、光伏电站出力尖峰时吸收功率,在其出力低谷时输出功率。风光总功率加上储氢能的功率后的联合功率曲线变得平滑,从而提升新能源并网友好性,支撑大规模新能源电力外送。
3. 跟踪计划出力曲线
通过对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预测,有助于电力系统调度部门统筹安排各类电源的协调配合,及时调整调度计划,从而降低风光等随机电源接入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逐步深入参与我国电力市场,功率预测也是报量、报价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预测技术的限制,风光功率预测仍存在较大误差。利用氢储能系统的大容量和相对快速响应的特点,对风光实际功率与计划出力间的差额进行补偿跟踪,可大幅度地缩小与计划出力曲线的偏差。
02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为电网运行提供调峰容量和缓解输变线路阻塞等方面。
1. 提供调峰辅助容量
电网接收消纳新能源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调峰能力。随着大规模新能源的渗透及产业用电结构的变化,电网峰谷差将不断扩大。我国电力调峰辅助服务面临着较大的容量缺口,到2030年容量调节缺口将达到1200GW,到2050年缺口将扩大至约2600GW。氢储能具有高密度、大容量和长周期储存的特点,可以提供非常可观的调峰辅助容量。
2. 缓解输配线路阻塞
在我国部分地区,电力输送能力的增长跟不上电力需求增长的步伐,在高峰电力需求时输配电系统会发生拥挤阻塞,影响电力系统正常运行。因此,大容量的氢储能可充当“虚拟输电线路”,安装在输配电系统阻塞段的潮流下游,电能被存储在没有输配电阻塞的区段,在电力需求高峰时氢储能系统释放电能,从而减少输配电系统容量的要求,缓解输配电系统阻塞的情况。
03
氢储能在负荷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实现电价差额套利以及作为应急备用电源等方面。
1. 参与电力需求响应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理念将由传统的“源随荷动”演进为“荷随源动”甚至“源荷互动”。在此背景下,负荷侧的灵活性资源挖掘十分重要。分布式氢燃料电池电站和分布式制氢加氢一体站可作为高弹性可调节负荷,可以快速响应不匹配电量。前者直接将氢能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用于“填谷”。后者通过调节站内电制氢功率进行负荷侧电力需求响应,用于“削峰”。
2. 实现电价差额套利
电力用户将由单一的消费者转变为混合型的“产消者”。我国目前绝大部分省市工业用户均已实施峰谷电价制来鼓励用户分时计划用电。氢储能用于峰谷电价套利,用户可以在电价较低的谷期利用氢储能装置存储电能,在高峰时期使用燃料电池释放电能,从而实现峰谷电价套利。目前,从2021年国内工商业电价来看,我国一半以上地区可以达到3∶1峰谷价差要求,价差值在0.5~0.7元/kW·h。此外,我国一些省份已开始实施季节价差(如浙江省),提高了夏季和冬季的电价。随着我国峰谷电价的不断拉大和季节电价的执行,氢储能存在着一定的套利空间。
3. 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柴油发电机、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是目前应急备用电源系统的主流。使用柴油发电机的短板在于噪音大、高污染排放。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则面临使用寿命较短、能量密度低、续航能力差等缺陷。在此情况下,环保、静音、长续航的移动式氢燃料电池是最理想的替代方案之一。例如,国内首台单电堆功率超过120kW氢燃料电池移动应急电源参与抗击广东省的“山竹”台风。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的挑战及展望
01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挑战
现阶段,受技术、经济、政策和标准等因素的制约,氢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
1. 氢储能系统效率相对较低
现阶段,抽水蓄能、飞轮储能、锂电池、钠硫电池以及各种电磁储能的能量转化效率均在70%以上。相对而言,氢储能系统效率较低。其中,国内“电 ‒ 氢”转化过程的碱性电解水、PEM电解水和固体氧化物(SO)电解水制氢效率分别为63%~70%、56%~60%和74%~81%。广义氢储能仅考虑“电 ‒ 氢”转化过程,SO电解效率与其他储能具有可比性,而碱性和PEM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氢 ‒ 电”转化过程的燃料电池发电效率为50%~60%,其中有大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狭义氢储能的“电 ‒ 氢 ‒ 电”过程存在两次能量转换,整体效率仅有40%左右,与其他储能的效率差距明显。
2. 氢储能系统成本相对较高
当前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投资功率成本约为7000元/kW,电化学储能成本约为2000元/kW,而氢储能系统成本约为13000元/kW,远高于其他储能方式。其中,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造价约9000元/kW,占到总投资的近70%。基于PEM和SO技术的可逆式燃料电池(RFC)可以将燃料电池和电解池集成于一体,从而降低投资成本。然而,国内RFC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成熟度、示范规模、使用寿命和经济性方面,关键核心材料也主要依赖进口。
3. 电氢耦合政策体系仍不完善
