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XX。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从8向换向阀到12种工作模式的自动控制,Model Y实现硬件结构集成创新并配以硬件软化,以及产生的引领效应,可能加速热泵空调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文末附特斯拉Model Y热泵空调拆解视频。
1、Model Y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
2、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原理框图
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原理框图。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Model Y机舱有电动压缩机,液冷冷凝器,AC-Chiller,膨胀水壶,HVAC总成进风口,冷却模块等。
3、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分为行驶状态及远程控制状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3.1 行驶状态的控制框图
3.2 远程控制状态的控制框图
4、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不同模式的介绍
4.1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模式选择
相比于现在已经应用热泵系统的车型,特斯拉在热泵与整车的集成上做得更进一步。特斯拉热泵集成应用的策略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说明,在满足乘员舱乘客舒适性需求的前提下,来采用COP较高的模式运行,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续航里程。即根据环境温度与电池温度的关系,从COP的划分,来规划热泵系统参与加热的程度,以及启动不同级别的加热模式。
4.2 各模式运行框图及应用场景介绍
(1) 乘员舱制热
场景一
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从电池系统204吸取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场景二
热泵系统202通过吸收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同时不对电池循环系统204造成不利的影响。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a,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循环中冷却液的热量,从而循环中冷却液温度不断降低,冷却液流过散热器236时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
b,通过控制阀系统208实现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循环是:AC-Chiller与散热器串联;另一个循环是:电池循环系统202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这时电池系统可以自然利用电机等部件产生的热量来进行预热,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场景三
通过热泵和APTC同时给乘员舱进行加热。热泵加热时COP>1,APTC加热COP=1,此时为混合加热模式, COP>1;
a,乘员舱的热源来自热泵系统和APTC,这种MODE2较MODE1可以为乘员舱提供更多热量,适用于:场景电池系统循环回路204温度太低,无法满足乘员舱舒适加热需求;场景电池系统106通过电池循环系统204吸取更少的热量而更快地加热乘员舱;场景:当乘员舱有分区需求时,这种模式就有必要的,通过12VAPTC232可以提供左右分区需要的热量。
b,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c,MODE11-FIG26A描述的原理框图与F13一样,此模式可以支持除霜操作,以消除乘员舱蒸发器218上的结霜。蒸发器表面可以允许部分结霜,但不能明显影响空气流通。压缩机和鼓风机处于低效率状态,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热量并减少化霜的时间。
场景四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和同时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五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通过12VAPTC加热乘员舱,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电池系统循环系统的冷却液温度较低,通过AC-Chiller吸热是不可行的,只是通过压缩机做功来快速给乘员舱加热,此时COP=1;
b,保持最佳的内外循环比例和最低的舒适性需求;如果全部内循环,容易乘客憋闷及起雾的风险。
场景七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通过散热器吸收空气中热量来加热乘员舱。
(2) 乘员舱和电池同时有制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有多余的加热功率可用(循环状态满足防止起雾及换气功能,乘员舱舒适性可以满足的前提),这种场景可以通过液冷冷凝器来给电池系统106进行加热,主要是为了充电效率或提高电池放电电流等。
b,三通阀230来控制冷媒分配流量,优先保证乘员舱舒适性,多余的热量提供给液冷冷凝器来加热电池。冷暖循环风门位置及压缩机决定了总的消耗功率;
(3) 仅电池有制热
场景一
目的是压缩机机作为加热器快速加热电池。应用场景:当车速优先或者在较冷的环境中充电时,这个模式会比较有用。
场景二
这种模式应用在远程状态,一般应用在行驶前或行驶后的场景。此模式的目的是,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来加热电池系统106。
(4) 电池制冷模式
应用场景:如环境温度43℃左右,电池有强制冷需求;
(5) 乘员舱制冷模式;
(6)乘员舱及电池系统同时制冷模式;
4.3 八通阀系统
Model Y应用了集成式的八通阀,上面的不同使用场景通过控制阀系统208来实现不同的冷却液循环回路,便于能量回收利用,提高效率;
场景一:当通过预处理或其他工况电池系统106的温度高于循环中其他部件(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并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二: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三:乘员舱与电池同时有制热请求时,并且电池急需加热以满足快速充电或动力需求时,可以通过控制阀系统208,使电池循环系统204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通过电机堵转加热的方式给电池快速加热;而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水箱散热器中的热量(水箱散热器从环境空气中吸收热量),如下图和。
转自空调试验室,版权属于原作者,供学习交流。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译文
东风吹开了元宵夜的火树银花,花灯灿烂,就像千树花开。从天而降的礼花,犹如星雨。豪华的马车在飘香的街道行过。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
美人头上都戴着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回,猛然回头,不经意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
注释
青玉案(qīng yù wǎn):词牌名。调名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阕各五仄韵,上去通押。
元夕: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元宵节,此夜称元夕或元夜。
花千树:花灯之多如千树开花。
星如雨:指焰火纷纷,乱落如雨。星,指焰火。形容满天的烟花。
宝马雕车:豪华的马车。
“凤箫”句:指笙、箫等乐器演奏。凤箫:箫的美称。
玉壶:比喻明月。亦可解释为指灯。
鱼龙舞:指舞动鱼形、龙形的彩灯,如鱼龙闹海一样。
蛾儿:古代妇女于元宵节前后插戴在头上的剪彩而成的应时饰物。
雪柳:原意为一种植物,此处指古代妇女于元宵节插戴的饰物。
黄金缕:头饰上的金丝绦。
盈盈:声音轻盈悦耳,亦指仪态娇美的样子。
暗香:本指花香,此指女性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他:泛指第三人称,古时就包括“她”。
千百度:千百遍。
蓦然:突然,猛然。
阑珊:暗淡;零落。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这样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之后,在北京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等美术团体举办的展览中也多次见到人体题材作品。这在当时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体专题画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央美院油画系葛鹏仁等20多位教师策划举办的,其中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画家。也因为这次大展,1988年成为中国人体艺术最为辉煌的一年。
葛鹏仁表示,“我们没有想到画展开始后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举办展览的契机也很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想一步做一步,有点类似于艺术创作时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久,各美术院校就恢复了人体写生课,相关作品的展出也经常举办,尽管没有举办过以人体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但无论是总策划者葛鹏仁,还是受邀参加画展的靳尚谊,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拥至中国美术馆观看了这个展览。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在门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1989年1月31日,“(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人的写实作品前,严肃地沉思,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在通过孟禄丁等大的抽象作品时脚步加快……”
