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曾师从20世纪3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是闯入西方古典乐坛少有的东方面孔，以激动的指挥方式闻名。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于中国沈阳，“非常不可思议，我出生在中国沈阳，有时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中国人。”他说。

Seiji Ozawa ©Michiharu Okubo

当然，中国民众对小泽征尔的亲切感，不仅源于他生于沈阳、长于北京所结下的缘分，还因为他对中国深厚的感情。

1976年至今，小泽征尔是来访中国次数最多、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外国指挥家。

斯人已逝，记忆永存。

1935年9月1日，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出生。小泽征尔的指挥风格简洁明快、热情洋溢，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是第一位活跃在欧美乐坛并获得广泛声誉的亚洲指挥家；他曾凭借指挥歌剧录音作品获得美国格莱美大奖；他与指挥家祖宾·梅塔和朱辉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

近几年，因为健康状况小泽征尔不得不居家休养，很久没有登台演出。但在古典乐和歌剧界，他的存在是一种传奇。

勇攀音乐巅峰

小泽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小泽的家庭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来到了中国。当时，他的父亲小泽开作是名牙科医生。“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全家便搬到了沈阳。1935年，小泽出生在中国沈阳。小泽出生第二年，他们便举家迁到了北京，一直居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们全家才回到日本东京。

小泽学音乐起步比较晚，并不是所谓“音乐精英”。5岁时，母亲送了他一个手风琴作为圣诞礼物，小泽才第一次接触音乐。而开始学钢琴，则是在他10岁的时候。1941年，小泽举家回到日本，定居在东京郊外的立川。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后来亲戚转让给他一架钢琴，哥哥们花了3天时间，用两轮推车将钢琴从横滨运到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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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学钢琴转为学指挥？儿时的小泽身体瘦弱，常常患病，所以脸上很少有笑容，为此，少年时期的小泽打了两年英式橄榄球。据他回忆：“我们踢得很较劲。有一次，把一位同学的耳朵都扯掉了，血流不止。于是我们就暂停比赛，一起在大雨中帮他找耳朵。到现在他的一只耳朵还比另一只小。哈哈哈……”而小泽自己也在球赛中折断过两根手指，所以断了做钢琴家的想法，专心学指挥。

1952年，小泽进入杰出音乐教育家和大提琴演奏家斋藤秀雄参与开办的桐朋学园音乐系。几年后，小泽以优异的成绩从桐朋学园毕业，这时，他已经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指挥家了。但是，拥有更高志向的小泽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希望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加深学习和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斋藤的指挥课上结识的指挥家兼作曲家山本直纯得知小泽的想法时，鼓励他说：“如果有一座音乐金字塔的话，我做的是拓展底座的工作，你去欧洲攀登顶点吧。”

行动力极强的小泽，二十多岁就乘上装载摩托车的货轮只身远赴法国学习音乐。当时，小泽一贫如洗，经常要为第二天的饭食发愁。他曾因为没钱回家而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精神抑郁，又持续发着低烧，医生给他开的药方是到诺曼底修道院呆上3个月。那里静得怕人，又冷得要命，让小泽终于认识到世俗世界的可爱和温暖，对生活和音乐又焕发起热情。1959年，小泽参加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一举夺冠，一夜之间成了当时欧洲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至此，小泽走上了自己的艺术腾飞之路。

活跃在世界舞台

1960年，经乐坛大师、比赛评委之一的查理·明希推荐，小泽参加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年夏天在美国麻省举办的坦格尔伍德乐展。以此为契机，1961年，小泽被选拔出任了伯恩斯坦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而且还在卡拉扬的弟子选拔赛中胜出。小泽有幸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指挥界两位最伟大的指挥家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熏陶。拥有这种经历的小泽，可谓是古典乐界的传奇。

但学成归国的小泽却遭到了日本交响乐团成员的抵制。经历过这段不愉快经历之后，小泽放弃日本，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从1973年开始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小泽跻身世界最优秀的指挥家行列。在波士顿近30年的指挥生涯中小泽创造了古典乐坛的奇迹，使乐团成为国际上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

