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编辑

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