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围棋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棋子的先行，对弈双方在十九乘十九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2]落子完毕后，不能悔棋。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所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

围棋规则简洁而优雅，但玩法却千变万化，欲精通其内涵需要大量的练习与钻研。国际象棋大师伊曼纽·拉斯克称赞说：“若宇宙中另存其他智能生命形式，其几乎必会围棋。”[3]与此同时，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运动之一。推测起源时间为大约公元前23世纪。传说尧的儿子丹朱顽劣，尧发明围棋以教育丹朱，陶冶其性情。[7] 目前围棋的最早可靠记载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8]，战国时期的弈秋是见于史籍的第一位棋手，最早的围棋文物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9]。汉朝时棋盘为17路，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路棋盘，传入朝鲜半岛[10]，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准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之一。

中国古代对围棋尚有“弈”、“碁”、“手谈”、“坐隐”、“烂柯”、“方圆”、“黑白”、“乌鹭”、“大棋”、“木野狐”等雅称，下围棋又称对弈、博弈、奕棋。弈局指棋局，弈枰、弈楸、楸枰、河洛指棋盘，奕具泛指棋盘、棋子等棋具，弈谱、弈选、吴图指棋谱；观弈指看棋；弈林指围棋圈。其中“碁”为棋之异体字，在古籍中专指围棋，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棋谱目录，均作碁。

古代围棋并未发现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极其简单，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中略有所述。中国古代唐宋使用数路法，日本比目法即由此改变来，所不同者，唐宋规则要扣除眼位，而日本规则不扣除眼位。明朝以后，改为子空合并计算，不需保留死子，扣除眼位的过程以还棋头实现，所以明清时期的围棋规则被称为数子法。当代中国围棋规则承继明清规则，仍称为数子法。不过，此数子法非彼数子法：从南北朝的《敦煌棋经》到唐、宋、元、明、清，中国古棋一脉相承，为纯粹的数“子”法；而民国以来的中国数子法实为“子空皆地”的规则。

围棋最迟在唐朝初期传到了西藏，相传松赞干布的大臣琼波·邦色是一位围棋高手。后来围棋由藏族人改为西藏围棋。[11]

唐朝出现了棋待诏官职。著名棋手王积薪作“围棋十诀”大多在现代围棋中依旧适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四人分曹围棋”即四人围棋的记载。明朝王世贞写了一篇《弈问》[12]，回答围棋的种种疑问。

清朝初年，中国古代围棋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大批著名棋手涌现，留下大量名局棋谱，如黄龙士与徐星友的“血泪篇”，施襄夏与范西屏的“当湖十局”。同时，围棋理论的研究亦达到一个高峰，代表作有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等。另外，《官子谱》等围棋高级技巧专书也在此时期集结完成，可谓是棋之黄金盛世。但随后，中国围棋渐渐衰微，至20世纪上半叶竞技水准完全无法与日本围棋相抗，规则也根据日本围棋规则作出了本质的调整。

围棋在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13]，很快就流行于宫廷和贵族之中。战国末期，权臣丰臣秀吉设立碁所。[14]德川幕府时代，出现了在天皇或征夷大将军面前对弈的“御城棋”，日本围棋逐渐兴盛，出现了本因坊、安井、井上、林等围棋世家。其中坊门尤其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道策、丈和、秀和、秀策、秀甫、秀荣等杰出棋手。日本围棋由于废除了中国古代围棋的座子制（中国古代围棋是放四个座子，就是两黑两白放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布局），布局理论得以极大发展。

同时由于日本棋手对唐代围棋数路法的胜负判定规则（以围地多少还是活子多少为目的——或者是否以其它目的行棋，还可继续考证）产生了直观上的的误解，从而产生对唐宋数路法扣除眼位和公气、明清数子法终局还棋头（其本质是子多为胜、眼位不计的胜负计算方法）的疑惑，将其废除，从而产生了与中国古棋大为不同的地多为胜的日式围棋，并演变为现代围棋。

藏医学（藏文：བོད་སྨན་，威利：bod sman），简称为藏医，是一种流传在西藏自治区的传统医学，以诊脉和尿液分析等方式诊断，利用行为和饮食调节，以及天然材料（草药和矿物等）组成的药物以及疗法（藏式针灸、艾灸等）治疗疾病。藏医属于西藏民族的民族医学，它以印度佛教文献（例如阿毘达磨和密续）和传统医学阿育吠陀为基础，至今仍然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拉达克、西伯利亚和蒙古发展。

