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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宋氏家族唯一的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我们今天要谈的人物，名字叫宋查理，你会问，谁是宋查理？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教名查尔斯·琼斯·宋（英语：Charles Jones Soong），昵称查理·宋（英语：Charlie Soong，或遵循东方序称宋查理），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长老、父亲、宋氏一家之长。他的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都在从民国到1949年中共建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的次子宋子良比较少被注意到，第三个儿子叫宋子安，两个人都去了美国，娶的老婆都是有银行背景的，宋子良娶了出生于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席曼英，宋子安娶了旧金山银行家庭背景的胡其瑛。
为什么要讨论宋查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变动中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每一步路你走对了，人生完全不同，你走错了，就是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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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当时宋氏家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不会有人注意到宋氏家族，而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殖民的攻击。所谓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位于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小渔庄，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客家人。
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有风的时候，船夫们就沿着海边的道路，把一艘艘的货船拖往上游，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在地理上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上海这块地方。
在那个时刻，由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开放港埠的要求，英国开始用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到中国来。
当时的鸦片主要产自印度东地区，一些鸦片商先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收购，再以10倍的价格卖给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华人。透过这些华人，卖给海南岛走私的人，在海口转售到中国大陆内地。
旧上海南京路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开放港埠，但是鸦片还是卖到了中国内地，其实这就是秘密。
当时香港，还没有被英国殖民，有很多的香港人以及一些随着郑和下西洋移居到马来西亚或是某些东南亚地方的华人，他们跟东印度公司合作，透过自己的关系，把鸦片卖到中国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买办，鸦片是进不了中国的。
另外一个可以进中国的方式是美国。美国不是清朝官员查的主要对象，还有清朝的腐败，清朝某些官员也参与到违禁的贸易里，他们主要进口的港口也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广州。
透过这两个港口，美国人秘密运输英国的鸦片，甚至跟英国的船员说，你就挂我的美国旗，分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个中国村民，英国领事馆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发现原来鸦片都是他们运进来的，于是开始彻查，接着有了林则徐烧鸦片，有了鸦片战争，英国对华宣战。
宋查理
但中国打败了，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对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买办崛起，代表中国近代史里最重要的繁华地点——上海。
这是宋家崛起之前的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要赚钱，都得跟老外有点关系，跟洋行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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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跟你们听到的宋氏家族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查阅了很多书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美国传记作家，他参考了非常多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档案、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将这些档案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重新写了《宋氏家族》这本书籍。
关于要写宋氏家族，Seagrave说是“格外的困难”，他直指出来由于宋氏家族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宋美龄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她在美国华府的游说能力，包括时代杂志都可以几乎说是变成她的宣传工具。
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宋氏家族是很困难，宋家花很多钱去宣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人们真正了解宋查理这个人，所以这次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美龄，而是他的爸爸宋查理？因为他的爸爸的出身跟大家想的故事完全不同。
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姓宋。
关于宋查理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如果按照很多美国的国家档案，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些传说本身是想创造一个属于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就是，她的爸爸原来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透过自己非常刻苦的努力，他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船长charlie jones，船长可怜这个小孩，就收下了他，为了感恩他的恩人，所以就改名charlie song，宋查理。
这个了不起的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带着他乘着克尔法斯克号的船抵达了北卡州，就交给了一个监理会（教会）。
之后在教会的栽培之下，他去了现在的杜克大学，那时候叫三一学院。后来又把他送到了田纳西州，现在是乡村音乐的圣城。可是他到那个地方不是要去学乡村音乐，而是去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然后等待时机成熟，用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传播上帝的福音。
整个宋氏家族的故事在过去几乎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版本，他们来自于海南岛一个非常刻苦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上帝的各种祝福里头，他的爸爸聪明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学习，上帝的受洗。
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受到排挤，虽然他已经有了传教士的身份，但是外国人并不想给他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身份。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印《圣经》，他因此发了大财，然后他再利用这笔钱资助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而宋查理一生有6个子女，后来都成为在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可是这个故事几乎8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宋查理
首先他爸爸搭的那艘船叫克尔法斯克轮船，从来没有在Boston，也没有在北卡停留过，而宋查理的父母亲并不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压根不知道儿子去了美国，不知道他改了姓，因为他们的姓氏是韩，而不是宋……
当时的海南岛当地卖鸦片，也供种植鸦片，他家是在当时“走私者的天堂”的地方——文昌。当地的船就是一排一排地连在一起，船民们就以船为家，有些穷苦的人就长年在船上。
宋查理的父亲经营的行业很特别，是一个造船厂的老板，韩氏一族，也就是宋查理真正的家庭并不贫苦，他的父亲是当地相当富裕的商人，而且是一个靠走私秘密社会里的一位长老。
