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北京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
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我们在这儿欢笑 我们在这儿哭泣
我们在这儿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儿祈祷 我们在这儿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礼名 |
动作 |
适用范围 |
礼义 |
|
拱手礼 |
胸前拱手，后收，前推 |
日常礼仪 |
恭敬，接受，礼让 |
|
揖 礼 |
曲臂，抱手，躬身 |
常规礼仪 |
恭敬，给予，接受 |
|
一拜礼 |
展臂，拢手，躬身30度 |
初相见，敬长 |
恭敬，接受，给予 |
|
两拜礼 |
展臂，拢手，躬身45度，两次 |
常规大礼 |
恭敬，接受，报答 |
|
三拜礼 |
高揖至额，躬身90度，三躬 |
敬天地祖师国 |
恭敬，接受，报答 |
|
叩首礼 |
踞坐至地，拜，叩首 |
特定大礼 |
恭敬，接受，报答 |
|
执手礼 |
双手出，长下幼上，长执幼 |
行于长幼之间 |
父慈子孝，师道生尊 |
|
交手礼 |
双手交叉胸前，推出，平示 |
代孔夫子还礼 |
推让，给予，示之 |
|
鞠躬礼 |
垂手，躬身，可深可浅 |
通行礼仪 |
谦恭，接受，礼让 |
|
附手礼 |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
行大礼前站姿 |
诚意正心 |
拱手礼
在胸前拢手，由前向后收，呈拱手形。向前推，不躬身。
视距离远近，可高，不能低于胸。
日常相见礼，送别礼。
揖礼
在胸前抱手，轻于抱拳，重于拱手。略躬身或不躬身。
用于日常行礼，敬长上，同学朋友互敬。
一拜礼（拜礼）
展臂，至胸前合，拢手。男左手前，女右手前。躬身（30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初相见，敬长上，行家礼。只行一个。
常规大礼。
两拜礼（再拜礼）
展臂，至面部前，拢手。躬身（45度）。手臂随腰部动，头不动。
用于向长上行大礼。一般行一个，叫“拜”。最多行两个，叫“再拜”。
三拜礼（再拜额手礼）
立定，挺身，庄重。
“双手附心。”双手附在胸腹之间，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叠并，两肘与手成直线。双手表示“与天地合其德”。天德大刚健，大恒久，大信用，大起始。地德大承载，大包容，大丰富，大付出。两德兼备而各有显。显德可以因时因境而变化。
“高揖。”双手向前上方推出，推至额头前方，两臂伸直。
“行礼（拜）。”头、颈、手臂皆不动，腰部下躬，深躬（90度）。
“兴。”起身，双手升至额前。
“再行礼（再拜）。”
“兴。”
“额手。”双手贴向额头，再推出。
“三行礼（三拜）。”
“兴。”
“礼成。”双手复位，至胸腹间。
用于敬天地祖先先师，特定场合敬父母，行人生大礼。
用于集体行大礼。
大礼站着行要行三个，叫“再拜额手”，相当于古代的“再拜稽首”。
叩首礼
古人因为席地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叫“踞”、“正坐”，行这个大礼很方便。
古人行的最大礼是“再拜叩首礼”。先踞坐下去，挺直身，臀部不要离开小腿，也就是不要跪起来。先行拜礼，行两个。拜礼的动作是，双手在额前揖起，下落，手拜至前面地面，身子随手臂前倾。行第三个礼时，两手下行，分开，手心向上。躬身，手背贴在侧前方地面上，额头叩至地面。第三个礼仪动作也可以双手不分开，额头叩至手心。这三个礼仪动作表示越来越敬。今人可以再拜叩首，也可以只行一个叩首礼。站着行就是“再拜额手礼”和“额手礼”。三，表示多，再多也还是三。
只用于特定大礼，如敬天敬地敬祖先，特定场合敬先师，特定场合敬亲生父母辈祖辈，结婚那一天夫妻对拜。不可以随便行。随便行是亵渎礼仪，亵渎对方。
执手礼
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长辈可以坐着，执晚辈之手。
家庭礼仪。结婚时夫妻礼仪。
交手礼
仅用于生向孔夫子行拜师礼时，师代孔夫子还礼。孔子像上，孔夫子用的是这个还礼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叠并，推出，平示。
师不能随便还这个礼。
鞠躬礼
垂手，躬身。鞠躬幅度可大可小，越下越敬。
颔首、躬身，长者用于还礼。
附手礼
双手附胸腹间，上手男左女右。
行大礼前站姿，升国旗站姿。表示诚意正心。
握手、挥手、摆手、招手、拥抱、起身、鼓掌、点头、躬身、应答、微笑、示请、示让，也是礼仪，属于“仪”、“貌”的范畴。
以上礼仪动作看似复杂，而平常只用朋友间平等对等的拱手礼和敬长的一拜礼。对方怎么行，自己怎么还，很简单。
礼的规则是有来有往，双向对等、有序有位。对方行礼，必须还礼。无论地位多高，辈份多长，都要还礼，否则就是失礼和无礼。应答、点头、躬身，都是还礼。
给天地祖先先师行礼，天地祖先先师不还礼。因为他们一直在对我们“施礼”，我们只是在还礼，报答。
礼仪动作根据礼仪的两个基本价值规则和礼义而生而定。以上只是基本规范。礼仪动作可以有变化。各地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礼仪动作也有差异。有基本定式，又有不同，才能区别，才能适宜。日本、韩国、其它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保留有儒教文化传统，都是儒教文化的支脉。按自己的传统行礼，这样就有别有位了，适宜了。中国大陆地区，礼仪被君权弄到极端，如今业已中断，要回到周礼的本原，结合西方文化的成果，制定礼仪，接通古今中外。各地实行起来还可以有差别。
新礼继承古礼，礼仪动作拉开人的距离，使互敬。同时发展变化，顺应人心，拉近人的距离，增加“执手”礼，使互爱。通两得中合宜。
礼仪动作一改卑下之相，乾德刚毅正大，坤德典雅尊贵。行礼人乾坤合德。
总结
礼的内在规则：施报双向，平等对等，有序有位。
礼的功用是：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礼生之敬，可移于工作、学习、待人，敬业、敬事、敬人、受敬，人是一流人。人失去了礼仪、仪式，也就没有了敬，凡事皆不敬，成了二流三流人。祖先的礼仪动作，先使人生敬。握手只能生情，不能生敬。
升人品，提国格，非礼不能。
礼以直道为中，兼行重道，兼行恕道。
施（始）的规则：卑己尊人，行敬让之道。
报的规则：以直道相报，来而有往，投桃报李。可以重报，投我木桃，报以琼瑶。不可以反报，不可以轻报，不可以不报。
知礼者知理，有礼者有理，合礼就是合理。
礼自心生，礼由己发。
“克己”与“由己”相结合。“复礼”与“为仁”相结合。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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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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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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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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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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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