据《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西藏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三种疗法，即放血疗法、火疗法、涂摩疗法来治病。同时，还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治疗外伤等等原始简单的办法。公元四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棋嘎齐和碧拉孜入藏，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公元六世纪以来，从内地传来了医学和天文历算；七世纪，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四百零四种病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以及四种医学论著如《门介钦莫》（即《医学大全》）等。八世纪，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来了许多医药人员和医学论著，并把其中一些著作译成了藏文，如《索玛拉扎》（即《月王药珍》）等等。赤松德赞时期，藏医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九大著名医学家，即玉妥·云登贡布、碧棋列贡、吾巴曲桑、齐齐谢布、米娘绒吉、昌提杰桑、聂巴曲桑、冬门塔杰和塔西塔布。其中玉妥·云登贡布最为有名。

拱手礼
在胸前拢手，由前向后收，呈拱手形。向前推，不躬身。
视距离远近，可高，不能低于胸。
日常相见礼，送别礼。
揖礼
在胸前抱手，轻于抱拳，重于拱手。略躬身或不躬身。
用于日常行礼，敬长上，同学朋友互敬。
一拜礼（拜礼）
展臂，至胸前合，拢手。男左手前，女右手前。躬身（30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初相见，敬长上，行家礼。只行一个。
常规大礼。
两拜礼（再拜礼）
展臂，至面部前，拢手。躬身（45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向长上行大礼。一般行一个，叫“拜”。最多行两个，叫“再拜”。
三拜礼（再拜额手礼）
立定，挺身，庄重。
“双手附心。”双手附在胸腹之间，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叠并，两肘与手成直线。双手表示“与天地合其德”。天德大刚健，大恒久，大信用，大起始。地德大承载，大包容，大丰富，大付出。两德兼备而各有显。显德可以因时因境而变化。
“高揖。”双手向前上方推出，推至额头前方，两臂伸直。
“行礼（拜）。”头、颈、手臂皆不动，腰部下躬，深躬（90度）。
“兴。”起身，双手升至额前。
“再行礼（再拜）。”
“兴。”
“额手。”双手贴向额头，再推出。
“三行礼（三拜）。”
“兴。”
“礼成。”双手复位，至胸腹间。
用于敬天地祖先先师，特定场合敬父母，行人生大礼。
用于集体行大礼。
大礼站着行要行三个，叫“再拜额手”，相当于古代的“再拜稽首”。
叩首礼
古人因为席地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叫“踞”、“正坐”，行这个大礼很方便。
古人行的最大礼是“再拜叩首礼”。先踞坐下去，挺直身，臀部不要离开小腿，也就是不要跪起来。先行拜礼，行两个。拜礼的动作是，双手在额前揖起，下落，手拜至前面地面，身子随手臂前倾。行第三个礼时，两手下行，分开，手心向上。躬身，手背贴在侧前方地面上，额头叩至地面。第三个礼仪动作也可以双手不分开，额头叩至手心。这三个礼仪动作表示越来越敬。今人可以再拜叩首，也可以只行一个叩首礼。站着行就是“再拜额手礼”和“额手礼”。三，表示多，再多也还是三。
只用于特定大礼，如敬天敬地敬祖先，特定场合敬先师，特定场合敬亲生父母辈祖辈，结婚那一天夫妻对拜。不可以随便行。随便行是亵渎礼仪，亵渎对方。
执手礼
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长辈可以坐着，执晚辈之手。
家庭礼仪。结婚时夫妻礼仪。
交手礼
仅用于生向孔夫子行拜师礼时，师代孔夫子还礼。孔子像上，孔夫子用的是这个还礼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叠并，推出，平示。
师不能随便还这个礼。
鞠躬礼
垂手，躬身。鞠躬幅度可大可小，越下越敬。
颔首、躬身，长者用于还礼。
附手礼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行大礼前站姿，升国旗站姿。表示诚意正心。
握手、挥手、摆手、招手、拥抱、起身、鼓掌、点头、躬身、应答、微笑、示请、示让，也是礼仪，属于“仪”、“貌”的范畴。
以上礼仪动作看似复杂，而平常只用朋友间平等对等的拱手礼和敬长的一拜礼。对方怎么行，自己怎么还，很简单。
礼的规则是有来有往，双向对等、有序有位。对方行礼，必须还礼。无论地位多高，辈份多长，都要还礼，否则就是失礼和无礼。应答、点头、躬身，都是还礼。
给天地祖先先师行礼，天地祖先先师不还礼。因为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施礼”，我们只是在还礼，报答。
礼仪动作根据礼仪的两个基本价值规则和礼义而生而定。以上只是基本规范。礼仪动作可以有变化。各地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礼仪动作也有差异。有基本定式，又有不同，才能区别，才能适宜。日本、韩国、其它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保留有儒教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的支脉。按自己的传统行礼，这样就有别有位了，适宜了。中国大陆地区，礼仪被君权弄到极端，如今业已中断，要回到周礼的本原，结合西方文化的成果，制定礼仪，接通古今中外。各地实行起来还可以有差别。
新礼继承古礼，礼仪动作拉开人的距离，使互敬。同时发展变化，顺应人心，拉近人的距离，增加“执手”礼，使互爱。通两得中合宜。
礼仪动作一改卑下之相，乾德刚毅正大，坤德典雅尊贵。行礼人乾坤合德。
总结
礼的内在规则：施报双向，平等对等，有序有位。
礼的功用是：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礼生之敬，可移于工作、学习、待人，敬业、敬事、敬人、受敬，人是一流人。人失去了礼仪、仪式，也就没有了敬，凡事皆不敬，成了二流三流人。祖先的礼仪动作，先使人生敬。握手只能生情，不能生敬。
升人品，提国格，非礼不能。
礼以直道为中，兼行重道，兼行恕道。
施（始）的规则：卑己尊人，行敬让之道。
报的规则：以直道相报，来而有往，投桃报李。可以重报，投我木桃，报以琼瑶。不可以反报，不可以轻报，不可以不报。
知礼者知理，有礼者有理，合礼就是合理。
礼自心生，礼由己发。
“克己”与“由己”相结合。“复礼”与“为仁”相结合。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电化学海水分解是大规模制备绿氢的一种合理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方法和路径。但是实际电催化海水电解制氢存在持久性不符合需求的巨大挑战，这是因为电解过程的副反应、以及海水的复杂成分导致电极容易腐蚀导致。