针对电氢耦合的顶层规划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氢能已被国家作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研究方向,氢储能也被明确纳入“新型储能”,但关于电氢耦合的顶层规划有待完善。在顶层的补贴与奖励方面,2020年国家层面已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城市群开展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给予奖励。该政策间接性地推动了氢储能系统的示范和规模化。但在上游的电解水制取绿氢环节,仅有部分省份出台了政策性的电价优惠,相应的顶层激励机制仍然缺失。
4. 电氢耦合标准体系仍不健全
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标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作用也日趋明显。我国于2008年批准成立了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9)和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2),分别构建了我国的氢能技术标准体系和燃料电池标准体系。截至2021年4月,现行氢能相关国家标准共计95项,涉及氢安全、临氢材料、氢品质、制氢、氢储运、加氢站、燃料电池和氢能应用等方面。但国家标准层面主要集中在氢能应用燃料电池技术方面,其他领域氢能技术标准相对薄弱,且有相当部分标准的制定年限较为久远,现阶段适用性不强。因此,在电氢耦合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快制定 / 修订新能源制氢、电制氢加氢一体化、可逆式燃料电池、电氢耦合系统运行等标准。技术标准是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再进一步提升政、产、学、研各方的协同水平。
02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展望
氢储能将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的各个环节,呈现电氢耦合发展态势。针对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面临的挑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 广义氢储能为主、狭义氢储能为辅
现阶段应以推广效率高、成本低的“电 ‒ 氢”广义氢储能方式为主,直接为我国的交通、建筑和工业等终端部门提供高纯度氢气。在狭义氢储能的“氢 ‒ 电”转化环节,充分利用氢燃料电池的热电联产特性,实现不同品位能量的梯级利用,提高能量的转化效率。针对氢储能成本过高的问题,积极探索共享储能、融资租赁、跨季节价差套利等多元化商业模式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设立氢储能产业发展基金、借助资本市场拓展氢储能融资渠道、加强绿色信贷支持氢储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构建氢储能金融政策体系。未来,随着新能源电力价格以及电解资本支出的下降,氢储能中的电解系统成本将大幅下降。当电价为0.5元/kW·h时,碱性电解和PEM电解的单位制氢成本分别为33.9元/kg和42.9元/kg,而当电价下降为0.1元/kW·h时,上述数值分别仅为9.2元/kg和20.5元/kg。与此同时,随着规模效应和技术成熟,碱性和PEM电解槽投资成本将以每年9%和13%的学习率下降,氢燃料电池和储氢罐成本也分别以11%~17%、10%~13%的速率下降。
2. 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促进氢储能发展
借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构建氢能市场、电力市场和碳市场的多层次协同市场,促进氢储能发展。在氢能市场方面,积极探索我国氢能市场交易中心、结算中心建设,并关注氢能进出口国际贸易,可从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沙特阿拉伯、智利等国家进口低成本绿氢,并利用我国海上风电制氢优势向日本、韩国等高氢氨需求国家出口氢氨能源;在电力市场方面,我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健全覆盖氢储能的价格机制,探索氢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交易规则;在碳市场方面,未来将被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八大行业中,既有直接生产氢气的化工行业,也有钢铁、建材等氢气需求行业,需要积极探索氢能行业合理的碳价信号,引导高碳制氢工艺向低碳制氢工艺转变、高碳用氢环节向低碳用氢环节转变,并推动绿氢的碳减排量纳入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交易。最后,加强氢能市场、电力市场、碳市场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做好政策协调和机制协同。
3. 积极探索氢能运输方式的最优组合
我国风光资源集中在“三北”地区、水资源集中在西南地区,而氢能主要需求在东南沿海地区,呈逆向分布。在氢能短距离运输方面,高压气态拖车运氢具有明显成本优势。以20MPa压力为例,当运输距离为200km以下时,氢气的运输成本仅为9.57元/kg;而距离增加至500km时,运输成本将近22.3元/kg。此外,该方式人工费占比较高,下降空间有限。
因此,在氢能长距离运输方面,需要积极探索以下多种新兴方式:
①利用现有西气东输、川气东输等逾80000km天然气主干管网和庞大的支线管网,掺入一定安全比例(5%~20%)氢气进行输送;
②利用我国世界领先的“十四交十二直”26项特高压工程输电线路,采用“特高压输电+受侧制氢”模式进行氢气虚拟运输;
③利用液氨储运的成本和安全优势,将液氨作为氢气储运介质,采用“氢 ‒ 氨 ‒ 氢”模式进行氢气运输。据预测,当运输距离为10000 km时,2030年液氨运输成本大概在16.7元/kg,2050年下降至4.7元/kg。未来需要进一步对比多种新兴路线的技术经济性,寻求氢能运输方式的最优组合。
4. 氢储能发展加速电力系统形态演进