1 |
97 |
21 |
|
2 |
78 |
18 |
|
3 |
61 |
27 |
|
4 |
55 |
26 |
|
5 |
158 |
55 |
|
6 |
214 |
69 |
|
7 |
153 |
38 |
|
8 |
144 |
38 |
|
9 |
168 |
27 |
|
10 |
125 |
34 |
|
11 |
81 |
22 |
|
12 |
106 |
42 |
|
13 |
65 |
18 |
|
14 |
70 |
28 |
|
15 |
117 |
24 |
|
16 |
120 |
24 |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在美国买了一架飞机，如何才能把它“领回家”呢？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任性的，想要从国外进口一架飞机并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飞机从制造的许可到起飞的过程都是需要通过各种的“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英文名称：type certificate），定义：在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符合相应适航标准中的适用要求和适航当局规定的专用条件或具有适航当局认可的等效安全水平，其持续适航文件已获得批准，在运行中没有不安全的特征或特性时，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性证件。
简单来讲，型号合格证是民航局给飞机颁发的一个相当于研制的许可证，是对飞机设计方案的批准。
生产许可证（英文名称：production certificate），定义：在适航当局审查了申请人的质量控制资料、组织机构和生产设施后，认为申请人已经建立并能够保持一个合格的质量控制系统，能够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产品均能符合型号合格证的设计要求，由适航当局向申请人颁发的证明其生产能力的证件。生产许可证就是当地的适航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厂的一个证书，允许你进行生产。
型号认可证（英文名称：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简称：VTC。定义：对于进口的民用航空产品，在中国适航当局按其规定审查后，确认该产品满足中国的有关适航要求，由中国适航当局对该产品的型号合格证持有人颁发的证件。换个角度讲，就是如果飞机想要出口到中国来，中国民航局同样要对这个型号合格证进行认证，通过中国民航认可后飞机销售到中国来。这就叫做型号认可证。
适航证（英文名称：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定义：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是针对每一架飞机的。比如南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87之后，再引进第二架波音787的时候同样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适航证。
航空器适航证（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是由适航当局根据民用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颁发的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的证件。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飞机制造商的新机型要在全球市场上投放，除了要得到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的适航证外，还需要获得进口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证明。
功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设计、生产及维修民用航空器及其发动机、螺旋桨和民用航空器上设备，须向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书、生产许可证书及维修许可证书。航空器需有国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方可飞行。如果没有获得该证明，则飞机将无法投入运营。取得中国正式国籍登记的航空器可以申请适航证。适航证分为标准适航证和限制适航证。只拥有临时国籍证的航空器不能申请适航证，但可以申请特许飞行证 。
适航检查
适航监察员对申请适航证的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应在航空器制造、组装或改装现场进行。检查按照《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适航检查应当包括对航空器各种合格性证件、技术资料、持续适航文件的评审及对航空器交付时的技术状态与批准的型号设计的符合性的检查。
民用申请注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以上文本均指现行有效版本，除非下文有具体说明。
最新适航证法规
· 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
·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标准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 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CCAR－183）
· 国内民用航空器适航审查收费办法（试行）
· 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
· 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 螺旋桨适航标准
· 航空器适航检定给证规则
· 航空器产品装备及其零组件适航验证管理办法
· 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处罚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
· 民用航空器运行适航管理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
· 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 航空人员检定给证管理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第三次修订《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决定
·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大陆台商春节返乡项目）包机作业程序
· 大陆籍航空公司申请飞航两岸春节客运包机作业程序