人们发现，通过使用聚阳离子包裹的反式修饰改性催化剂能够避免氯离子的腐蚀，以及发展了具有较好电催化选择性的催化剂。但是电催化分解海水仍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通过海水预先脱盐处理能够避免副反应以及电极腐蚀问题，但是这种过程需要使用大量能源，在经济性上并不合理。而且脱盐模块的体积巨大，导致脱盐电解体系的尺寸难以进行方便的部署。

有鉴于此，南京工业大学邵宗平（Zongping Shao）、深圳大学谢和平（Heping Xie）等报道提出了能够克服副反应和电极腐蚀性问题的一种直接海水电解制氢方法。在验证性的电催化分解海水体系进行实际电催化制氢，能够在电流密度为250 mA cm-2 的情况进行3200 h持续的稳定工作。

本文要点

（1）

将基于自发驱动相变机理进行原位海水纯化的结构与电解纯水结合，通过使用疏水性多孔聚四氟乙烯（PTFE）防水透气膜构建气体透过电极界面，使用浓KOH作为自润湿电解液，构建了可直接进行电解腐蚀性海水的电解槽。这种设计的特点是，膜结构能够让水蒸汽进行扩散传输，同时阻碍海水和杂质离子的扩散传输。在电催化反应过程中，海水和电解质之间不同的水分子蒸汽压能够驱动海水蒸发生成水蒸气，随后水蒸气跨膜扩散到浓KOH电解质，随后重新液化。这种相变传输策略从海水中提取了纯水，对离子的阻碍效率达到100 %。

（2）

这种电催化体系具有高效、尺寸可调、能够大规模化的优势，与纯水电解体系类似，同时操作成本没有明显增加。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电催化制绿氢体系的结构和机理有助于实现一步完成污水处理、资源回收、制氢。

