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报告称，一旦德国与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德国付出的代价将是英国脱欧时的六倍。

受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委托，伊弗经济研究所近日进行了一项情景分析，其结果显示，如果德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战，那么德国汽车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产业附加值将下降约8.5%，达83.06亿美元。此外，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企业也会遭到重创——其产业附加值将分别减少52.01亿和15.29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去年贸易总额约为2450亿欧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解放军连续多日在台岛周边演训，德国经济界人士担心台湾问题的激化会影响自身供应链。

Foto: Jan Woitas/dpa

报告共同作者弗拉赫认为：“去全球化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企业不应该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疏远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是应该同时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减少对个别市场的单一或过度依赖。”

报告还警告称，去全球化不仅会导致失业率上涨和经济增速放缓，最终还会危及德国的政治稳定。如果将生产全面转回国内，那么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将下降近10%。作为出口国，德国如果想调整经济模式，那么供应链本地化不是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负责人布罗萨特认为，德国必须坚持国际化的商业模式。

报告的贸易模型模拟了五种场景，其中包括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等。结果显示，尽管欧美贸易协议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西方与中国脱钩对德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无法完全抵消。

伊弗经济研究所称，与中国等国家经济脱钩将给德国带来巨大损失。研究所总裁克莱门斯认为，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广阔的销售市场，还要面临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价格上涨。仅仅欧盟与中国的脱钩就会降低德国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汽车制造商和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将尤为严重。倘若双方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至少下降0.81个百分点，足以抵消经济增长。此外，研究所强调这只是预计损失的下限。

Quelle：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weltwirtschaft/china-deutschland-wirtschaftskrieg-ifo-101.html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china-handelskrieg-mit-china-wuerde-sechsmal-teurer-als-brexit-a-fc668817-11fe-4098-a724-cc35088e1f12

https://finance.sina.cn/2022-08-08/detail-imizirav727642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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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Erhebung

Wirtschaftskrieg mit China wäre teuer

Stand: 08.08.2022 11:26 Uhr

Wie hohe Wellen schlägt die China-Taiwan-Krise? Und welche Folgen hat sie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Experten zufolge hätte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für Deutschland massive Auswirkungen.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würde für Deutschland fast sechsmal so hohe Kosten verursachen wie der Brexit. Das geht aus einer aktuellen Untersuchung des ifo-Instituts hervor. Der größte Verlierer wäre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eißt es in der heute 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im Auftrag der 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 (vbw). Hier würde es einen Wertschöpfungsverlust von rund 8,5 Prozent oder 8,306 Milliarden Dollar geben. Auch der Maschinenbau sowie Unternehmen, die Transportausrüstung herstellen, wären stark betroffen - mit einem Minus von 5,201 Milliarden beziehungsweise 1,529 Milliarden Dollar. Profitieren würden danach nur vergleichsweise kleine Bereiche wie die Textilindustrie.

Höhere Einfuhrzölle und andere Handelshemmnisse auf beiden Seiten würden laut den ifo-Berechnung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um 0,81 Prozent sinken lassen, also einen beträchtlichen Anteil des gesamten Wirtschaftswachstums kosten. Zudem betonen die ifo-Forscher, dass das nur die Untergrenzen der zu erwartenden Verluste seien.

"A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Deglobalisierung macht uns ärmer", sagte die Mitautorin der Studie, Lisandra Flach: "Unternehmen sollten sich nicht ohne Not von wichtigen Handelspartnern abwenden, sondern parallel auf Vorleistungen aus anderen Ländern setzen, um einseitige und kritische Abhängigkeiten von bestimmten Märkten und autoritären Regimes zu verringern." Im Falle einer umfassenden Rückverlagerung nach Deutschland würde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danach um fast zehn Prozent sinken. "Die Deglobalisierung könnte nicht nur zu erhöhter Arbeitslosigkeit und geringerem Wachstum führen, sondern letztlich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des Landes gefährden", heißt es weiter.

