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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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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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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
《喻世明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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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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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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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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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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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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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