· 海事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实际操作考试大纲》的通知
· 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近洋航区适任证书考试发证补充办法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的规定
·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运输的暂行规定
· 民航局关于民用飞机管理的暂行规定
·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 民航局关于民用航空器零部件、机载设备国产代用品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直升机近海飞行规则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加拿大运输部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技术要求和程序的议定书
· 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
· 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
· 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的意见
· 国务院批转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民用航空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
·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
等各国适航规定
指导文件
《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
审批权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国产全新航空器的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由航空器制造人所在地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办理。
受理部门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电话：020-86130011；传真：020-8630419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163号；邮编：510405
需要的资料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2条，适航证申请资格及申请资料如下：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适航证；
（二）合法占有、使用具有外国国籍和适航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中国使用人，可以申请该航空器的外国适航证认可书，或者申请另发适航证；
（三）适航证申请人应当视具体情况向局方提交下列文件：
1.按规定格式填写的完整属实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证申请书》；
2.《制造符合性声明》；
3.航空器制造国或者航空器出口国适航当局颁发的出口适航证；
4.航空器构型与批准或认可的型号的构型差异说明；
5.重要改装或重要修理后用以证明该航空器符合批准的型号设计以及确保持续适航性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
6.持续适航文件清单；
7.航空器满足适用的适航指令的声明和所完成适航指令清单；
8.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在进行航空器适航检查过程中，适航证申请人还应按《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提供技术资料供局方检查。
办理程序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和《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适航证办理程序如下：
（1）审核申请资料，如果申请人及申请项目符合规章和程序，项目予以受理，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审查组。不予受理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组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3条执行适航检查，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检查单见《民用航空器及其相关产品适航审定程序》（AP-21-AA-2008-05R2）第2段或第3段（按适用）。通过适航检查确认有关航空器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
（3）审查组做出是否符合《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4条要求的审查意见，并提交审查报告。
（4）在收到审查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后，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按适用）。不予颁发证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理期限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5条，办理期限如下：
（1）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申请的意见。
（2）根据审查组审查报告，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颁发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的决定。
变更或延续
（1）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
出现《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一）或（二）款规定的情况时，应申请适航证的更换及重新颁发。
适航证的更换或重新颁发，申请人按《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6条第（三）款提交申请资料。
局方按本表格“办理程序”进行办理。
（2）适航证有效期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9条规定，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其适航证长期有效。
（3）适航证的转让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1条规定，适航证可以随航空器一起转让。
（4）适航证的更改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82条规定，对适航证的任何更改，应当向局方提出申请。