氢储能的大规模发展将加速电力系统形态演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成:
①氢储能可以突破新能源电力占比的限制,促进更高比例的新能源发展,快速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内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占比超过50%;
②电解制氢、储氢和氢燃料电池发电可构建微电网系统,进行热、电、氢多元能源联供,有效解决偏远地区清洁用能的问题,并提高微电网在电力系统中的渗透率,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③氢储能作为电力系统“源网荷”多侧的关键灵活性资源,可促进“源网荷储”各环节协调互动,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电力电量平衡;
④氢储能系统可以作为能源枢纽之一,可在源侧、荷侧实现多能源互补。在电源侧,氢储能可以促进“风光氢储一体化”“风光水火储氢一体化”等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在用户侧,制氢加氢一体站可以与加油站、加气站和充电站进行合建,形成综合能源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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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名 |
动作 |
适用范围 |
礼义 |
拱手礼 |
胸前拱手,后收,前推 |
日常礼仪 |
恭敬,接受,礼让 |
揖 礼 |
曲臂,抱手,躬身 |
常规礼仪 |
恭敬,给予,接受 |
一拜礼 |
展臂,拢手,躬身30度 |
初相见,敬长 |
恭敬,接受,给予 |
两拜礼 |
展臂,拢手,躬身45度,两次 |
常规大礼 |
恭敬,接受,报答 |
三拜礼 |
高揖至额,躬身90度,三躬 |
敬天地祖师国 |
恭敬,接受,报答 |
叩首礼 |
踞坐至地,拜,叩首 |
特定大礼 |
恭敬,接受,报答 |
执手礼 |
双手出,长下幼上,长执幼 |
行于长幼之间 |
父慈子孝,师道生尊 |
交手礼 |
双手交叉胸前,推出,平示 |
代孔夫子还礼 |
推让,给予,示之 |
鞠躬礼 |
垂手,躬身,可深可浅 |
通行礼仪 |
谦恭,接受,礼让 |
附手礼 |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
行大礼前站姿 |
诚意正心 |
拱手礼
在胸前拢手,由前向后收,呈拱手形。向前推,不躬身。
视距离远近,可高,不能低于胸。
日常相见礼,送别礼。
揖礼
在胸前抱手,轻于抱拳,重于拱手。略躬身或不躬身。
用于日常行礼,敬长上,同学朋友互敬。
一拜礼(拜礼)
展臂,至胸前合,拢手。男左手前,女右手前。躬身(30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初相见,敬长上,行家礼。只行一个。
常规大礼。
两拜礼(再拜礼)
展臂,至面部前,拢手。躬身(45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向长上行大礼。一般行一个,叫“拜”。最多行两个,叫“再拜”。
三拜礼(再拜额手礼)
立定,挺身,庄重。
“双手附心。”双手附在胸腹之间,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叠并,两肘与手成直线。双手表示“与天地合其德”。天德大刚健,大恒久,大信用,大起始。地德大承载,大包容,大丰富,大付出。两德兼备而各有显。显德可以因时因境而变化。
“高揖。”双手向前上方推出,推至额头前方,两臂伸直。
“行礼(拜)。”头、颈、手臂皆不动,腰部下躬,深躬(90度)。
“兴。”起身,双手升至额前。
“再行礼(再拜)。”
“兴。”
“额手。”双手贴向额头,再推出。
“三行礼(三拜)。”
“兴。”
“礼成。”双手复位,至胸腹间。
用于敬天地祖先先师,特定场合敬父母,行人生大礼。
用于集体行大礼。
大礼站着行要行三个,叫“再拜额手”,相当于古代的“再拜稽首”。
叩首礼
古人因为席地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叫“踞”、“正坐”,行这个大礼很方便。
古人行的最大礼是“再拜叩首礼”。先踞坐下去,挺直身,臀部不要离开小腿,也就是不要跪起来。先行拜礼,行两个。拜礼的动作是,双手在额前揖起,下落,手拜至前面地面,身子随手臂前倾。行第三个礼时,两手下行,分开,手心向上。躬身,手背贴在侧前方地面上,额头叩至地面。第三个礼仪动作也可以双手不分开,额头叩至手心。这三个礼仪动作表示越来越敬。今人可以再拜叩首,也可以只行一个叩首礼。站着行就是“再拜额手礼”和“额手礼”。三,表示多,再多也还是三。
只用于特定大礼,如敬天敬地敬祖先,特定场合敬先师,特定场合敬亲生父母辈祖辈,结婚那一天夫妻对拜。不可以随便行。随便行是亵渎礼仪,亵渎对方。
执手礼
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长辈可以坐着,执晚辈之手。
家庭礼仪。结婚时夫妻礼仪。
交手礼
仅用于生向孔夫子行拜师礼时,师代孔夫子还礼。孔子像上,孔夫子用的是这个还礼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叠并,推出,平示。
师不能随便还这个礼。
鞠躬礼
垂手,躬身。鞠躬幅度可大可小,越下越敬。
颔首、躬身,长者用于还礼。
附手礼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行大礼前站姿,升国旗站姿。表示诚意正心。
握手、挥手、摆手、招手、拥抱、起身、鼓掌、点头、躬身、应答、微笑、示请、示让,也是礼仪,属于“仪”、“貌”的范畴。
以上礼仪动作看似复杂,而平常只用朋友间平等对等的拱手礼和敬长的一拜礼。对方怎么行,自己怎么还,很简单。
礼的规则是有来有往,双向对等、有序有位。对方行礼,必须还礼。无论地位多高,辈份多长,都要还礼,否则就是失礼和无礼。应答、点头、躬身,都是还礼。
给天地祖先先师行礼,天地祖先先师不还礼。因为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施礼”,我们只是在还礼,报答。
