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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2011年9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级校友马耀徽、郭健、闻林、韩敦琦、宋以敏五位校友向母校赠送了主题为“从延安到北京”的校史写意组画。组画创作者为伍佩衔。
六幅画分别描绘了北外校门在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御河桥校区、鲍家街校区、1959年西三环校区和现在六个时期学校的不同样貌。
【一九四三年 清凉山俄文学校】
一九四一年三月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俄文队。七月由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共三百余人。十二月杭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指示俄文科:“培养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由军委编译局领导。
一九四三年俄文学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生产运动,生产粮、菜、副食,办木、铁、机械、美工工厂,以及运输社、照相馆……以营业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十月,校址迁至延安清凉山北麓丁泉砭。
一九四四年六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九月周副主席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员的培养。他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新的风格和伟人的气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一九四六年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四六年六月,原设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该校外文系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校址设在张家口东山坡。
【一九四八年河北外事学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校址设在河北获鹿县南海山村。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转入外事学校,浦化人任外事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御河桥外国语学校】
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事学校迁至北平城内御河桥三号,全校有三个英语班学生约七千人。六月,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也迁至御河桥三号,改称外国语学校(外校),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浦化人先生。他是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传奇人物之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外交部和相关涉外部门配备干部作准备,开办速成班,学员由党政机关干部和当年大学毕业生选拔,共八十八位。九月底速成班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新中国外交部,许多位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骨干。在外事、学术研究及外语教学方面敬业奉献。
此间,因御河桥校舍(原为日军兵营)容量有限,故在西郊(现西三环北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新辟校园,为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奠定了基础。
此后,外国语学校从御河桥校临时校址迁至现今的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仲容先生为院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陆续应聘或调入的教师有:王佐良、吴景荣、程镇球、梁达、孔柯嘉、柯鲁克、伊莎白、葛兰恒、史克、安德斯、米申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御河桥三号北外校门搭起节日松枝彩牌,垂挂着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洒沸腾热血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流利外语宣传英雄伟大斗争史”。师生秧歌队在正义路和天安门载歌载舞,千余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外校师生队伍,高呼“外国语学校的同志们万岁”。
【一九五零年鲍家街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改定并题写校名。学校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址初设在南宽街,后迁至鲍家街廿一号(原醇亲王府)。一九五零年一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共有六个班学生。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俄文教学》创刊,毛泽东亲题刊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郭沫若分别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俄专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西三环北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廿一日,根据中央决定,北京俄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出席庆祝大会,强调“认真读书”、“尊师爱生”、“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新院设有英、俄、德、法、西、波、捷、罗等二系八语种和一个留苏预备部。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倡议下,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完成。招收高一生二百五十余名,九月开学。