撤销和注销
根据《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十二章罚则，如违反CCAR-21-R3有关规定，按适用性对证件持有人予以警告（第21.345条）、罚款（第21.347条）、暂扣证件（第21.349条）、吊销证件（第21.351条）或者停止生产、运行和经营（第21.353条）的处理。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R3）第21.177条具体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适航证将被暂扣或吊销。
备注
进口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或特殊适航证，应向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文件记录审批
确认申请人提交的《适航证申请书》[AAC-018]填写准确无误；
确认航空器（含所安装发动机、螺旋桨）已通过型号认可审查，型号审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已得到解决，型号认可证及其数据单、生产许可证现行有效；
审核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和记录，确认航空器满足经批准的型号设计，所有设计更改均得到批准；
确认航空器完成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
审查制造人按规定对航空器进行试飞的有关报告；
确认持续适航性文件的完整有效；
颁发证件
所申请的航空器经适航监察员检查，在确认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即可在现场签发《民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AAC-023]。2010年9月16日，民航中南局代表首次到中航工业特飞所，现场颁发A2C飞机适航证。
当适航监察员认为有必要对标准适航证的有效期或航空器的使用进行限制时，应在向申请人颁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在标准适航证“备注”栏内注明使用限制或有效期。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报告称，一旦德国与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德国付出的代价将是英国脱欧时的六倍。
受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委托，伊弗经济研究所近日进行了一项情景分析，其结果显示，如果德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战，那么德国汽车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产业附加值将下降约8.5%，达83.06亿美元。此外，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生产企业也会遭到重创——其产业附加值将分别减少52.01亿和15.29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去年贸易总额约为2450亿欧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解放军连续多日在台岛周边演训，德国经济界人士担心台湾问题的激化会影响自身供应链。
Foto: Jan Woitas/dpa
报告共同作者弗拉赫认为：“去全球化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企业不应该在非必要的情况下疏远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是应该同时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减少对个别市场的单一或过度依赖。”
报告还警告称，去全球化不仅会导致失业率上涨和经济增速放缓，最终还会危及德国的政治稳定。如果将生产全面转回国内，那么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将下降近10%。作为出口国，德国如果想调整经济模式，那么供应链本地化不是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负责人布罗萨特认为，德国必须坚持国际化的商业模式。
报告的贸易模型模拟了五种场景，其中包括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等。结果显示，尽管欧美贸易协议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西方与中国脱钩对德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无法完全抵消。
伊弗经济研究所称，与中国等国家经济脱钩将给德国带来巨大损失。研究所总裁克莱门斯认为，德国不仅会因此失去广阔的销售市场，还要面临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价格上涨。仅仅欧盟与中国的脱钩就会降低德国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汽车制造商和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将尤为严重。倘若双方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至少下降0.81个百分点，足以抵消经济增长。此外，研究所强调这只是预计损失的下限。
Quelle：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weltwirtschaft/china-deutschland-wirtschaftskrieg-ifo-101.html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china-handelskrieg-mit-china-wuerde-sechsmal-teurer-als-brexit-a-fc668817-11fe-4098-a724-cc35088e1f12
https://finance.sina.cn/2022-08-08/detail-imizirav7276426.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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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Erhebung
Wirtschaftskrieg mit China wäre teuer
Stand: 08.08.2022 11:26 Uhr
Wie hohe Wellen schlägt die China-Taiwan-Krise? Und welche Folgen hat sie für die Weltwirtschaft? Experten zufolge hätte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für Deutschland massive Auswirkungen.