礼仪动作根据礼仪的两个基本价值规则和礼义而生而定。以上只是基本规范。礼仪动作可以有变化。各地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礼仪动作也有差异。有基本定式,又有不同,才能区别,才能适宜。日本、韩国、其它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保留有儒教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的支脉。按自己的传统行礼,这样就有别有位了,适宜了。中国大陆地区,礼仪被君权弄到极端,如今业已中断,要回到周礼的本原,结合西方文化的成果,制定礼仪,接通古今中外。各地实行起来还可以有差别。
新礼继承古礼,礼仪动作拉开人的距离,使互敬。同时发展变化,顺应人心,拉近人的距离,增加“执手”礼,使互爱。通两得中合宜。
礼仪动作一改卑下之相,乾德刚毅正大,坤德典雅尊贵。行礼人乾坤合德。
总结
礼的内在规则:施报双向,平等对等,有序有位。
礼的功用是: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礼生之敬,可移于工作、学习、待人,敬业、敬事、敬人、受敬,人是一流人。人失去了礼仪、仪式,也就没有了敬,凡事皆不敬,成了二流三流人。祖先的礼仪动作,先使人生敬。握手只能生情,不能生敬。
升人品,提国格,非礼不能。
礼以直道为中,兼行重道,兼行恕道。
施(始)的规则:卑己尊人,行敬让之道。
报的规则:以直道相报,来而有往,投桃报李。可以重报,投我木桃,报以琼瑶。不可以反报,不可以轻报,不可以不报。
知礼者知理,有礼者有理,合礼就是合理。
礼自心生,礼由己发。
“克己”与“由己”相结合。“复礼”与“为仁”相结合。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围棋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棋子的先行,对弈双方在十九乘十九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2]落子完毕后,不能悔棋。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所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
围棋规则简洁而优雅,但玩法却千变万化,欲精通其内涵需要大量的练习与钻研。国际象棋大师伊曼纽·拉斯克称赞说:“若宇宙中另存其他智能生命形式,其几乎必会围棋。”[3]与此同时,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运动之一。推测起源时间为大约公元前23世纪。传说尧的儿子丹朱顽劣,尧发明围棋以教育丹朱,陶冶其性情。[7] 目前围棋的最早可靠记载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8],战国时期的弈秋是见于史籍的第一位棋手,最早的围棋文物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9]。汉朝时棋盘为17路,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路棋盘,传入朝鲜半岛[10],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准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之一。
中国古代对围棋尚有“弈”、“碁”、“手谈”、“坐隐”、“烂柯”、“方圆”、“黑白”、“乌鹭”、“大棋”、“木野狐”等雅称,下围棋又称对弈、博弈、奕棋。弈局指棋局,弈枰、弈楸、楸枰、河洛指棋盘,奕具泛指棋盘、棋子等棋具,弈谱、弈选、吴图指棋谱;观弈指看棋;弈林指围棋圈。其中“碁”为棋之异体字,在古籍中专指围棋,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棋谱目录,均作碁。
古代围棋并未发现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极其简单,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中略有所述。中国古代唐宋使用数路法,日本比目法即由此改变来,所不同者,唐宋规则要扣除眼位,而日本规则不扣除眼位。明朝以后,改为子空合并计算,不需保留死子,扣除眼位的过程以还棋头实现,所以明清时期的围棋规则被称为数子法。当代中国围棋规则承继明清规则,仍称为数子法。不过,此数子法非彼数子法:从南北朝的《敦煌棋经》到唐、宋、元、明、清,中国古棋一脉相承,为纯粹的数“子”法;而民国以来的中国数子法实为“子空皆地”的规则。
围棋最迟在唐朝初期传到了西藏,相传松赞干布的大臣琼波·邦色是一位围棋高手。后来围棋由藏族人改为西藏围棋。[11]
唐朝出现了棋待诏官职。著名棋手王积薪作“围棋十诀”大多在现代围棋中依旧适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四人分曹围棋”即四人围棋的记载。明朝王世贞写了一篇《弈问》[12],回答围棋的种种疑问。
清朝初年,中国古代围棋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大批著名棋手涌现,留下大量名局棋谱,如黄龙士与徐星友的“血泪篇”,施襄夏与范西屏的“当湖十局”。同时,围棋理论的研究亦达到一个高峰,代表作有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等。另外,《官子谱》等围棋高级技巧专书也在此时期集结完成,可谓是棋之黄金盛世。但随后,中国围棋渐渐衰微,至20世纪上半叶竞技水准完全无法与日本围棋相抗,规则也根据日本围棋规则作出了本质的调整。
围棋在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13],很快就流行于宫廷和贵族之中。战国末期,权臣丰臣秀吉设立碁所。[14]德川幕府时代,出现了在天皇或征夷大将军面前对弈的“御城棋”,日本围棋逐渐兴盛,出现了本因坊、安井、井上、林等围棋世家。其中坊门尤其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道策、丈和、秀和、秀策、秀甫、秀荣等杰出棋手。日本围棋由于废除了中国古代围棋的座子制(中国古代围棋是放四个座子,就是两黑两白放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布局),布局理论得以极大发展。
