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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是由默里·勒纳执导的纪录电影,于1981年2月23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记录了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风貌 。
剧情简介
1979年,文革结束、中国与美国建交,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应邀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斯特恩和中国音乐人士交谈,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跟随其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景物和世态: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 。
幕后制作
1979年,应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有关该片的片名《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西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通过音乐遇见西方,开始迈步走向世界 。
导演 默里·勒纳 策划 默里·勒纳 摄影 Nick Doob 剪辑 Thomas Haneke 制片 默里·勒纳
获奖记录 1981年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1981年 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1979年斯特恩访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音乐传奇
一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让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成功“破圈”。在中国,许多音乐圈外人士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斯特恩堪称“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自15岁成为职业演奏家,到81岁告别人生,他的演奏生涯持续了66年,每年演出最多达200场。他不仅是小提琴大师,还是发掘小提琴“明星”帕尔曼、朱克曼、华裔大提琴“顶流”马友友的教父式人物;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他的朋友圈不仅有乐坛大咖,还有肯尼迪、基辛格、卓别林等诸多名人。
正是这些不同于大多数音乐家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了“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遇,发现了大提琴神童王健等“天才”,让他的中国之行拥有了一支专业拍摄团队,并诞生风靡全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1979年,斯特恩的琴声响起,中国重新听到了“莫扎特”,世界也久违地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与艾萨克·斯特恩先生的传奇相遇,被大提琴家王健称为“人生中最有幸的一件事情”。
1979年夏天,10岁的小男孩王健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大汗,拎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提琴,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间会客厅。大厅里全是人,除了校领导、老师,还有市领导和一群外国人。
10岁的王健正在拉大提琴。
小男孩常常“接待”外宾,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西哈努克亲王都听过他的演奏。见惯大世面,小男孩对会客厅的阵容没当回事,让他感到新鲜的是那个身穿橘红色上衣的外国人,他的眼镜架在头上,脸色红扑扑,坐在穿着黑白灰色调的中国人之间,格外显眼。
10岁的王健不知道,那就是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斯特恩,一位大师级的小提琴家。他和老师们更熟悉的是奥伊斯特拉赫这样的苏联小提琴家。当然,他更不知道,来中国之前,斯特恩已经听说上海有个“拉大提琴的男孩”。
缘分是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开始的。周文中是斯特恩的好朋友,是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还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的推荐下,中国古琴曲全本《流水》跟随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成为第一批传向太空的人类音乐文化之一。1978年,周文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就参与组织了斯特恩访华的巡回演出。
周文中曾在上海听过王健的演奏,回到美国后,他提醒斯特恩,你到了中国,一定要想办法听听这个小孩拉琴,很有意思。
斯特恩果然被王健打动了。男孩开始拉琴不到一分钟,斯特恩突然说话了,摄影师把灯光打开,镜头架起,一群人冲到王健面前拍了起来。男孩这才有点紧张,不过,他还是继续拉了下去。
一曲终了,男孩起立,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拉琴时紧抿的嘴角露出了笑意。一片掌声中,斯特恩身体前倾,一边鼓掌一边兴奋地大喊“Bravo,Bravo(好极了)”。斯特恩的热情,又一次让小小的王健感到惊奇,“一般外宾会鼓鼓掌,但像斯特恩先生这样当场就大叫起来,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这支没有从开头完整拍摄的亨利·艾格尔斯(Henry Eccles)《G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片尾“压轴”登场。
从纪录片中走出的大提琴男孩王健,如今已成为比肩马友友的世界级大提琴家,也成了斯特恩一家的好友。再次谈及斯特恩,他说,斯特恩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演奏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只要愿意,他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
斯特恩的确是一位交游广泛的社会活动家。除了伯恩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享誉世界的乐坛大咖,他的朋友圈还有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白俄罗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等诸多名人。
在美国,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将卡内基音乐厅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拆房大锤下挽救下来的人士”。上世纪50年代末,卡内基音乐厅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一座摩天写字楼将代替它,美国《生活》周刊已经刊出了这座写字楼的透视图。然而,斯特恩周旋在音乐家、政治家、商界人士之间,大力游说、四处筹款,最终成功地保护了卡内基音乐厅。作为对他的回报,卡内基音乐厅主厅被永久命名为“艾萨克·斯特恩观众厅”。
这样一个具备“广交朋友的意愿和能力”的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小提琴家,毫不意外。
“非官方的音乐大使”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小提琴家的斯特恩,竟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了中国的发展。1961年秋天,《BRAVO》杂志刊登了他的访谈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尤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两三年之内,它或许会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或许,斯特恩那时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毕竟,他一贯热衷于“音乐外交”。1956年冷战期间,他飞去苏联演出,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美国演艺家。两年后,美苏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客串“文化大使”前往冰岛演出。1949年,犹太人出身的他飞到建国不久的以色列进行演出。二战爆发时,他还曾组织演出队,搭乘军用飞机,开赴硝烟未尽的太平洋战场,用巴赫的音乐慰问前线士兵。
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正在法国科西嘉岛度假的斯特恩跃跃欲试,写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但由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得到直接的邀请……”