Wenn Deutschland als Exportnation sein Geschäftsmodell neu ausrichten wolle, sei die Nationalisierung von Lieferketten keine Lösung, die der Wirtschaft helfe, so das ifo-Institut. "Vielversprechender ist es,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und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Nationen wie den USA zu schließen", sagte Mitautor Florian Dorn: "Das sollte das Ziel de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sein." Fakt sei aber, "dass wir an unserem grundsätzliche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müssen", resümierte für die Auftraggeber vbw-Hauptgeschäftsführer Bertram Brossardt.

Deutschland muss sich unabhängiger mach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befürchtet ei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ihrem wichtigsten Handelspartner China und dem Inselstaat Taiwan. Die Volksrepublik hält, nach einem Besuch der US-Spitzenpolitikerin Nancy Pelosi, seit Donnerstag Militärübungen nahe der von ihr beanspruchten Insel ab. Daher werden Stimmen lauter, dass sich Deutschland von China nicht genauso abhängig machen dürfe wie von russischem Gas. China ist der mit Abstand wichtigste deutsche Handelspartner: 2021 wurd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aren im Wert von rund 245 Milliarden Euro ausgetauscht.

Die ifo-Forscher haben in ihrer Studie fünf Szenarien simuliert - unter anderem auch eine Entkopplung der westlichen Länder von China, kombiniert mit einem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Das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könnte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der Entkopplung des Westens von China auf die deutsche und US-Wirtschaft abfedern, sie aber nicht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Durch die erwarteten Gewinne in der Handelsbeziehung mit den USA würden die Kosten netto auf einem ähnlichen Niveau liegen wie die erwarteten Kosten des Brexit.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从8向换向阀到12种工作模式的自动控制，Model Y实现硬件结构集成创新并配以硬件软化，以及产生的引领效应，可能加速热泵空调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文末附特斯拉Model Y热泵空调拆解视频。

1、Model Y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

2、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原理框图

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原理框图。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Model Y机舱有电动压缩机，液冷冷凝器，AC-Chiller，膨胀水壶，HVAC总成进风口，冷却模块等。

3、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分为行驶状态及远程控制状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3.1 行驶状态的控制框图

3.2 远程控制状态的控制框图

4、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不同模式的介绍

4.1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模式选择

相比于现在已经应用热泵系统的车型，特斯拉在热泵与整车的集成上做得更进一步。特斯拉热泵集成应用的策略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说明，在满足乘员舱乘客舒适性需求的前提下，来采用COP较高的模式运行，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续航里程。即根据环境温度与电池温度的关系，从COP的划分，来规划热泵系统参与加热的程度，以及启动不同级别的加热模式。

4.2 各模式运行框图及应用场景介绍

（1） 乘员舱制热

场景一

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从电池系统204吸取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场景二

热泵系统202通过吸收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同时不对电池循环系统204造成不利的影响。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a，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循环中冷却液的热量，从而循环中冷却液温度不断降低，冷却液流过散热器236时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

b，通过控制阀系统208实现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循环是：AC-Chiller与散热器串联；另一个循环是：电池循环系统202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这时电池系统可以自然利用电机等部件产生的热量来进行预热，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场景三

通过热泵和APTC同时给乘员舱进行加热。热泵加热时COP>1，APTC加热COP=1，此时为混合加热模式， COP＞1；

a，乘员舱的热源来自热泵系统和APTC，这种MODE2较MODE1可以为乘员舱提供更多热量，适用于：场景电池系统循环回路204温度太低，无法满足乘员舱舒适加热需求；场景电池系统106通过电池循环系统204吸取更少的热量而更快地加热乘员舱；场景：当乘员舱有分区需求时，这种模式就有必要的，通过12VAPTC232可以提供左右分区需要的热量。

b，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c，MODE11-FIG26A描述的原理框图与F13一样，此模式可以支持除霜操作，以消除乘员舱蒸发器218上的结霜。蒸发器表面可以允许部分结霜，但不能明显影响空气流通。压缩机和鼓风机处于低效率状态，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热量并减少化霜的时间。

