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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在这里失去

北京 北京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

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我们在这儿欢笑 我们在这儿哭泣

我们在这儿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儿祈祷 我们在这儿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ＸＸ。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2011年、ユネスコが主催する世界記録遺産にも登録された。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¹.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¹​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从8向换向阀到12种工作模式的自动控制，Model Y实现硬件结构集成创新并配以硬件软化，以及产生的引领效应，可能加速热泵空调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文末附特斯拉Model Y热泵空调拆解视频。

1、Model Y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

2、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原理框图

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原理框图。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Model Y机舱有电动压缩机，液冷冷凝器，AC-Chiller，膨胀水壶，HVAC总成进风口，冷却模块等。

3、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控制框图分为行驶状态及远程控制状态，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3.1 行驶状态的控制框图

3.2 远程控制状态的控制框图

4、Model Y整车热泵空调系统不同模式的介绍

4.1 Model Y热泵空调系统模式选择

相比于现在已经应用热泵系统的车型，特斯拉在热泵与整车的集成上做得更进一步。特斯拉热泵集成应用的策略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说明，在满足乘员舱乘客舒适性需求的前提下，来采用COP较高的模式运行，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续航里程。即根据环境温度与电池温度的关系，从COP的划分，来规划热泵系统参与加热的程度，以及启动不同级别的加热模式。

4.2 各模式运行框图及应用场景介绍

（1） 乘员舱制热

场景一

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从电池系统204吸取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场景二

热泵系统202通过吸收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同时不对电池循环系统204造成不利的影响。给乘员舱进行加热，此时COP>>1；

a，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循环中冷却液的热量，从而循环中冷却液温度不断降低，冷却液流过散热器236时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

b，通过控制阀系统208实现两个独立的循环：一个循环是：AC-Chiller与散热器串联；另一个循环是：电池循环系统202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这时电池系统可以自然利用电机等部件产生的热量来进行预热，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场景三

通过热泵和APTC同时给乘员舱进行加热。热泵加热时COP>1，APTC加热COP=1，此时为混合加热模式， COP＞1；

a，乘员舱的热源来自热泵系统和APTC，这种MODE2较MODE1可以为乘员舱提供更多热量，适用于：场景电池系统循环回路204温度太低，无法满足乘员舱舒适加热需求；场景电池系统106通过电池循环系统204吸取更少的热量而更快地加热乘员舱；场景：当乘员舱有分区需求时，这种模式就有必要的，通过12VAPTC232可以提供左右分区需要的热量。

b，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通过阀系统208来实现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

c，MODE11-FIG26A描述的原理框图与F13一样，此模式可以支持除霜操作，以消除乘员舱蒸发器218上的结霜。蒸发器表面可以允许部分结霜，但不能明显影响空气流通。压缩机和鼓风机处于低效率状态，以便产生尽可能多的热量并减少化霜的时间。

场景四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和同时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五

通过热泵202从电池循环系统204吸热，通过12VAPTC加热乘员舱，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给乘员舱进行加热。为混合加热模式，COP>1；

场景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电池系统循环系统的冷却液温度较低，通过AC-Chiller吸热是不可行的，只是通过压缩机做功来快速给乘员舱加热，此时COP=1;

b，保持最佳的内外循环比例和最低的舒适性需求；如果全部内循环，容易乘客憋闷及起雾的风险。

场景七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通过散热器吸收空气中热量来加热乘员舱。

（2） 乘员舱和电池同时有制热

目的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乘员舱进行加热，在不与电池循环系统204换热的情况下提供COP=1的功率。

a，有多余的加热功率可用（循环状态满足防止起雾及换气功能，乘员舱舒适性可以满足的前提），这种场景可以通过液冷冷凝器来给电池系统106进行加热，主要是为了充电效率或提高电池放电电流等。

b，三通阀230来控制冷媒分配流量，优先保证乘员舱舒适性，多余的热量提供给液冷冷凝器来加热电池。冷暖循环风门位置及压缩机决定了总的消耗功率；

（3） 仅电池有制热

场景一

目的是压缩机机作为加热器快速加热电池。应用场景：当车速优先或者在较冷的环境中充电时，这个模式会比较有用。

场景二

这种模式应用在远程状态，一般应用在行驶前或行驶后的场景。此模式的目的是，通过乘员舱蒸发器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来加热电池系统106。