同时由于日本棋手对唐代围棋数路法的胜负判定规则(以围地多少还是活子多少为目的——或者是否以其它目的行棋,还可继续考证)产生了直观上的的误解,从而产生对唐宋数路法扣除眼位和公气、明清数子法终局还棋头(其本质是子多为胜、眼位不计的胜负计算方法)的疑惑,将其废除,从而产生了与中国古棋大为不同的地多为胜的日式围棋,并演变为现代围棋。

在美国买了一架飞机,如何才能把它“领回家”呢?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任性的,想要从国外进口一架飞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飞机从制造的许可到起飞的过程都是需要通过各种的“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英文名称:type certificate),定义:在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符合相应适航标准中的适用要求和适航当局规定的专用条件或具有适航当局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其持续适航文件已获得批准,在运行中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特性时,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性证件。
简单来讲,型号合格证是民航局给飞机颁发的一个相当于研制的许可证,是对飞机设计方案的批准。
生产许可证(英文名称:production certificate),定义:在适航当局审查了申请人的质量控制资料、组织机构和生产设施后,认为申请人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合格的质量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产品均能符合型号合格证的设计要求,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其生产能力的证件。生产许可证就是当地的适航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厂的一个证书,允许你进行生产。
型号认可证(英文名称: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简称:VTC。定义:对于进口的民用航空产品,在中国适航当局按其规定审查后,确认该产品满足中国的有关适航要求,由中国适航当局对该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证件。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飞机想要出口到中国来,中国民航局同样要对这个型号合格证进行认证,通过中国民航认可后飞机销售到中国来。这就叫做型号认可证。
适航证(英文名称: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定义: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是针对每一架飞机的。比如南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87之后,再引进第二架波音787的时候同样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证。
航空器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是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飞机制造商的新机型要在全球市场上投放,除了要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的适航证外,还需要获得进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证明。
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设计、生产及维修民用航空器及其发动机、螺旋桨和民用航空器上设备,须向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书、生产许可证书及维修许可证书。航空器需有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方可飞行。如果没有获得该证明,则飞机将无法投入运营。取得中国正式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可以申请适航证。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
适航检查
适航监察员对申请适航证的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应在航空器制造、组装或改装现场进行。检查按照《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航空器各种合格性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民用申请注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以上文本均指现行有效版本,除非下文有具体说明。
最新适航证法规
·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CCAR-183)
· 国内民用航空器适航审查收费办法(试行)
· 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
·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 螺旋桨适航标准