出生在沈阳的小泽曾多次访问中国，有很强的中国情结。在母亲去世后，小泽选择将其一部分骨灰埋在北京胡同的院子里，那是他儿时的家。小泽曾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用中文说“新年好”向全世界问候；也曾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过音乐会；他创建的“小泽征尔音乐塾”曾在中国招生，将他们带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Seiji Ozawa ©Michiharu Okubo

在沈阳与辽宁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时，小泽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耐心。当时第一遍排练还没结束，小泽就决定对沈阳交响乐团成员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这绝不是大师级指挥家该做的事，小泽则说他想送给沈阳市人民一台满意的交响乐。每天训练6个钟头，疲劳过度的小泽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挥，后来干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挥。遇到因难以过关而生出放弃念头的小提琴手，他也没发火，只是一次次地请她再来一遍。当第一小提琴手过关时，小泽大口喘息接过毛巾笑着说：“你们都行，谁也没有理由泄气……”

获得过众多荣誉的小泽并不是天才，他的成功靠的是努力，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日本作曲家武满彻曾经在小泽寓所住过一段时间，目睹过大师的勤奋，他说：“每天清晨4点钟，小泽屋里就亮起灯，他开始读总谱。真没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Quelle: 易网，略有删节)

父亲伊玖磨与《烟斗随笔》

〔日〕团纪彦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际重版《烟斗随笔》中文版。

父亲深爱中国，自1966年访问中国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亲的《烟斗随笔》翻译本首先在中国问世，倍感欣慰；而这次由在中国出版业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再版《烟斗随笔》，并新增20篇随笔译文，尤感心悦。借此机会，我将先前两版撰写的中文版序合二为一与中国读者分享。

（一）

《烟斗随笔》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朝日画报》上连载了36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时间，父亲都会习惯性地在自家书斋、八丈岛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着父亲的创作活动，他不是在创作音乐，就是在执笔《烟斗随笔》，这样说也不过分。随笔这一文学领域，即像镜子一样透视出日常看到的种种事象，在这个过程中承载信息，并追求镜子作为自己眼睛的实质。对于作者来说，《烟斗随笔》这个随笔集恰恰是无数镜子的层积，它们透视出一个个“现在”的时间。

文学的世界与音乐一样，也是将精神活动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体中的工作，而两者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它们被接受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着共性。我认为，与其说父亲脚踩音乐和文学的两只船，不如说它们同属于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亲在访问苏州期间病逝。记得2000年秋，长年发表父亲文章的《朝日画报》决定停刊。“还是我活得长”，父亲当时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伤又得意。许多人都劝过他，也有在报刊上继续连载的建议，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画报》不写”，都一一回绝了。也许父亲从这时就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诵自己喜欢的“大寺香袅袅，升空化雨云”这首平安时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终结与《烟斗随笔》的封笔联系在一起了吗？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依山而建。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很别致，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内部却是洋式风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蒲苇、加那利椰树。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时常传来的钢琴声；父亲从附近海岸钓来的黑鲷鱼，和玄关挂的鱼篓、捞网、长筒靴等渔具；从沙滩捡来的贝壳、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贝化石的情景等等。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50多年岁月的磨砺，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个时期父亲和母亲从东京老家只带了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也许是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在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

总之，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夕鹤”、交响曲“丝绸之路”等。记忆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创作，一直以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欢钓鱼的人。

不久，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上音乐课时，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

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我认为都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了。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与同学又不合群，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嬉戏。

今天不难想象，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对孤独的人，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儿玩，下海或者上山，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烟斗随笔》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我和母亲时而也出现在父亲笔下，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我没那么说啊”。当然大意是对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抗议”。而父亲每次都面带“顽童”常见的笑，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本来说好在《朝日画报》一年半载的连载，也持续了整整36年，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

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烟斗随笔》执笔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我想，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心灵之声”吧。

到了父亲晚年，“心灵之声”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并日臻强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朝鲜渊源甚深。“团”姓在日本极为少见。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祖先的故里在博多，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朝鲜近在咫尺。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亚米利加号”被送到美国。抵达波士顿后，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枪杀，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父亲在7岁时，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了，促使他伴随家境衰微萌生走音乐之路的志向。