场景四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和同时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五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通过12VAPTC加热乘员舱，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电池系统循环系统的冷却液温度较低，通过AC-Chiller吸热是不可行的，只是通过压缩机做功来快速给乘员舱加热，此时COP=1;

b，保持最佳的内外循环比例和最低的舒适性需求；如果全部内循环，容易乘客憋闷及起雾的风险。

场景七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通过散热器吸收空气中热量来加热乘员舱。

（2） 乘员舱和电池同时有制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有多余的加热功率可用（循环状态满足防止起雾及换气功能，乘员舱舒适性可以满足的前提），这种场景可以通过液冷冷凝器来给电池系统106进行加热，主要是为了充电效率或提高电池放电电流等。

b，三通阀230来控制冷媒分配流量，优先保证乘员舱舒适性，多余的热量提供给液冷冷凝器来加热电池。冷暖循环风门位置及压缩机决定了总的消耗功率；

（3） 仅电池有制热

场景一

目的是压缩机机作为加热器快速加热电池。应用场景：当车速优先或者在较冷的环境中充电时，这个模式会比较有用。

场景二

这种模式应用在远程状态，一般应用在行驶前或行驶后的场景。此模式的目的是，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来加热电池系统106。

（4） 电池制冷模式

应用场景：如环境温度43℃左右，电池有强制冷需求；

（5） 乘员舱制冷模式；

（6）乘员舱及电池系统同时制冷模式；

4.3 八通阀系统

Model Y应用了集成式的八通阀，上面的不同使用场景通过控制阀系统208来实现不同的冷却液循环回路，便于能量回收利用，提高效率；

场景一：当通过预处理或其他工况电池系统106的温度高于循环中其他部件（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并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二：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三：乘员舱与电池同时有制热请求时，并且电池急需加热以满足快速充电或动力需求时，可以通过控制阀系统208，使电池循环系统204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通过电机堵转加热的方式给电池快速加热；而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水箱散热器中的热量（水箱散热器从环境空气中吸收热量），如下图和。

转自空调试验室，版权属于原作者，供学习交流。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2011年、ユネスコが主催する世界記録遺産にも登録された。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¹.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¹​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编辑

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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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医学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 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药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具备整体观念的特色，它就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医学，具备了整体观念若是还不具备动态的性质，那么，这种理论也就还没有完全把握到中医学的真谛。“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色，但现有的中医学，除了《中医生理病理系统论》，几乎还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能全方位的突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的，既能揭示脏腑的阴阳气化规律、沟通与天地阴阳气化规律联系，又能揭示疾病的证侯规律的理论体系。 比如说中医学有从整体观念角度形成的“正气与邪气是构成疾病的基本矛盾”的概念，按理说这应该是中医确定病名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其几乎丧失了阴阳五行理论对其的指导作用与价值，必然就分不清“病因”与“证因”的区别与联系，意识到“病”和“证”是构成疾病的基本要素，而是把“病因”与“证因”混为一谈，甚至最后连病症这些分别处于不同逻辑范畴的概念也混淆。然而，阴阳五行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将哲学和医学混为一谈，这使得部分人不能信服，也成为了质疑其科学性者的依据。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与汉人一词类似，汉服中的“汉”字的词义外延亦存在着由汉朝扩大为整个民族指称的过程。如《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  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 ；而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礼仪制度  。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 。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 ，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
东风吹开了元宵夜的火树银花，花灯灿烂，就像千树花开。从天而降的礼花，犹如星雨。豪华的马车在飘香的街道行过。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注释
青玉案（qīng yù wǎn）：词牌名。调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阕各五仄韵，上去通押。
元夕：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元宵节，此夜称元夕或元夜。
花千树：花灯之多如千树开花。
星如雨：指焰火纷纷，乱落如雨。星，指焰火。形容满天的烟花。
宝马雕车：豪华的马车。
“凤箫”句：指笙、箫等乐器演奏。凤箫：箫的美称。
玉壶：比喻明月。亦可解释为指灯。
鱼龙舞：指舞动鱼形、龙形的彩灯，如鱼龙闹海一样。
蛾儿：古代妇女于元宵节前后插戴在头上的剪彩而成的应时饰物。
雪柳：原意为一种植物，此处指古代妇女于元宵节插戴的饰物。
黄金缕：头饰上的金丝绦。
盈盈：声音轻盈悦耳，亦指仪态娇美的样子。
暗香：本指花香，此指女性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他：泛指第三人称，古时就包括“她”。
千百度：千百遍。
蓦然：突然，猛然。
阑珊：暗淡；零落。