一九五九年九月,学院组织编撰的《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出版。
【二〇一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九九四年二月五日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九四一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成立算起,北外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具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培养复合型、复语型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大学。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博士对中国进行访问,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期间,解放军开放的都是一线部队,有不少甚至是卫戍首都北京的王牌军,让美国军事代表团大感意外。
在1月9日和10日的军营参观中,布朗在北京南口附近的坦克某师基地观摩表演,解放军拿出新投产的59式中型坦克改进型和62式轻型坦克跨越模拟的桥梁和小丘;坦克向靶标发炮射击;以及坦克就地打圈的表演。
演习结束后,布朗爬进一辆59式坦克,随行讲解的中国军官特意强调这是一辆“旧型号中的新款坦克”。尽管在现场,布朗礼节性表示,“我们对所能看到的一切,对这支装甲师的力量和技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后来在日本则表示,中国国产坦克水平恐怕连美军开始淘汰的M60A1坦克都有距离。
1月10日,布朗参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国空军某师静海基地,他观看了解放军的国产歼-6歼击机的空中表演和射击地靶的演习。
演习结束后,布朗登上一架中国自制的歼-7I歼击机,观看该机的座舱设备,他是首位在中国参观歼-7I飞机的外国高级官员。布朗对记者们说:“关于我所看到的坦克和飞机,它们并不只是苏联原型的翻版。像F-7(歼-7)虽然属于那一代(指米格-21F-13)的装备,但中国人做出了显著的改进,尤其在航电仪器方面有极大的进步。”
但这位主导美军高科技建设的国防部长,用外交官的语气说,自己对已看到的中国最先进战机的看法是“相当于10多年前美苏最好的装备”。
1月11日,布朗一行参观位于华中的武昌造船厂,他走进一艘建造中的033型柴电动力潜艇,作为曾亲自主导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全面核动力化”的负责人,布朗对033型潜艇认定的是只能和美国海军已退役的二战期间的淡水鲤级潜艇相近,连和美军装备的最后一型常规柴电潜艇——白鱼级都有差距。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潜艇“毫无实力”,毕竟这个国家拥有规模不小的潜艇工业,“除了两家非常先进的美国海军造船厂外,武昌造船厂与其他美国造船企业大致有着类似的建造技术水平”,他还对武昌造船厂“普遍的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表达好感。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胡适一生有三段时间集中在上海:一是1891年12月至1895年2月,胡适出生上海,跟随母亲学语习步;二是1904年2月至1910年6月,胡适求学上海,先后历经四所学校;三是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寓居上海,心系教育又论人权。三段时间,以第二段最长,前后六年有余。这一阶段,一端连着胡适在家乡浸染的私塾教育,一端连着胡适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江勇振语)。青年胡适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但无专门谈上海的长篇大论。通过胡适的自传、日记、时论等有关上海的记录,可了解其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以及对上海的真实情感。
1909年的胡适像
“乡野小子”笔下的上海
1931年3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此处的“出”是从徽州“出”,此处的“去”是向上海“去”。1904年春,胡适以“十二岁有零”的稚龄离开徽州奔赴上海。日后,胡适回忆:“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20世纪初,上海与徽州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胡适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等,他毫无概念。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胡适就完全被改造了,因为他此次上海之行即为了接受“新教育”。
胡适在上海进的第一所学校是梅溪学堂。对此,胡适回忆:“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指张焕纶,梅溪书院创建人,梅溪书院后更名为梅溪学堂)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但这个乡野小子与都市小孩比较,自有其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在梅溪学堂,胡适除学习国文、英语、算术三科,业余便是看《新民丛报》一类的书,从而得到许多“新知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上海开始承载越来越多人的梦,“到上海去”一时成为众多中外移民的美好追求。作为一个内地人、乡下人,胡适想融入上海,语言是必须要过的一关。经过几年适应,胡适的“语言能力”有了很大改观:“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进入中国公学后,因“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在这一环境下,年纪轻轻又颇有悟性的胡适,很快能说“官话”。
1906年9月,胡适在《竞业旬报》第一期发表其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在提到“见多识广”一词时,胡适举例,“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彼时,对于上海的许多事物,“乡下人”胡适都颇感新鲜。其间,胡适写有《沁园春·春游》,诗云:“寂寞春三,雨雨风风,过了清明,有香车宝马,云鬟雾鬓,拈花笑语,道是新晴,四郊麦秀,斜日微风闲听莺。”这种都市的车水马龙、喧闹繁华,与乡村的地旷人稀、沉声静气,反差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同样,在《电车铁桥望黄浦江时天欲雨矣》中,胡适感慨:“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在少年胡适眼中,黑风、帆影等,都是奇怪的东西、陌生的风景。