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的关系，母亲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国。母亲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激进派”罪名除名。没落遗属的父亲，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

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与其扞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这样的境遇，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不受西方音乐和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

67次访华，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

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但每个周末从东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无数次地谈到历史,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晚年的父亲常说“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我认为，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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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遣唐使为7至9世纪时日本派遣往唐朝的官方使节，成为华夏文化在日本传播达到极盛时期的载体。 

遣唐使延续了过往日本遣隋使前往中国担任使节。首任遣唐使是公元630年的犬上御田锹。此后日本陆续都有使节派遣往唐朝达十多回合，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遣唐使的派遣目的，除了与唐朝表示友好、以及把先进的唐朝制度及文化吸收输入以外，亦包括搜集朝鲜半岛及东亚地区的情报。 遣唐使的派遣不一定只有一位使节前往。而当有多于一人参与之时，会区分“大使”及“副使”，有时还有位于大使上的押使。而随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亦包括有留学生及僧人。每次出海，都有400-500人乘坐4艘船渡海。遣唐使船一行人在出发前，都会带同船舳先到大坂住吉的住吉大社，祈求住吉大神保祐海上安全。之后，整船人从住吉津开始出发，经住吉细江前往大坂湾，再去到难波津。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福冈的那津，再前往玄界滩。过去日本与朝鲜半岛友好之时，会在朝鲜半岛北岸登陆，然后经陆路进入唐朝。但自从日本与新罗交恶之后，改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国。由于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在大海航行的遣唐一行经常遇到海难。

The Japanese missions to Imperial China were diplomatic embassies which were intermittently sent to the Chinese court. Any distinction amongst diplomatic envoys sent from the Imperial Japanese court or from any of the Japanese shogunates was lost or rendered moot when the ambassador was receiv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Extant records document missions to China between the years of 607 and 839 (a mission planned for 894 was cancell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Imperial missions included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tic kuge and Buddhist priests. These missions led to the impor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advances in th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hese diplomatic encounters produced the beginnings of a range of Schools of Buddhism in Japan, including Zen.

From the sinocentric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Court in Chang'an, the several embassies sent from Kyoto were construed as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 bu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shared this view.[1]

China seems to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in opening relations with Japan. Sui Emperor Yangdi dispatched a message in 605 which read:

The sovereign of Sui respectfully inquires about the sovereign of Wa.[2]

The court of Empress Suiko responded by sponsoring a mission led by Ono no Imoko in 607. A message carried by that mission,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Prince Shōtoku, contains the earliest known written instance in which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s referred to by a term meaning "land of the rising sun."[3] The salutation read, in part:

From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hi izuru tokoro) to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of the setting sun."[4]

The Imperial embassies to the Sui dynasty (遣隋使 Kenzui-shi)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sent to study government and technology.

The Imperial embassies to Tang dynasty (遣唐使 Kentō-shi) are the best known; 19 missions were completed. A 20th mission had been planned for 894 (Kanpyō 6, 8th month),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ambassadors. However, shortly before departure, the mission was halted by Emperor Uda because of reports of unsettled conditions in China.[5] The emperor's decision-maki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persuasive counsel of Sugawara no Michizane.[6]

遣唐使（けんとうし）とは、日本が唐に派遣した使節である。日本側の史料では唐の皇帝と同等に交易・外交をしていたと記して対等な姿勢をとろうとしたが、唐の認識として朝貢国として扱い[1]『旧唐書』や『新唐書』の記述では、「倭国が唐に派遣した朝貢使」とされる。中国では618年に隋が滅び唐が建ったので、それまで派遣していた遣隋使に替えてこの名称となった。寛平6年（894年）に56年ぶりに再開が計画されたが、遣唐大使の菅原道真の建議により休止され、907年に唐が滅び、そのまま消滅する形となった[2]。遣唐使船には、多くの留学生が同行し往来して、政治家・官僚・僧にも多くの人材を供給した。留学生井真成の墓も中国で発見された。 

Les missions japonaises dans la Chine des Tang (遣 唐 使, Kentoshi) permettent d'examiner et d'évalue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e Japon au cours des VIIe, VIIIe et IXe siècles. La nature de ces contacts bilatéraux évolue progressivement de la reconnaissance politique et cérémonielle vers d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ce processus accompagne les liens commerciaux croissants qui se développent au fil du temps1.

