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伊玖磨与《烟斗随笔》

〔日〕团纪彦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际重版《烟斗随笔》中文版。

父亲深爱中国，自1966年访问中国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亲的《烟斗随笔》翻译本首先在中国问世，倍感欣慰；而这次由在中国出版业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再版《烟斗随笔》，并新增20篇随笔译文，尤感心悦。借此机会，我将先前两版撰写的中文版序合二为一与中国读者分享。

（一）

《烟斗随笔》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朝日画报》上连载了36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时间，父亲都会习惯性地在自家书斋、八丈岛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着父亲的创作活动，他不是在创作音乐，就是在执笔《烟斗随笔》，这样说也不过分。随笔这一文学领域，即像镜子一样透视出日常看到的种种事象，在这个过程中承载信息，并追求镜子作为自己眼睛的实质。对于作者来说，《烟斗随笔》这个随笔集恰恰是无数镜子的层积，它们透视出一个个“现在”的时间。

文学的世界与音乐一样，也是将精神活动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体中的工作，而两者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它们被接受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着共性。我认为，与其说父亲脚踩音乐和文学的两只船，不如说它们同属于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亲在访问苏州期间病逝。记得2000年秋，长年发表父亲文章的《朝日画报》决定停刊。“还是我活得长”，父亲当时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伤又得意。许多人都劝过他，也有在报刊上继续连载的建议，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画报》不写”，都一一回绝了。也许父亲从这时就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诵自己喜欢的“大寺香袅袅，升空化雨云”这首平安时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终结与《烟斗随笔》的封笔联系在一起了吗？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依山而建。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很别致，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内部却是洋式风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蒲苇、加那利椰树。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时常传来的钢琴声；父亲从附近海岸钓来的黑鲷鱼，和玄关挂的鱼篓、捞网、长筒靴等渔具；从沙滩捡来的贝壳、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贝化石的情景等等。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50多年岁月的磨砺，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个时期父亲和母亲从东京老家只带了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也许是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在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

总之，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夕鹤”、交响曲“丝绸之路”等。记忆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创作，一直以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欢钓鱼的人。

不久，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上音乐课时，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

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我认为都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了。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与同学又不合群，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嬉戏。

今天不难想象，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对孤独的人，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儿玩，下海或者上山，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烟斗随笔》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我和母亲时而也出现在父亲笔下，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我没那么说啊”。当然大意是对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抗议”。而父亲每次都面带“顽童”常见的笑，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本来说好在《朝日画报》一年半载的连载，也持续了整整36年，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

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烟斗随笔》执笔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我想，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心灵之声”吧。

到了父亲晚年，“心灵之声”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并日臻强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朝鲜渊源甚深。“团”姓在日本极为少见。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祖先的故里在博多，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朝鲜近在咫尺。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亚米利加号”被送到美国。抵达波士顿后，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枪杀，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父亲在7岁时，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了，促使他伴随家境衰微萌生走音乐之路的志向。

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的关系，母亲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国。母亲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激进派”罪名除名。没落遗属的父亲，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

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与其扞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这样的境遇，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不受西方音乐和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

67次访华，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

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但每个周末从东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无数次地谈到历史,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晚年的父亲常说“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我认为，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

　　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 architecture）是10-12世纪，欧洲基督教流行地区的一种建筑风格。罗马式建筑原意为罗马建筑风格的建筑，又译作罗马风建筑、罗曼建筑、似罗马建筑等。古罗马建筑是古罗马人沿习亚平宁半岛上伊特鲁里亚人的建筑技术，继承古希腊建筑成就，在建筑形制、技术和艺术方面广泛创新 的一种建筑风格。古罗马建筑在公元一～三世纪为极盛时期，达到西方古代建筑的高峰。 古罗马建筑的类型很多。有罗马万神庙、维纳斯和罗马庙 ，以及巴尔贝克太阳神庙等宗教建筑，也有皇宫、剧场角斗场、浴场以及广场和巴西利卡(长方形会堂)等公共建筑。居住建筑有内庭式住宅、内庭式与围柱式院相结合的住宅，还有四、五层公寓式住宅。马式建筑风格多见于修道院和教堂，是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初欧洲的建筑风格，因采用古罗马式的券、拱而得名。多见于修道院和教堂，给人以雄浑庄重的印象。对后来的哥特式建筑影响很大。