Electrochemical saline water electrolysis using renewable energy as input is a highly desirable and sustainable method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of green hydrogen^{1,2,3,4,5,6,7}; however, its practical viability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by insufficient durability because of the electrode side reactions and corrosion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omplex components of seawater. Although catalyst engineering using polyanion coatings to suppress corrosion by chloride ions or creating highly selective electrocatalysts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ited with modest success, it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8,9,10,11,12,13,14}. Indirect seawater splitting by using a pre-desalination process can avoid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15,16,17,18,19,20,21}, but it requires additional energy input, making it economically less attractive. In addition, the independent bulky desalination system makes seawater electrolysis systems less flexible in terms of size. Here we propose a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method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that radically addresses the side-reaction and corrosion problems. A demonstration system was stably operated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250 milliamperes per square centimetre for over 3,200 hours und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without failure. This strategy realizes efficient, size-flexible and scalable direct seawater electrolysis in a way similar to freshwater splitting without a notable increase in operation cost, and has high potenti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mportantly, this configuration and mechanism promises further applications in simultaneous water-based effluent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and hydrogen generation in one step.

参考文献

Xie, H., Zhao, Z., Liu, T. et al. A membrane-based seawater electrolyser for hydrogen generation. Nature (2022)

DOI: 10.1038/s41586-022-0537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379-5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氢能源与燃料电池 2022-08-16

氢储能系统与技术

现有的储能系统主要分为五类：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电磁储能、热储能和化学储能。机械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飞轮储能等；电化学储能主要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和液流电池；电磁储能包括超级电容器储能和超导储能；热储能是将热能储存在隔热容器的媒介中，适时实现热能直接利用或者热发电；化学储能是指利用氢等化学物作为能量的载体。储能即储存能量，根据能量形式的不同，储能又可以分为电储能、热储能和氢储能三类。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属于电储能，目的是储电，适用于充放电短周期内的就地使用。

氢储能与其他储能方式相比，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①在新能源消纳方面，氢储能在放电时间（小时至季度）和容量规模（百吉瓦级别）上的优势比其他储能明显；

②在规模储能经济性方面，随着储能时间的增加，储能系统的边际价值下降，可负担的总成本也将下降，规模化储氢比储电的成本要低一个数量级；

③在储运方式灵活性方面，氢储能可采用长管拖车、管道输氢、天然气掺氢、特高压输电 ‒ 受端制氢和液氨等方式；

④在地理限制与生态保护上，相较于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大规模储能技术，氢储能不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且不会破环生态环境。

截至2021年11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运营的氢储能设施已有9座，均分布在欧盟。目前，国内也有少量氢储能项目已正式运行或试运行。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相比于传统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有以下几点重要变化：

①从发电侧形态上看，将从以火电为主转向以风、光等新能源发电为主。特征变化方面，从高碳电力系统变为低碳电力系统、从连续可控电源变为随机波动电源。

②从电网侧形态上看，将从单一大电网演变为大电网与微电网互补并存。特征变化方面，从刚性电网变为灵活韧性电网、电网数字化水平从低到高。

③从用户侧形态来看，将从电力消费者转变为电力“产消者”。特征变化方面，从静态负荷资源转变为动态可调负荷资源、从单向电能供给变为双向电能互济、终端电能替代比例从低到高。

④从电能平衡方式上看，将由“源随荷动”转变为“源网荷储”互动。特征变化方面，从自上而下调度模式变为全网协同的调度模式、从实时平衡模式变为非完全实时平衡模式。

⑤从技术基础形态上看，将从以同步机为主的机械电磁系统变为以同步机和电力电子设备共同主导的混合系统。特征变化方面，从高转动惯量系统变为弱转动惯量系统。

针对上述变化，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着诸多新诉求：

①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是新能源成为主体电源后如何实现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功率与能量平衡，其关键在于统筹发展不同功能定位的储能。电化学储能主要解决系统短期尺度的功率平衡，难以应对周、月、季等长期尺度下的能量不平衡问题，亟需引入先进的长时储能技术。

②随着新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装机，能量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愈发凸显。现阶段调峰资源以火电机组、抽水蓄能电站为主，跨区域调峰能力受输配电网络布局和容量的限制，且随着煤电机组的提前退役和抽水蓄能电站开发殆尽，未来调节能力有限，亟需引入大规模、跨区域的新兴调峰手段。

③电能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单纯依靠电气化难以实现重卡运输、铁路货运、航空航天等交通领域和冶金、水泥、化工等工业领域的深度脱碳，新型电力系统亟需与其他深度脱碳的能源品种进行有机融合。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有别于电化学储能，主要是长周期、跨季节、大规模和跨空间储存的作用，在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中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

