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中，武士一词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日本武士拥有被称为“武士道精神”的独特的“理念”和“思想”，类似于西方的“骑士精神“。武士道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名，忠，勇，义，礼，诚，克，仁。这八个字是有顺序的，重要性从前向后递减。这是武士道精神与中国儒家的根本性不同，儒家讲求的则是仁，义，礼，诚，克，名，忠，勇。古代的日本社会和与中国一样，也分等级如士农工商四等级。虽然这四个字完全相同，但是我们的这个士，是士大夫的士，是读书人。而日本的士，是武士的士。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由这些读书的士大夫们缔造的。那么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是有武士阶层缔造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

作为枭雄的崛起之处，名古屋可以被视为武士精神的发源地，因为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武士都是在这里称雄的，他们就是名满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日本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应该就会听过这三人的名字。战国时代的日本兵荒马乱、诸侯争雄，武士文化也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成形。在那个时候，人们对武士精神的理解还是以个人实力为基准，武士阶层也习惯于以下克上，反叛领主，那时他们信仰的是一种强者哲学。为了达到对武士的控制，丰臣秀吉首先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跟农民的分离，并使前者成为贵族，逐渐将这个阶层转化为国家的基石。后来，当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武士道的改造。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幕府的利益，德川家为武者制定了不少新的哲学。例如，从日本的神道教中，武士学到了要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禅宗中，他们领悟到了平静、沉着与不畏死亡的哲学；随后，儒家的伦常秩序也被引入到武士气质的内核之中，至此，武士道被改造为一种视死如归的效忠精神。

说到日本武士，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中国的武侠，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精神内核，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个人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的差异。中国侠客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行侠状义，锄强扶弱，而且中国的侠客多是厌倦世间繁文缛节的，更不用说要受制于人为主子效命了。他们向往的是自由。当然团队行侠也有的，但实不多见，通常是作为配角出场，那些力挽狂澜和扭转乾坤决定最终局势的往往只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少了这个人，武林，甚至是天下就极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而日本武士则截然相反，日本的武士通常都结成团体，各为其主或者是为集团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喜欢团队作战，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最后的成功，往往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武士道精神带给日本的好处就是国家民族的团队意识强，近百年里，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意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日本在二战重创后，可以实现奇迹般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武士道的团队精神。

总之，无论是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还是注重团队精神是武士文化，都是利弊共存的，有人说在运动比赛中，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优于日本，但是集体项目的话就要落后于日本，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片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团队精神确实是很强的。真心希望两国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到共同进步。(Quelle:https://we-xpats.com/zh-cn/guide/as/jp/ 略有删节)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日文：侍／さむらい ^Samurai；也有稍微古老的说法武士，日文：武士／ぶし ^Bushi）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日文：切腹／せっぷく ^Seppuku，或腹切り ^Harakiri）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所受的惩罚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不随之而亡的人。

1869年，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废除幕府时的身份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封建俸禄，武士阶层解体。1871年制定户籍法为废除等级制着手简化阶层成分，宫廷贵族和大名被指定为华族，武士被指定为士族或卒族，其余者划为平民。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占据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职。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武士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天皇制、日本神道、武士道三位一体，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7]。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近现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 义 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 勇 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 仁 武士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 礼 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 诚 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 名 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 忠 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 克 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道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幕府颁布针对大名的《武家诸法度》和针对嫡系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的《诸士法度》中明文规定："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或"励忠孝，正礼法"。日本最著名的礼法流派是小笠原派。其创始人小笠原清务说：“所有礼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陶冶精神。心静即能打消凶恶暴汉动粗念头，指的就是这等的心意磨炼。”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据禅苑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六波罗殿御家训》。

明治维新以后，以小笠原流为代表的武家礼法对国民普及作法教育。^[8]昭和13年（1938），日本文部省成立“作法教授要项调查委员会”，当时礼法的最高权威、《日常礼法心得》的作者、贵族院议员、侯爵德川义亲任调查委员长。不久文部省颁布《昭和国民礼法要项》，在学校贯彻实施，标志武士道礼法成为日本全体国民修身教育的一部分。日本国民礼法对姿态、最敬礼、参拜礼、敬礼、问候、言语、起居、递交、包结、服装、皇室礼法、家庭生活礼法、社会生活礼法进行了规定，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礼仪的概括，至今仍为典范。昭和42年（1967年）3月29日，文部省发出声明，指所有高等学校都能于正规体育课程中教授弓道。

在武士道的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道、弓道、柔道、相扑、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音律、服饰、饮食、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音乐和文学的修养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华道、茶道、将棋、邦乐、香道、书道、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遵守武士道的武士腰间经常佩戴武士刀，以象征勇武。

起源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兴盛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后来的苏州弹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入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为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标新。这一时期流派纷呈，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艺术流派

苏州评弹大致可分三大流派 ，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演唱形式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两人的双档，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 ”。

曲调特点

弹词一般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传承意义

苏州弹词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稽的传统长篇有65部，新编历史题材172部，还有一些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记录了大量的演出本，并作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周玉泉的《玉蜻蜓》和《中篇弹词选》。有关历史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出版了《苏州弹词旧闻钞》《评弹艺人谈艺录》。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