建筑设计

　　古罗马世俗建筑的形制相当成熟，与功能结合得很好。例如，罗马帝国各地的大型剧场，观众席平面呈半圆形，逐排升起，以纵过道为主、横过道为辅。观众按票号从不同的入口、楼梯，到达各区座位。人流不交叉，聚散方便。舞台高起，前有乐池，后面是化妆楼，化妆楼的立面便是舞台的背景，两端向前凸出，形成台口的雏形，已与现代大型演出性建筑物的基本形制相似。

　　古罗马多层公寓常用标准单元。一些公寓底层设商店，楼上住户有阳台。这种形制同现代公寓也大体相似。从剧场、角斗场、浴场和公寓等形制来看，当时建筑设计这门技术科学已经相当发达。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写的《建筑十书》就是这门科学的总结。

　　古罗马建筑能满足各种复杂的功能要求，主要依靠水平很高的拱券结构，获得宽阔的内部空间。巴拉丁山上的弗莱维王朝宫殿主厅的筒形拱，跨度达29.3米。万神庙穹顶的直径是43.3米。公元一世纪中叶，出观了十字拱，它覆盖方形的建筑空间，把拱顶的重量集中到四角的墩子上，无需连续的承重墙，空间因此更为开敞。

　　把几个十字拱同筒形拱、穹窿组合起来，能够覆盖复杂的内部空间。罗马帝国的皇家浴场就是这种组合的代表作。

　　古罗马城中心广场东边的君士坦丁巴西利卡 ，中央用三间十字拱，跨度25.3米，高40米，左右各有三个跨度为23.5米的筒形拱抵抗水平推力，结构水平很高。剧场和角斗场的庞大的观众席，也架在复杂的拱券体系上。

　　拱券结构得到推广，是因为使用了强度高、施工方便、价格便宜的火山灰混凝土。约在公元前二世纪，这种混凝土成为独立的建筑材料，到公元前一世纪，几乎完全代替石材，用于建筑拱券，也用于筑墙。混凝土表面常用一层方锥形石块或三角形砖保护，再抹一层灰或者贴一层大理石板；也有在混凝土墙体前再砌一道石墙做面层的作法。

　　古罗马建筑的木结构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能够区别桁架的拉杆和压杆。罗马城图拉真巴西利卡，木桁架的跨度达到25米。公元一世纪建造的罗马大角斗场，可容 五万观众，只用了5～6年时间就建成了。它建在一个填没的湖上，但地基竟没有明显的沉陷。

　　公元二世纪中叶建造的巴尔贝克太阳神庙，周围45根柱子，每根高19.6米，底径2米，都是用整块花岗石加工而成的。在神庙后墙8米高处，砌有三块各约500吨的大石块，可见当时起重能力之大。

　　公共浴场一般都有集中供暖设施。从火房出来的热烟和热气流经各个大厅地板下、墙皮内和拱顶里的陶管，散发热量。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记载，剧场的座位下埋有铜质的共鸣瓮，以改善音质。此外，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叶，已经在窗上安装几十厘米见方透明度很高的平板玻璃。除了在首都罗马城集中了古罗马建筑的最高成就以外，帝国各地都有水平很高、规模很大的各类建筑物。

　　公元二世纪中叶建造的巴尔贝克太阳神庙，周围45根柱子，每根高19.6米，底径2米，都是用 整块花岗石加工而成的。在神庙后墙8米高处，砌有三块各约500吨的大石块，可见当时起重能力之大。

　　公共浴场一般都有集中供暖设施。从火房出来的热烟和热气流经各个大厅地板下、墙皮内和拱顶里的陶管，散发热量。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记载，剧场的座位下埋有铜质的共鸣瓮，以改善音质。此外，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叶，已经在窗上安装几十厘米见方透明度很高的平板玻璃。除了在首都罗马城集中了古罗马建筑的最高成就以外，帝国各地都有水平很高、规模很大的各类建筑物。

建筑特色

            罗曼式建筑

　　1、墙体巨大而厚实，墙面用连列小券，门宙洞口用同心多层小圆券，以减少沉重感

　　2、窗户、门、拱廊上都采取了半圆形的拱券结构。

　　3、常采用扶壁和肋骨拱来平衡拱顶的横推力。

　　4、西面有一、二座钟楼，有时拉丁十字交点和横厅上也有钟楼。

　　5、中厅大小柱有韵律地交替布置。

　　6、窗口窄小，在较大的内部空间造成阴暗神秘气氛。

　　7、朴素的中厅与华丽的圣坛形成对比，中厅与侧廊较大的空间变化打破了古典建筑的均衡感。

　　罗马式建筑作为向哥特式建筑的过渡形式，它的贡献不仅在于把沉重的结构与垂直上升的动势结合起来，而且在于它在建筑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高塔组织到建筑的完整构图之中。罗马式半圆形的拱券结构深受基督教宇宙观的影响，罗马式教堂在窗户、门、拱廊上都采取了这种结构，甚至屋顶也是低矮的圆屋顶。这样，整个建筑让我们感到圆拱形的天空一方面与大地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同时又以向上隆起的形式表现出它与现实大地分离。