（4） 电池制冷模式

应用场景：如环境温度43℃左右，电池有强制冷需求；

（5） 乘员舱制冷模式；

（6）乘员舱及电池系统同时制冷模式；

4.3 八通阀系统

Model Y应用了集成式的八通阀，上面的不同使用场景通过控制阀系统208来实现不同的冷却液循环回路，便于能量回收利用，提高效率；

场景一：当通过预处理或其他工况电池系统106的温度高于循环中其他部件（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206并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二：当电机循环系统中部件温度（ DCDC，电机控制器，电机等）高于电池系统106的温度时，此时电池循环系统204和电机循环系统串联，这对于提高效率有所帮助。如下图和。

场景三：乘员舱与电池同时有制热请求时，并且电池急需加热以满足快速充电或动力需求时，可以通过控制阀系统208，使电池循环系统204与电机循环系统206串联，通过电机堵转加热的方式给电池快速加热；而热泵系统202通过AC-Chiller吸收水箱散热器中的热量（水箱散热器从环境空气中吸收热量），如下图和。

转自空调试验室，版权属于原作者，供学习交流。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的大型工业工具。它是最基础、最上游的领域，贯穿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简单地说，EDA就是芯片设计师的画笔和画板，就像操作文档要用Word，制作图片要用Photoshop一样，它能高效设计、控制及管理数十亿电路元件在一颗芯片里协同工作。

EDA算法密集，融合了图形学、计算数学、微电子学、拓扑逻辑学、材料学及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算法技术，必须经过长时间技术积累和持续大规模研发投入，才能满足新工艺的应用需求。

EDA作为芯片设计最上游、最高端的产业，同时也是国内芯片产业链最为薄弱的环节。EDA软件发展的产业生态基础正是代工厂的支持和芯片设计公司的培育。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制造和设计格局下，使得中国的EDA企业正在追求快速增长，来满足巨大的国内需求。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1630年代的复原图 1882年日本人绘制的盛京城内外图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多年前我牵了你的手

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

下雨了我为你撑伞

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一转眼就过许多年

我的脸布满了沧桑

你的眼被皱纹写满

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搀扶你的手到永久

相约今生会一起走

今生我们还没爱够

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

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

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

氢能源与燃料电池 2022-08-16

氢储能系统与技术

现有的储能系统主要分为五类：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电磁储能、热储能和化学储能。机械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飞轮储能等；电化学储能主要包括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和液流电池；电磁储能包括超级电容器储能和超导储能；热储能是将热能储存在隔热容器的媒介中，适时实现热能直接利用或者热发电；化学储能是指利用氢等化学物作为能量的载体。储能即储存能量，根据能量形式的不同，储能又可以分为电储能、热储能和氢储能三类。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和电磁储能属于电储能，目的是储电，适用于充放电短周期内的就地使用。

氢储能与其他储能方式相比，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①在新能源消纳方面，氢储能在放电时间（小时至季度）和容量规模（百吉瓦级别）上的优势比其他储能明显；

②在规模储能经济性方面，随着储能时间的增加，储能系统的边际价值下降，可负担的总成本也将下降，规模化储氢比储电的成本要低一个数量级；

③在储运方式灵活性方面，氢储能可采用长管拖车、管道输氢、天然气掺氢、特高压输电 ‒ 受端制氢和液氨等方式；

④在地理限制与生态保护上，相较于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大规模储能技术，氢储能不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且不会破环生态环境。

截至2021年11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运营的氢储能设施已有9座，均分布在欧盟。目前，国内也有少量氢储能项目已正式运行或试运行。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相比于传统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有以下几点重要变化：

①从发电侧形态上看，将从以火电为主转向以风、光等新能源发电为主。特征变化方面，从高碳电力系统变为低碳电力系统、从连续可控电源变为随机波动电源。

②从电网侧形态上看，将从单一大电网演变为大电网与微电网互补并存。特征变化方面，从刚性电网变为灵活韧性电网、电网数字化水平从低到高。

③从用户侧形态来看，将从电力消费者转变为电力“产消者”。特征变化方面，从静态负荷资源转变为动态可调负荷资源、从单向电能供给变为双向电能互济、终端电能替代比例从低到高。