他从事的走私活动里有一些大远洋货船，而这些远洋的货船定期的从澳门出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河内，当时叫安南，再抵达苏门答腊，航程大概六天左右。他们的先祖据说更早之前来自于山西，在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从北方开始往南逃。
据考证，很多姓韩的人都是客家人，有人逃到了安徽，有的人更往南逃到了广东，逃到了海南岛。所以宋美龄是一个客家人，而她的本姓应该是姓韩。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最主要的是1881年，当时宋查理已经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宋查理有机会坐船，本来是搭他们家里的船，他们家有一个习惯，要让孩子见世面，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一个舅舅叔叔经常出船。
有一次这个船去到了美国，1881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他告诉父母亲说，“我已经离开了亚洲，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我还在苏门答腊，在印尼在这些地方徘徊。 ”
那个时候他文字不是很写得很清楚，中文底子不好，在这封信里，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住在中国东南方广州的一个县城，其实后来查了半天，广州根本没有这个县。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信的底部，他写他爸爸的名称，韩宏义，然后查理还会写自己的中文名称，他的本名叫做韩教准，但他基本上在是用英文拼下来。
所以我们确定他完全知道他姓韩。
为什么会变成姓宋，你可能很难理解真正的过程。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有宋查理在一艘美国船上的服务记录，查理的真实姓名是由于发音的问题被搞错了，他本来是姓韩，然后他就被写成姓松。
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姓，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百家姓里，比较有一点地位的姓，他最崇拜的朝代就是宋代，而且跟松差别也不大，就变成了姓宋。
而他当时已经有英文名叫查理了，所以就叫宋查理，而宋美龄姓宋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是姓韩。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宋子文曾经写信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自己也说：
我今天想转赠你海南远扬舢板船模一具， 此次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是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以抵达印度。
所以宋子文其实也知道家里是从海南出身的，那个时候韩教准写信给他爸爸，写广州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离开家里的时候搞不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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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南岛的舢板是一种很特别的三轨的帆船，非常适合海浪，他们说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在海洋里头破浪前行，这种船看起来远远像一个很大眼睛的公鸡，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就会离开海南，会有一年一度的传统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就会驾着船和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厦门，在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就随着风、随着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满载而归。
剧照资料图
宋家，准确说是韩家，他们真正在海上的状况，除了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之外，也进行海盗行为，所谓的贸易其实跟走私差不多。
当时，韩氏家族拥有强大的客家宗族的势力，从山西移居到海南，他们透过当地的帮会，某个程度间接操控了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而且发展海上贸易，同时透过联姻跟潮州帮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韩家定居海南岛之后的几百年之内，双方产生的依附关系，使得家族的商业扩展到东南亚一带。
这一家族当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才会那么小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见世面，因为这个是你将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小孩子坐船跟着大人出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
例如查理的哥哥被送到印度群岛的一个韩氏家族里头当学徒，查理也曾去那里一个亲戚那儿做雇工，查理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他当时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有开锡矿的，有开商铺的，有些人是从内陆地区往返海边的贸易贩卖各种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鸦片。
他看了别人怎么致富，而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像父亲他们一样走私一些小东西。他就不甘愿在那里只是做学徒，他觉得他爸爸对孩子的培育的心眼不够远大，他要有自己的梦想。
虽然他当时才12岁，但是他就已经非常有抱负了，这让他的人生截然不同。
当时，宋查理跟着一个远方舅舅出海，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从东南亚去了美国？是因为当时这个舅舅告诉他：当时有很多有抱负的人，都会自己出钱买船票跑到美国。
宋查理一听就觉得我不要跟我的父辈一样了，也不要跟我哥哥一样在这里做学徒，我要跟你去美国。
旧上海租界
美国那时候是大幅开铁路的时刻，铁路工头很喜欢雇用欧洲的移民，还有华工，这些华工不是被抓的，是自己去那里打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赚到的钱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赚到的钱多很多，而美国人也乐意用他们。
因为中国劳工第一个工作卖力，很少抱怨，而且他们的薪资相对很低，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候，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最高的时刻可以高达80%，工人可以坐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里头开凿路基，而且他们的薪水比白种人的劳工少了1/3，同时食宿要自理。
所以当时加州的州长就曾经这么描述，没有这些中国人，我们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宏大的国家的铁路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而查理去美国的这个决定，也从此改变了宋家的命运。
但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告诉各位，他不姓宋，他根本就姓韩。
(Quelle: 时事、世事、事实，凤凰网陈文茜)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一位老和尚，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这一天，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担柴回来。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人人目瞪口呆。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无功而返，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傅坦然相对。师傅问其故，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师傅说，过不了河，打不了柴，见河边有棵苹果树，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后来，这位小和尚成了师傅的衣钵传人。
【小故事大道理】：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过不了的河。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也是一种智慧。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放飞思想的风筝，摘下一个苹果。历览古今，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洋务运动的需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2 盛宣怀的银行梦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3 艰难的创办之路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4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小故事大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