　　罗马风建筑还常采用扶壁和肋骨拱来平衡拱顶的横推力，罗马风建筑的另一个创新是钟楼组合到教堂建筑中。从这时起在西方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钟塔都是当地最显着的建筑。钟塔的建立在现实意义上是为了召唤信徒礼拜，但是在战争频繁时期也常兼作了望塔用；当悠悠的钟声从高高的塔顶上传出时，人们又何尝不觉得这是神在召唤呢？

　　罗马式建筑的窗户很小而且离地面较高，采光少，里面光线昏暗，使其显示出神秘与超世的意境。门窗上方均为半圆形。在艺术风格上，罗马式教堂表现为堂内占有较大的空间，横厅宽阔、中殿纵深，在外观上构成十字架形。

建筑代表

　　意大利中部比萨城内一组古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比萨大教堂的一座钟楼。因地基沉陷而偏离垂直中心线4.5 米 ，长时期斜而不倾，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和不朽之作。塔由白色大理石筑成，1174年开始兴建，1350年完工，为8层圆柱形建筑，高 54.5米，塔身墙壁底部厚约4米 ，顶部厚2米多。从下而上，外围 8重拱形券门，由底15根圆柱，中间6层各31根圆柱 ，顶层12根圆柱 ，建成213个拱形券门而成。 总重达1.42万吨。造型秀巧而又古拙，为罗马式建筑的范本。顶层为钟楼，塔内有螺旋状楼梯294 级，盘旋而上塔顶，可眺望比萨城全景。塔因造基不慎，兴建至第三层时发现基础沉陷不均匀，从而产生倾斜现象。责任工程师B.皮萨诺想在继续建造时，将下陷一边的层高加大以资补救，但结果沉陷更甚。在寻求解决办法过程中，工程曾数次停顿，时间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最后还是继续施工，并于14世纪落成。初期，塔顶中心点偏离垂直中心线2.1米。600 多年内塔身仍继续而缓慢地向外倾斜，故名斜塔。1918 年以来经测量发现每年平均向南倾斜约1毫米，今塔向南的倾斜度达 5.3度。由于其倾斜度有增无减，从外表看来，已岌岌可危。1972年10月的一次地震，更是对这座古塔的一次冲击，幸仍巍然屹立，这种斜而不坍状态，使比萨斜塔更加出名。比萨斜塔对科学实验曾作出过一次贡献。

　　据传159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不同重量的物体，落地的速度不同的理论。但许多学者对这一传说不予置信，而比萨斜塔却因此更加扬名，世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争相一睹斜塔风采。由于1988年意境内的一个钟楼的坍塌造成人员死亡，意政府为了确保游人的安全，并保护这一罕见的古迹，避免其因过度倾斜而倒塌，1988年马上取消了比萨斜塔的对外开放，1990年全面封闭，加固和纠偏工程正此开始。2000年2月对斜塔北侧进行开始抽土，目前塔顶中心点偏离垂直中心线的距离比拯救前减少43．8厘米，当时比萨斜塔的塔心已经偏离垂直线超过4.5米，现已基本恢复到18世纪末的水平，足以确保它在300年内不会发生倒塌的危险。经过11年的整修后，斜塔已于2001年重新对外开放。目前参观游客一次只能以30人为一批，由2位导游领队，最多只停留40分钟。 杜勒姆教堂始建于1093年，到1130年才完成，它是英国第一座完全用石头盖顶的教堂。虽然它的设计较为简朴，但中堂体量却是圣赛尔宁教堂的三倍。中堂顶部每一开间运用了两个交叉肋拱，分割开间的是横向的尖拱。肋拱是稳定穹顶的骨架，肋拱间的天花板非常薄，减少了拱顶重量，同时，肋拱还可加强坚固性，这种肋拱的出现以杜勒姆教堂最早。交叉肋拱与尖拱的结合运用已经预示着新的哥特式风格的特点。另外，杜勒姆教堂中殿巨大的圆筒形窗间壁的装饰很有特色，与欧洲大陆的罗马式建筑显着不同。