Entre 607 et 838, le Japon envoie 19 missions en Chine. La connaissance est l'objectif principal de chaque expédition. Ainsi les prêtres étudient le bouddhisme chinois, les fonctionnaires les structu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les médecins la médecine chinoise et les peintres la peinture chinoise. Environ un tiers de ceux qui se sont embarqués en provenance du Japon ne survivent pas au voyage de retour vers le Japon2.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日本政府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为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对隋炀帝不敬，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悦。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

公元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同时，东亚诸国家中的四国——唐、高句丽、百济、新罗发生了骤变。经过几次国际战争，唐扩大了其统治区域，成为盛唐的一个标志；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分别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致使国家灭亡；新罗在战争中逐渐强大，以致最终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其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切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嬗变是分不开的。新罗紧紧地靠在了唐朝的一边，使得其与高句丽、百济相比在政治外交上占了上风。国与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密切联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外交使节的派遣。新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遣唐使也因此成为沟通新罗与唐朝的桥梁，其所担负的重任在七世纪时尤为凸显。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630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894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或洛阳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大唐。

第一次

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了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团，谋求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贞观五年十一月日本国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城。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药师惠日。 [19]唐太宗对此十分高兴，安排他们在长安参观学习了一年左右时间。公元632年，遣唐使团完成既定任务归国时，唐太宗特派高表仁作为唐朝的使节回访日本，一同随行的还有遣唐留学僧灵云、僧旻等人。 

第二次

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 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公元653年 癸丑 唐永徽四年，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日本国第二次遣唐使到达长安。随行来唐的学问僧有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惠照、忍、知聪、道昭、定惠、安达、道观、知弁、道福、义德、惠妙、智园、智宗、义通、妙位、法胜；学问生有巨势药、冰连老人、坂合部石积、高黄金等120人。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第二次遣唐使来华，抵达京师长安后，其中有一位留学僧叫道昭（629-700），他在长安遇到了玄奘法师，随后跟随玄奘学习佛法，道昭也成为佛教禅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 

第三次

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边麻吕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654年(白雉4年)高向玄理作为遣唐使再次来到中国，同年病故于都城长安。 

第四次

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该批遣唐使团由于船漂到南海尔加委岛，大使被人所杀，副使一行于闰十一月到洛阳觐见高宗皇帝。 

第二时期

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

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积 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唐高宗麟德二年） 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唐高宗便从长安来到洛阳筹备封禅之事。十月前往泰山，次年正月返回东都后接见了该批遣唐使 [5]。九月遣刘德高、郭务悰出使日本国。十二月日本国遣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护送唐使刘德高等返回长安。是为第五次遣唐使（送唐客使）。 

第七次

大使：河内鲸 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公元670年 庚午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日本国第七次遣唐大使河内鲸来到长安，贺平高丽。唐廷遣郭务悰率兵2000余人护送回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3]日本失败，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第三时期

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

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势邑治 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 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7批遣唐使，改由南岛起航，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的扬州、苏州或从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然后顺江南运河、通济渠经汴州至洛阳。 [4]当时武则天西巡长安，于大明宫麟德殿接见了该批使臣。703年十月随武则天返回神都。次年七月归国。 

第八次

来华时间：706年（中宗神龙二年，日本庆云二年）

《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庆云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唐中宗虽于神龙元年（705年）重新即位，但直到次年（706年）七月，中宗才离开洛阳前往西京长安，其间还曾游幸洛阳龙门。故706年二月于东都洛阳接见该批遣唐使团。 