从胡适笔下可知,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交融,日益繁荣,让他“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胡适观摩上海省渔业公司陈列于白渡桥堍陈列所内的赛品。1906年3月13日,胡适参观该所:“至则见各品:有生鱼,有醃鱼,有介壳,无类不备。中有大龟,径三尺余,以酒浸之。有小龟,径二三寸,生绿毛,长寸许。又有鲨鱼项骨一具,长六尺余。皆创见也。”在陈列所,让胡适大开眼界的还有数幅中国渔界图,“中西文合璧,精细详明”。而该所陈列的渔船及网罟模型有上百具,无不“制造精巧”。如果胡适呆在徽州,终日与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相伴,显然无缘这番都市盛景。
这一时期,还让胡适大饱眼福的是中国品物陈列所的展览。彼时,不少国家在沪上开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胡适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发国民的进取,振兴国家的实业。可晚清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国人根本不敢指望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博览会,“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很)火狠(很)大”。陈列所开展后,胡适去过两次,将陈列所楼上楼下走遍。所内所陈均为中国品物,有陶器,有顾绣,有绸缎,有漆器,有磁器,有竹器,有雕刻,等等。而且,每一样都属精品,陶器又古雅又精致,顾绣又活动又工致,都是别国“做不出的”、“做不到的”。至于楼上展出的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胡适甚至“诱导”读者:“列位内地的同胞,要是高兴到上海来耍耍,在下奉劝列位不要去青莲阁吃茶,也不要到张园白相(“白相”,游玩之意,上海人称玩耍为到外头白相——引者注),还是来这个中国品物陈列所玩玩罢。”可见,这个曾经的“乡下人”俨然已是通达的“老上海”。从中也知,青莲阁、张园、中国品物陈列所等地,都是当时沪上寻欢作乐的去处;而白渡桥堍、四马路、大马路等,当时已是上海热闹繁华的地段。其中,英租界里的大马路(南京路),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十里洋场”。
“青年才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对其影响最大的经历,应是介入《竞业旬报》。胡适与《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该报创办开始的。起初,胡适只是为《竞业旬报》写稿,到1908年7月,成为了《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为《竞业旬报》写的稿中,有小说、诗词、社论、时闻、杂俎等。检阅其中文字,可知当时的胡适几乎全方位地融入了上海,其所见所闻,折射出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并存的历史状况由此显现。
还在绩溪时,胡适已不信鬼神天帝,不怕牛头马面。到了上海,胡适更加反对迷信,认为“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暗暗世界”。1908年9月,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主张毁掉神佛、驱逐僧道,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太久太深:“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为此,胡适呼吁:“这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作为一个“新人物”,胡适在民国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了“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
除了猛力攻击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这一时期的胡适对传统的婚姻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结果“随随便便”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为此,胡适给出救弊之法:一要“父母主婚”,二要“子女有权干预”。对于彼时上海的新气象、新做法,胡适表示认可:“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只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言外之意,这种文明婚姻当时还只是在上海的少数地方、少数家庭先行,胡适希望更多的地方“风气开通”,希望更多的父母“观念开通”。
与婚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贞操问题。在上海求学时,胡适并无专文谈及贞操问题。到1918年7月,因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很有感触,胡适才撰文讨论。文中,胡适提到了陈宛珍殉夫的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
同时,胡适又引出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予褒扬的呈文: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胡适对此十分惊诧,惊诧的不是陈女殉夫,而是中华民国居然还有《褒扬条例》,居然褒扬“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的节妇,居然嘉奖“夫亡殉节”的烈妇烈女,居然鼓励“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贞二十年以上”。胡适写《贞操问题》时已从美回国,所举例子发生在民国。类似陈女殉夫的例子虽不算普遍,但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倒回十年,晚清时期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初的上海,算是开风气之先,可国人的贞操迷信根深蒂固,要想根本性转变,实在不易。