20多年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年的心境:“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美术、文学和音乐上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尽管它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因军阀的统治而处于困苦之中,几百万人遭受到饥饿。但是,这个国家从贫穷的生存状态中奇迹般地转变为一个人人有吃有穿和有房住的国家……我想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他坦言,“对于在我们与中国新建立的关系中,我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我只是想在事情开初时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基辛格回复他,“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错过了中美“破冰”的最初时刻,却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初”。1978年3月,来自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手中,中国官方建议他那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斯特恩赶紧查看日程安排,结果发现1978年的日程一年前已经排满。最终,行程定在了1979年6月的后半个月。
斯特恩与黄华的相识,仍要从一位朋友——阿特拉斯博士说起。这位化学博士与斯特恩同住一栋公寓大楼,他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得知斯特恩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一次晚宴,宴会的客人是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夫人。
晚宴上,斯特恩热情地向黄华表达对中国的向往。黄华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小提琴家。夫人又问:“噢,那你是职业的吗?”斯特恩回答,“是的,我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出。”
斯特恩的愿望就这样成真。1979年6月18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和妻子维拉、女儿希拉、两个儿子迈克和大卫,还有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一起乘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那一年是中国古典乐迷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年:从年初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再到年底的多伦多交响乐团,接踵而至的世界级音乐家在国门初开的中国掀起阵阵热浪。
“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卜大炜是《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的译者,他亲历了1979年星光熠熠的“涉外演出”。
因为斯特恩不仅带来了西方古典音乐,还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拍摄团队全程记录了斯特恩一家在中国的旅行和演出,回到美国后,剪辑制作成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1981年第5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小提琴演奏家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带一个拍摄团队?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曾透露,是母亲提出用电影来展现这次旅行。不过,这与斯特恩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有点出入,他说,这是一位亲密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的一位投资商,在斯特恩挽救卡内基音乐厅的活动中,他响应号召成了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他建议斯特恩带一个小型的摄影小组,记录下这次旅行。
斯特恩的大师课上,旁边的摄影团队正在拍摄。
起初,斯特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个主意,“哪有人会看这样的电影?”但最终,一切在餐桌上投票决定了。斯特恩回忆,“弄不清邵耶尔哪儿来的这么大决心,完全是自掏腰包,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制组,还有一位导演默里·莱尔纳。”而在邵耶尔的遗孀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为了获得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拍摄许可。
斯特恩曾多次应邀到美国白宫演出,有一次,在白宫准备的节目单个人简历上,他被称为“非官方的音乐大使”。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他恰如一个“非官方的音乐大使”,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音乐之窗,而那部纪录片则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抹亮丽春色。
红塔礼堂“满台生辉”
与小男孩王健的后知后觉不同,提前半年,中央音乐学院就开始了迎接斯特恩到访的准备工作。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为斯特恩演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1977级学生徐惟聆就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门口,徐惟聆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帮斯特恩提着琴盒,感觉身边的大师仿佛“神一样的人物”。
斯特恩在北京最重要的行程是在红塔礼堂的两场演出。唱片上的人物出现在现场,全国各地的专业小提琴家、青年学生云集北京,有人像过节一样兴奋。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回忆那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感觉,他用了一个词“朝圣”。
斯特恩没有辜负中国观众的热情。第一场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合作的协奏曲音乐会,上半场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第二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贝多芬的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的奏鸣曲,还有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年轻的卜大炜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级大师演奏小提琴,他说,用“满台生辉”形容真不为过,“斯特恩一登台,我眼睛都不敢眨,就想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捕捉下来。”
宋庆龄欣赏了斯特恩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并与斯特恩合影。
比起正式音乐会,更让卜大炜感到“振聋发聩”的,是演出前的大师课。第一次进入排练场,斯特恩就发现,座无虚席的观众都懂音乐,只是,“无论是指挥还是乐队,对西方的音乐都接触得很少,他们不善于用各种色彩和情绪来演奏”。于是,正式演出前,他手把手地为中国朋友上了一堂大师课。
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唐韵很早就从上海赶来了,她肩负着一个特殊任务: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与中央乐团排练。正式演出前,身着花衬衫的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排练曲目之一——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聆听着,指出的意见却一针见血: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点拨,唐韵的演奏效果立竿见影。
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另一堂大师课上,大二学生马晓明演奏了一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为了提醒他注意运弓动作的延续性,斯特恩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就像打乒乓球那样,整个胳膊要顺势拉开连续的运动,如果你运弓到中途突然停下来,球就飞到天上去了。
用脑和用心去演奏,是斯特恩带给中国学子们最重要的一课。徐惟聆也在那次大师课上,从当年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她始终忘不了斯特恩带来的震撼,“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拉。除了苦练技术,音乐还是会呼吸的,还有这么多层次的音色和变化。”
徐惟聆还记得,有人问斯特恩:“您拉琴的时候是想着上弓先开始,还是下弓先开始?”他马上风趣地答道:“我问你,你是先用左鼻孔呼吸,还是先用右鼻孔呼吸?”
