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频道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辨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日:“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人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的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的抽起水烟袋,逐个的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 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祁嶲藻书)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恁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像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的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功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 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竣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青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检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 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部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庆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费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严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愕、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大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捞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作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作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象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混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作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XX。后卫之一是李汝棋,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客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捣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的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俊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已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 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的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顢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合”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份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份,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土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鹄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于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抵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份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像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飘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迳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层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潮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毕业还不是毫无问题的,我和赵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几乎不得毕业,我们临时苦练,豁出去喝两口水,连爬带泳,凑合着也补考及格了,体育教员马约翰先生望着我们两个人只是摇头。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申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抵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问,这原是吴雅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响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原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来源:清华大学校史)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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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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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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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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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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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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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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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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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旗袍是一个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名字,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旗袍在中国更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要说旗袍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两旁的开叉了吧,我们从旗袍这个名字中就能够知道,这种衣服最开始的时候是旗人穿的衣服。
旗人就是我们说的满族人,在他们这个部落中,都很擅长骑马,所以最初这件衣服两端的开叉,就是为了让人们方便骑马,那时候的旗袍也不想现在这样,是非常宽松的无论是骑马还是劳作,都不会有什么妨碍。
后来这种服饰因为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被不少的汉族女人喜欢并加以改进。时间在变,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本来很宽的旗袍,变得越来越贴身,越来越窄。能够更好展现出女人的曲线美。
不过在旗袍中,有一个设计却是始终没有变过的,那就是裙子的两边会有叉。这个开叉正好能够展现女人的婉约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并且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女人上厕所。因此这个叉就被保留了下来。
旗袍开叉高度也是有说法的,否则就会容易引起误会,合适丝袜高度既方便了自己出行生活,也展现了自己若隐若现的腿部,又将女性欲说还休的美展现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旗袍一般是很修身的衣服,如果没有两边开叉的话,恐怕很多人穿上它在配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是估计要摔跤的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展现女性的优美线条。中国女性讲究的是含蓄的美,两边开叉的话,女性走起路来大长腿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丽,女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开叉高度。
第三个原因是方便上洗手间。女性去卫生间解决个人的生理需求,这样子也不容易摔倒,或者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还是很合适的。
在清朝穿旗袍,看着非常优雅,适合有一定地位的、不用干杂活的贵妇穿,因为经常干活的话,难免经常骑马,穿旗袍就不方便。尤其是部落相对稳定时候,没有激烈的斗争,则身份高的女性穿着旗袍坐在帐篷里,或者就在帐篷周边活动,步行就可以了,根本不用骑马,所以这些地位高的女性就更适合穿旗袍。在清朝早期,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就开的越高,地位越高则旗袍开叉越低,也就是旗袍的开叉高度跟女性地位高低成反比。固曰:清朝女性的旗袍的开叉高度取决她的地位和干活的动作幅度。
当然到了近代,旗袍开叉的高度则完全取决于女性想要的对男人视觉的冲击程度了,想必大家都意会得到。
(转载: 作者佚名,略有删节)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势力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明末清初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全盛时期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末衰落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作者:李景端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 物馆等自然处处引人入胜,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 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 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 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 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 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 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 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 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博过速”症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 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 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 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练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 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 培养高尚品德;(3)磨练奋 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 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 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 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 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栅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 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 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决不会向他求情, 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马约翰(1882年—1966年10月31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运动员、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并长期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和全国选手总教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职务。他一生积极倡导、热情指导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并广受尊敬。著有《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喻世明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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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俄罗斯]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