Ein Handelskrieg mit China würde für Deutschland fast sechsmal so hohe Kosten verursachen wie der Brexit. Das geht aus einer aktuellen Untersuchung des ifo-Instituts hervor. Der größte Verlierer wäre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eißt es in der heute veröffentlichten Studie im Auftrag der Vereinigung der Bayerischen Wirtschaft (vbw). Hier würde es einen Wertschöpfungsverlust von rund 8,5 Prozent oder 8,306 Milliarden Dollar geben. Auch der Maschinenbau sowie Unternehmen, die Transportausrüstung herstellen, wären stark betroffen - mit einem Minus von 5,201 Milliarden beziehungsweise 1,529 Milliarden Dollar. Profitieren würden danach nur vergleichsweise kleine Bereiche wie die Textilindustrie.
Höhere Einfuhrzölle und andere Handelshemmnisse auf beiden Seiten würden laut den ifo-Berechnung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um 0,81 Prozent sinken lassen, also einen beträchtlichen Anteil des gesamten Wirtschaftswachstums kosten. Zudem betonen die ifo-Forscher, dass das nur die Untergrenzen der zu erwartenden Verluste seien.
"A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Deglobalisierung macht uns ärmer", sagte die Mitautorin der Studie, Lisandra Flach: "Unternehmen sollten sich nicht ohne Not von wichtigen Handelspartnern abwenden, sondern parallel auf Vorleistungen aus anderen Ländern setzen, um einseitige und kritische Abhängigkeiten von bestimmten Märkten und autoritären Regimes zu verringern." Im Falle einer umfassenden Rückverlagerung nach Deutschland würde das deuts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danach um fast zehn Prozent sinken. "Die Deglobalisierung könnte nicht nur zu erhöhter Arbeitslosigkeit und geringerem Wachstum führen, sondern letztlich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des Landes gefährden", heißt es weiter.
Wenn Deutschland als Exportnation sein Geschäftsmodell neu ausrichten wolle, sei die Nationalisierung von Lieferketten keine Lösung, die der Wirtschaft helfe, so das ifo-Institut. "Vielversprechender ist es,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und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Nationen wie den USA zu schließen", sagte Mitautor Florian Dorn: "Das sollte das Ziel de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sein." Fakt sei aber, "dass wir an unserem grundsätzlichen Geschäftsmodell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festhalten müssen", resümierte für die Auftraggeber vbw-Hauptgeschäftsführer Bertram Brossardt.
Deutschland muss sich unabhängiger mache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befürchtet ei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des Konfliktes zwischen ihrem wichtigsten Handelspartner China und dem Inselstaat Taiwan. Die Volksrepublik hält, nach einem Besuch der US-Spitzenpolitikerin Nancy Pelosi, seit Donnerstag Militärübungen nahe der von ihr beanspruchten Insel ab. Daher werden Stimmen lauter, dass sich Deutschland von China nicht genauso abhängig machen dürfe wie von russischem Gas. China ist der mit Abstand wichtigste deutsche Handelspartner: 2021 wurd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aren im Wert von rund 245 Milliarden Euro ausgetauscht.