黄金时期

　　罗马式建筑兴起于公元9世纪至15世纪，是欧式基督教教堂的主要建筑形式之一。罗马式建筑的特征是：线条简单、明快，造型厚重、敦实，其中部分建筑具有封建城堡的特征，是教会威力的化身。当东罗马帝国千年不绝之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本部却一蹶不振，古罗马的建筑技巧和艺术也失传了。公元9世纪左右，在经历了300多年混战后，西欧终于形成了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英格兰、西班牙等十几个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的确文化艺术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教徒们看来，教堂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之上的神圣空间，是神在人间的宅第，对于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国家来说，教堂无疑是一个时代最好的建筑。公元11-12世纪，一些有关意向古罗马风格靠拢的教堂建筑在这些国家陆续出现了。

　　教堂便模仿了古罗马凯旋门、城堡及城墙等建筑式样，采用了古罗马式的拱券结构，所以人们称其为“罗马式建筑”，罗马建筑并不是古罗马建筑的完全再现，除去使用了许多来自古罗马废墟建筑材料之外，它们只是广泛采用了古罗马的半圆形拱券结构，它一般是在门窗和拱廊上采用半圆形拱顶，并以一种拱状穹顶和交叉拱顶作为内部的支撑．而这些拱顶强有力的外延感往往又被厚实的窗间壁和墙所抑制，厚实的石墙是当时严重的封建割据和频繁的内外战争的时代特点在建筑上的反映。

　　11世纪晚期，罗马式建筑在法国达到了盛期，出现了最具有地方特色和创新观念的建筑风格。法国南部图卢兹的圣赛尔宁教堂是一座朝圣路上给香客提供食宿的“朝圣教堂”，它建在通往西班牙圣地亚哥的路线上，规模稍小，保存完好，是“朝圣路”类型的罗马式教堂的典范。圣赛尔宁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型，在十字型平面交叉点上，矗立一座五层楼高的塔楼，外观上各种几何形体有机地组合在连续的圆拱结构中，十分和谐壮观。教堂内部墙体坚厚，高直的列柱把空间分隔成许多方形小单元。回廊和圆形小教堂成为朝圣教堂不可缺少的部分，回廊上有容纳朝圣者的走道，回廊把圣坛与后殿末端的小礼拜堂分开，小教堂内用来存放“圣物”、“圣骸”，并允许朝圣者在此祈祷，瞻仰圣物。

　　圣赛尔宁教堂只是罗马式风格的开始，真正罗马式风格的形成以英国杜勒姆教堂为标志。在意大利罗马式建筑的杰出代表是托斯坎纳的比萨教堂建筑群。它建于1063～1174年，包括大教堂、洗礼堂、钟塔和公墓四个部分，是欧洲中世纪最着名的建筑群之一。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习惯将教堂、洗礼堂、钟塔建成独立的建筑物。主教堂建于1063年，它是平面呈“巴西里卡式”长方形会堂，全长95米，纵向有四排柱子，正立面高约32米，有四层连列券柱廊作装饰。在十字交叉点上有一圆盖加顶，整个教堂规模宏大，比例匀称，结构紧凑合理。教堂正面分为五层，上面四层重叠，结构清晰，每一层立面上装饰有纤细清秀的连券柱，给人一种轻松明快的节奏感。教堂的内部装饰也十分考究，墙面用红、白两色的大理石嵌板装饰，色调明快华丽。洗礼堂位于教堂前面，其正门与教堂正门相对。平面呈圆形，直径35.4米，总高54米，立面分为三层，上两层为连列券柱廊，圆顶上矗立着施洗礼者圣约翰铜像。钟塔即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外观呈圆形，直径16米，高55米，分为8层。中间6层围以连列券柱廊，底层在墙上作连续的券拱，最顶上一层是钟楼。由于地基原因，钟塔斜得很厉害，故有“斜塔”之称。这三座建筑的形体各异，形成鲜明的对比和丰富的变化，但它们的构图手法十分统一，因为都应用了连列券柱廊作装饰且色彩统一。券柱廊造成的强烈的光影和虚实对比，使建筑群显得端庄、和谐、宁静。 （Qelle:中文百科在线 zwbk.org）