01

氢储能在电源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源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弃电、平抑波动和跟踪出力等方面。

1. 利用风光弃电制氢
 

由于光伏、风力等新能源出力具有天然的波动性，弃光、弃风问题一直存在于电力系统中。随着我国“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的快速增长，未来新能源消纳仍有较大隐忧。因此，利用广义氢储能将无法并网的电能就地转化为绿氢，不仅可以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并可为当地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领域提供清洁廉价的氢能，延长绿色产业链条。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水、弃风和弃光电量为3.01×1010kW·h、1.66×1010kW·h和5.26×109kW·h。制氢电耗按照5kW·h/Nm3计算，理论上总弃电量可制取绿氢9.28×105t。
 

2. 平抑风光出力波动
 

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技术可实现输入功率秒级、毫秒级响应，可适应0~160%的宽功率输入，冷启动时间小于5min，爬坡速率为每秒100%，使得氢储能系统可以通过实时地调整跟踪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氢储能系统在风电场、光伏电站出力尖峰时吸收功率，在其出力低谷时输出功率。风光总功率加上储氢能的功率后的联合功率曲线变得平滑，从而提升新能源并网友好性，支撑大规模新能源电力外送。
 

3. 跟踪计划出力曲线
 

通过对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预测，有助于电力系统调度部门统筹安排各类电源的协调配合，及时调整调度计划，从而降低风光等随机电源接入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逐步深入参与我国电力市场，功率预测也是报量、报价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预测技术的限制，风光功率预测仍存在较大误差。利用氢储能系统的大容量和相对快速响应的特点，对风光实际功率与计划出力间的差额进行补偿跟踪，可大幅度地缩小与计划出力曲线的偏差。
 

02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为电网运行提供调峰容量和缓解输变线路阻塞等方面。
 

1. 提供调峰辅助容量
 

电网接收消纳新能源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调峰能力。随着大规模新能源的渗透及产业用电结构的变化，电网峰谷差将不断扩大。我国电力调峰辅助服务面临着较大的容量缺口，到2030年容量调节缺口将达到1200GW，到2050年缺口将扩大至约2600GW。氢储能具有高密度、大容量和长周期储存的特点，可以提供非常可观的调峰辅助容量。
 

2. 缓解输配线路阻塞
 

在我国部分地区，电力输送能力的增长跟不上电力需求增长的步伐，在高峰电力需求时输配电系统会发生拥挤阻塞，影响电力系统正常运行。因此，大容量的氢储能可充当“虚拟输电线路”，安装在输配电系统阻塞段的潮流下游，电能被存储在没有输配电阻塞的区段，在电力需求高峰时氢储能系统释放电能，从而减少输配电系统容量的要求，缓解输配电系统阻塞的情况。
 

03

氢储能在负荷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实现电价差额套利以及作为应急备用电源等方面。
 

1. 参与电力需求响应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理念将由传统的“源随荷动”演进为“荷随源动”甚至“源荷互动”。在此背景下，负荷侧的灵活性资源挖掘十分重要。分布式氢燃料电池电站和分布式制氢加氢一体站可作为高弹性可调节负荷，可以快速响应不匹配电量。前者直接将氢能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用于“填谷”。后者通过调节站内电制氢功率进行负荷侧电力需求响应，用于“削峰”。
 

2. 实现电价差额套利
 

电力用户将由单一的消费者转变为混合型的“产消者”。我国目前绝大部分省市工业用户均已实施峰谷电价制来鼓励用户分时计划用电。氢储能用于峰谷电价套利，用户可以在电价较低的谷期利用氢储能装置存储电能，在高峰时期使用燃料电池释放电能，从而实现峰谷电价套利。目前，从2021年国内工商业电价来看，我国一半以上地区可以达到3∶1峰谷价差要求，价差值在0.5~0.7元/kW·h。此外，我国一些省份已开始实施季节价差（如浙江省），提高了夏季和冬季的电价。随着我国峰谷电价的不断拉大和季节电价的执行，氢储能存在着一定的套利空间。
 

3. 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柴油发电机、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是目前应急备用电源系统的主流。使用柴油发电机的短板在于噪音大、高污染排放。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则面临使用寿命较短、能量密度低、续航能力差等缺陷。在此情况下，环保、静音、长续航的移动式氢燃料电池是最理想的替代方案之一。例如，国内首台单电堆功率超过120kW氢燃料电池移动应急电源参与抗击广东省的“山竹”台风。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的挑战及展望