④从电能平衡方式上看，将由“源随荷动”转变为“源网荷储”互动。特征变化方面，从自上而下调度模式变为全网协同的调度模式、从实时平衡模式变为非完全实时平衡模式。

⑤从技术基础形态上看，将从以同步机为主的机械电磁系统变为以同步机和电力电子设备共同主导的混合系统。特征变化方面，从高转动惯量系统变为弱转动惯量系统。

针对上述变化，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着诸多新诉求：

①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是新能源成为主体电源后如何实现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功率与能量平衡，其关键在于统筹发展不同功能定位的储能。电化学储能主要解决系统短期尺度的功率平衡，难以应对周、月、季等长期尺度下的能量不平衡问题，亟需引入先进的长时储能技术。

②随着新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装机，能量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愈发凸显。现阶段调峰资源以火电机组、抽水蓄能电站为主，跨区域调峰能力受输配电网络布局和容量的限制，且随着煤电机组的提前退役和抽水蓄能电站开发殆尽，未来调节能力有限，亟需引入大规模、跨区域的新兴调峰手段。

③电能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单纯依靠电气化难以实现重卡运输、铁路货运、航空航天等交通领域和冶金、水泥、化工等工业领域的深度脱碳，新型电力系统亟需与其他深度脱碳的能源品种进行有机融合。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定位有别于电化学储能，主要是长周期、跨季节、大规模和跨空间储存的作用，在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中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

01

氢储能在电源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源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弃电、平抑波动和跟踪出力等方面。

1. 利用风光弃电制氢
 

由于光伏、风力等新能源出力具有天然的波动性，弃光、弃风问题一直存在于电力系统中。随着我国“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的快速增长，未来新能源消纳仍有较大隐忧。因此，利用广义氢储能将无法并网的电能就地转化为绿氢，不仅可以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并可为当地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领域提供清洁廉价的氢能，延长绿色产业链条。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水、弃风和弃光电量为3.01×1010kW·h、1.66×1010kW·h和5.26×109kW·h。制氢电耗按照5kW·h/Nm3计算，理论上总弃电量可制取绿氢9.28×105t。
 

2. 平抑风光出力波动
 

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技术可实现输入功率秒级、毫秒级响应，可适应0~160%的宽功率输入，冷启动时间小于5min，爬坡速率为每秒100%，使得氢储能系统可以通过实时地调整跟踪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氢储能系统在风电场、光伏电站出力尖峰时吸收功率，在其出力低谷时输出功率。风光总功率加上储氢能的功率后的联合功率曲线变得平滑，从而提升新能源并网友好性，支撑大规模新能源电力外送。
 

3. 跟踪计划出力曲线
 

通过对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预测，有助于电力系统调度部门统筹安排各类电源的协调配合，及时调整调度计划，从而降低风光等随机电源接入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逐步深入参与我国电力市场，功率预测也是报量、报价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预测技术的限制，风光功率预测仍存在较大误差。利用氢储能系统的大容量和相对快速响应的特点，对风光实际功率与计划出力间的差额进行补偿跟踪，可大幅度地缩小与计划出力曲线的偏差。
 

02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为电网运行提供调峰容量和缓解输变线路阻塞等方面。
 

1. 提供调峰辅助容量
 

电网接收消纳新能源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调峰能力。随着大规模新能源的渗透及产业用电结构的变化，电网峰谷差将不断扩大。我国电力调峰辅助服务面临着较大的容量缺口，到2030年容量调节缺口将达到1200GW，到2050年缺口将扩大至约2600GW。氢储能具有高密度、大容量和长周期储存的特点，可以提供非常可观的调峰辅助容量。
 

2. 缓解输配线路阻塞
 

在我国部分地区，电力输送能力的增长跟不上电力需求增长的步伐，在高峰电力需求时输配电系统会发生拥挤阻塞，影响电力系统正常运行。因此，大容量的氢储能可充当“虚拟输电线路”，安装在输配电系统阻塞段的潮流下游，电能被存储在没有输配电阻塞的区段，在电力需求高峰时氢储能系统释放电能，从而减少输配电系统容量的要求，缓解输配电系统阻塞的情况。
 

03

氢储能在负荷侧的应用价值

氢储能在电网侧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实现电价差额套利以及作为应急备用电源等方面。
 