徐悲鸿大师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他一生在国内交友甚广，与外国友人也有很多交往并留下文字记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有关他与日本人的交往的文字记述则很少。 笔者在本文中介绍徐悲鸿与四位日本艺术家的交往，并着重介绍徐悲鸿与中村不折的交往，这一交往对徐悲鸿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影响。他在晚年与尾崎清次的通信体现了大师对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殷切期盼。有关徐悲鸿与矢崎千代二、赤松俊子的交往记述，系笔者首次在中国发表。 作者 （日）松谷省三 编译 刘幸宇 (神户学院大学)

1917年初， 徐悲鸿准备去欧洲法国学习西画，但由于欧洲战事正酣，航路被切断，他不得不断念。由于他通过康有为对日本有所了解，并得到明智大学総管姫覚弥的资助，便带着康有为写给中村不折的推荐信，踏上了游学日本之路。
　　徐悲鸿东渡日本时期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笔者多年来根据各种史料做出如下推断：徐悲鸿携蒋碧微于1917年5月14日乘坐博爱丸客轮离开上海赴长崎，上岸后乘坐火车来到东京。当时，东京建有中国留学生会馆，住在神田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二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神田界隈租住了一间带包饭的约10平米的房间。稍微安顿下来之后，徐悲鸿带着康有为写给书画家、碑帖收藏家中村不折的推荐信，来到位于根岸的中村不折住所。徐悲鸿与中村不折的结识是在1917年6月，其后二人多次来往，一直到1917年11月回国。
　　中村不折的性格喜好交友，只要有人介绍或推荐，来者不拒。他极为健谈，话音洪亮，而且喜欢列举资料来增加说服力。徐悲鸿与中村不折交谈内容广泛，包括绘画、书法、碑文等。
　　中村不折是日本著名西画家、书法家。1866年生于江户(现在的东京)，1943年辞世。他初时学习中国山水画，后来学习西画。1901年赴法国留学，拜罗兰斯（Ｊ.P．Laurens 1838～1921）为师学习西画。回国后加入太平洋画会，展现出卓越才能，任太平洋画学校校长，擅长历史画。此外，他潜心研究中国六朝书法，收藏了大量书法作品，创设了书法博物馆。
　　在此介绍一下中村不折的留学法国的经历，因为这一经历对徐悲鸿赴法国留学产生了影响。中村不折于1901年6月赴法国留学，在徐梁画院深造。当时，在欧洲的绘画学校中，极为重视素描指导课，此外，还开设有解剖学讲义、绘画史理论课等课程。而且，国立美术学校大门对外开放，即使不是正规学生，一般人希望听课的话也有机会入室旁听。中村不折在法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点从他的不凡的素描作品中可一目了然。中村不折于1905年4月回国。他于1906年在太平洋画会研究所从事绘画指导，陆续发表学术著作，包括《艺术解剖学》、康有为的译著《六朝书法论》以及欧洲、中国绘画史等。
　　中村不折向徐悲鸿讲述了金石碑刻、书法艺术的变迁。他讲述的绘画论等独特见解令年仅22岁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大开眼界。中村不折又拿出收藏的书画给徐悲鸿鉴赏。中村不折对中国绘画艺术造诣颇深，他在与小鹿青云共著的《中国绘画史》（1912年出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之母，不了解中国绘画就无从了解日本绘画……
　　时值1917年，尽管中村不折离开法国已十二年，但他留学法国后潜心钻研的成果，即学术著作则刚刚问世。二人见面时，徐悲鸿谈到欲赴法国留学，此时话题转为法国，中村不折于是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自己留学法国的经历。中村不折特别谈到徐梁画院，详细介绍了该校开设的素描、解剖学、历史画、绘画史等课程。徐悲鸿于1915年在为中华图书出版社制作的体育挂图中绘制了人体，他从这一创作中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中村不折的介绍更激发了他的留学热忱。
　　徐悲鸿在日本接触到许多日本的西画和日本画，了解了当时的日本画坛，赴欧洲学习西画的愿望更加强烈。同时，他在异国他乡痛感到自己肩负着以他山之石，赋予祖国绘画艺术以新的生命力这一历史重任。
　　关于徐悲鸿在同中村不折的交往中获得的教益，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学到了当时日本美术思潮中的写实、解剖学知识，领教了中村不折创作的历史与神话题材画。
　　二、聆听到中村不折在法国徐梁画院留学的经历。徐悲鸿结识中村不折两年后，即1919年赴法国留学，同年秋他在入国立美术学校之前，曾在徐梁画院学习。他之所以在为数众多的私立美术学校里首选徐梁画院，可以说中村不折的介绍起了重要作用。徐悲鸿在徐梁画院学习后进入国立美术学校深造而收获颇丰，这一点可从他的出类拔萃的素描作品中得到证明。
　　三、既是画家又是书法家的中村不折与康有为一样喜好搜集各国古典作品，他为后人收藏了大量美术书法作品，其书法博物馆至今尚存。 中村不折将许多收藏品拿出来供徐悲鸿鉴赏并一一说明，徐悲鸿鉴赏后受到启发。此后，他不惜囊中金钱，在所到之地利用一切机会搜集美术品，特别留心搜集散失在国内外的中国美术书法作品，以流传后世。关于这一点，浏览徐悲鸿纪念馆收藏品目录即可一目了然，可以说今日纪念馆内的大批藏画即源于此。
　　徐悲鸿游学日本，特别是在同中村不折的交往中受益匪浅。他于1917年11月从日本回国，1919年赴欧洲留学，他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振兴祖国文化艺术。回国后，他倾注满腔心血从事美术教育，从而博得人民敬爱。
　　关于上述内容，详请参阅笔者撰写的《徐悲鸿东渡日本的收获》一文，此文刊登在《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其网页摘要如下：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WGWT601.001.htm