01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挑战

现阶段，受技术、经济、政策和标准等因素的制约，氢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
 

1. 氢储能系统效率相对较低
 

现阶段，抽水蓄能、飞轮储能、锂电池、钠硫电池以及各种电磁储能的能量转化效率均在70%以上。相对而言，氢储能系统效率较低。其中，国内“电 ‒ 氢”转化过程的碱性电解水、PEM电解水和固体氧化物(SO)电解水制氢效率分别为63%~70%、56%~60%和74%~81%。广义氢储能仅考虑“电 ‒ 氢”转化过程，SO电解效率与其他储能具有可比性，而碱性和PEM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氢 ‒ 电”转化过程的燃料电池发电效率为50%~60%，其中有大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狭义氢储能的“电 ‒ 氢 ‒ 电”过程存在两次能量转换，整体效率仅有40%左右，与其他储能的效率差距明显。
 

2. 氢储能系统成本相对较高
 

当前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投资功率成本约为7000元/kW，电化学储能成本约为2000元/kW，而氢储能系统成本约为13000元/kW，远高于其他储能方式。其中，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造价约9000元/kW，占到总投资的近70%。基于PEM和SO技术的可逆式燃料电池(RFC)可以将燃料电池和电解池集成于一体，从而降低投资成本。然而，国内RFC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成熟度、示范规模、使用寿命和经济性方面，关键核心材料也主要依赖进口。
 

3. 电氢耦合政策体系仍不完善
 

针对电氢耦合的顶层规划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氢能已被国家作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研究方向，氢储能也被明确纳入“新型储能”，但关于电氢耦合的顶层规划有待完善。在顶层的补贴与奖励方面，2020年国家层面已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城市群开展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给予奖励。该政策间接性地推动了氢储能系统的示范和规模化。但在上游的电解水制取绿氢环节，仅有部分省份出台了政策性的电价优惠，相应的顶层激励机制仍然缺失。
 

4. 电氢耦合标准体系仍不健全
 

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标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作用也日趋明显。我国于2008年批准成立了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9）和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2），分别构建了我国的氢能技术标准体系和燃料电池标准体系。截至2021年4月，现行氢能相关国家标准共计95项，涉及氢安全、临氢材料、氢品质、制氢、氢储运、加氢站、燃料电池和氢能应用等方面。但国家标准层面主要集中在氢能应用燃料电池技术方面，其他领域氢能技术标准相对薄弱，且有相当部分标准的制定年限较为久远，现阶段适用性不强。因此，在电氢耦合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快制定 / 修订新能源制氢、电制氢加氢一体化、可逆式燃料电池、电氢耦合系统运行等标准。技术标准是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再进一步提升政、产、学、研各方的协同水平。
 

02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展望

氢储能将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的各个环节，呈现电氢耦合发展态势。针对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面临的挑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 广义氢储能为主、狭义氢储能为辅
 

现阶段应以推广效率高、成本低的“电 ‒ 氢”广义氢储能方式为主，直接为我国的交通、建筑和工业等终端部门提供高纯度氢气。在狭义氢储能的“氢 ‒ 电”转化环节，充分利用氢燃料电池的热电联产特性，实现不同品位能量的梯级利用，提高能量的转化效率。针对氢储能成本过高的问题，积极探索共享储能、融资租赁、跨季节价差套利等多元化商业模式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设立氢储能产业发展基金、借助资本市场拓展氢储能融资渠道、加强绿色信贷支持氢储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构建氢储能金融政策体系。未来，随着新能源电力价格以及电解资本支出的下降，氢储能中的电解系统成本将大幅下降。当电价为0.5元/kW·h时，碱性电解和PEM电解的单位制氢成本分别为33.9元/kg和42.9元/kg，而当电价下降为0.1元/kW·h时，上述数值分别仅为9.2元/kg和20.5元/kg。与此同时，随着规模效应和技术成熟，碱性和PEM电解槽投资成本将以每年9%和13%的学习率下降，氢燃料电池和储氢罐成本也分别以11%~17%、10%~13%的速率下降。
 