第九次

押使：多治比县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马养 随行：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 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 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至东都，该批遣唐使于九月底抵达洛阳城，在紫微城应天门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天中：指洛阳，唐朝的东都。古代认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阳居北斗星下为地之正中，玄宗前期多居洛阳接见各国的朝拜。如唐·许浑《洛中游眺贻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由此进一步印证了该批遣唐使来洛阳朝见的史实。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国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等第九次遣唐使来到长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等，留学僧玄昉、理镜等，共557人。唐玄宗命通事舍人到鸿胪馆看望慰劳。 

第十次

大使：多治比广成 副使：中臣名代 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733年4月，第九次遣唐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 

第十一次

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吕 副使：吉备真备 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 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国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这次遗唐使于上年闰三月出发，分乘4船，每船各120余人。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判官大伴御笠、巨万大山、布势人主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藤原刷雄、膳大丘，留学僧行贺、戒明、得清、善议等。公元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元旦朝贺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见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授藤原特进，大伴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命秘书监兼卫尉少卿朝衡（阿倍仲麻吕华名）奉命迎接国宾。陪同游览、参观大明宫、府库、三教殿、图书、御苑。并为大使等画像以为纪念。 

第四时期

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二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 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公元778年 戊午 唐大历十三年正月，以小野石根为大使，大神末足为副使的日本国遣唐使到达长安。大使一行是上年六月出发的。 四月 二十二日，日使离开长安回国。唐使孙进兴等回访日本，同行。藤原河清在长安的遗女喜娘随同访日。留学生伊豫部家守，留学僧戒明、善议等也随同返国。 [19]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道益 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 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公元804年 甲申 唐贞元二十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抵长安。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灵仙、园基、金刚三昧、法道等随行同至。 [19]

第十四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达长安，赠送珍珠绢。请益僧义澄、留学生菅原梶成等同行。这次遣唐使团规模空前，人才济济。藤原常嗣是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之子，父子遣唐，史称异例。 [19]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黄巢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日本历代遣唐使表

废止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成员

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

中世纪的欧洲文化可以说是灿若繁星，有不少都影响到了后续西方文化的发展，而这其中，骑士文化也是不少人研究西方文化时非常关注的一点。虽然说骑士是欧洲贵族阶级下的产物，但无论是骑士这一名称还是它衍生出的骑士精神，都是非常让人津津乐道的。

骑士的由来

骑士最早是指欧洲中世纪时期受过正统军事训练的骑兵，这也是由当时的背景所决定的。当时的国王和贵族都需要大量的士兵来保护自己或者是实现自己扩张领土的想法。那么就需要一些有专业素养，并且能够超越其他普通士兵的兵种，于是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培养了一些年轻人，也就是骑士的雏形，有点类似于现代意义中的"征兵"。

骑士的成长

骑士应征后并不代表他们可以直接进行战斗，而是要经历长达十几年的训练，才能最终成为一名见习骑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经验积累后，才能正式拥有骑士的称号。而在他们的训练中，不仅仅有关于战斗技巧的训练，还包括了大量的礼仪、艺术、游泳、诗歌等等的技能训练。也就是说他们既像是士兵，但又比普通的士兵高级一些。

骑士的阶层

骑士严格说来其实是属于贵族阶层，但也是贵族阶层的最低层，更是当时的平民唯一能够获得的贵族头衔。以当时欧洲的情况来看，会非常重视血统出身，如果不是"流落的血脉"这样的"狗血"经历，那么就只有晋升骑士这一途径才能够跻身贵族圈层。这也是为什么骑士的课程学习中会有大量的礼仪课程的原因，因为本质上他们还是需要和各类贵族频繁打交道的。

骑士的浪漫幻想

因为本质上骑士是属于贵族阶层，因此对于中世纪的骑士，往往会有很多浪漫的幻想。古香古色的城堡，过着富足的生活，以国王或者贵族夫人的名义拔剑而战，战胜邪恶的巨龙等等。而这也衍生出了很多浪漫的骑士文学著作，比如《唐吉坷德》，但这其实都是因为当时的平民阶层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抱有的幻想才出现的这样的浪漫文化。