那时,中国演奏家习惯使用肩垫,来保持琴的稳固性,斯特恩对这种工业化制成品深恶痛绝。他从来不用肩垫,而是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块简单的海绵垫。在红塔礼堂,他当众掏出衬在T恤和肩膀之间的海绵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斯特恩相信,相比肩垫,海绵垫能让演奏者更好地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让小提琴更好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另一条胳膊。第二天,他甚至送给演奏的学生们每人一个海绵垫。
红塔礼堂的大师课起初由一位英语翻译作口译。这名年轻的男翻译可能对音乐术语不熟悉,当斯特恩用“big ball”讲解一个乐句时,翻译感到有些迷茫:“大……球,这是什么意思?”幸好,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解了围,说是“舞会”的意思,就是说,演奏这个乐句时,情绪要像参加舞会那样欢快。李德伦嗓门大,声音直接传到了剧场最后排,台下观众一致要求李德伦来翻译。于是,正式舞台上的协奏之前,李德伦先与斯特恩合作了一堂大师课。
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李德伦与首访苏联的斯特恩曾有过一面之缘。斯特恩是犹太人后裔,出生在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现乌克兰),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俄语是他熟练掌握的语言之一。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提醒妻子,到了中国,“不要像我们过去那样用俄语交谈”,这可能不太适宜。没想到,在机场等待的李德伦一见面,就用俄语向他们问好,令他倍感亲切。
时隔20多年,李德伦与斯特恩在北京再次相遇,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幕后闲谈,都非常契合,除了关于莫扎特的探讨。斯特恩说莫扎特是个天才。李德伦说,莫扎特出生时正好是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时期。言外之意,莫扎特是由时代造就的。坐在一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英语翻译吕宛如如今已经93岁,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当时场面其实有点“不和谐”,纪录片只播出了两人交谈的一小段。不过,斯特恩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1999年,79岁的斯特恩重返中国,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合奏了一场“世纪绝响”。在世纪剧院,有记者问到20年前的那次谈话,李德伦笑言:“当时不能只讲天才……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莫扎特是天才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么出名呢?”
“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卜大炜说:“对于真正的天才,斯特恩似乎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帕尔曼、朱克曼,国内观众更熟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斯特恩发掘的“明星”。
1979年的北京,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女孩令斯特恩念念不忘。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拍下了那一幕:小女孩大约10岁,一条湖蓝色连衣裙,颈上系一条红领巾,她站在斯特恩面前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斯特恩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小女孩有点害羞,犹豫了几秒钟,斯特恩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要害怕。小女孩也笑了,用甜美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唱出了那个乐段。刚刚唱完,斯特恩赞美道:“好听极了!”然后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去拉琴呢?小女孩再次演奏,魔法发生了,带着心声流淌出的旋律,立马生动起来,观众席爆发出一片掌声。
一切都很完美,但人们不知道,纪录片幕后,大师其实很担心自己“因欠思考而贸然行事”,把小女孩惹哭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她不愿意唱,假如她哭了起来,我就得去抱抱她,然后请她做点什么别的事。总会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
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在香港拥有了自己乐团的何红英。197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恢复招生后,她是考进附中的第一批少年音乐人才之一。在斯特恩的眼中,“她是一位可爱的孩子,而且她有天才。”
大师课上,斯特恩指点何红英像唱歌那样把旋律拉出来。
另一位打动斯特恩的天才,是后来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当时只有九岁,斯特恩两次听了他的演奏。一次大师课后,斯特恩主动找到吕思清的老师王振山,要与他谈一下如何培养天才儿童的问题。
一个世界级大师主动找到初次谋面的中国琴童的老师,为未来指点方向,这太出乎王振山的意料了。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特恩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天才,但也很危险,主要是周围的人经常称赞他,应该让他不要感觉自己很特殊、过分表现自己。老师和父亲可以对他更严格,他经受得住。”