除了关注当时上海的风俗、婚姻等,慈善问题也是青年胡适有所留意的。1908年6月,南方发生水灾、风灾,“风势极大,吹得天翻海涌,……海中呢,损坏船只不计其数;岸上呢,吹倒房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广州、香港二处,受害最大”。胡适写道:“那广州府既受水灾,后遭风灾,珠江内船只击沉了几百只,数十里的岸滩上,无一处不是破坏的东西,无一处没有淹死的人民。那一种情形,可谓伤惨极了。”消息传到沪上,上海人作了积极响应:“上海有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在寄园开一个赛珍会,卖物助赈,听说也卖了狠(很)多的钱。”而且,对于上海的妓女、戏子在赈灾中的表现,胡适十分满意:“这个会里,有狠(很)多的妓女亲自卖物,亲自执役,不怕热,不怕苦,看官,这是一种当婊子的。上海有一个丹桂戏园,自从各省水灾以来,他演了好几天戏,把卖下的钱尽数捐助各省水灾,看官,这是一种当戏子的。”相形之下,对上海绅士、政客的表现,胡适颇有微词:“那些绅士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有人要拆城,大家齐心保全这个城头罢。人家水灾,干我什么事。看官,这是绅士。还有那些学界呢,天天在那里商议,说现在各省都请开国会了,我们不可落在人后。签名呵!上书呵!来!来!人家水灾干我甚事。唉!这是学界。”绅士、政客与妓女、戏子相比,整体热情不够、慈悲不足可能属实,但他们当中,肯定也不乏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不过,胡适想到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应该怎样竭力捐助些洋银,好去赈济赈济,救得一人,便尽了一份的责任,多救一人,便多尽了一份责任,也不枉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同胞。”1908年8月17日,在《上海的中国人》一文中,胡适甚至不怕得罪上海人而极力攻击上海人:
呸!兄弟如今只恨那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列位,上海的中国人,是比内地要开通些的,是比内地要文明些的,然而兄弟每每走过上海的街道什么四马路哪!大马路哪!那一处不是笙歌盈耳,车马满途,一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一个个穿绸着缎,欢天喜地,饮食醉饱,那(哪)里有一点儿的悲怀,那(哪)一个肯哀怜我们那几千几万最苦恼最可怜的同胞。
“义愤填膺”的胡适还“恶言相向”:“兄弟不懂医学,不晓得他们可有心肝,要是有心肝呢!应该不致如此,大约他们那心肝,或者不是人的心肝罢了。”如此“恶毒”的话语,此前或之后,在胡适笔下,都是鲜有的。
当然,胡适笔下的“沪上图景”不全是“昏暗”的,也有不少是“光明”的。如,上海贫民顾咸卿的见义勇为,胡适就很激赏。1908年8月17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关于顾咸卿的小传,文中生动介绍了顾咸卿的壮举。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偷鸡桥,妇人俞周氏行走途中,遭遇一流氓抢夺金挖耳。顾咸卿在与流氓搏斗时,被流氓用刀戳伤,那一刀正戳在致命之处。胡适写道:“顾义士大叫一声,也顾不得自己的性命了,还是恶狠狠的忍痛赶上,他口中却不叫痛,也不叫一声哎呦,口中叫的是‘巡捕呵!快来捉抢东西的贼呵!快来捉白日杀人的贼呵!’”胡适不是目击者,所记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但这位有胆有识、大慈大悲的义士不幸而亡是路人皆知。事后,上海知县李紫璈访知顾氏家境贫寒,便召集一班绅商捐款。1908年9月25日,胡适在《竞业旬报》再谈顾氏:“现在上海的绅士哪!官哪!都敬重他,都可怜他家有老母少妇,故此大家捐出些钱帮助帮助,昨天看见报上说,现在捐助顾义士的钱,已有一千零五元之多。”胡适欣慰地写道:“哈哈!上海倒也有几个人晓得如此办法的,好得狠(很)了。”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全国的一个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在新学说、新思想方面占有领导潮流的地位。这在胡适提及的发生在上海的几起案子也有所体现: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了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胡适说:“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
在排满、排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胡适也跟着成了一个“新人物”。这当中,当然也有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倡的种族革命思想对他的冲击。上海六年,由于胡适志在求学,故而虽也曾关心政治,也有革命倾向,但终究不曾陷入。在中国公学三年多时间,同学当中热心“革命”的大有人在,但始终没有人强迫胡适剪辫、入会,原因是同学中的革命党人爱护他,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也因为如此,胡适很少谈论当时上海的政治,偶尔提及也只是简单叙述而不作深度议论。但从胡适少有的记录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革命”气息。
事实上,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日益成为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洋场浪子”笔下的上海
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频繁转校,且均未正式毕业。但胡适在学习上的用功是毋庸置疑的。其间,胡适学国文、算术、英语等,一样都没落下,包括为《竞业旬报》写稿、编辑,占去了大量时间,多少也是干正事、务正业,而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他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从此,白话文成了胡适的一件“工具”,这件“工具”在七八年后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胡适的福地,为他日后的成名与成功提供了锻炼的平台。1910年7月,胡适顺利考取留美赔款官费,这也是他勤学苦读的结果和证明。由于胡适把时间、精力大多放在了读书上,在上海的前几年,也就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但在1908年、1909年,胡适因“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新中国公学不幸解散,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胡适也就跟着“堕落”了。恰恰因为意气消沉、厌世悲观,混迹十里洋场的胡适,其笔下的“沪上图景”有了另一种味道。