“当时媒体宣传得很厉害,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对这种展览觉得很稀奇,于是有非常多的报道,结果越报道,来的人越多。”靳尚谊回忆。
对于这次展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化批评家张柠在其《文化的病症》中评价,“如果上个世纪初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曾经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他们是勇敢的先驱……那时候,人体艺术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80年代中期北京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有相似的意义。”
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无疑是80年代呼吁“艺术的春天”的有力实绩之一,但由于“人体”的敏感,还是让它身处于各种舆论漩涡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体艺术更多地局限于艺术圈子之内创作和欣赏,1988年大展之前还出现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等事件。
“在开展之前,就有人找到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反对这件事。还好展览期间官方并没有制止。”葛鹏仁说,“但画展开始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后来甚至发生游行、打官司等事件。”
无论人们对画展抱着怎样的心态,尽管争论甚至充满了火药味,但无疑这次画展给中国的百姓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人体艺术普及。虽然这种普及本身也是艰难的: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儿被观众认出并遭讥讽,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婚;还有一位模特儿在电视新闻中被公婆认出,并由此引发一场模特儿与美术学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葛鹏仁也承认,“确实是在那次画展之后,人体内容开始陆续在摄影、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艺术的多元化表现都与以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金奖作品《黄土风情》中的模特儿,田静当年始终没摘下她那宽大的墨镜,虽然面对记者,她说 “我觉得很自豪,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当人体摄影模特。”
那是在2001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展现场。展出的100多幅照片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据媒体报道,在那次摄影展中引发的非议,倒有很多是针对征集作品的表现水平上的。
几乎同时,在古城西安,也先后举办几次人体艺术摄影。西安人体摄影展始作俑者、西安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马琪,回忆当时展览时的一个细节,“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躲在后面观察。一对夫妇走在前面,其中的丈夫说:‘拍这些东西,太下流了,不是流氓吗?’他的妻子反驳他:‘你知道什么,你只是看照片,别人是在读照片。’”
这段话让马琪印象很深,“它反映了面对人体摄影作品,从艺术角度来欣赏的人还是很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在《艺术:写在人体上的百年》中,分析了90年代初的人体艺术与1988年的不同。其中一点是,在90年代初,出版物中大量出现摄影人体画册,而在之前人体艺术画册多为绘画和雕塑,人体摄影是极少见到的,即便有也多是从外国画册中翻拍。
而当舞蹈演员汤加丽出版自己的写真集时,表明人体摄影艺术已经基本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人体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被接受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美术、摄影、电影和舞台剧表演。西方人体艺术发展过程也是这样一个“闯关”历程。
人体艺术进入中国不到百年,锋芒已直抵第三、第四道关口,在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冲突的背景下,这种舶来艺术主题的浓缩激进的发展过程更显得有些惨烈。
在此过程中,无论身处何时,“社会事件”的热闹总是淹没对艺术影响的思考,艺术工作者们在艺术突围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挣扎,而人体艺术存在的“合法”空间就在历次的冲突中不断延展。
《北京青年报》1988年12月20日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俄罗斯]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在美国买了一架飞机,如何才能把它“领回家”呢?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任性的,想要从国外进口一架飞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飞机从制造的许可到起飞的过程都是需要通过各种的“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英文名称:type certificate),定义:在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符合相应适航标准中的适用要求和适航当局规定的专用条件或具有适航当局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其持续适航文件已获得批准,在运行中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特性时,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性证件。
简单来讲,型号合格证是民航局给飞机颁发的一个相当于研制的许可证,是对飞机设计方案的批准。
生产许可证(英文名称:production certificate),定义:在适航当局审查了申请人的质量控制资料、组织机构和生产设施后,认为申请人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合格的质量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产品均能符合型号合格证的设计要求,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其生产能力的证件。生产许可证就是当地的适航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厂的一个证书,允许你进行生产。
型号认可证(英文名称: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简称:VTC。定义:对于进口的民用航空产品,在中国适航当局按其规定审查后,确认该产品满足中国的有关适航要求,由中国适航当局对该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证件。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飞机想要出口到中国来,中国民航局同样要对这个型号合格证进行认证,通过中国民航认可后飞机销售到中国来。这就叫做型号认可证。
适航证(英文名称: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定义: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是针对每一架飞机的。比如南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87之后,再引进第二架波音787的时候同样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证。
航空器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是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飞机制造商的新机型要在全球市场上投放,除了要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的适航证外,还需要获得进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证明。
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设计、生产及维修民用航空器及其发动机、螺旋桨和民用航空器上设备,须向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书、生产许可证书及维修许可证书。航空器需有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方可飞行。如果没有获得该证明,则飞机将无法投入运营。取得中国正式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可以申请适航证。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
适航检查
适航监察员对申请适航证的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应在航空器制造、组装或改装现场进行。检查按照《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航空器各种合格性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民用申请注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以上文本均指现行有效版本,除非下文有具体说明。