2. 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促进氢储能发展
 

借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构建氢能市场、电力市场和碳市场的多层次协同市场，促进氢储能发展。在氢能市场方面，积极探索我国氢能市场交易中心、结算中心建设，并关注氢能进出口国际贸易，可从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沙特阿拉伯、智利等国家进口低成本绿氢，并利用我国海上风电制氢优势向日本、韩国等高氢氨需求国家出口氢氨能源；在电力市场方面，我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健全覆盖氢储能的价格机制，探索氢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交易规则；在碳市场方面，未来将被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八大行业中，既有直接生产氢气的化工行业，也有钢铁、建材等氢气需求行业，需要积极探索氢能行业合理的碳价信号，引导高碳制氢工艺向低碳制氢工艺转变、高碳用氢环节向低碳用氢环节转变，并推动绿氢的碳减排量纳入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交易。最后，加强氢能市场、电力市场、碳市场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做好政策协调和机制协同。
 

3. 积极探索氢能运输方式的最优组合
 

我国风光资源集中在“三北”地区、水资源集中在西南地区，而氢能主要需求在东南沿海地区，呈逆向分布。在氢能短距离运输方面，高压气态拖车运氢具有明显成本优势。以20MPa压力为例，当运输距离为200km以下时，氢气的运输成本仅为9.57元/kg；而距离增加至500km时，运输成本将近22.3元/kg。此外，该方式人工费占比较高，下降空间有限。
 

因此，在氢能长距离运输方面，需要积极探索以下多种新兴方式：
 

①利用现有西气东输、川气东输等逾80000km天然气主干管网和庞大的支线管网，掺入一定安全比例（5%~20%）氢气进行输送；
 

②利用我国世界领先的“十四交十二直”26项特高压工程输电线路，采用“特高压输电+受侧制氢”模式进行氢气虚拟运输；
 

③利用液氨储运的成本和安全优势，将液氨作为氢气储运介质，采用“氢 ‒ 氨 ‒ 氢”模式进行氢气运输。据预测，当运输距离为10000 km时，2030年液氨运输成本大概在16.7元/kg，2050年下降至4.7元/kg。未来需要进一步对比多种新兴路线的技术经济性，寻求氢能运输方式的最优组合。
 

4. 氢储能发展加速电力系统形态演进
 

氢储能的大规模发展将加速电力系统形态演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成：
 

①氢储能可以突破新能源电力占比的限制，促进更高比例的新能源发展，快速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内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占比超过50%；
 

②电解制氢、储氢和氢燃料电池发电可构建微电网系统，进行热、电、氢多元能源联供，有效解决偏远地区清洁用能的问题，并提高微电网在电力系统中的渗透率，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③氢储能作为电力系统“源网荷”多侧的关键灵活性资源，可促进“源网荷储”各环节协调互动，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电力电量平衡；
 

④氢储能系统可以作为能源枢纽之一，可在源侧、荷侧实现多能源互补。在电源侧，氢储能可以促进“风光氢储一体化”“风光水火储氢一体化”等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在用户侧，制氢加氢一体站可以与加油站、加气站和充电站进行合建，形成综合能源服务站。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北京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

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我们在这儿欢笑 我们在这儿哭泣

我们在这儿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儿祈祷 我们在这儿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
东风吹开了元宵夜的火树银花，花灯灿烂，就像千树花开。从天而降的礼花，犹如星雨。豪华的马车在飘香的街道行过。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注释
青玉案（qīng yù wǎn）：词牌名。调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阕各五仄韵，上去通押。
元夕：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元宵节，此夜称元夕或元夜。
花千树：花灯之多如千树开花。
星如雨：指焰火纷纷，乱落如雨。星，指焰火。形容满天的烟花。
宝马雕车：豪华的马车。
“凤箫”句：指笙、箫等乐器演奏。凤箫：箫的美称。
玉壶：比喻明月。亦可解释为指灯。
鱼龙舞：指舞动鱼形、龙形的彩灯，如鱼龙闹海一样。
蛾儿：古代妇女于元宵节前后插戴在头上的剪彩而成的应时饰物。
雪柳：原意为一种植物，此处指古代妇女于元宵节插戴的饰物。
黄金缕：头饰上的金丝绦。
盈盈：声音轻盈悦耳，亦指仪态娇美的样子。
暗香：本指花香，此指女性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他：泛指第三人称，古时就包括“她”。
千百度：千百遍。
蓦然：突然，猛然。
阑珊：暗淡；零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