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ne Kanäle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ＸＸ。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1
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2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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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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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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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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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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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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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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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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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作者：李景端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 物馆等自然处处引人入胜，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 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 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 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 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 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 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 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 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博过速”症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 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 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 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练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 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 培养高尚品德；（3）磨练奋 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 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 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 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 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栅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 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 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决不会向他求情， 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马约翰（1882年—1966年10月31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运动员、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并长期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和全国选手总教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职务。他一生积极倡导、热情指导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并广受尊敬。著有《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