最新适航证法规
·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CCAR-183)
· 国内民用航空器适航审查收费办法(试行)
· 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
·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 螺旋桨适航标准
·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 航空器产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 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处罚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 民用航空器运行适航管理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第三次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大陆台商春节返乡项目)包机作业程序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两岸春节客运包机作业程序
· 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的通知
· 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近洋航区适任证书考试发证补充办法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民航局关于民用飞机管理的暂行规定
·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 民航局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直升机近海飞行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 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
· 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的意见
·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
·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等各国适航规定
指导文件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
审批权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国产全新航空器的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由航空器制造人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办理。
受理部门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电话:020-86130011;传真:020-8630419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163号;邮编:510405
需要的资料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2条,适航证申请资格及申请资料如下: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满足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适航指令清单;
8.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在进行航空器适航检查过程中,适航证申请人还应按《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提供技术资料供局方检查。
办理程序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适航证办理程序如下:
(1)审核申请资料,如果申请人及申请项目符合规章和程序,项目予以受理,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审查组。不予受理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组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3条执行适航检查,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检查单见《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通过适航检查确认有关航空器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
(3)审查组做出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的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报告。
(4)在收到审查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后,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按适用)。不予颁发证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理期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办理期限如下:
(1)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意见。
(2)根据审查组审查报告,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的决定。
变更或延续
(1)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
出现《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一)或(二)款规定的情况时,应申请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申请人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三)款提交申请资料。
局方按本表格“办理程序”进行办理。
(2)适航证有效期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9条规定,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3)适航证的转让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1条规定,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4)适航证的更改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2条规定,对适航证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撤销和注销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十二章罚则,如违反CCAR-21-R3有关规定,按适用性对证件持有人予以警告(第21.345条)、罚款(第21.347条)、暂扣证件(第21.349条)、吊销证件(第21.351条)或者停止生产、运行和经营(第21.353条)的处理。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7条具体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适航证将被暂扣或吊销。
备注
进口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应向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文件记录审批
确认申请人提交的《适航证申请书》[AAC-018]填写准确无误;
确认航空器(含所安装发动机、螺旋桨)已通过型号认可审查,型号审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已得到解决,型号认可证及其数据单、生产许可证现行有效;
审核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和记录,确认航空器满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
确认航空器完成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
审查制造人按规定对航空器进行试飞的有关报告;
确认持续适航性文件的完整有效;
颁发证件
所申请的航空器经适航监察员检查,在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即可在现场签发《民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AAC-023]。2010年9月16日,民航中南局代表首次到中航工业特飞所,现场颁发A2C飞机适航证。