1. 参与电力需求响应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理念将由传统的“源随荷动”演进为“荷随源动”甚至“源荷互动”。在此背景下，负荷侧的灵活性资源挖掘十分重要。分布式氢燃料电池电站和分布式制氢加氢一体站可作为高弹性可调节负荷，可以快速响应不匹配电量。前者直接将氢能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用于“填谷”。后者通过调节站内电制氢功率进行负荷侧电力需求响应，用于“削峰”。
 

2. 实现电价差额套利
 

电力用户将由单一的消费者转变为混合型的“产消者”。我国目前绝大部分省市工业用户均已实施峰谷电价制来鼓励用户分时计划用电。氢储能用于峰谷电价套利，用户可以在电价较低的谷期利用氢储能装置存储电能，在高峰时期使用燃料电池释放电能，从而实现峰谷电价套利。目前，从2021年国内工商业电价来看，我国一半以上地区可以达到3∶1峰谷价差要求，价差值在0.5~0.7元/kW·h。此外，我国一些省份已开始实施季节价差（如浙江省），提高了夏季和冬季的电价。随着我国峰谷电价的不断拉大和季节电价的执行，氢储能存在着一定的套利空间。
 

3. 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柴油发电机、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是目前应急备用电源系统的主流。使用柴油发电机的短板在于噪音大、高污染排放。铅酸蓄电池或锂电池则面临使用寿命较短、能量密度低、续航能力差等缺陷。在此情况下，环保、静音、长续航的移动式氢燃料电池是最理想的替代方案之一。例如，国内首台单电堆功率超过120kW氢燃料电池移动应急电源参与抗击广东省的“山竹”台风。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的挑战及展望

01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挑战

现阶段，受技术、经济、政策和标准等因素的制约，氢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
 

1. 氢储能系统效率相对较低
 

现阶段，抽水蓄能、飞轮储能、锂电池、钠硫电池以及各种电磁储能的能量转化效率均在70%以上。相对而言，氢储能系统效率较低。其中，国内“电 ‒ 氢”转化过程的碱性电解水、PEM电解水和固体氧化物(SO)电解水制氢效率分别为63%~70%、56%~60%和74%~81%。广义氢储能仅考虑“电 ‒ 氢”转化过程，SO电解效率与其他储能具有可比性，而碱性和PEM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氢 ‒ 电”转化过程的燃料电池发电效率为50%~60%，其中有大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狭义氢储能的“电 ‒ 氢 ‒ 电”过程存在两次能量转换，整体效率仅有40%左右，与其他储能的效率差距明显。
 

2. 氢储能系统成本相对较高
 

当前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投资功率成本约为7000元/kW，电化学储能成本约为2000元/kW，而氢储能系统成本约为13000元/kW，远高于其他储能方式。其中，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造价约9000元/kW，占到总投资的近70%。基于PEM和SO技术的可逆式燃料电池(RFC)可以将燃料电池和电解池集成于一体，从而降低投资成本。然而，国内RFC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成熟度、示范规模、使用寿命和经济性方面，关键核心材料也主要依赖进口。
 

3. 电氢耦合政策体系仍不完善
 

针对电氢耦合的顶层规划和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氢能已被国家作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研究方向，氢储能也被明确纳入“新型储能”，但关于电氢耦合的顶层规划有待完善。在顶层的补贴与奖励方面，2020年国家层面已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城市群开展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给予奖励。该政策间接性地推动了氢储能系统的示范和规模化。但在上游的电解水制取绿氢环节，仅有部分省份出台了政策性的电价优惠，相应的顶层激励机制仍然缺失。
 

4. 电氢耦合标准体系仍不健全
 

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标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作用也日趋明显。我国于2008年批准成立了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9）和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2），分别构建了我国的氢能技术标准体系和燃料电池标准体系。截至2021年4月，现行氢能相关国家标准共计95项，涉及氢安全、临氢材料、氢品质、制氢、氢储运、加氢站、燃料电池和氢能应用等方面。但国家标准层面主要集中在氢能应用燃料电池技术方面，其他领域氢能技术标准相对薄弱，且有相当部分标准的制定年限较为久远，现阶段适用性不强。因此，在电氢耦合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快制定 / 修订新能源制氢、电制氢加氢一体化、可逆式燃料电池、电氢耦合系统运行等标准。技术标准是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再进一步提升政、产、学、研各方的协同水平。
 

02

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展望

氢储能将应用于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的各个环节，呈现电氢耦合发展态势。针对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应用面临的挑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氢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 广义氢储能为主、狭义氢储能为辅
 