当王振山问到关于专业教育方面的意见时,斯特恩建议要把基础打好,按常规的训练方法训练他,要稳一些,不要急,并一再叮嘱要让他学习全面的知识,多听交响乐、四重奏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为影片《琴童》物色小演员,看中了吕思清。他还到上海试过镜,基本敲定由他担任片中主角。谁知斯特恩听说他要去拍电影,连连摇头,对他的老师说:“不行,不行,得让他专心练琴,演电影就分心了。”一句话断送了吕思清的电影“明星梦”,却成就了“东方帕格尼尼”的音乐之路。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镜头格外动人。电影镜头扫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琴房的一排窗户,每扇窗户里都有一个认真练习的琴童,或弹钢琴,或拉小提琴,或弹琵琶,或拉二胡。参观完一间间琴房,斯特恩兴奋地竖起拇指,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1979年,斯特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指导琴童。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琴童中,最让斯特恩惊艳的莫过于10岁的王健。
那时,刚刚走过“文革”的封闭时期,中国古典音乐教育最重视的是不要拉错,一定要准确。用斯特恩的话说,演奏者们“都能以令人吃惊的灵巧将音符演奏出来,但他们不理解音乐。”
王健是个例外。3岁那年,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上海样板团,母亲吹长笛,留在了西安。父亲一人带着小王健,搬到了上海。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为了给王健找点事儿做,拉大提琴的父亲送了他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起点,父亲告诉他:演奏就是要抒发情感,要讲故事,要找到音乐中美好和让人感动的东西。与同龄人相比,王健学琴的进度非常缓慢,他拉的曲子数量和难度都不如别的同学。没想到,恰恰是这种抒发情感的演奏,感动了斯特恩。
曾经,美国的音乐杂志记者问斯特恩:你是个小提琴家,在中国看了那么多小提琴演奏,为什么纪录片结尾放的不是小提琴家的演奏,也不是你自己的演奏,反而放了一个小朋友拉大提琴的镜头?斯特恩回答:这个孩子打动了我。
一旦被打动,斯特恩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年轻时得到的帮助给予后辈。王健告诉记者,斯特恩离开中国后,时常给自己写信,关心他在做什么,有什么计划。有一次,他请一位专业制作琴弓的美国朋友,专门为小王健做了一把琴弓,琴弓漂洋过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送到了王健手中。
这只是美国大师与中国琴童缘分的开始。几年后,香港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偶然看到《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住了纪录片中拉大提琴的男孩。他直接找到王健的家人,资助他前往美国深造。16岁的王健就这样来到了耶鲁大学。
初到美国,王健出入境常被刁难,好几次被关到小黑屋。斯特恩干脆在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王健太紧张,与基辛格握手时一不小心碰翻了红酒,洒了对方一身。没想到,斯特恩却安慰他,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小黑屋的问题果然解决了。
学习之余,斯特恩时不时请王健到家里去玩儿,给他上课,在演奏会上带着他,把他介绍给美国古典音乐圈的大人物。从那以后,王健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开始起飞。
“无可替代、巨大无比”,王健这样形容斯特恩对他音乐事业的帮助。
登门拜访《梁祝》作者
在作曲家陈钢眼中,斯特恩却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钢常年工作生活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梁祝》孕育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学生们最初的备选题大多时代感十足,有《大炼钢铁》,有《女民兵》,唯独熟悉越剧的组长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心里也没底气。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没有随大流,大胆地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
第二年,何占豪、陈钢等合作的《梁祝》诞生。不久,小提琴奏出的“两只蝴蝶”飞出国门。外国人不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却能听懂曲中的催人泪下,并且,早在1954年,他们就听说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那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记者更好地了解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让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负责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熊向晖担心外国记者看不懂,请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本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却招来总理的批评: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外国观众果然被感动得久久不肯离去。
斯特恩应该是被蝴蝶的爱情打动了,访问上海时,主动提出要到陈钢家里做客。这着实让陈钢吃了一惊,“我们从未见过面”,而且当时的外宾“不太会到一个音乐家家里来”。
陈钢记得,斯特恩来家里那天是7月1日,一个大热天。浩浩荡荡的摄影团队先来,过了半个小时,斯特恩乘着一辆红旗轿车也到了。这样的阵势多少让他有点紧张,谁知,斯特恩走进客厅倒是“宾至如归”。
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品尝杨梅,突然对陈钢说:“昨天晚上宾馆的空调坏了,没睡好,我先在这儿睡一会儿。”于是,一行人把小客厅留给斯特恩。大师横在沙发上睡了二十分钟,休息过后,兴致上来,聆听了《梁祝》,连连称赞,欣赏了陈钢的另一首代表作《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还在小提琴上试奏了这首作品的片断。
两年后,陈钢去美国访问时,再次见到斯特恩。在纽约的家里,斯特恩得意地向陈钢展示一个小玩偶,那是朋友们为庆祝他六十大寿送的礼物。小玩偶看起来像个乌龟头,一拉一缩,伸出来的头像画的正是斯特恩,看得陈钢忍俊不禁:真是童心未泯呀!