·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 航空器产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 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处罚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 民用航空器运行适航管理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第三次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大陆台商春节返乡项目)包机作业程序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两岸春节客运包机作业程序
· 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的通知
· 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近洋航区适任证书考试发证补充办法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民航局关于民用飞机管理的暂行规定
·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 民航局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直升机近海飞行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 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
· 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的意见
·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
·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等各国适航规定
指导文件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
审批权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国产全新航空器的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由航空器制造人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办理。
受理部门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电话:020-86130011;传真:020-8630419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163号;邮编:510405
需要的资料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2条,适航证申请资格及申请资料如下: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满足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适航指令清单;
8.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在进行航空器适航检查过程中,适航证申请人还应按《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提供技术资料供局方检查。
办理程序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适航证办理程序如下:
(1)审核申请资料,如果申请人及申请项目符合规章和程序,项目予以受理,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审查组。不予受理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组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3条执行适航检查,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检查单见《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通过适航检查确认有关航空器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
(3)审查组做出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的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报告。
(4)在收到审查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后,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按适用)。不予颁发证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理期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办理期限如下:
(1)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意见。
(2)根据审查组审查报告,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的决定。
变更或延续
(1)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
出现《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一)或(二)款规定的情况时,应申请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申请人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三)款提交申请资料。
局方按本表格“办理程序”进行办理。