骑士的精神

最初骑士原本是为领主服务，因此需要他们对于领主抱有最基本的忠诚，而到了12～13世纪后，基督教发展壮大，因此也要求骑士们必须信仰基督教，虔诚成为首要准则，而基督教中的某些准则也就成为了约束骑士行为的一种规范。他们必须信仰上帝，成为保护教会的卫士，同时要有荣耀感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说骑士这一职业已经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渐退出了舞台，但在如今的西方国家还是能够看到类似的荣誉卫队的职阶存在，比如英国女王的亲卫队，就是类似于骑士。而在文化产业也同样会有很多以骑士为原型的的作品，比如电影《亚瑟王》、动漫《FATE》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骑士文化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遐想，让我们对于当时的欧洲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Quelle: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

骑士(Knight、Cavalier) 原指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个社会阶层。骑士的身份往往并不是继承而来的，中世纪时，骑士在领主军队中服役并获得封地。

在此阶段的纷乱局势中，国王和贵族都需要一些在战争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种，为此他们会悉心培育一些年轻人，使之成为骑士。而骑士的身份，往往不是继承而来的，其本质也与贵族不同，除了和贵族一样能够获得封地之外，骑士也必须在领主的军队中服役，并在战争时自备武器与马匹。

近代以来，热兵器的使用、新型战法的应用等因素导致传统的骑士逐渐没落，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骑士的头衔仍然保留着。

在骑士文学中，骑士往往是勇敢、忠诚的象征，每一位骑士都以骑士精神作为守则，是英雄的化身。

对于中世纪骑士的传说，往往夸大着种种浪漫的遐想。这多半来自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凭空想象：居住在古色古香的城堡中，过着贵族一般富足的生活；战胜邪恶的魔法师和巨人，保护善良但是无知的农民，凭着贵妇人或者国王的名号行侠仗义。令唐·吉诃德颠倒沉迷的游侠小说，或普罗旺斯民谣歌手的即兴创作，充分解释了理想中骑士的行为规范。但是，即便是现代人，也无法时时遵从自己的良知；何况是靠武力说话的过去，骑士行事也常常偏离限定的轨道。

14、15世纪，欧洲各国军队的组织方式大同小异，国王下面是总管和元帅，他们的职权时而独立时而交叉。再下面是传令官(Herald)，担任副官、文书和参谋的角色，并且顾名思义的，常被派去对方营地下战书或要求停战，战后还要负责清点己方的伤亡，是个全能的职位。下面的作战部队以中队划分，由贵族或者骑士统带。

一般来讲，骑士分成两个级别，一种叫Banneret，就称为骑士，这个名字来自于他们长方形的旗帜，是作战的主力。见习骑士称为Bachelor，即学徒兵，组成更小的队列跟在主力后面，他们需要积累经验，掌握更多的作战技巧。见习骑士的旗帜也是长方形的，但末端开叉成燕尾状。等他们有了相当的功绩后，可以向司令请求升级。于是传令官将之旗帜上的燕尾剪去，升级成骑士。

因此，很多教会的行为准则成为了骑士的准则，骑士成为了上帝的战士。

当时骑士的准则主要为以下几点：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2～13世纪后，虔诚成为首要准则，信仰基督教既是品质，也是资格，对骑士有了规定和约束。 骑士的装备也代表着教义，剑是十字架的象征，盾代表着保护教会的职责，双刃剑则代表了正义的一面和杀敌。 而且信仰上帝，骑士也必须有实际行动，为祈祷和忏悔罪行。 必须成为保护教会的卫士，世俗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房间，国王是房间的代表，骑士保护国王既为保护上帝，从而转化为保护教会的职责。

骑士的道义

首先来指明骑士道的定义，以今天的标准，无外乎以下三重：

一、作为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

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三、一种个人的行为方式、荣誉观和道德准则。

作为一种军事动员体制，封建制度更加有利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各地的贵族有义务随时勤王。为此各国专门颁布了有关法令，用来惩处未能及时响应征召的骑士。在英国，亨利二世时代开始，有了Escuage的说法，即兵役免除税。封建领主的义务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只要上缴中央税收即可，不用亲自挥戈上阵。在爱德华三世、亨利五世和六世的年代，战事频频，这些款项被用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这项改革在十三、四世纪缓慢的进行着，欧洲各国的军队中雇佣兵开始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军队的结构相对发生变化。从前十字军的领地中很难掺进国王的影响－－他们只受教会的领导，雇佣军为了主君努力战斗，为了金钱，或是为了去东方成为新的贵族。自然，参加十字军并成功归来的老兵可以得到更好的报酬。有关骑士的规则和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教会和其他势力为了驯服这群嗜血的麻烦制造者而采取的对策。