斯特恩与夫人准备品尝中国菜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一大遗憾竟然是错过了北京烤鸭。北京的宴会当然为客人们提供了烤鸭,可是,当鸭子快要到嘴时,斯特恩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时“涉外”演出的门票都是组织内部分配,不对外出售,因此,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没有拿到一张斯特恩音乐会的门票。机会难得,他们干脆打电话问斯特恩:能不能到大使馆至少演奏一个小时?斯特恩表示没问题。去演奏了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斯特恩发现,他错过了此行最渴望的美食——北京烤鸭。
这对于斯特恩来说可太遗憾了,毕竟,他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美食达人。晚年时,斯特恩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生活得更健康一些,练习得更多一些,吃得更少一些,我会做得好得多。”但是,他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假设,“我好吃好喝,喜欢满足口腹之欲。我热爱生活,这是我演奏的动力。”
他自知“五英尺六英寸的矮胖形象”不够有魅力。美国音乐界流传一个段子,在一场观众爆满的音乐会上,前后台都坐满了人,圆圆胖胖的斯特恩走上舞台,对着后台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后背不雅。”然后转过身,诙谐地对前面的观众说:“请原谅我的前面不雅。”
幽默的魅力足以让人们忽略大师的外在,而他对音乐的专注和演奏的热情,更让1979年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如聆仙乐。陈钢去现场听完斯特恩的音乐会,不由感慨“舞台上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
莫扎特的余音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度过了大约三周的时光,摄影团队几乎记录了他们的全部旅程,除了在西安的兵马俑考古现场,那里禁止拍摄。在西安没有演奏计划,斯特恩一家只是纯粹地旅行,但大师来访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追到酒店,问斯特恩能不能去听一听当地演奏者的演奏。
于是,在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斯特恩聆听了三四位年轻人的演奏,发现其中一名青年男子相当有天分。相比之下,当年的西安奇缺训练有素的教师,斯特恩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这次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到国外学习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在一次次短暂的大师课上,他总是可惜时间不够用,担心“你把学生们批驳垮了,在还没有把他们调理好之前,你就得离开他们了。”但在即将发生巨变的中国,斯特恩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197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接待了斯特恩一行,他记得,斯特恩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不过,短短三年后的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已经突飞猛进,“有些外国小提琴名家、名教授来,说我国小提琴(甚至整个弦乐)已经超过欧洲所有的音乐学院。”
外国客人或许有夸奖的成分,但斯特恩的到来的确让中国学子听到了久违的“莫扎特”,为中国古典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芬芳艺术花园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拍下的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国门深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几乎都成了活跃在国内外乐坛和音乐教育界的大家。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王健、徐惟聆、何红英、唐韵、吕思清,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潘淳、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匹兹堡交响乐团原副首席贾红光、瑞典马尔默交响乐团原首席马晓明……
拍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一行赶上了最好的时机。幸运的摄影团队被允许全程跟拍,足足拍摄了60个小时的素材。寄回美国的胶卷完好无损,谁知,拍下素材的导演莱尔纳却与投资人邵耶尔吵了一架,扬长而去。珍贵的素材差点被闲置,幸好斯特恩向邵耶尔介绍了艾伦·米勒。
米勒既是音乐家,又是电影制作人,他没有随斯特恩到访中国,花了一年时间观看素材、思考主线,终于用他的生花妙手制作出了大约88分钟的纪录片。米勒没有把外国人访问中国的那些“标配”行程当作重点,比如在北京欣赏京剧排练、民乐演奏,攀登长城、参观故宫,在桂林荡舟漓江,观看杂技、口技表演,在上海参观街景,近观孩子们的武术和体操训练等,而是把音乐的碰撞作为主线,从正在学习音乐的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小提琴大师的互动中,展现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
斯特恩在欣赏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斯特恩看完纪录片后,剪去了4分多钟。那是在上海市政府礼堂演奏前试琴的片段。斯特恩和钢琴伴奏大卫·格鲁伯发现,由于受潮,键盘变形,礼堂的那架钢琴简直无法弹奏。但礼堂经理告诉他们,那是全上海最好的钢琴。斯特恩十分恼火,他说北京有一架好钢琴,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官员,看他们能不能派军用飞机或卡车把那架钢琴连夜运到上海。
这应该是斯特恩中国之行的唯一一次发火,平静之后,他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主张删掉了这段镜头。因此,人们后来看到的纪录片只有大约84分钟,钢琴的波折仍在,只是斯特恩闹情绪、发脾气的画面被剪掉,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在上海电台找到了另一架替代的斯坦威钢琴,演出顺利进行。
米勒不愧是音乐家,音乐贯穿始终的纪录片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之行,他打乱素材的剪辑方式有时让观众感到小小的困扰。比如,潘淳在北京演奏钢琴的画面与王健在上海拉大提琴的片段剪辑在一起,导致很多人误以为潘淳当年是上海的小学生。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演奏片段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小潘淳献花、宋庆龄上台合影的镜头,这一幕其实发生在红塔礼堂的北京音乐会上。
不过,小小的瑕疵并没有掩盖纪录片跨越国界的魅力。在美国年轻人逐渐对古典乐失去兴趣的年代,这部影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多家影院放映,引起轰动。影片的预算大约是21万美元,而截至1981年底,收入竟达到了120万美元。当初为影片慷慨解囊的邵耶尔,赚到了比成本多5倍的钱。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最终又用在了邵耶尔与斯特恩合力挽救下来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业中。
及至影片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并在戛纳电影节得到放映,斯特恩和他的访华之旅更是人气空前,用他的话说,“四十多年的旅行、工作和思考,与这部八十四分钟的影片相比都微不足道了。”
斯特恩重回中国
“音乐可以比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斯特恩留下的“遗产”已远远超出音乐的范围。1979年,大师的中国之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20年后,79岁的他受邀重回中国,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播下种子,长出来的是花朵、蘑菇和树木,而在中国生长出来的却是三十层的高楼。”
这一次,将60小时素材变成84分钟纪录片的艾伦·米勒,作为导演随斯特恩来到北京,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片《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
时光流转,斯特恩的琴声再次响起,与20年前的影片相比,北京太不一样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代替了满街的自行车,发型各异、衣着时髦的人们代替了“黑白灰”色调的人群。记者会上,兴奋的斯特恩反客为主,向记者们发问:“我能否问一问你们记者们,20年前,你能想象到北京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吗?”