观剧是前途渺茫、毫无把握的胡适的娱乐主要方式。1910年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是夜与剑龙观剧春贵部,有李百岁之《拾金》,贵俊卿、小喜禄之《硃砂痣》,李顺来、常春恒之《义旗令》,皆佳。”五天后,胡适又到春贵部观剧,“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俊)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如果谈起看戏,就会兴致勃勃,多写几句。1910年2月19日,胡适又同一班朋友观剧,起因则是胡适愿赌服输:“先是剑龙尝为余言,小桃红能演《空城计》。小桃红者,菊部花旦,予前为作诗所谓‘最是动人心魄处,一腔血泪染桃花’者是也。初不意其能羽扇纶巾作武乡侯,遂不之信。剑龙不服,遂与余角胜负,约:小桃红果演此剧,则余出资请剑龙及证人林、吴观剧。”其间,胡适与一班朋友心血来潮,还请沪上名伶小喜禄教他们唱戏,虽然胡适“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但还是痴戏不改。1910年6月26日,哪怕过两日就要北上应考,胡适也要再去看上一场,“是夜,有《新荣花》新剧极佳,末布战场尤佳”。
从胡适日记可知,清末民初的上海,逛戏院作为传统的娱乐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上海旧式戏园以昆曲、徽剧、京剧为主要剧目。随着时代发展,旧式戏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良,新式剧场纷纷建立。但中国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变革缓慢,以至于七年后留学归来的胡适很是失望: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无论从舞台设施还是建筑风格较之传统的戏园都有很大改观,但这并不是胡适想要的,“他底(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无怪乎胡适大放厥词:“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而“尔等”所“待”之一,当有其戏剧改良观。
除了看戏,狎妓是胡适“堕落”的又一表现。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的交往大致有:1909年12月14日(旧历,下同),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书辞焉”。1909年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1909年12月18日,胡适又同桂梁逛伎家,“是日君墨、仲实皆外出,桂梁来邀至伎家,食所谓私□菜者”。1910年2月2日,友人君墨邀胡适到花瑞英家,“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2月5日,胡适与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归寓已十一时”。次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至伎者陈彩玉家。1910年2月10日,胡适与人酒足饭饱之后,“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洋场浪子、花花公子,乐于狎妓,以为风流。
这一时期的娼妓现象,曾在上海居住多年的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1858-1947)也有相关回忆:“上海最美丽、最要的商业街是南京路,或者正如中国人所称的大马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无论是哪个方向的景观都非常耀眼,尤其是在晚上,从街头到街尾都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中国的‘街头女郎’,很惹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孩子,几乎每一个年纪都小得可怜。”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花瑞英,当时就只有16岁。
20世纪初,上海娼妓恶性繁衍,泛滥成灾,胡适所展示的狎妓——坐在妓女房里,抽烟、喝酒、闲聊,不过是娼妓行业的“冰山一角”。据胡适介绍,当时“上海有七千家上等妓女(上等妓女即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时人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长三是妓女中的最高级——引者注)”“上海每夜至少有三百个野鸡妓女(野鸡妓女,即雉妓,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引者注)当街拉客,内中至少有一百个拉得客人的”。不知胡适的数据从何而来,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对娼妓的病态需求,一定程度促使了上海娼妓市场的畸形繁荣。
洗浴是胡适笔下的又一看点。如,1910年1月3日,胡适与人一番畅饮,“九时复同至天发园一浴而归”。1910年1月17日,胡适与人“浴于天发园”,等等。民初以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洗浴行业迎来“黄金时代”,而胡适与他的文朋诗友见证的则是这一行业的起步阶段。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当时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说:“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彼时的胡适一筹莫展、百无聊赖,自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全都沾染,沉溺其中。
此外,宴饮、茶叙、酗酒、打牌等,胡适笔下都或多或少提及。胡适曾经表示:“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这话不算夸张,毕竟谁都有落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在胡适与他的一班“浪漫的朋友”都是穷酸小子,“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同时,胡适周遭还有王云五、许怡荪这样的师友及时警告、帮扶。过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很污秽黑暗的日子后,特别是在醉酒被拘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结束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开启了励志进德的新途。
结语