Die ifo-Forscher haben in ihrer Studie fünf Szenarien simuliert - unter anderem auch eine Entkopplung der westlichen Länder von China, kombiniert mit einem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Das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könnte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der Entkopplung des Westens von China auf die deutsche und US-Wirtschaft abfedern, sie aber nicht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Durch die erwarteten Gewinne in der Handelsbeziehung mit den USA würden die Kosten netto auf einem ähnlichen Niveau liegen wie die erwarteten Kosten des Brexit.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继中国比亚迪之后，长城集团现在也宣布今年将把部分车型带到欧洲，已与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埃米尔弗雷集团（Emil Frey Group）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车企想推出的绝不只是廉价车型：从小型电动车到中档SUV再到运动型轿车，中国品牌想涉足所有细分市场。在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国内市场。在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中，外国车型很少。
以下是八款正在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车型：
一、比亚迪唐。这款SUV2021年初已在挪威上市，预计2022 年进入德国。这家中国车企未透露价格。在挪威该车型售价57760欧元，绝不是便宜货。该车型的技术关键数据具备说服力：凭借自产的86.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并且该车型寒冷时表现特别好：根据挪威汽车俱乐部 NAF的一项研究，该车型续航里程损失甚至低于特斯拉model Y。
二、比亚迪SEAL。这是一款204马力的入门级轿车，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比售价约32,000欧元的特斯拉Model 3便宜得多。但即使是后轮驱动的入门级版本，也配备61.4千瓦时电池，承诺续航里程可行驶550 公里。制造商承诺，使用更大的电池版本（83 kWh），远程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700 公里，还提供全轮驱动。与特斯拉一样，电池将直接安装在车身中。4.80米长的电动车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据该公司称，该车型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放订购，德国应该是该车型首批进驻的欧洲市场之一。
三、名爵4纯电动。这个前英国传统品牌已经归入中国汽车巨头上汽集团多年，目前正在欧洲推出电动汽车卷土重来。凭借名爵5 和名爵 ZS EV 等车型，该公司上半年在德国的汽车销量超过本田或捷豹等品牌。名爵4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款紧凑型车型的长度为 4.27 米，直接与大众ID.3竞争。制造商尚未透露价格，预计约为30000欧元，应该比大众便宜。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51千瓦时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达350 公里，64千瓦时的续航里程可达450 公里。名爵4 计划于 2022 年底投放德国市场。
四、蔚来ET7。蔚来这家中国制造商希望与高端品牌竞争。该品牌的旗舰产品是与特斯拉 Model S 和保时捷Taycan 相当。强大的648马力系统输出，可在 3.9 秒内将汽车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该制造商还希望首次安装可串联使用的固态电池，其他制造商仍在研究这项技术。100度电应保证续航可达7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但德国客户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买到电动汽车的顶级版本。
五、欧拉猫。长城汽车计划于2022年在欧洲推出一款可爱的紧凑型汽车，自信地将价格定在3万欧元左右，与电动Mini Cooper SE 或欧宝Corsa-e 相当。4.20 米的设计长度甚至比欧洲的两个竞争对手略大。其他技术数据也令人印象深刻：制造商承诺续航里程为 400 公里，至少使用63 千瓦时的大电池。但即使是入门级，也能提供3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在连接性方面，配备停车传感器、20.5 英寸的触摸屏，甚至还有用于智能助手的雷达系统。
六、长城WEY COFFEE 01
2021年，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长城在慕尼黑IAA上大放异彩，推出WEY COFFEE 01，应该针对中上阶层。但处境艰难：一方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购置补贴正在取消，另一方面，该细分市场竞争激烈。预计WEY COFFEE 01的起售价约为50,000 欧元。
但纯电动车型配置高于大多数竞争车型。据称，这款SUV只需为41千瓦时的电池充电一次即可行驶150 公里。系统输出功率达450 hp，可在 5 秒内从0加速到 100。长城标准配置中还包括360 度视野、LED 灯和智能连接解决方案。
七、小鹏 G3 和 P7。小鹏汽车的紧凑型 SUV也已经在挪威上市，当地售价34,000 欧元，很有竞争力。不仅有66.5千瓦时的电池和197 hp的驱动器，在安全方面，碰撞测试中也表现出色。该车型于2023年开始进驻中欧计划，将与大众ID.4 和特斯拉 Model Y 竞争。