(2)适航证有效期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9条规定,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3)适航证的转让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1条规定,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4)适航证的更改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2条规定,对适航证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撤销和注销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十二章罚则,如违反CCAR-21-R3有关规定,按适用性对证件持有人予以警告(第21.345条)、罚款(第21.347条)、暂扣证件(第21.349条)、吊销证件(第21.351条)或者停止生产、运行和经营(第21.353条)的处理。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7条具体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适航证将被暂扣或吊销。
备注
进口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应向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文件记录审批
确认申请人提交的《适航证申请书》[AAC-018]填写准确无误;
确认航空器(含所安装发动机、螺旋桨)已通过型号认可审查,型号审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已得到解决,型号认可证及其数据单、生产许可证现行有效;
审核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和记录,确认航空器满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
确认航空器完成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
审查制造人按规定对航空器进行试飞的有关报告;
确认持续适航性文件的完整有效;
颁发证件
所申请的航空器经适航监察员检查,在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即可在现场签发《民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AAC-023]。2010年9月16日,民航中南局代表首次到中航工业特飞所,现场颁发A2C飞机适航证。
当适航监察员认为有必要对标准适航证的有效期或航空器的使用进行限制时,应在向申请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在标准适航证“备注”栏内注明使用限制或有效期。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一生一世一醉半浮生
风尘往事花色尽飘零
一草一木一叶忆追寻
啊春去春来依旧随风行
一词一曲一歌抚心灵
荡气回肠从此无人听
一日一夜一梦守痴情
啊魂牵梦萦只愿梦不醒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一生一世一醉半浮生
风尘往事花色尽飘零
一草一木一叶忆追寻
啊春去春来依旧随风行
一词一曲一歌抚心灵
荡气回肠从此无人听
一日一夜一梦守痴情
啊魂牵梦萦只愿梦不醒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哦呼唤我的心上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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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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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世也译作“佛陀”,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所以,所谓《浮屠经》 ,实际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包括其家族背景、出生年代以及生平事迹。并较为详细的记载了释迦牟尼特殊的体态特征,即“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此外经中还讲了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形象,就这样栩栩如生的被刻画出来。这些信息,对于中国认知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宗教,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信息。
首先,作为我国最早的翻译佛经,从前文笺疏可以看出,其译文有明显的向我国传统思想靠拢的迹象。这对于我们研究佛教初传的状况,进而研究中印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有重要价值。
其次,佛教流传中华之初,中国人站在传统的黄老思想的立场上去理解它,接受它。这种倾向的产生,追根溯源,其滥觞大约就是这部《浮屠经》,就在这部经所宣传的若干与黄老相通的教义上。正因为把佛教等同于黄老,才出现“老子化胡”的传说,成为此后佛道争斗的一大公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屠经》又是我们研究佛道关系史时不可忽视的资料。
再者,由于《浮屠经》其后亡佚,一般人对它不甚了了,但由汉明帝感梦之说推想。《浮屠经》翻译为汉文的时间,很有可能更早于《佛说四十二章经》。由此,我们当重视对《浮屠经》的研究。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