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古典音乐,北京变化的速度都超出了斯特恩的想象。音乐节闭幕式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小天才”王健、徐惟聆、潘淳变成了青年演奏家,他们在斯特恩次子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联袂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随后,满头华发的斯特恩与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再度携手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彼时,82岁的李德伦已患肺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了许久,家人都担心他的病体再次感染,但为了这次世纪末的约定,他还是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次“世纪绝响”后不久,2001年,81岁的斯特恩和84岁的李德伦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在大卫·斯特恩的指挥下,徐惟玲、王健、潘淳联袂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与李德伦在世纪剧场激动相拥。张风摄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这些年来,斯特恩的名字在中国却愈发熠熠生辉。2016年,以艾萨克·斯特恩为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大卫·斯特恩与徐惟聆续写了1979年的故事,担任比赛评审委员会联合主席。如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参赛选手的国籍越来越多元。
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见、被演绎、被理解,比赛自创办起就立下一条特别的规则,进入决赛的选手,除了常规的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要演绎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
在大卫·斯特恩的印象里,初次随父亲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斯特恩一家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感受到了人类共同的语言——充满人情的音乐。那时,斯特恩一定无法想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音乐学子们会聚在中国的大地上,诠释中国味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悲喜同源》和《夜途》。
本文部分图片由吕宛如之子马靖提供,特此感谢。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 | 作者 杨丽娟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图自《中华遗产》 2013年04期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通用语言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的发展曾经历了雅言、通语、汉音、官话、国语等历程。为什么普通话中有各地古音方言的痕迹?现代汉语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雅言
从河洛之地向南出发 从雅言到普通话:中国标准音的演化小史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雅言是被孔子这样的君子、有身份之人在正式场合所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关于上古音的韵部、声调等问题,各大音韵学家更是莫衷一是。普通人要想从中得出一个简明的学习方法,实属不易。
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这从《墨子》、《荀子》以及地下发掘的竹简等都能找到若干证据。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
黄河与洛水交汇,孕育出了河洛之地,自夏商起,便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之中”。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中原官话分布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北宋时期,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为一致的方言大区基本形成。在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北人音”即北方话的说法。但在越州山阴籍(今绍兴)诗人陆游看来,北方话虽已相互融通,大同小异,但“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魏书·司马睿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来自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出于对江南一带文化的鄙视,常常将江南土著呼为“貉子”或“貉奴”。
南朝齐梁时代,吴地人士则模仿中原,特别是模仿北方的洛下风习。即便士人清谈,也要力求以标准的洛阳话相互交流,后者事实上也成为了南朝的官话。南朝士族读书要仿效洛阳书生特有的腔调,称为“洛生咏”。后来甚至还出现过“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即模仿中原口音为逝者哭丧。
时至唐宋,中原方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随着他们梯次南下至豫南、江淮和南粤,于是中原方言的种子也最终在南方各省的缝隙里开枝散叶。
新南京官话
文人优雅永不过时
吴语-古老方言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属于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面积较大的在安徽宣城、溪口、宁国、广德、郎溪一带,向东伸展到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为江淮官话和湖北官话、河南官话的错杂分布区(地图中以江淮官话为代表)。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南京与周边的城市以长江为纽带,同属江淮官话区。新南京官话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南京历史上曾说过吴语,成了六朝的首都后,渐渐地与吴语分离,形成了南京官话。后来的明代又在南京建都,从江淮地区带来了将近20万人口,与南京语音掺和,形成了新的南京官话。据说从日本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他们的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汉语都是南京官话。
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保留了入声的南方官话,更受文人的欢迎,因为它可以用来更好地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此外,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比如昆曲在士大夫阶层的风靡,就让南方官话的流传度更为广泛。
明代官话“声母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明代士人兰茂所著的《早梅诗》,用二十个字来代表当时(15世纪)的声母系统,其中0代表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这20个字正好涵盖了汉语拼音的20个声母。如果再添加上j、q、x,就构成了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全部声母。今日声母为jqx的字在当时一部分发zcs音,一部分发gkh音,所以诗中的雪(süe)和见(giɑn)与今日发音明显不同。绘画 / 靴下猫腰子
江淮官话的传播还产生了新的官话体系: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包含: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九省市区、使用人口两亿七千万的大型方言。