当适航监察员认为有必要对标准适航证的有效期或航空器的使用进行限制时,应在向申请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在标准适航证“备注”栏内注明使用限制或有效期。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与汉人一词类似,汉服中的“汉”字的词义外延亦存在着由汉朝扩大为整个民族指称的过程。如《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 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 ;而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礼仪制度 。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 。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 ,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1.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1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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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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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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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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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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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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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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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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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报告称,一旦德国与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德国付出的代价将是英国脱欧时的六倍。
受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委托,伊弗经济研究所近日进行了一项情景分析,其结果显示,如果德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战,那么德国汽车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产业附加值将下降约8.5%,达83.06亿美元。此外,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企业也会遭到重创——其产业附加值将分别减少52.01亿和15.29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去年贸易总额约为2450亿欧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解放军连续多日在台岛周边演训,德国经济界人士担心台湾问题的激化会影响自身供应链。

Foto: Jan Woitas/dpa
报告共同作者弗拉赫认为:“去全球化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企业不应该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疏远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是应该同时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减少对个别市场的单一或过度依赖。”
报告还警告称,去全球化不仅会导致失业率上涨和经济增速放缓,最终还会危及德国的政治稳定。如果将生产全面转回国内,那么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将下降近10%。作为出口国,德国如果想调整经济模式,那么供应链本地化不是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负责人布罗萨特认为,德国必须坚持国际化的商业模式。
报告的贸易模型模拟了五种场景,其中包括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等。结果显示,尽管欧美贸易协议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西方与中国脱钩对德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无法完全抵消。
伊弗经济研究所称,与中国等国家经济脱钩将给德国带来巨大损失。研究所总裁克莱门斯认为,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广阔的销售市场,还要面临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价格上涨。仅仅欧盟与中国的脱钩就会降低德国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汽车制造商和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将尤为严重。倘若双方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至少下降0.81个百分点,足以抵消经济增长。此外,研究所强调这只是预计损失的下限。
Quelle: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weltwirtschaft/china-deutschland-wirtschaftskrieg-ifo-101.html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china-handelskrieg-mit-china-wuerde-sechsmal-teurer-als-brexit-a-fc668817-11fe-4098-a724-cc35088e1f12
https://finance.sina.cn/2022-08-08/detail-imizirav727642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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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Erhebung
Wirtschaftskrieg mit China wäre teuer
Stand: 08.08.2022 11:26 Uhr
Wie hohe Wellen schlägt die China-Taiwan-Krise? Und welche Folgen hat sie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Experten zufolge hätte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für Deutschland massive Auswirkungen.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würde für Deutschland fast sechsmal so hohe Kosten verursachen wie der Brexit. Das geht aus einer aktuellen Untersuchung des ifo-Instituts hervor. Der größte Verlierer wäre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eißt es in der heute 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im Auftrag der 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 (vbw). Hier würde es einen Wertschöpfungsverlust von rund 8,5 Prozent oder 8,306 Milliarden Dollar geben. Auch der Maschinenbau sowie Unternehmen, die Transportausrüstung herstellen, wären stark betroffen - mit einem Minus von 5,201 Milliarden beziehungsweise 1,529 Milliarden Dollar. Profitieren würden danach nur vergleichsweise kleine Bereiche wie die Textilindustrie.
Höhere Einfuhrzölle und andere Handelshemmnisse auf beiden Seiten würden laut den ifo-Berechnung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um 0,81 Prozent sinken lassen, also einen beträchtlichen Anteil des gesamten Wirtschaftswachstums kosten. Zudem betonen die ifo-Forscher, dass das nur die Untergrenzen der zu erwartenden Verluste seien.
"A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Deglobalisierung macht uns ärmer", sagte die Mitautorin der Studie, Lisandra Flach: "Unternehmen sollten sich nicht ohne Not von wichtigen Handelspartnern abwenden, sondern parallel auf Vorleistungen aus anderen Ländern setzen, um einseitige und kritische Abhängigkeiten von bestimmten Märkten und autoritären Regimes zu verringern." Im Falle einer umfassenden Rückverlagerung nach Deutschland würde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danach um fast zehn Prozent sinken. "Die Deglobalisierung könnte nicht nur zu erhöhter Arbeitslosigkeit und geringerem Wachstum führen, sondern letztlich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des Landes gefährden", heißt es weiter.