青年胡适笔下的上海,有上海的学堂、店铺、街道等等,也有上海的习俗、婚俗、时俗种种,视角灵活而多样,元素丰富且多彩。诚然,一幅幅“图景”不能反映旧时上海政治、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貌,却是观察旧上海风土人情、时风世貌的一个个“窗口”。因此,胡适的上海书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最早通商的五口岸之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磨合,到20世纪初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海都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胡适没有刻意描述上海,但其关于上海的描述,让后人了解到:这一时期的上海一方面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迂腐的、反动的,另一方面却是开明的、进步的,充满了吸引力、爆发力。而就胡适描述的“沪上风情”及其上海经历看,“那是一个由都市生活、思想时尚、革命激情与自我叛逆与堕落混杂而成的时期”。胡适以“一颗早慧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信息,同时也在社会革命的潮退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彷徨、苦闷与空虚无聊”。上海六年,胡适幸运地完成了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叛逆不羁再到图新精进的转身。
主要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杨迎平:《论胡适在〈新青年〉的戏剧改良理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中国之门:上海图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俄罗斯]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默石:《浴堂的风光》,《新上海》第1卷第1期,1933年
[6]胡适:《四十自述》,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7]孔令君,张骏:《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解放日报》,2011-08-29(005)
[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朱红:《胡适诗文手札中的徽州与上海》,《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
[11]段怀清:《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Quelle:https://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澎湃新闻 | 杨海亮)
宋氏家族唯一的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我们今天要谈的人物,名字叫宋查理,你会问,谁是宋查理?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教名查尔斯·琼斯·宋(英语:Charles Jones Soong),昵称查理·宋(英语:Charlie Soong,或遵循东方序称宋查理),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长老、父亲、宋氏一家之长。他的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都在从民国到1949年中共建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的次子宋子良比较少被注意到,第三个儿子叫宋子安,两个人都去了美国,娶的老婆都是有银行背景的,宋子良娶了出生于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席曼英,宋子安娶了旧金山银行家庭背景的胡其瑛。
为什么要讨论宋查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变动中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每一步路你走对了,人生完全不同,你走错了,就是粉身碎骨。
1壹1
19世纪初,当时宋氏家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不会有人注意到宋氏家族,而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殖民的攻击。所谓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位于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小渔庄,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客家人。
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有风的时候,船夫们就沿着海边的道路,把一艘艘的货船拖往上游,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在地理上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上海这块地方。
在那个时刻,由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开放港埠的要求,英国开始用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到中国来。
当时的鸦片主要产自印度东地区,一些鸦片商先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收购,再以10倍的价格卖给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华人。透过这些华人,卖给海南岛走私的人,在海口转售到中国大陆内地。
旧上海南京路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开放港埠,但是鸦片还是卖到了中国内地,其实这就是秘密。
当时香港,还没有被英国殖民,有很多的香港人以及一些随着郑和下西洋移居到马来西亚或是某些东南亚地方的华人,他们跟东印度公司合作,透过自己的关系,把鸦片卖到中国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买办,鸦片是进不了中国的。
另外一个可以进中国的方式是美国。美国不是清朝官员查的主要对象,还有清朝的腐败,清朝某些官员也参与到违禁的贸易里,他们主要进口的港口也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广州。
透过这两个港口,美国人秘密运输英国的鸦片,甚至跟英国的船员说,你就挂我的美国旗,分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个中国村民,英国领事馆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发现原来鸦片都是他们运进来的,于是开始彻查,接着有了林则徐烧鸦片,有了鸦片战争,英国对华宣战。
宋查理