桂柳片官话,是西南官话一个典型的分支。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驻守军实行兵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这些在新地落脚的居民因文化地位较高,所以不但维持旧地带来的方言,并将带来的方言扩散到周围地带。
讲西南官话的广西“高山汉族”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08期
这些看上去像戴着少数民族头饰、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其实是汉族人,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清朝“穿越”到今天的汉族——“高山汉族”。他们自称“客人”,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而当地壮族则称他们为“布哈”,意思是“转移居住的人”。广西的高山汉原本就是川、湘、鄂的汉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尤其是在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的原因迁移到广西,到了咸丰和同治年间则规模更大了,逐渐形成为广西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群。
北京官话
东西南北聚京都
军机处里的北京官话 图自《博物》2012年03期
图中所绘的是晚清同治朝军机处的大臣们。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官话推广运动,尽管福建、广东两省的士子仍没有达到流利说官话的目标,但身处政治枢纽军机处的大臣,必然要用标准的北京官话交流了。
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南北官话博弈,明清以来,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是北方官话。北京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的形成与其重要的首都地位和各地人口融合密不可分。
明初,徐达攻入元大都后,人口出现大量流失和外迁。到了明代,作为北方边境,为了应对退守塞北的蒙古人之侵扰,洪武朝曾施行了将塞外边民移入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由于靖难之役与之后的迁都,北京的人口再度经历了大换血。
操持各地方言的人口汇聚到北京,在以中原雅音为基础的交流中,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征,又逐渐与彼时的北京本地音融合,从而形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话。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员,依旧沿袭了明代的官话读音。
科举考试的试卷 图自《博物》2011年05期
清代帝王对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很重视,满族考生可以采用满文考卷,但是同时也要考满、汉笔译。此图为康熙御笔满、汉文考题。摄影 / 陆岗
北方官话,也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强势影响。比如说“色子”中的“色”读北音shai,“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越是在书面语上,北京话越受到南音影响。南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北京话中“文雅”成分的象征。
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仅广东省就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出炉。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普通话
为国民打造通用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扫盲教学 图自《博物》2016年10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制定出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民间仍然使用北洋政府推广的注音符号进行扫盲教学。图中的注音符号,第一排是声母“攵”(p)和“勹”(b),第二排是韵母ang、an、ao、ai、a、ai、a,上下一组合,就能准确地读出第三排的汉字。
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涣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
国语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官方用语——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所创的威氏拼音,即在相当大程度上以北京音为准。威氏精通汉语,他参考了五十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名词的音译方案,用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方法。
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对照表 图自《中华遗产》2017年07期
注音符号脱胎于汉字字形,汉语拼音则采用拉丁字母,较之更具有国际通用性。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顺利当选,台“教育部”于年底发布“中文译音使用原则”,决定改用汉语拼音作为国语音译符号,两岸交流更加通畅。
尽管北京话是当时通行范围最广的官话,但它被诸多代表诟病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浊音和入声,这被认为没有很好地保存中国古音的优秀传统。也有人反对以一城一邑之音来代表中国,而提倡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选出能够兼顾各地语音的“公音”。
会通古今,保障平等。国语的制定,寄托着关于一个理想中国的美好愿景。不过会议最后通过的老国音,仍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只是杂糅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比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分。直到20年代末,老国音被废,北京话终于取得标准语的地位。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华商第一族。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汕商帮也称潮州商帮,发源地广东潮汕地区(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丰顺县) ,是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20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汕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 。在清朝,潮商与晋商、徽商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在当代,潮商更是出现了李嘉诚、林百欣、谢国民、陈弼臣、马化腾这样的商界巨头。据统计,2015年有34位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其中最富有的11人坐拥6000亿元财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潮汕商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文化传承极为重视。除了潮汕平原遍布潮籍商人捐建的学校,香港潮州商会本身也把潮汕文化、潮商文化的挖掘、传承放在首要位置 。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中心,是闻名国内外的商贸名城。潮汕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红头船商帮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
潮汕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州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