徐悲鸿与尾崎清次的书信往来

　　笔者从事研究多年，据查证徐悲鸿与日本艺术家曾有通信联系，共有4封信件，都是他于晚年写给版画家尾崎清次的。
　　1994年12月，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悲鸿艺术文集》，其中收录有徐悲鸿写给日本版画家尾崎清次的三封书信。这些书信在中国大陆系首次发表，台湾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艺术文集》中也无记载。这三封信是由版画家李平凡于1992年2月1日以《徐悲鸿与尾崎清次》为题在中国《光明日报》上发表，其后被收录在1994年版《徐悲鸿艺术文集》中的。
　　在此介绍一下日本版画家尾崎清次。尾崎清次于1893年出生在爱知县西尾市，毕业于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在京都帝国大学小儿保健所等儿童保健机构任职，1929年至1936年从事版画创作，出版有5卷《儿童玩具版画集》，曾为日中版画交流做出贡献。他于1979年辞世，享年87岁。
　　笔者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表明，日本人中与徐悲鸿有通信联系的仅有尾崎清次。笔者在神户见到1994年版《徐悲鸿艺术文集》中收录的三封信的原件,然而除这三封信以外,笔者发现在尾崎清次的遗物中尚有一封未曾公开的信，该信是徐悲鸿于辞世前一个月的8月10日签字发出的。
　　徐悲鸿与尾崎清次的书信往来是由居住在北京的版画家李平凡牵线促成的。李平凡于1953年4月18日致函尾崎清次，信的大致内容为徐悲鸿欲寻购一些日本的画集，拜托尾崎清次代购。徐悲鸿给尾崎清次的第一封手书写于1953年5月12日，并同时寄赠版画作品《奔马图》。第二封手书写于8月6日，第三封信则是在8月1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事务员打字后，徐悲鸿在病榻上签字发出的，并同时寄赠44件版画美术品。最后一封手书写于8月26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到四个月期间，徐悲鸿在病中给尾崎清次四次提笔写信，二次寄赠作品，而且当时没有直通航线，需绕道香港，从北京寄到日本约需二十多天，因而可以断定二人是在收到对方信件后，立即提笔回信。而且，二人的每封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中日两国艺术家诚挚交流的欢快气氛，由此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尾崎清次都非常珍视中日艺术交流。这些信件确为宝贵史料，现由居住在神户市的周志仁收藏。
　　笔者与刘幸宇于1997年7月18日，携带在神户发现的上述第三封信件的复印件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经廖静文馆长亲自过目，确系徐悲鸿亲笔签字。
　　关于上述4封信件内容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笔者撰写的《徐悲鸿生涯》一书，此书由日本近代文艺社于1998年出版，日文书名《徐悲鸿的肖像》。此外，有关论文的中文版还收录在新世纪首届徐悲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纪丰碑》，该论文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发行。