Wenn Deutschland als Exportnation sein Geschäftsmodell neu ausrichten wolle, sei die Nationalisierung von Lieferketten keine Lösung, die der Wirtschaft helfe, so das ifo-Institut. "Vielversprechender ist es,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und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Nationen wie den USA zu schließen", sagte Mitautor Florian Dorn: "Das sollte das Ziel de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sein." Fakt sei aber, "dass wir an unserem grundsätzliche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müssen", resümierte für die Auftraggeber vbw-Hauptgeschäftsführer Bertram Brossardt.
Deutschland muss sich unabhängiger mach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befürchtet ei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ihrem wichtigsten Handelspartner China und dem Inselstaat Taiwan. Die Volksrepublik hält, nach einem Besuch der US-Spitzenpolitikerin Nancy Pelosi, seit Donnerstag Militärübungen nahe der von ihr beanspruchten Insel ab. Daher werden Stimmen lauter, dass sich Deutschland von China nicht genauso abhängig machen dürfe wie von russischem Gas. China ist der mit Abstand wichtigste deutsche Handelspartner: 2021 wurd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aren im Wert von rund 245 Milliarden Euro ausgetauscht.
Die ifo-Forscher haben in ihrer Studie fünf Szenarien simuliert - unter anderem auch eine Entkopplung der westlichen Länder von China, kombiniert mit einem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Das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könnte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der Entkopplung des Westens von China auf die deutsche und US-Wirtschaft abfedern, sie aber nicht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Durch die erwarteten Gewinne in der Handelsbeziehung mit den USA würden die Kosten netto auf einem ähnlichen Niveau liegen wie die erwarteten Kosten des Brexit.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图片:dpa
当地时间8月24日,德国首条运行氢能客运列车的铁路线路在北部下萨克森州正式启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一条区域线路,长约100公里,运行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设计、在德国组装的14辆氢能载客列车“Coradia iLint”。
In Niedersachsen ist das weltweit erste Netz mit Wasserstoffzügen im Passagierbetrieb am 24. August gestartet. Auf der 100 Kilometer langen regionalen Strecke fahren nun 14 mit Wasserstoff betriebene Regionalzüge vom Typ „Coradia iLint“ von Alstom.
这些列车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从环境空气中收集氧气,在燃料电池中将这两种气体转化为水,产生电能。行驶时只产生蒸汽和冷凝水。此前这条线路主要运行柴油列车。
Der Zug wird mit Wasserstoff-Brennstoffzellen betrieben. Sauerstoff in der Luft wird gesammelt. Diese Brennstoffzelle wandelt Wasserstoff und Sauerstoff in Wasser um, wobei Strom entsteht. Als Abgase entstehen lediglich Wasserdampf und Kondenswasser. Früher fuhren auf dieser Strecke hauptsächlich Dieselzüge.
图片:Alstom
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这种列车的续航能力为10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1公斤氢气可替代约4.5升的柴油,能明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Der Zug hat eine Reichweite von jeweils 1.000 Kilometern. Die Spitzengeschwindigkeit wird von Alstom mit 140 km/h angegeben. Ein Kilogramm Wasserstoff ersetzt ungefähr 4,5 Liter Dieselkraftstoff, was die Umweltauswirkungen erheblich verringern kann.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表示:“这个项目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它是下萨克森州制造成功转型的一个优秀范例。作为一个可再生能源大州,我们在实现交通领域气候中和的道路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Stephan Weil betont: „Dieses Projekt hat weltweit Vorbildcharakter, es ist ein hervorragendes Beispie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Transformation Made in Niedersachsen. Als Land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setzen wir damit einen Meilenstein auf dem Weg zur Klimaneutralität im Verkehrssektor.“
Quelle:
http://www.news.cn/world/2022-08/25/c_1128947335.htm
https://h2.live/news/2520/
https://www.cleanthinking.de/alstom-h2-statt-diesel-verkehrswende-wasserstoffzug-coradia-ilint/
https://www.lok-report.de/news/deutschland/aus-den-laendern/item/35156-niedersachsen-weltpremiere-erstes-netz-mit-14-wasserstoffzuegen-in-betrieb.html
german.people.com.cn, die etwas andere China-Se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