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唐朝以来,潮汕大地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潮州府属就出现了著名港口古港程洋岗、凤岭古港和南澳等,成为饶宗颐教授所称的“粤东襟喉,潮州门户”。那时,潮人就已经出洋经商并在海外定居。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
清代便是红头船之始发地。汕头开埠后,其商业成就举世瞩目。其商业价值,曾引起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的关注,他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商业口岸。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家,是一盏灯,有人添柴,有人守候,有人默默为它亮着光。
可若某一天,这盏灯忽然暗了,一家人开始言语生疏、心思各异。
正如曾仕强先生说的:“一个家中,一看有人停止了付出,其他人便会感受到那份冷漠,关系随之变得疏远。”。
亲情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温柔不被回应,当牺牲不被珍惜,爱便会悄然退场。
1
家人相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陆游有诗云:“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家,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
饭菜有香,屋子能避,家人在侧,似乎一切都幸福圆满。
但等到自己也走进中年,才明白——家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为全家撑起的天。
就像《红楼梦》中,太太奶奶们的风光总被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注意到贾芸的母亲。
无人知悉,这位藏在角落的妇人,用无声的付出,托举起儿子的人生。
每当贾芸在外碰壁,满心愤懑地回到家,母亲从不追问缘由,只是递上热茶,温言细语地嘘寒问暖。
那些宽慰的话语,像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日子再艰难,她也从不抱怨,始终默默操持着家务,用勤劳和乐观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这份坚韧,悄然化作贾芸成长的养分。
当贾府树倒猢狲散,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们纷纷沉沦,唯有贾芸不靠家族荫庇,凭着自己的本事谋生。
正是母亲无声的付出与言传身教,让这株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幼苗,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大树。
很喜欢一句话:“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一个家中,总有一个人会爱你,成全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成为你余生所有的寄托。
正是这个人,习惯了起早贪黑,只为一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
习惯把情绪咽下,只为播散家中的和气;
习惯从不诉苦,只因深知自己若倒下,这个家就会散。
不声不响,却是整个家的靠山。
可人心是有温度的,再温柔的心,也有被伤透的时候。
2
再深的情,也经不起一直消耗
看过一句话:
“感情不是水龙头,不是说关就能关,但可以像电池慢慢消耗,总有一天会耗尽。”
一段关系,最怕的,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吃惯了现成的饭,就忘了谁在厨房忙碌;用惯了干净的衣,就忘了谁在深夜还在洗衣服、晾被子。
真正让一个人死心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你的看不见。
在闽南一带,流传着“林嫂煮饭”的故事。
林嫂是村中有名的“贤妇”,丈夫常年出海打渔。
她一个人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又要拉扯三个儿子,还要种地、做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
村里人见她这么辛苦,都替她叹气,她却总说“没事儿,能过”。
去年中秋,大儿子刚娶了媳妇,二儿子准备跟着商船去外地,小儿子也考上了城里的学校。
一家人围坐吃饭,儿媳嫌菜太咸,小儿子抱怨碗不好看,丈夫只顾着喝酒吹牛。
林嫂忙着端菜添饭,腰疼得直不起来,也没人正眼看她一眼。
谁能想到,三天后林嫂直接回了娘家。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桌上发现她留的字条:“我天天从早忙到晚,累了二十年,你们谁看得见?我实在撑不住了。”
这下大家才明白,没了林嫂做饭、操心,这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人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心已寒透。
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忽视,但也最伤不起。
你若看不见他为家的操劳,就别指望他永远心甘情愿。
《诗经》有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那些默默为你操劳的人,从来不是欠你的,而是出于深爱。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没有哪个家庭的温暖,是天生拥有的。
懂得感恩的人,才配拥有家的温暖;愿意反哺的人,才能守住家的幸福。
3
经营一个家最好的方式:你付出,我回馈
《盐铁论》有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
衣服破了个小洞,放着不补,洞眼很快就会越扯越大;
堤坝出现渗水,不赶紧堵上,整个堤坝都会被冲垮。
就如同关系,倘若不修补,不珍惜,终会裂成两半。
诗人余光中的家庭生活,时常让人心生羡慕。
他的生活总是繁忙,案头的稿纸也堆得老高,整日沉浸在诗句里,就连家中的事也很少参与。
于是,妻子范我存从不抱怨,独自撑起整个家。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轻手轻脚起床准备早餐‘’;
这边刚把哭闹的小女儿哄睡,那边大儿子又嚷着要作业本;
家里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电话铃声、门铃声吵得人头疼,她只能抱着孩子、踮着脚给客人倒水,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余光中虽然忙碌,却把妻子的辛苦都记在心里。
每当看见她累得直不起腰,他总会停下手中的笔,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说:"辛苦了"。
闲暇时,他主动帮忙辅导孩子功课、收拾屋子。就这样,
夫妻俩相互体谅,携手走过 70 多个春秋,用双向的付出,把平凡日子过成了动人的诗篇。
人心就像水壶,若一直加热却不松盖,总有一天会沸腾。
没有谁必须为谁付出一辈子,所有的温暖都是因为“我愿意”。
古人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家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更不是某个人无尽付出的战场。
有人做饭,有人洗碗;有人工作,有人照顾父母;有人情绪低落,有人主动拥抱。
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余生,找准自己的位置,你来我往,共同付出,携手的日子才能有滋有味。
▽
家是什么?
是一顿热饭,一句问候,一个灯亮着的夜晚。
是那个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也不计较回报的人。
但别忘了,再深的爱也需要回应,再多的付出也怕冷漠。
愿你看见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愿你也能为家出一份力,添一把柴。
毕竟,一个家的幸福,从不是靠谁独自苦撑,而是靠一家人一起努力、彼此珍惜。
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那个撑着家的身影,共苦不难,共情最贵。
来源:国学生活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中国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几乎是全民经商。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