徐悲鸿对矢崎千代二的关照

　　1953年，徐悲鸿辞世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建立纪念馆。徐悲鸿生前在北京曾3次迁居，最后的住所是东便门内东受禄街16号。1954年，周恩来总理为故居纪念馆题写了“悲鸿故居”这一匾额。
　　在日本，有关这一最早的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字记载，是北川桃雄撰写的《古都北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于1969年9月发行)。书中简述了徐悲鸿的履历，还有有关他的晚年岁月以及故居纪念馆的记述。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就笔者所知，日本有关最早的徐悲鸿故居纪念馆内容的著述仅有这一册。
　　《古都北京》的著者北川桃雄在书中回忆，他于1956年8月末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访问了纪念馆。三十几岁的廖静文女士身穿黑色套装，领着年幼爱女出来迎接并带领参观。院子的草坪上立有徐悲鸿的青铜半身象和白色大理石记念碑。在会客室，廖静文端来热花茶，并拿出徐悲鸿在法国创作的人物与静物油画作品。
　　《古都北京》一书中有关徐悲鸿的记述如下：日本彩色粉笔画家矢崎千代二在北京旧病复发，在徐悲鸿的关照下得以及时住院治疗。后来矢崎千代二生活陷入困境，又得到徐悲鸿的举荐，成为美术学院的教授，然而由于病入膏肓，于1947年12月不幸客死他乡。
　　矢崎千代二于1872年生于神奈川县，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其后，他巡游欧美，回国后举办作品展览。1916年起再度出游，先旅居法国、印度，后赴南美各国和东南亚等地写生。他于1942年赴中国东北旅行，1943年起旅居北京，后来与徐悲鸿结识并交往。
　　矢崎千代二在北京辞世后，他的遗骨一直在北京存放。廖静文委托《古都北京》的作者北川桃雄，请他回日本后与遗属取得联系。北川桃雄回日本后，委托熟人与遗属取得了联系，矢崎千代二的遗骨最终得以平安回归日本故乡。
　　矢崎千代二在其撰写的《绘画之旅》（朝日新闻社 1926年4月发行）一书中谈到从欧洲到亚洲的写生旅行。画家石井柏亭在他的的著作序文中也谈及矢崎千代二患病久治不愈一事，矢崎千代二在北京与徐悲鸿的交往则是在1940年代。

徐悲鸿与赤松俊子的照片

　　2005年9月，为纪念爱国主义画家徐悲鸿大师诞辰110周年，徐悲鸿纪念馆、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集《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画集序言由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亲自撰写。画集不仅收录了馆藏的徐悲鸿作品，还特别将近20年来流传于海内外的徐悲鸿多幅绘画作品也编入画集，如《珍妮画像》、《风尘三侠》等。
　　2007年夏，该画集主编廖静文馆长亲笔题词，惠赠笔者一部。笔者认为该画集系中国国内出版的美术画集中印制最为精美的一册，而且内容编排独具匠心，将大师活动经历与图片等按照年代编排，其中不乏珍贵史料。共收录画作280幅，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出版的徐悲鸿画集中收录最全、最具代表性的画册。
　　笔者仔细鉴赏了这一画集，作为一个日本读者，在此介绍一下画册中出现的一张有日本人的照片。关于这一照片的来龙去脉，笔者曾询问熟知大师生平的中国友人，但无人知晓。这一照片出现在画册第340页下端，是徐悲鸿和一位日本女子的照片。这位女子就是《原子弹轰炸图》画集的作者赤松俊子（结婚后改名为丸木俊）。笔者在日本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找到赤松俊子的著作《女画家的诞生》（朝日新闻社于1977年8月发行）。该书中谈到著者曾于1950年代初期，拟将画集《原子弹轰炸图》拿到中国展览一事。
　　赤松俊子是日本著名西画家，于1912年出生在北海道，2000年辞世。她从女子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于1938年赴莫斯科留学，后于1941年参加美术文化协会，同年与日本画家丸木位里结婚，改名为丸木俊。1941年至1946年多次在美术文化协会展览会参展。1945年8月，丸木位里的故乡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他们回到故乡广岛市参加救援活动，亲眼目睹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绝人寰的景象。1948年起，她与丈夫一起创作画集《原子弹轰炸图》。1950年起，丸木夫妇陆续发表《原子弹轰炸图》画集中的作品，并将此画集拿到各国巡回展出，因而于1952年荣获国际和平文化奖。1953年，在徐悲鸿的大力关照下，《原子弹轰炸图》在北京终于得以展出。
　　赤松俊子在书中写道：“我们来到北京，承蒙徐悲鸿先生的大力支持，终于得以顺利展出。当时在北京不能使用原子弹这一文字表述。展览会宣传画中用的词语是“荣获世界和平评议会奖的日本人遭灾图展览会”。（中略）后来，我们惊悉徐悲鸿先生辞世的噩耗，也许是由于先生为《原子弹轰炸图》能在北京展出而多方奔走，最终积劳成疾，我们感到内疚……”
　　基于上述文字记述，笔者终于了解到《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这一画集第340页照片的来历，即徐悲鸿曾大力帮助赤松俊子将画集《原子弹轰炸图》拿到中国展出，因而二人有机会合影留念。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但徐悲鸿与日本艺术家确实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可以说这也是由于日中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交流。
　　今后，笔者在日本将致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为将有关徐悲鸿研究学者的著作、论文流传给日本年轻人，笔者将整理并撰文，予以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其二，开展比较文化的研究，即对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1895年～1953年）与日本乐坛巨匠宫城道雄（1894年～1956年）这二位均为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开展研究。徐悲鸿引进西画表现手法以改良国画，宫城道雄则将西洋音阶和和声法引入日本音阶，开创了独特的日本音乐。尽管美术与音乐有所不同，但东方与西方艺术相结合这一艺术观是相同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最后，笔者对承蒙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邀请感到极为荣幸，借此机会谨向廖静文馆长、徐庆平院长与各位中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素蒙旅居日本的挚友刘幸宇先生的关照，谨在此一并致谢。