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最早的意思是指马术。中古时代的精英战士，与农民、教士和那些靠自己的技术当上骑手和战士的人有所不同，其间差异在于他们拥有快而强壮的马、美丽与有攻击力的武器和制作精良的装甲，这些都是当时的身份象征。

到了十二世纪，骑士精神的意义转变为人生的整体规范。骑士精神规范的基本守则如下： * 保护老弱妇孺。 * 为公义而战以对抗不平与邪恶。* 热爱家园。* 为防卫教会而冒死犯难。

骑士美德

谦卑

彬彬有礼，尊敬他人，谦虚谨慎，这就是骑士日常生活中的待人之道。骑士有其骄傲的一面，因其荣耀与地位，但骑士不等同于其他贵族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同时还有谦卑的一面。谦逊的态度不仅仅是面对年轻貌美的女士和身份显赫的贵族，在对待平民时，骑士也绝不会恶言相向。骑士尊敬所有善意的人，他的礼貌几乎是与生俱来。我们曾无数次看到影视文学中描绘的那些场面：一个穿着精致软甲、拥有金色卷发的年轻男子，单膝跪在一名心仪的女子裙下，表白着他的爱意；一名仪表堂堂高大威严的男子，半鞠躬地拉开马车的门，面带微笑地目送一位老态龙钟的平民上车。这便是骑士谦卑的写照。

如果你是一个骑士，你就要在面对所有未怀恶意的人时，都谦和有礼。

荣誉

荣誉从何而来？荣誉对骑士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为荣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是骑士恪守的信条。骑士团光亮耀眼的徽章在太阳下醒目地提醒着它的佩带者：这就是你的骄傲。“骑士”这一称号本身就是一个荣誉，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容易。一名候补骑士想要成为正式的骑士，需要经过很多严格的考验，那不仅仅是需要高明的骑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统率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一个显眼的标志性成绩。

荣誉来自神祇和人们的认可。神祇赐予合格者以骑士的荣耀称号，但日后的言行举止能否不辱没骑士团的荣光，还需要看是否坚持信仰，一如既往地为神为人民而战。骑士称号不是具有坚定信仰者的终点，而是他们的起点。

人们关注你，神亦如此，骑士。你不可有丝毫懈怠。珍惜并且捍卫你的荣誉吧。

牺牲

骑士，你是否具有这样的勇气，在需要你付出代价来成全大多数人利益时，你敢于牺牲么？也许是牺牲物质利益，也许是牺牲生命。你必须具备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才是一名称职的骑士。

有时候，那些忠诚于教会和骑士团的骑士们未免有些可怜。他们信仰的神祉无疑在享受着他们的牺牲。如果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从全局来说，牺牲当然是值得的。但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利益有时候会造成个人和历史的遗恨。在著名的电影《铁面人》里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菲力普亲王被他的弟弟——国王路易关押在巴士底狱里，忠于菲力普亲王的骑士团冒险将他救出后，结果遭到了路易国王火枪队的伏击。这个时候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路易下令开火，但火枪队并没有扣动扳机，相反，他们丢掉枪支，庄严肃穆地向菲力普亲王骑士团仅存的4名血迹斑斑的骑士行礼致敬，至高无上的国王在此刻也失去了尊严。骑士，才明白骑士。

让我们向那些勇士们致敬吧。向那种牺牲自我的精神表达必须的礼仪和尊敬。

英勇

毫无疑问，怯懦者不配冠以骑士的荣耀头衔。没有勇气的人根本就无法通过骑士的测试。骑士必备的品德之一就是勇敢，无所畏惧地向邪恶宣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弱小，你决不能退缩。