除了G3，小鹏还在挪威销售 P7，这是一款435 马力、全轮驱动和可选鸥翼门的运动型电动轿车。该模型的起价为 46,000 欧元，也可能会来到德国。
八、极氪001。中国制造商吉利已凭借领克01登录欧洲市场已有一段时间。据中国媒体报道，极氪001以领克0概念车的名义首发，可能会在 2023 年登陆欧洲。它是第一个在 SEA 平台上设计的车型，新的 Smart #1也是基于该平台。
从视觉上看，有些人认为该中国车型是保时捷Panamera 的翻版。而在中国，它的销量已经超过2万辆，在销量排名中位居第二。其技术细节令人信服：其入门级车型在中国的售价为39000 欧元， 但续航里程超过700 公里。极氪还提供三种版本和两种电池尺寸：86千瓦时和 100 千瓦时。虽然两款全轮驱动车型的续航里程较低，但可在不到4秒的时间内从零加速到100并且充电时间很快。
资料整理自德国"商报"网站，本公众号不为其真实性负责，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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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韩医学（韓語：한의학），又称东医（韓語：동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为高丽医学[1]，是朝鲜半岛的传统医学，主要是在傳統中醫的體系上结合朝鲜本土医药發展起來[2][3][4]。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自治区域称为朝医。朝医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医学之一[註 2]。
朝鲜半岛本土传统医学最初称为“乡药”[6]:5-6。朝鲜王朝中期，朝鲜医学家许浚将《黄帝内经》和金元四大家的中医理论与本国传统乡药統合开创“东医”[6]:95。朝鲜王朝末期，医学家李济馬创立以四象为纲的“四象医学”成为韩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韩医以“天、人、性、命”整体观和“四维之四象”结构为理论指导，在临床上施行辨象施治[2]。韩医与中医有许多共通之处，但韩医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融合了除中医以外的其它医学知识[2]。在临床方面，韩医非常注重针药并用的治法[7]，應診甚少使用脈診[8]。
1986年，韩国将日本式的“汉医”一词改称“韩医”。2006年，韩国为配合2013年东医名著《东医宝鉴》问世400周年的纪念活动申请将此书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后，《广州日报》在头版上援引民俗专家白庚胜的话以《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遗”》为题进行报道，引起舆论对韩医的关注和不满。韩国被指欲割断韩医与中医的源出关系，以突出其医学的本国化[9]。不过也有舆论表示《广州日报》的报道存在“常识性错误”，并支持包括韩医、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成为文化遗产[10]。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上海上港 上海上港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为你加油 上海上港
我们所在 就是主场
为你呐喊 上海上港
我们并肩 凝聚力量
当你疲惫 汗水流淌
我们的歌声传递能量
让心激昂 带着梦想
为了这个伟大的名字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上海上港 上海上港
哦唻哦唻 哦唻哦唻
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千万双手舞动，色彩飞扬弥漫了我的眼
看那焰火灿烂，投入欢庆胜利的表演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申花申花，真情在期盼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申花申花，热血在呐喊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永恒的誓言
终究会有一天，和你一起分享那一瞬间
蓝色海洋淹没，我们共享荣耀的家园
在风中在雨中在海角在天边，你不曾离开我心田
是欢喜是悲伤抹不去对你的依恋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世也译作“佛陀”，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所以，所谓《浮屠经》 ，实际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包括其家族背景、出生年代以及生平事迹。并较为详细的记载了释迦牟尼特殊的体态特征，即“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此外经中还讲了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形象，就这样栩栩如生的被刻画出来。这些信息，对于中国认知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宗教，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信息。
首先，作为我国最早的翻译佛经，从前文笺疏可以看出，其译文有明显的向我国传统思想靠拢的迹象。这对于我们研究佛教初传的状况，进而研究中印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有重要价值。
其次，佛教流传中华之初，中国人站在传统的黄老思想的立场上去理解它，接受它。这种倾向的产生，追根溯源，其滥觞大约就是这部《浮屠经》，就在这部经所宣传的若干与黄老相通的教义上。正因为把佛教等同于黄老，才出现“老子化胡”的传说，成为此后佛道争斗的一大公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屠经》又是我们研究佛道关系史时不可忽视的资料。
再者，由于《浮屠经》其后亡佚，一般人对它不甚了了，但由汉明帝感梦之说推想。《浮屠经》翻译为汉文的时间，很有可能更早于《佛说四十二章经》。由此，我们当重视对《浮屠经》的研究。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1.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1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