2013年7月 完稿于神户

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所以仁字，从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别人之观念立，人之人格显，方能雍容和谐，以立己立人，发挥老吾老幼吾幼之怀抱，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

礼：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信：信者，信字从人言，言非曰，乃有定之文也，以今之概念定义可解为“学说”、“思想”。信与知对立，知宜者唯宜以行，不知宜者从他人言而信，进而守礼以近仁。因此言：必信者无义。

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

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性善说”，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五常”。 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举贤良对策一》）

Palma de Mallorca5​ (oficialmente, Palma)6​7​8​ es una ciudad y municipio español, capital de la isla de Mallorca y de la comunidad autónoma de las Islas Baleares. Es además sede del partido judicial número tres de la provincia y de la diócesis de Mallorca. Está ubicada en la parte occidental del mar Mediterráneo y, dentro de la isla, hacia el suroeste. Se encuentra a unos 250 km al este de la península ibérica.

Su término municipal ocupa una extensión de 208,63 km² que se extienden entre la sierra de Na Burguesa y el Prado de Sant Jordi. Se sitúa en el centro de la bahía de Palma, a unos 13 metros de altura sobre el nivel del mar. La atraviesan varios torrentes, como el la Riera y el de Gros.

Con 416 065 habitantes en enero de 2019, Palma es la octava mayor ciudad de España por población y la primera de las Islas Baleares.9​ Su área metropolitana engloba nueve localidades con 560 240 habitantes, repartidos en una superficie de 1015,88 km², siendo la 14.ª de España.10​

Fue fundada con el nombre de Palma por el cónsul romano Quinto Cecilio Metelo Baleárico en el año 123 a. C. Se estima que su asentamiento actual corresponde con las ruinas romanas que se encuentran bajo su casco histórico, aunque aún no existen pruebas irrefutables.11​12​ Después de estar en manos de los vándalos y los árabes en 903, fue conquistada por el rey Jaime I de Aragón el 31 de diciembre de 1229,13​ convirtiéndose en la Ciutat de Mallorca, capital de su propio reino, que decayó tras su incorporación a la Corona de Aragón en 1279.

En 1715 entraron en vigor los Decretos de Nueva Planta, recuperando la ciudad su topónimo romano, Palma. Poco después, ya en el siglo xx, fue protagonista de la explosión de un intenso auge turístico que la usó como destino vacacional durante las décadas de 1960 y 1970. En la actualidad constituye un notable centro económico y cultural a nivel insular y autonómico.

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

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

喔眼泪轻轻地擦

别管那多嘴乌鸦

咽下那些风沙

你才能慢慢长大

要错过几个她

用你最好的年华

这是青春的代价

当离别开出花

伸出新长的枝桠

像冬去春又来

等待心雪融化

你每次离开家

带着远方的牵挂

那城市的繁华

盖住了月牙

当离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回答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在你的身后

有个等你的家

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

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

喔眼泪轻轻地擦

别忘那童年梦话

散在远方的花

也随风慢慢长大

要错过几个她

用你最真的年华

这是青春的回答

当离别开出花

伸出新长的枝桠

像冬去春又来

等待心雪融化

你每次离开家

带着远方的牵挂

那城市的繁华

盖住了月牙

当离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回答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在你的身后

有个等你的家

当离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回答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在你的身后

有个等你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