现阶段应以推广效率高、成本低的“电 ‒ 氢”广义氢储能方式为主，直接为我国的交通、建筑和工业等终端部门提供高纯度氢气。在狭义氢储能的“氢 ‒ 电”转化环节，充分利用氢燃料电池的热电联产特性，实现不同品位能量的梯级利用，提高能量的转化效率。针对氢储能成本过高的问题，积极探索共享储能、融资租赁、跨季节价差套利等多元化商业模式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设立氢储能产业发展基金、借助资本市场拓展氢储能融资渠道、加强绿色信贷支持氢储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构建氢储能金融政策体系。未来，随着新能源电力价格以及电解资本支出的下降，氢储能中的电解系统成本将大幅下降。当电价为0.5元/kW·h时，碱性电解和PEM电解的单位制氢成本分别为33.9元/kg和42.9元/kg，而当电价下降为0.1元/kW·h时，上述数值分别仅为9.2元/kg和20.5元/kg。与此同时，随着规模效应和技术成熟，碱性和PEM电解槽投资成本将以每年9%和13%的学习率下降，氢燃料电池和储氢罐成本也分别以11%~17%、10%~13%的速率下降。
 

2. 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促进氢储能发展
 

借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构建氢能市场、电力市场和碳市场的多层次协同市场，促进氢储能发展。在氢能市场方面，积极探索我国氢能市场交易中心、结算中心建设，并关注氢能进出口国际贸易，可从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沙特阿拉伯、智利等国家进口低成本绿氢，并利用我国海上风电制氢优势向日本、韩国等高氢氨需求国家出口氢氨能源；在电力市场方面，我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健全覆盖氢储能的价格机制，探索氢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交易规则；在碳市场方面，未来将被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八大行业中，既有直接生产氢气的化工行业，也有钢铁、建材等氢气需求行业，需要积极探索氢能行业合理的碳价信号，引导高碳制氢工艺向低碳制氢工艺转变、高碳用氢环节向低碳用氢环节转变，并推动绿氢的碳减排量纳入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交易。最后，加强氢能市场、电力市场、碳市场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做好政策协调和机制协同。
 

3. 积极探索氢能运输方式的最优组合
 

我国风光资源集中在“三北”地区、水资源集中在西南地区，而氢能主要需求在东南沿海地区，呈逆向分布。在氢能短距离运输方面，高压气态拖车运氢具有明显成本优势。以20MPa压力为例，当运输距离为200km以下时，氢气的运输成本仅为9.57元/kg；而距离增加至500km时，运输成本将近22.3元/kg。此外，该方式人工费占比较高，下降空间有限。
 

因此，在氢能长距离运输方面，需要积极探索以下多种新兴方式：
 

①利用现有西气东输、川气东输等逾80000km天然气主干管网和庞大的支线管网，掺入一定安全比例（5%~20%）氢气进行输送；
 

②利用我国世界领先的“十四交十二直”26项特高压工程输电线路，采用“特高压输电+受侧制氢”模式进行氢气虚拟运输；
 

③利用液氨储运的成本和安全优势，将液氨作为氢气储运介质，采用“氢 ‒ 氨 ‒ 氢”模式进行氢气运输。据预测，当运输距离为10000 km时，2030年液氨运输成本大概在16.7元/kg，2050年下降至4.7元/kg。未来需要进一步对比多种新兴路线的技术经济性，寻求氢能运输方式的最优组合。
 

4. 氢储能发展加速电力系统形态演进
 

氢储能的大规模发展将加速电力系统形态演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成：
 

①氢储能可以突破新能源电力占比的限制，促进更高比例的新能源发展，快速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内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占比超过50%；
 

②电解制氢、储氢和氢燃料电池发电可构建微电网系统，进行热、电、氢多元能源联供，有效解决偏远地区清洁用能的问题，并提高微电网在电力系统中的渗透率，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③氢储能作为电力系统“源网荷”多侧的关键灵活性资源，可促进“源网荷储”各环节协调互动，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电力电量平衡；
 

④氢储能系统可以作为能源枢纽之一，可在源侧、荷侧实现多能源互补。在电源侧，氢储能可以促进“风光氢储一体化”“风光水火储氢一体化”等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在用户侧，制氢加氢一体站可以与加油站、加气站和充电站进行合建，形成综合能源服务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