奇幻文学和游戏里常说的屠龙，是对一名骑士最奢侈的考验。和龙对抗，这是生和死演绎的华丽舞蹈，你很可能要葬身龙穴。但如果你击败了强大的龙，你便能获得“屠龙英雄”这种无上荣耀的称号。

英勇当然也体现在战场上，挥舞长矛向敌人发动勇猛的攻势，去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每一名骑兵天赋的使命。在传统的回合战棋游戏中，骑士往往是最勇猛的作战主力

怜悯

同情弱者，骑士要有一颗博大包容的心。骑士肩负着除恶锄奸伸张正义的使命，骑士虽然是效忠于领主或王室，但正义才应该是他们行为的准则。

对于勇于牺牲的对手，骑士内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这导致他们敢于违抗王令。中国也有英雄惜英雄的说法，在迫于局势不得已成为对手的两人当中，可能友谊大于仇恨。

诚实

无论在何处，诚实都是值得称赞的美德。作为骑士，诚实也是一种必须的品质。因为骑士在欧洲贵族阶级里，是最低的一级，一名骑士要想有不错的人际关系，就要有很好的信誉，这必然要求他诚实不欺诈。大部分的骑士团规章里在显眼的位置上也注明了一条：骑士必须忠于自我的灵魂。

著名的圆桌骑士——兰斯洛特也正是坚守承诺的代表人物。当他被亚瑟王待为上宾时，其余的圆桌骑士表示出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兰斯洛特和他们定下了一年零一天的期限，用这段时间去证明他的勇气和仁慈，接着他出发去除掉了邪恶的加隆爵士和凶狠的巨龙、打败了50个盗贼、杀死了2个巨人，最终在一年零一天的时候返回了城堡。他的诚实令他成为了亚瑟王最伟大的圆桌骑士。

骑士，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就得诚实。坦然面对自己的灵魂，要经得起神的审问。

精神

一名骑士，身上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所以他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心，而这就是精神，八大美德中的精神就是指精神力，一名骑士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来面对一切。

公正

公正无私，严守法律，按章办事。

在历史上，因为骑士的阶级本质，他们不可能完全执行公正。中世纪的欧洲，毕竟是君权神授的年代，君王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骑士只不过是君王的附属罢了。

当然，所有年代都有些“叛逆者”存在。据说中世纪有一名日尔曼骑士不满于国家法律的不公正判决——一名无辜者被判决死刑，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行刑日劫走了死刑犯。我们很容易想像到这名勇敢的骑士为恪守公正最后付出了何种代价。今天在德国一个博物馆里，还保留着这名骑士的雕像，以供后人瞻仰。嗯，我们看到了，对于不公正的事情，历史总会还以颜色，予以纠正。今天，这名骑士得到了应有的褒奖。对于公正者，历史迟早要给予他公正的评价。

以亚瑟王组建圆桌骑士时发下的誓言来结束这一段吧！“我尊贵的武士们，让我们在此一起立誓。我们只为正义与公理而战，绝不为财富，也绝不为自私的理由而战。我们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要互相支援。我们要以温柔对待软弱的人，但要严惩邪恶之徒。”

骑士十诫

1. 信任教会；

2. 捍卫教会；

3. 尊重弱者并给予保护，

4. 忠于国家；

5. 不畏敌；

6. 毫不留情地与异教徒作战；

7. 在上帝的指引下履行封建职责；

8. 忠于言语；

9. 无私奉献；

10. 永远以正义与善良对抗不公与邪恶。

西方骑士文学

骑士文学是与教会文学完全不同的一种世俗文学。它产生于十一到十三世纪。这一时期，由于骑士制度的确立、骑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准则。他们突破基督教的出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要求现世享乐，向往世俗的爱情，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骑士荣誉和侠义的扶弱除强的骑士精神以及温雅知礼的骑士风度等。骑士是10世纪后欧洲社会里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等级。骑士文化是一种颇为奇特的文化。骑士们的生活内容包括：作战、创作骑士抒情歌曲、尤其是为女主人服务。宫廷是他们受教育，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他们创造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宫廷色彩，所以又被称为“宫廷文化”。

(Quelle: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