但中国打败了,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对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买办崛起,代表中国近代史里最重要的繁华地点——上海。
这是宋家崛起之前的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要赚钱,都得跟老外有点关系,跟洋行有点关系。
1贰1
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跟你们听到的宋氏家族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查阅了很多书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美国传记作家,他参考了非常多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档案、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将这些档案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重新写了《宋氏家族》这本书籍。
关于要写宋氏家族,Seagrave说是“格外的困难”,他直指出来由于宋氏家族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宋美龄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她在美国华府的游说能力,包括时代杂志都可以几乎说是变成她的宣传工具。
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宋氏家族是很困难,宋家花很多钱去宣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人们真正了解宋查理这个人,所以这次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美龄,而是他的爸爸宋查理?因为他的爸爸的出身跟大家想的故事完全不同。
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姓宋。
关于宋查理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如果按照很多美国的国家档案,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些传说本身是想创造一个属于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就是,她的爸爸原来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透过自己非常刻苦的努力,他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船长charlie jones,船长可怜这个小孩,就收下了他,为了感恩他的恩人,所以就改名charlie song,宋查理。
这个了不起的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带着他乘着克尔法斯克号的船抵达了北卡州,就交给了一个监理会(教会)。
之后在教会的栽培之下,他去了现在的杜克大学,那时候叫三一学院。后来又把他送到了田纳西州,现在是乡村音乐的圣城。可是他到那个地方不是要去学乡村音乐,而是去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然后等待时机成熟,用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传播上帝的福音。
整个宋氏家族的故事在过去几乎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版本,他们来自于海南岛一个非常刻苦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上帝的各种祝福里头,他的爸爸聪明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学习,上帝的受洗。
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受到排挤,虽然他已经有了传教士的身份,但是外国人并不想给他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身份。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印《圣经》,他因此发了大财,然后他再利用这笔钱资助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而宋查理一生有6个子女,后来都成为在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可是这个故事几乎8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宋查理
首先他爸爸搭的那艘船叫克尔法斯克轮船,从来没有在Boston,也没有在北卡停留过,而宋查理的父母亲并不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压根不知道儿子去了美国,不知道他改了姓,因为他们的姓氏是韩,而不是宋……
当时的海南岛当地卖鸦片,也供种植鸦片,他家是在当时“走私者的天堂”的地方——文昌。当地的船就是一排一排地连在一起,船民们就以船为家,有些穷苦的人就长年在船上。
宋查理的父亲经营的行业很特别,是一个造船厂的老板,韩氏一族,也就是宋查理真正的家庭并不贫苦,他的父亲是当地相当富裕的商人,而且是一个靠走私秘密社会里的一位长老。
他从事的走私活动里有一些大远洋货船,而这些远洋的货船定期的从澳门出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河内,当时叫安南,再抵达苏门答腊,航程大概六天左右。他们的先祖据说更早之前来自于山西,在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从北方开始往南逃。
据考证,很多姓韩的人都是客家人,有人逃到了安徽,有的人更往南逃到了广东,逃到了海南岛。所以宋美龄是一个客家人,而她的本姓应该是姓韩。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最主要的是1881年,当时宋查理已经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宋查理有机会坐船,本来是搭他们家里的船,他们家有一个习惯,要让孩子见世面,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一个舅舅叔叔经常出船。
有一次这个船去到了美国,1881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他告诉父母亲说,“我已经离开了亚洲,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我还在苏门答腊,在印尼在这些地方徘徊。 ”