中药学是中药学科的统称。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药材饮片、中成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学科。

为中国基于弘扬本国医学传统理论的立场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汉民族医学理论）为主而将中国历代本草学记载的生药应用知识重整后近代所赋予的称谓。根据中国高校所授学科内容可见其以内容以药材饮片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生药应用知识的范围为主。

近代中药学研究由于受到中国医学应用（汉民族医学）与历代本草内容记载范围的制约，因此“中药学”的研究皆局限在汉方医学里所使用生药的研究范畴，但由于近年来“中药学”的研究方法采用了现代生药学的研究技术，因此国际上多数药学出身的学者皆将“中药学”视为生药学的研究分支。

 袪风湿药

化湿药

利水渗湿药

温里药

 理气药

消食药

 驱虫药

 止血药

 活血化瘀药

化痰止咳平喘药

图片：dpa

当地时间8月24日，德国首条运行氢能客运列车的铁路线路在北部下萨克森州正式启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一条区域线路，长约100公里，运行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设计、在德国组装的14辆氢能载客列车“Coradia iLint”。

In Niedersachsen ist das weltweit erste Netz mit Wasserstoffzügen im Passagierbetrieb am 24. August gestartet. Auf der 100 Kilometer langen regionalen Strecke fahren nun 14 mit Wasserstoff betriebene Regionalzüge vom Typ „Coradia iLint“ von Alstom. 

这些列车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从环境空气中收集氧气，在燃料电池中将这两种气体转化为水，产生电能。行驶时只产生蒸汽和冷凝水。此前这条线路主要运行柴油列车。

Der Zug wird mit Wasserstoff-Brennstoffzellen betrieben. Sauerstoff in der Luft wird gesammelt. Diese Brennstoffzelle wandelt Wasserstoff und Sauerstoff in Wasser um, wobei Strom entsteht. Als Abgase entstehen lediglich Wasserdampf und Kondenswasser. Früher fuhren auf dieser Strecke hauptsächlich Dieselzüge.

图片：Alstom

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这种列车的续航能力为10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1公斤氢气可替代约4.5升的柴油，能明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Der Zug hat eine Reichweite von jeweils 1.000 Kilometern. Die Spitzengeschwindigkeit wird von Alstom mit 140 km/h angegeben. Ein Kilogramm Wasserstoff ersetzt ungefähr 4,5 Liter Dieselkraftstoff, was die Umweltauswirkungen erheblich verringern kann.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表示：“这个项目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它是下萨克森州制造成功转型的一个优秀范例。作为一个可再生能源大州，我们在实现交通领域气候中和的道路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Stephan Weil betont: „Dieses Projekt hat weltweit Vorbildcharakter, es ist ein hervorragendes Beispie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Transformation Made in Niedersachsen. Als Land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setzen wir damit einen Meilenstein auf dem Weg zur Klimaneutralität im Verkehrssektor.“

Quelle：

http://www.news.cn/world/2022-08/25/c_1128947335.htm

https://h2.live/news/2520/

https://www.cleanthinking.de/alstom-h2-statt-diesel-verkehrswende-wasserstoffzug-coradia-ilint/

https://www.lok-report.de/news/deutschland/aus-den-laendern/item/35156-niedersachsen-weltpremiere-erstes-netz-mit-14-wasserstoffzuegen-in-betrieb.html

german.people.com.cn, die etwas andere China-Seite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人武侠小说泰斗
陈日君：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