那个时候他文字不是很写得很清楚,中文底子不好,在这封信里,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住在中国东南方广州的一个县城,其实后来查了半天,广州根本没有这个县。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信的底部,他写他爸爸的名称,韩宏义,然后查理还会写自己的中文名称,他的本名叫做韩教准,但他基本上在是用英文拼下来。
所以我们确定他完全知道他姓韩。
为什么会变成姓宋,你可能很难理解真正的过程。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有宋查理在一艘美国船上的服务记录,查理的真实姓名是由于发音的问题被搞错了,他本来是姓韩,然后他就被写成姓松。
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姓,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百家姓里,比较有一点地位的姓,他最崇拜的朝代就是宋代,而且跟松差别也不大,就变成了姓宋。
而他当时已经有英文名叫查理了,所以就叫宋查理,而宋美龄姓宋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是姓韩。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宋子文曾经写信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自己也说:
我今天想转赠你海南远扬舢板船模一具, 此次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是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以抵达印度。
所以宋子文其实也知道家里是从海南出身的,那个时候韩教准写信给他爸爸,写广州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离开家里的时候搞不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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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南岛的舢板是一种很特别的三轨的帆船,非常适合海浪,他们说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在海洋里头破浪前行,这种船看起来远远像一个很大眼睛的公鸡,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就会离开海南,会有一年一度的传统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就会驾着船和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厦门,在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就随着风、随着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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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准确说是韩家,他们真正在海上的状况,除了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之外,也进行海盗行为,所谓的贸易其实跟走私差不多。
当时,韩氏家族拥有强大的客家宗族的势力,从山西移居到海南,他们透过当地的帮会,某个程度间接操控了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而且发展海上贸易,同时透过联姻跟潮州帮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韩家定居海南岛之后的几百年之内,双方产生的依附关系,使得家族的商业扩展到东南亚一带。
这一家族当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才会那么小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见世面,因为这个是你将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小孩子坐船跟着大人出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
例如查理的哥哥被送到印度群岛的一个韩氏家族里头当学徒,查理也曾去那里一个亲戚那儿做雇工,查理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他当时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有开锡矿的,有开商铺的,有些人是从内陆地区往返海边的贸易贩卖各种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鸦片。
他看了别人怎么致富,而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像父亲他们一样走私一些小东西。他就不甘愿在那里只是做学徒,他觉得他爸爸对孩子的培育的心眼不够远大,他要有自己的梦想。
虽然他当时才12岁,但是他就已经非常有抱负了,这让他的人生截然不同。
当时,宋查理跟着一个远方舅舅出海,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从东南亚去了美国?是因为当时这个舅舅告诉他:当时有很多有抱负的人,都会自己出钱买船票跑到美国。
宋查理一听就觉得我不要跟我的父辈一样了,也不要跟我哥哥一样在这里做学徒,我要跟你去美国。
旧上海租界
美国那时候是大幅开铁路的时刻,铁路工头很喜欢雇用欧洲的移民,还有华工,这些华工不是被抓的,是自己去那里打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赚到的钱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赚到的钱多很多,而美国人也乐意用他们。
因为中国劳工第一个工作卖力,很少抱怨,而且他们的薪资相对很低,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候,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最高的时刻可以高达80%,工人可以坐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里头开凿路基,而且他们的薪水比白种人的劳工少了1/3,同时食宿要自理。
所以当时加州的州长就曾经这么描述,没有这些中国人,我们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宏大的国家的铁路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而查理去美国的这个决定,也从此改变了宋家的命运。
但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告诉各位,他不姓宋,他根本就姓韩。
(Quelle: 时事、世事、事实,凤凰网陈文茜)